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學者: 鉅變襲來, 農村能不能守住生存防線?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縱橫》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 呂德文 |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與過去不同，近年來越來越多農村老人選擇到子女工作定居所在的城市過年，形成一種“反向春運”的新現象。在現代都市文明的衝擊下，老家的“年味”漸失已不可避免，而鄉村振興的一大關切就是農村美好生活的重建。在作者看來，進入21世紀後，中國農村發生的鉅變，從根本上轉變了原有的家庭結構、“人生任務”的內涵以及農業社會所依賴的生活習慣。在傳統的家庭共同體解體後，該如何“為自己而活”成了農民必須面對的挑戰。然而，農村閒暇生活的基礎條件還不能完全解決他們“過日子”面對的種種危機，這已逐漸轉化成為帶有新特徵的社會問題。如何有效安頓農民生活，考驗着基層治理能力。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鉅變時代中國鄉村生活的重建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觀察近年鄉村社會問題的過程中，筆者對這一判斷深有感觸。就“三農”問題的主要表徵而言，當前“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確實得到了極大緩解，而“農民真焦慮”卻是很多農民的真實寫照。鄉村社會問題也從基於人際關係，尤其是國家與農民關係主導的傳統治理領域，轉向了人們如何安排家庭和個體生活的“生活治理”的範疇。而今，農民“過日子”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危機，已逐漸轉化成為帶有新特徵的社會問題。如何安置好農民生活，也許是有效治理鄉村社會問題的必由之路。

▍生活安排的治理視角

生活與治理本無太大的關聯。農民如何過日子，安排好生活，其實是一個習慣。“春播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説的就是一種“合適”的生活方式。**如某人違背這些生活方式，也由社會自己協調，自有一套矯正機制。其中，“污名化”就是一種極為常見的機制。**比如，那些不遵循“日出而作”，經常睡到“太陽曬屁股”的人，很自然地會被冠上“懶漢”之名。

**生活的邏輯如此強大，以至於哪怕是國家強制介入農民的生活安排，也會被社會的一套系統所吸納。**比如，計劃生育是一種強力干預傳統家庭生活的公共政策，可在很多農村地區，農民家庭迫於“斷子絕孫”的恐懼，抑或村莊競爭的壓力，仍然頑固地堅持傳統家庭策略的內核，如性別偏好。

可見，強大的生活邏輯不單體現在家庭策略之中，還與農民價值觀念糾纏不清。對於大多數農民家庭而言，“過日子”不僅是一種生活技藝，還是一種價值信仰。尤其是在家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會不會“過日子”直接關係到人生價值實現的程度。

**至今，在北方的大多數農村，每個農民都陷於“人生任務”中而不可自拔。**對於很多農民家庭而言，讓家裏有個男孩，且讓男孩娶上媳婦、生下第三代，以對得起祖宗先人，是最大的人生價值所在。由此衍生而來的是，家庭生命週期需圍繞這一終極目的展開，剛生下兒子的年輕家長為着將來能讓其結婚，就得“對標”安排未來十幾年的家庭策略：蓋一棟房子、準備不菲的彩禮錢、辦一場熱熱鬧鬧的婚禮，或許還得有更多的積蓄，預備着突如其來的、無法預見的開支。

不能不説，對於處在一個地方性規範極其嚴苛的氛圍中的農民家庭而言，其家庭策略是一種社會安排，個體自主性並不強。何時何地幹何事，是由未來決定的。一旦違背規律，為了眼前的、個人的想法而不顧（小孩）未來，很容易被冠以“不會過日子”的罵名。

傳統農村，會不會“過日子”，取決於會不會安排（勞動）時間；農民理性，説到底是時間安排的技藝。

**一是勤勞。**勤勞被視作為中國農民的一個優良品質，殊不知，它其實是一個會過日子的農民的標配。在物質匱乏的農業社會，勤勞與否直接影響家庭生存。農作時間自有其規律，錯過了某個環節，就會影響收成。因此，“搶收搶種”時節很考驗一個家庭、一個農民是否勤勞。每道工序幹得如何，也很能體現一個農民家庭“過日子”的技藝是否合格。農業生產的非標準化及彈性化時間管理，也給勤勞提供了機會空間。一個勤勞的農民，總可以在農閒時間找到副業，從而通過增加勞動時間來與別的農民家庭拉開距離。哪怕是工業化、城市化已經擴張的今天，很多農民家庭仍然按農時來安排家庭時間，農閒“打工”往往是過去副業的延伸。

