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神話”滅身亡國——隱藏在迷霧之中的核事故真相（日本專家反思）_風聞

無論發生了多少教訓深刻的事件和事故，日本的危機管理一向都進步。因為“安全神話”掩蓋了一切。其中最為可怕的是核能。在3.11事故導致最兇險的危機成為現實之前，曾多次出現過正視問題的機會。但日本在國家層面上就一直在逃避。自作為警察廳警備課長參與處理“Mutsu”號核動力船航海事故以來，本文作者多次近距離目睹日本的重大核事故，作為危機管理第一人，他將為我們剖析日本核安全神話那令人噴飯的真相。

儘管1995年經歷了一系列危機

20世紀末，人們常常提及軍事用語中的“CBR（Chemical Biological Radioactive，即化學、生物、放射性）危機”，或者説警察用語中的“ABC（Atomic Biological Chemical，即核能、生物、化學）危機”。再加上“D（Disaster，天災人禍）”，這ABCD危機，日本在20世紀裏全部經歷了。而且，1995年一年之內就發生了這四類危機。

1月的阪神淡路大地震（D），3月的地鐵沙林毒氣事件（BC，生物化學武器恐怖襲擊），12月的“Monju（文殊）”號快中子增殖反應堆冷卻材料液態鈉泄露和火災事故，雖然破壞規模小於後來的東海村臨界事故和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但仍屬於A所指代的核能・輻射能設施事故。

在這個意義上， 1995年對於日本而言，是國家層面的危機管理問題暴露無餘的一年。那麼此後，日本的危機管理是否吸取了1995年的教訓並因此得到了改善呢？遺憾的是，實在難以讓人給出肯定的答案。

如果早點拋棄“神話”，就不會發生福島核電站慘劇

那麼，1995年的教訓到底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日本政府和社會完全迷信“安全神話”，未曾設想過會遭遇最兇險的事態。在“ABCD”的各類危機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當然，雖然各種形式的危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但政府體系完全是在“安全神話”這一前提下構建和運轉的，所以至少在政府內部，否定“神話”是不被允許的行為。

1995年內相繼發生的事件全都具有否定“神話”的意義。但此後是否建立了不以神話為前提的危機管理體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很多領域，人們還是繼續躲在“神話”的背後，不願面對現實。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A類危機領域，也就是核能領域。如果能從過去的事故中吸取教訓，擺脱“絕對安全”的前提，採取合理的對策，那麼就不會發生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中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不僅如此，長期以來過分宣稱“絕對安全”的做法產生反作用力，導致事故後輿論偏向了對核電站極度抵制。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成為了最近20年來核安全神話的最大變化。

“Mutsu”號核動力船事故以來，搖搖欲墜的核安全神話

由於日本遭受過原子彈轟炸，國民始終對核問題很敏感，所以政府制定了“和平利用是沒問題的”這種核能基本政策，並以安全神話維護了這種政策。政府將核能完全沒有危險這一謬論灌輸給全體國民，並一概抹殺了不符這種主張的聲音政府從不去考慮任何對策，已經到了極端的地步，思考核能的危機管理問題本身，可以説是受到禁止的。歷來採用的就是這樣一種非科學的處理方法。儘管我們這些危機管理專家多次發出過警告，但政府從未有過任何改變。因此，我認為歷代自民黨政權罪孽深重。

最早暴露出日本核能開發工作缺乏危機管理能力的事例是1974年的“Mutsu”號核動力船試航失敗。當時，我是警察廳警備課長，作為幕後人員從頭至尾目睹了事件的全部。

竟然是這些人在搞核能開發！

首次開展核動力船航行實驗時，母港青森縣Mutsu市大湊港當地居民表達了強烈反對。當地蝦夷扇貝養殖業興盛，人們擔心核動力船試航會造成“污染”，因而引發了軒然大波。當然，儘管並不是因為有什麼科學依據，但反對運動依然聲勢高漲，猶如節日的喧囂，所有漁民都喝得爛醉，以至於當地酒館的一升裝酒品據稱均告售罄。藉着這股勁頭，有人把身體綁在錨上抗議，或是將漁船在“Mutsu”號船頭一字排開，以阻止其出航。

面對這種情況，“Mutsu”趁着颱風迫近，漁船包圍網出現破綻時突圍出港，在海上達到了首次臨界狀態。主持開展實驗的日本核動力船開發事業團和科學技術廳都充滿了信心。可是，由於屏蔽體存在設計缺陷，導致了微量的核泄漏。在技術開發領域，初期故障在所難免，只要準備好常識級別的補救方法，應該都是可以解決的。此時，只需用鉛板填塞縫隙即可。但“Mutsu”是以不會出現技術性問題為前提的，當然也就沒有任何相關準備。

