反思文明探源與古史重建理論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閆昊

原帖：http://chis.cssn.cn/zgs/zgs_jl/202001/t20200120_5081784.shtml?COLLCC=3400459820&

　　2019年11月8—10日，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與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聯合舉辦的“文明探源與古史重建理論的百年反思”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大學召開。會議圍繞文明探源中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疑古和釋古理論與方法上的反思，文獻、考古與古史重建的關係等議題展開。

　　關於“文明探源中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教授劉莉基於對伊洛盆地的考古調查，使用遺址數量、遺址面積、聚落等級三個變量論證二里頭文化體現了早期國家在伊洛盆地的產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易建平強調考古學和歷史學領域需要對文明、國家、古國、邦國、王國等重要概念進行明確的定義，建立一套科學的話語共同體。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勝前多角度探討了“古國”與“酋邦”兩種理論。他認為酋邦理論的立場是客位的，是一種以解釋為中心的人類學理論；古國理論的視角是主位的，是以理解為中心、偏向人文的理論。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回顧了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四個理論問題：文明的概念、文明的標誌、文明的載體與文明起源的機制問題，認為需要進一步探討如何在不同文明的視角下建立一個可以相互對話的理論體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餘西雲回顧了文明探源理論的學術歷程，肯定了蘇秉琦的古國理論體系。

　　關於“疑古和釋古理論與方法的反思”，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沈長雲強調“疑古不宜過勇”，他以禹為例，認為通過文獻、考古和地理環境的分析，基本可以證實禹為人王。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郭立新、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郭靜雲則認為，傳世文獻無法提供禹都陽城的有力證據，考古研究的年代學也不支持將王城崗視為禹都陽城，豫中地區也不應有大規模洪水的侵襲。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榮譽教授喬治忠深入解讀、剖析了郭沫若先生的《釋支幹》一文，肯定郭沫若在疑古考釋上的卓越貢獻。他指出，今天面對信古、疑古的紛爭，應該消除狹隘的民族主義，以科學的方法解決學術問題。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李揚眉回顧了古史辨派在方法上的“破”與“立”，提出我們要關注現在的學術格局、學術生態的演變過程。雲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研究員成一農從內容、載體、文字、文獻的形成過程等多個角度，分析了歷史研究中最為重要的“史料”所具有的侷限性，認為“信古派”和“疑古派”的根本差異在於對考古遺址與文獻之間關係的不同態度。

　　關於“文獻、考古與古史重建的關係”，復旦大學考古文博系教授陳淳認為，考古學家應發揮自己的強項去探索史前文明長時段的興落，而不是汲汲於證明文獻記載；只有基於理性主義的文獻批判，才是古史重建的正確方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弩以其主持發掘的陶寺遺址為例，提出重建上古史的“三股證據鏈繩法”。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楊春梅指出古史重建中“真”古史缺乏科學的分析和定義，學界仍將其看作“偽”古史的反向立義，這是需要反思的。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楊紅偉提出在古史和古典學重建中應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教授李禹階考察了文明起源中的巫史關係，認為正是“史由巫出”形成了“史以載道”的價值觀，“史由巫出”“由巫而史”引發出中國古代兩個史家傳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成祖明通過梳理近東考古學從傳統考古學到新考古學的變遷歷程與經典文獻的關係，認為“考古是考古，文獻是文獻”，二者在中國古史重建中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論作用。他提出經史分途，求真史學與價值的經學應各自承擔起現代使命。

　　此外，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張富祥運用殷周甲骨、金石文獻和傳世文獻，從日名制、昭穆制和姓氏制度入手，討論了中國早期國家的宗族制度和王位繼承製度。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周學鷹結合古代典籍、考古發掘實物資料和現代論著，對漢畫像磚石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論證。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何豔傑通過地域、語言、信仰習俗、考古學文化特徵、人種、手工業工藝等多個方面的考察比較，論證匈奴的核心部族和河宗氏、白狄等戎狄部族同一祖源。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彭邦本從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造像入手，結合考古學材料與古史文獻對長江中上游古蜀文明進行探源，分析了中原文獻系統與蜀地自身文獻系統中對古蜀文明的記載及各自的史料特點。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副總編輯李紅巖研究員肯定了此次會議議題的學術和現實意義。他認為文明探源具有現實關懷，探尋中華文化的濫觴能夠洞悉我們今天所走的中國道路的歷史根源，有助於文化自信與民族自信的樹立，古史重建能夠促進歷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他強調在反思、評估前人的學術成績時，要心懷敬意，認為學科間需要有對話與溝通，這種思想的碰撞與融合有利於促進學科發展，希望國內外有更多的學者參與交流討論。

　　在此次會議上，考古學與歷史學、“釋古”與“疑古”之間熱烈交流，與會學者圍繞文明的定義、夏文明、二里頭文化、大禹治水、五帝系統、祖先觀念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就如何認識經典與古史重建關係達成重要共識：經典既是經典文本，也是歷史文本；既具有經典的價值，也具有史料的價值；作為史料運用時，需要使用科學方法進行辨析，而不是簡單地奉為“信史”，盲目地用以印證考古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