**二是計劃。**農民常説的“安排生活”，涉及面極廣，包括家庭勞動力如何分工、家庭財政如何開源節流、家庭資源如何分配等，而這些都涉及時間安排。對於傳統農業社會而言，農業技術變革極其緩慢，人們長期以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毋庸置疑的家庭策略，計劃性其實是潛意識的。比如，“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説到底是一種高效率的“合適”的農業生活方式。另外，鄉間盛行的娃娃親、童養媳等婚姻策略，本質上也是具有極高穩定性及預見性的家庭計劃制度化的表現。

某種程度上，傳統社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內含農民生活自我治理的邏輯。只要農業社會的核心，如農民以農為生、依照“農時”生活、聚族而居，其生活其實無需太多的外力介入。哪怕個別家庭生活出現了問題，也自是有一套地方性規範來加以規制。國家哪怕想介入農民家庭生活的治理，其實也是殊為不易的，除非是從根本上改變社會關係（而不單純是生產關係）。可是，從實踐中看，這種比政治革命更為徹底的社會革命，殊為不易；一種遊離於基層治理的生活軌道依然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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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變時代的生活安頓

**或許，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日這樣，生活議題會成為國家治理的中心話題，以至於婚姻、反貧困、性別平等，生活政治儼然主導了現代政治。**實際上，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一些議題本有其內在規範，屬於自我治理的範疇。如，人們普遍將“吃喝嫖賭”視作越軌行為，對犯戒者進行社會規制。對於偶犯者，其家庭成員會出於“過日子”的家庭理性加以規勸，“吃喝嫖賭”不僅浪費，同時也違背家庭生活的時間安排規律，耽誤生產。

筆者在鄉村問題的長時段觀察中發現，家庭主要成員的懶惰、無計劃的“吃喝嫖賭”行為，曾一度主導了家庭矛盾與糾紛。**在2000年以前，南方青年婦女的高自殺率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而案例研究顯示，農忙時期恰恰是年輕婦女自殺的高發期。**人們在解釋婦女自殺時，通常都會言及年輕婦女因不滿丈夫在幹農活過程中過於消極，“一氣之下喝農藥”。可以這樣認為，傳統農業社會對農民家庭潛在的生活理性有極強的規制力。過好日子並非個人的事，亦非政府的事，而是家庭共同體成員的集體事項。

問題在於，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農村發生了史無前例的鉅變。這一鉅變的內核之一便是，那些不言自明的生活慣習，普遍受到質疑。人們都在問，美好生活在哪裏？一個傳統農民，雖窮一點，但只要勤勞本分，按照通行的家庭策略行事，就可以穩穩當當地完成人生任務：娶妻、生子、蓋房，直到老去。一旦出現挫折，那也是命運作弄。但是，今日中國農民面臨的問題是，“人生任務”內涵已發生巨大改變，其實現途徑也大不相同；因而，如何安頓生活成了問題。

大體而言，依據代際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北方農民的父代對子代有極強的責任，為兒子娶妻、建房的任務極為明確，很多農民在生子之日就着手家庭積累，以保證將來兒子可以順利結婚生子；與之相應的是，父代對子代也有極高的期待，子女如不孝順，會發生劇烈的代際衝突。南方農民父代對子代有一定責任，為兒子娶妻、建房只有道義上的責任，卻並非如北方農村一樣是剛性責任；但是，子代對父代卻有不亞於北方的贍養（包括精神撫慰）責任。長江流域地區的農民，代際關係較為薄弱，其相互之間的道義責任都不算高，更多的是依據情感投入來平衡關係。

在一個相對封閉的農業社會中，這幾種代際關係都屬正常；從長時段看，父代和子代之間仍然維持着“撫育-贍養”的反饋模式，只不過它們之間權利義務間的交換程度有所差別而已。但是，鉅變時代的中國農民，都面臨着生活安頓的困境。