於是，航行在海上的“Mutsu”迫不得已採取了令人聞之愕然的應急措施——用夜宵飯糰來填塞發生泄漏的縫隙。而且，由於起初大家都不願意靠近，所以採用的是投擲飯糰的方式。這樣顯然達不到預期效果，於是沒有地位的小研究人員被點名派去近距離徒手填堵。據説當時還舉行了交杯飲水的告別儀式。總而言之，那慘淡的光景，不禁讓人質疑，怎麼會是這樣一羣人在開發核能。

中央也未能開展危機管理，顏面喪盡

沒有做好最壞的打算，毫無疑問這是缺乏危機管理意識所造成，但問題還不僅限於此。由於一切都是以絕對不會發生事故為前提計劃安排的，所以“Mutsu”號上還載滿了媒體人員。於是，又陷入了船上慌亂景象被逐一曝光的窘境，最終引發了沒有必要的巨大風波。

該核泄漏事故發生時，我正在科學技術廳長官森山欽司的辦公室。由於反對活動激烈，海上保安廳無法處理，相關閣僚懇談會決定調動青森縣警察機動隊（類似於武警——譯註）和東北化學機動隊，作為警察案件來處理。所以那一天，作為國家公安委員會代表，我一直待在森山先生的身邊。

森山先生的辦公桌上放着差不多10部電話，其中有一部是紅色的。他問我“佐佐，你知道那部紅的是幹什麼的嗎？”我回答“不知道。是連着消防或別的什麼單位嗎？”，他解釋説“不對。那部電話是和‘Mutsu’號船長直接聯繫的專線。無論發生什麼狀況，都會第一時間上報到我這裏。所以，接到電話以後再考慮對策也完全來得及”。然而後來，當我問“森山大臣，專線電話當時是什麼情況？”時，他回答“電話沒有響哦”。居然有這樣的事情。作為監督部門的科學技術廳和警察部門都沒有收到關於事故的報告，倒是電視新聞搶先一步。

不是用錢就能平息的事情

原本就強烈反對試航的大湊港當然拒絕該船回港停靠，自然也被其他港口拒之門外，於是它變成了一艘“核動力流浪船”。無論去哪裏，當地港口的工人和日本漁業協同組合（漁協）都會大吵大鬧。作為警備課長，我每次都必須向當地派遣部隊，記得那時我一下子就忙了起來。

漁協要求針對所有人給予漁業補償，實在不成體統。當時負責解決此事的是自民黨總務會長金丸信。他打算採用露骨的金權政治方式，用鈔票堵住那些漁業從業者的嘴。可是這樣一來，漁民們也變得得隴望蜀。他們要求廢棄“Mutsu”號、要求全部拆除核動力船專用碼頭的港灣設施並恢復原狀等，而且這些工作花費了大約20億日元。

儘管發生瞭如此之大的風波，但政府的核能部門卻沒有朝着強化危機管理的方向邁進，既沒有配備化學防護車，也沒有對其他核設施是否存在缺陷實施全面檢查。可能發生事故這樣一種危機管理的大前提，完全被擱置在了安全神話的迷霧之中。這就是“Mutsu”號核動力船事故的結局。

無力處理事件和事故的監督部門

核能開發後來依然由科學技術廳管轄。但科學技術廳卻無法應對核設施的事件或事故。第一，科學技術廳沒有應對事件和事故的實戰部隊。並且，作為政府部門的屬性，它本身就缺乏“事件或事故”隨時可能發生這種思維。

1995年12月的“Monju”號快中子增殖反應堆冷卻材料液態鈉泄露和火災事故，就如實地反映了這一點。當時，科學技術廳的審議官在新聞發佈會上，是用“Monju出現的現象……”來表述的。頓時，記者俱樂部一片譁然，當被追問“現象是什麼意思？應該稱作事件或者事故”時，這位審議官強辯稱“依據科學技術廳的內部規定，這是一種現象。如果涉及人身事故，那便是事件；沒有人身事故，僅僅是機械損壞或者燒燬的情況，則屬於事故。鈉泄露不屬於事件或事故的範疇。這是一種現象”。

我一直在聽他的解釋，覺得他一派胡言。我在當時的報紙和電視評論中表示，“將之稱為現象是很奇怪的。因為暴風雨、雷電等是自然現象，這就相當於在告訴人們，鈉泄露火災是自然現象而非人禍。如果內部規定要求像應對暴風雨和雷電那樣處理核電站鈉泄露事故，那就必須改變內部規定”。

後來，那位審議官給我寄來一封長信。話語中透露出一種怪異的堅持——“你讀過內部規定嗎？規定是那樣寫的，所以沒什麼不對的”。厚厚的一封信，完全手寫而成。審議官瞪着鬥雞眼寫信的陰森之氣躍然紙上，令人毛骨悚然。

為核電站制定地震對策的可能性也被官僚摧毀

此次事故之前，阪神淡路大地震發生時擔任科學技術廳長官的是田中真紀子女士（日中邦交時的前首相田中角榮的女兒——譯註）。只有她一位提議，“雖然大家都説地震對核電站完全不會產生影響，但真的沒有問題嗎？調查一下如何？”政府上下一致堅持“絕對不會受到地震影響”，因為如果按照田中的建議實施調查，那麼就會傳出核電站不抗震的流言，進而點燃反對發展核電站的抗議運動。而且，當時內閣支持了科學技術廳事務部門的意見。

當時我們就應該調查核電站和地震之間的關係。倘若如此，3.11福島第一核電站的事故便很有可能得以避免。

日本對核事故、生化武器恐怖行動沒有任何防範準備。因為它們已經成為絕不允許發生的問題。既然面向國民進行了這樣的宣傳，那麼為了維護原則，保全體面，從政府和專家均對現實採取了一律視而不見的態度。危機管理第一人將為我們揭露這種令人震驚的真相。

前提是“不會發生核事故”，所以國家層面也沒有準備

1995年“文殊”號反應堆事故發生，但安全神話卻依然“倖存”。拜這個安全神話所賜，很快就發生了一次讓大家看清了日本對核設施事故毫無應對能力的事故。那就是1999年茨城縣東海村的核燃料加工設施JCO發生的臨界事故。直至發生事故，科學技術廳已有10年未視察過現場，令人覺得甚是過分。

那個核燃料加工廠的管理體制非常混亂，難以稱其具有核物質處理資格。一定量的鈾或鈈集中到一定的密度就會發生連鎖核反應。為了避免發生這種臨界問題，需要使用規定大小和形狀的容器，配製反應堆用的核燃料，而JCO卻無視規定的操作章程，讓經驗較少的臨時工實施操作。結果，僅僅是用提桶將核燃料原料移入大型容器內就瞬間達到了臨界狀態，3名操作員受到大劑量的中子流等放射線照射，其中兩人不幸身亡。

兩人死得極其悲慘。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他們的身體幾乎融化掉了。強烈的輻射破壞了細胞的染色體，使細胞失去再生能力。於是，他們的身體組織崩潰了。而且，當時日本沒有任何一家醫院願意收治受到過輻射的患者，因為患者這時還在釋放核輻射物質。病牀、搬運人員的防護服、病房等全都需要採取防輻射措施。自然所有醫院都拒絕了他們。那時我第一次意識到，日本在針對重度放射線照射事故的醫療方面毫無準備。最終，幾經周折之後，東京大學醫院接收了這幾名患者。

這場事故暴露出的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甚至連警察也沒有任何防範措施，以備應對大規模核設施事故。總之，茨城縣警方連一個蓋革計數器(*1)也沒有。日本核能研究大本營東海村的所在地茨城縣都是這種狀況，可想而知其他地方了。

時任茨城縣警本部長的堀貞行曾是我的部下，他請我無論如何得去一趟，於是我去了茨城。核安全神話在人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負責相關工作的警察既沒有蓋革計數器，也沒有防護服，什麼都沒有，只好急急忙忙地訂購。

當然，警察們也完全不懂遇到中子射線該怎麼辦。由於前提是不會出現輻射問題，所以即使提出“我們有可能遭遇中子射線，需要防護服保護人身安全”，預算也不會獲得批准。“不能為那種不可能發生的假想事故下撥預算”——抱有這種思維的大藏省（財務省之前身——譯註）當然不會理睬警方的要求。所以警方沒有任何防範設備。

雖然出動了警察

機動警察巡邏部隊的90多名隊員被第一時間動員起來應對事故。如果發生了輻射物泄漏，必須劃定足夠的安全距離，拉起警戒線並實施交通管制。部署完成，要求隊員們上報情況時，傳來的全是諸如“1街區沒有異常”、“十字路口沒有異常”之類全部平安無事的報告。他們沒有蓋革計數器，當然沒有任何感覺，也不會覺得害怕。警察們完全搞不清楚為什麼派他們出來。

不過，作為本部長的堀貞行頭腦十分清醒，讓本部反問憑什麼判定“沒有異常”。對此，各處的答覆都是車輛在通行，路人在行走，商店在營業，沒有任何異常。這些當然都沒錯，因為輻射是看不見的。

這完全就是“無憂無備”。因為毫不擔心，自然不會去思考相應的防護對策。

更令人吃驚的是，過了大概1個小時以後，原子能研究所（現在的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所長給縣警本部長打來了電話，要求“撤除警戒線”，説是“如果搞得這麼戒備森嚴，會激化那些認為‘核能危險’的反核電人士的抗議活動，所以不要警戒了”。就連頂級專家也是這樣一種認識。