第一，相當部分農民實現“人生任務”的難度越來越大。多數中國農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任務”帶來的挑戰，也許是計劃生育政策。現如今，多數地區的農民通過生育觀念的轉變，化解了“多子多福”帶來的人生任務壓力。哪怕是在生育偏好極為明顯的農村地區，“多子多福”也並非生活理性。對生子數量的自我限定，適應了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挑戰。當前，一股更大的、全方位的挑戰席捲全國。即，婚姻市場競爭及農村消費升級的雙重壓力下，為兒子娶妻、蓋房等帶來的現金壓力，幾乎成為相當大部分農民，尤其是村莊競爭極其劇烈的華北農民的夢魘。

如果説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挑戰，還可以通過躲避、抵抗甚至於基層政府有意的政策執行偏差來緩解，直至人們轉變生育觀念，建立新的生活慣習的話，市場經濟帶來的現金壓力，則無可逃避。每一個農民家庭都在骨子裏面感受到“人生任務”帶來的壓力。

第二，一部分農民因閒暇時間增多而對生活無所適從。對多數中國農民而言，為子女而活是其生活慣習，也是安排其晚年生活的重要考量。因此，大部分農民哪怕已經年老，也為着減輕子女負擔而力所能及地參加勞動，承擔家務。在這個意義上，在傳統農民的生命週期中，其實是無“退休”生活的。在節日期間短暫的閒暇生活，也被家庭或社區的公共活動填滿。但生育觀念轉變較快、且外出務工較早的地區，第一代農民工已經返鄉，且因子女較少而早早完成了人生任務，他們有大量的閒暇時間，面臨着如何為自己而活的問題。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農村地區感官刺激性的消遣活動，迅速蔓延開來。**典型如賭博行為，在十多年前還是一個影響家庭生存的嚴重影響“過日子”的越軌行為，如今卻已經去污名化，乃至於各種形式的賭博行為被賦予了娛樂消遣的正面意義。**甚至於，地下教會的迅速傳播，也很大程度上是因其解決了農村中老年婦女閒暇生活的功能性需求。

這兩個困境，看似南轅北轍，卻同根同源：農業生活已經漸行漸遠，建基於此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也就失去了安頓農民生活的能力。舉例而言，如果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一個農民勤勞本分的表現，也是其時間安排的慣習的話，那麼，能否在流水線上紮紮實實“待下去”，最好還可以適應晚上加班的生活，才是判斷一個農民（工）是否合格的標準。

在對不同類型的農民工進行調查時，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年輕的農民工幾乎都不喜歡“進廠”，認為“不自由”，都喜歡那些自由度較高、最好工資也還不錯的工作；一些在工地幹活的農民工，雖工資高、自由度高，卻不見得攢錢多。原因何在？**關鍵在於他們是否適應了工業社會的時間表。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作“不自由”、工資也不高，卻可以培養一種現代生活理性。**因有明確的時間表，其閒暇（假日）本質上也是為了更好地工作，使得在工廠工作的農民工更具有生活規劃。從結果來看，他們的家庭積蓄或許還更多、更穩定。如果這些農民工有一定的見識，進正規工廠（可交五險），那麼，他們返鄉之後或許可以真正過上“退休”生活。

現實情況是，人生任務輕重與否，農民（工）都更傾向於那種工作自由度高、但是工作時間長的工作，他們不願意為自己創造一種屬於自己的“退休”生活。對於人生任務較重的農民而言，只有最大限度的獲取現金收入，才能保證讓兒子娶上媳婦蓋上房，自己的未來仍然是屬於子代的；對於很多人生任務較輕的農民而言，打工已經極大地改善了生活，何必太苦太累呢？因而，一種農業社會的生活慣習，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仍然頑強地延續着，新的生活理性並未建立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因農民生活無法安頓而導致的社會問題凸顯出來。

▍鄉村問題的驅動機制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傳統社會為何可以無為而治，乃至於有所謂的“皇權不下縣”的説法？本質上是因為，在通常情況下，鄉土社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能將農民生活有效安頓。而農民生活的有效安頓，恰恰是建立在家庭穩定基礎之上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中國農民為子女而活的內涵；也可以理解，夫妻關係可以較為穩定。問題在於，鉅變時代的中國農村，農民家庭的深層價值，與農民生活安頓密切相關的家庭形式和家庭策略卻都發生了極大變化。觀察今日之鄉村問題，其驅動機制很大程度上源自於家庭的不穩定性。