在與橋本昌知事見面時，他逼問道：“日本政府做了點什麼嗎？日本到底有沒有國家啊？”“這些事情都是應該由國家來處理的吧”。因為根據1979年美國三里島事故和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事故的經驗，考慮到當地居民的安全，必須疏散半徑10公里範圍內的居民。如果要在茨城縣東海村實施疏散，半徑10公里內的居民多達30萬人。這需要動用數百輛卡車和大巴。即使調集茨城縣內所有的運輸力量也難以辦到。如果自衞隊不施以援手，該縣自己是無能為力的。但按照《災害對策基本法》之規定，該項工作必須由當地政府來做，這種情況下的總負責人，便是東海村的村上達也村長。

村上村長自然是憤怒抓狂。橋本知事也主張“這是國家的工作”。他呼喊道：“核能行政事務也一直是中央政府在做，所以和地方政府沒有關係。況且，讓村上這樣的一村之長來負責此事，那真是太荒謬了。日本到底有沒有國家？！”

日本實際上沒有國家，處在有社會無國家的狀態之中，現在仍是如此。國家還不存在。近20年來雖然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基本狀況沒有改變。

上世紀90年代，橋本龍太郎政府推行行政改革，對核能行政也做了調整。過去，一直是科學技術廳主管核能監管工作，但考慮到其具有研究開發和發電等能源政策的屬性，改革後將其劃歸給了文部科學省和經濟產業省。文部科學省甚感為難，因為他們沒有實戰部隊，不具備應對核設施事故的能力。也就是説，儘管改革調整了行政組織，但其實並未過多地觸及到21世紀特有的核危機體制。

東海村事故之後，我曾在國會上提出以下建議。首先應該為核設施的所有員工配備防護服；發生事故時，防護服也應該當作警察、消防和自衞隊的日常服裝，需要為此編制預算。其次，應該為核電站所在縣、管理核電站的市町村緊急採購德國生產的化學防護車“HAZMAT”，防範再次發生東海村那樣的事故。

現在我依然覺得應該進口HAZMAT。一輛大約5億日元。據説如果穿着防護服駕駛該車，還可以耐受中子射線。該車用鉛板做防護，猶如小型坦克，可以伸出各種探測器，除了探測放射線外，還可以測定生化武器。它配有5米長的機械臂，可以遠距離排除危險物。如果再裝載上小型探查機器人，就可以在第一時間奔赴事發現場進行近距離觀察。

冷戰時期，西德有可能成為戰場。當時，西德人悲觀地認為國內或許會爆發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核戰爭，如果缺少防護車，情報和偵察等工作將舉步維艱。德國的化學防護車，就是在這種戰略性的考慮中誕生的。

他們開發了兩種可以應對ABC（CBR）三類危機的化學防護車，分別是消防車型防護車和軍事偵察車型防護車，由內務部統一指揮。據説這種HAZMAT在海灣戰爭時期極為暢銷。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公然宣稱擁有化學武器，也實際使用沙林毒氣屠殺了約5000名庫爾德人。自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全體士兵每人分到了兩支名為阿托品的肌肉收縮劑用於沙林毒氣的解毒，並接受了應從防護服上注射的使用指導。同時，各國都購買了德國的防護車。而日本卻設定了不可能發生這種毒氣戰、不允許發生這種毒氣戰、不去發生了毒氣戰的地區這樣一些前提。

我在自民黨的總務會上也提出了進口HAZMAT的建言，但結果是空費詞説。

雖然自衞隊擁有化學防護車，但與HAZMAT相比性能極低，沒有防輻射的鉛板，根本無法抵禦核事故和CBR，有關方面也就是以改造來敷衍了事。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發生時，雖然出動了這種防護車，卻沒有發揮作用。

至於最後為何拒絕動用化學防護車，當時政府的判斷是如果動用了這種防護車，附近居民就會琢磨“這是啥玩意兒”而好奇地觀望，如果明白了這是化學防護車，那麼認為“核電站果然危險”的反對派就會越來越多。就因為這個核安全神話，防護車的提案就以不了了而告終了。

佐佐淳行

首任內閣安全保障室長。1930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法學系畢業後，進入國家地方警察本部（現在的警察廳）。擔任警視廳警備第一課長時曾負責東京大學安田講堂事件，擔任警察廳警務局監察官時曾負責ASAMA山莊事件。歷任警察廳警備課長、三重縣警察本部長、防衞廳官房長、防衞設施廳長官。1986年出任首任內閣安全保障室長。1989年退休後，著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