一是家庭共同體解體後，農民為誰而活？穩定的家庭關係是由夫妻間的縱軸以及代際間的橫軸這個三角關係構成的，任何一對關係變得脆弱，或不平衡，家庭穩定性都會受到影響。現如今，農村離婚率上升已是不爭的事實，説明家庭關係的橫軸已經逐漸脆弱。從性別平等的角度看，這當然與婦女地位上升有關，説明婦女權利的覺醒。但公平地説，當前夫妻關係的不穩定，恐怕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此。在深層意義上，是所有中國農民，無論男女都面臨着為誰而活的問題。

傳統時代，一個丈夫，哪怕其在家庭內擁有絕對權力，依然沒有“吃喝嫖賭”的權利，因為他必須為全家負責。但在個體權利覺醒、物質豐裕的今天，“吃喝”已是所有家庭成員的基本權利，“賭”也是適當的娛樂活動，唯有“嫖”還不允許，但那不是從家庭生計（浪費）角度來考量的，而是從夫妻間的忠貞（愛情）來考量的。

對於很多仍有選擇權的中青年農民而言，家庭共同體解體或許並非一個根本性的挑戰。對於那些仍秉持傳統價值觀念的農民而言，通過打工拼命積累，甚至於犧牲老人的利益，來為小孩結婚打算；對於那些已轉變價值觀念的農民而言，自己生活的快樂、瀟灑，或許才是最重要的。但對於那些已經喪失了選擇權的老年農民而言，則面臨着巨大尷尬。他們仍秉持着傳統的生活軌跡，寄希望於將生活的安頓建立在子女孝順的基礎之上，**可突然發現，子女開始準備為自己而活了，代際衝突就難以避免。**因代際衝突而導致的老年人自殺問題，在若干農村地區甚為常見；它本質上是新舊社會制度交替所致的社會問題。

二是當農民都為自己而活時，如何尋找一個合理的生活方式？當前，“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耕半工”，是大多數農民家庭的基本形式。這一家庭形式在緩解當前農民的人生任務的壓力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某種意義上，正因為這一家庭生計策略，使得農民大致還可以承擔高價彩禮，維持高額的人情消費，承擔建房、買車等帶來的消費升級壓力。可是，這一家庭生計策略的最大問題在於，它極大地損害了家庭作為農民日常生活安頓的功能。

概言之，農民個體，無論是老人、中年人、還是小孩，都難以從家庭內部獲得生活安頓。家庭已無統一的作息時間表，家庭內部也難有共同活動，天倫之樂很難日常化，如此，每一個農民都亟需安頓生活的“去處”。問題在於，恰恰是在家庭分裂的過程中，中國農村的居住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家庭私密性極大增強，鄰里、社區也逐漸喪失了生活的公共性。而至今為止，政府在農民生活安頓上是缺位的。於是乎，一些帶有市場性質的公共空間越來越重要，麻將館幾乎成為很多農村地區的最重要的、乃至於唯一的公共空間。很顯然，讓麻將館這個只提供感官刺激，具有消費主義色彩的場所，來安頓農民生活，顯得過於單薄而無力。那些能夠提供更為刺激的娛樂工具，如賭場、脱衣舞等，一定會借勢起來。

最近一些年來，最為吸引人們眼球的鄉村問題，如離婚、自殺、光棍、高價彩禮、賭博等，與過去由國家與農民關係驅動而來的“三農”問題，這些鄉村問題主要是由農民生活無法安頓驅動的。而農民生活安頓問題，無論是在傳統時代，還是在現代政治觀念中，都屬於社會自我安排以及私人生活領域問題，國家介入的合法性並不高。問題在於，在可預見的時間內，人們很難寄希望於社會的自我治理，繼而形成新的社會制度來解決這些問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何有效安頓農民生活，考驗着基層治理能力。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第6****期，原題為“鉅變時代中國鄉村生活的重建”，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