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當代的“革命”與治理危機_風聞

發佈*/*2020年1月21日 3:30 AM

文*/*鄭永年

來自*/*聯合早報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當代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可治理，無論是傳統的專制還是民主都很快失去統治能力或者有效管治能力，面臨深刻的挑戰與危機。很多觀察家認為，治理危機由當代新一波革命所引發，而革命主要表現為激烈的和暴力的社會抗議。在那些發生社會抗議的國家和地區，儘管革命有其內部根源，但很多抗議是由外部國際環境的變遷而引發的，甚至就是直接由外力觸發的。

這一波革命始於2010年末開始的阿拉伯之春，然後到處蔓延。荒唐的是，這一波“革命”的“初心”（即革命發動者的意圖）就是為了改善治理制度。對西方而言，西方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也是最終的制度，而其他所有形式的制度最終都會被西方式制度所取代。西方對這一點的自信幾乎是自明的，無需多加論證，反映在盛行一時的“歷史終結論”上。人們都知道經濟上西方有“華盛頓共識”之説，但實際上西方在政治上也有一個“華盛頓共識”。

西方國家，其政府、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西方所控制的國際組織，無一不是把西方的治理經驗視為具有普世性的，是所有其他非西方國家所必須接受的。西方的治理理論以普世性理論形式出現，不僅西方深信不疑，很多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羣體，尤其是知識界也相信。因此，不難理解，顏色革命的參與者（無論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都是相信革命就是要推翻非西方式政體而建立一個西方式政權。

內外因的結合導向了意在推行西方式民主的革命或者社會抗爭。這一波革命到2019年可説達到了一個頂峯。從中國的香港、智利、阿爾及利亞、黎巴嫩到法國，全球似乎到處都是憤怒的人們，他們重新扛起2010年代“憤怒者”的旗幟，抗議潮一浪接着一浪，反對現存政治體制和既得利益集團。直到今天，這一波抗議潮沒有減退的跡象；相反，人們可以預期，這一波革命仍將在這個十年繼續。

不幸的是，從2010年代以來的顏色革命或者各種社會抗議孕育出來的，並不是人們當初所希望的西方式民主政治秩序。無需否認社會抗議的能量，在過去的10年，它們已經推翻了多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不過，儘管被西方界定為“專制”的政權被推翻，但新政權無從確立。在非西方社會，社會抗議所到之處，到處都是失敗國家，到處都是無政府狀態。更為嚴重的是，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極端主義力量迅速崛起，並且快速蔓延到世界各地。

因此，也不難理解，儘管西方是顏色革命的始作俑者，但自身也難以倖免。無論哪裏，人們都難以忍受無政府的狀態，內部秩序環境的惡化便導致了大規模難民潮。難民潮的目標自然是西方國家。一方面是因為西方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另一方面是因為西方多年的宣傳，在西方國家幫助推翻他們的政府之後，他們便走上了通往西方國家的道路。大量難民湧入西方，成為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的直接根源，更成為西方各種內部矛盾的觸發點。

任何革命都有其理由過去的300年間，隨着西方國家主導世界，由西方發始的自由民主政府也不斷擴張，確立了其在全世界的霸權地位。西方所説的迄今為止的三波民主浪潮，無一不是從西方向非西方國家的擴散。在這個過程中，英美自由民主一直被視為燈塔。但荒誕的是，這一波西方民主危機就是從英美國家開始的，即英國的脱歐公投和美國特朗普的當選總統。可以理解，直到英美本身發生了巨大的危機，出現了西方自身所説的“權威民粹主義政權”之後，人們才感覺到一場真正的危機已經來臨了。

任何革命都有其理由的，而非為了革命而革命。今天，無論西方還是非西方社會，越來越失去一個社會生存和發展應當有的平等。誠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耶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論述美國民主時所強調的，民主的優勢在於：相對於（當時的）其他政體而言，民主是最有助於一個社會實現平等的。

不難理解，在敍述民主的時候，托克維耶爾花了更多的筆墨在平等上，而非像今天的人們只把民主視為是簡單的選舉行為。平等無疑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條件，道理很簡單，沒有最低限度的平等，人們如何構成一個共同體呢？

在西方，托克維耶爾所論述的民主與平等的共生關係維持到上世紀80年代。今天人們所見到的西方民主便是西方兩場革命的產物，即起源於法國的啓蒙運動和起源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啓蒙運動孕育了民主和權利概念，而工業革命最終使得民主和權利的實現成為可能。在經歷了（英國）曼徹斯特工廠時代毫無人道的原始資本主義階段之後，西方經歷了社會主義運動和（美國）福特工廠時代。無論是社會主義運動還是福特工廠模式，都推動了西方社會經濟增長和平等兩個目標的共同實現。

但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民主和平等的共生現象已經不再。這是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西方真正意義上的“一人一票”民主，開始於上世紀的70年代。從政治權利的平等而言，“一人一票”民主或者大眾民主的實現，可以説是西方民主的一個頂峯。但是，隨着民主的實現，經濟上的不平等越來越甚。

今天西方所説的“富豪經濟”，指的是國家的巨量財富掌握在絕少數人手中，而多數民眾所能分享到的經濟財富越來越少。很顯然，至少就西方而言，這一波的社會抗議只是意味着社會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會公平。

但問題的嚴峻性在於，這個不平等的趨勢是必然的，至少到現在為止，沒有國家擁有了阻止這個趨勢的有效方法。這個趨勢被視為是過去數十年來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結果。很容易理解，今天西方所盛行的政治主題就是：一、反全球化，表現為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二、尋找應付技術進步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例如普遍性工資制度和向機器人徵税等。

不過，現實也是殘酷的。儘管反全球化已經成為事實，但反全球化（至少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幫助西方解決問題；相反，反全球化給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問題。近代以來，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也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今天西方摧毀着自己確立起來的全球化構架，這一行為對西方本身的影響甚至甚於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再者，技術的進步似乎不可阻擋，但對應付技術進步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的大多手段，仍然停留在烏托邦階段。

一個社會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平等意味着什麼？簡單地説，它意味着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者之間越來越遠，勢不兩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繼續信任現存體制，他們對現存體制所代表的一切發生了深刻的懷疑，他們想以行動來改變這一切。這便是革命的前提。

當治理社會失去有效手段同樣重要的是，當統治階層失去了治理社會的有效手段時，被統治者則獲取了革命的有效工具。首先是民主的普及。民主既是價值又是手段，在價值面，對多數民眾來説，民主意味着自己應當享受一個民主社會所應當享受的所有權利，而不管條件是否具備。民主也成為民眾爭取自己所認同的價值的有效手段。

就手段而言，民主意味着人們可以隨時走上街頭，進行抗爭，暴力也往往是社會抗爭的內在一部分。對抗爭者而言，因為民主所賦予的權利具有高度的道德性和正當性，因此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暴力）都被視為是合理的。目標證明手段正確。

就手段而言，比民主更為有效的就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使得整個世界具有了“平行性”，人們可以在第一時間在沒有領袖、沒有組織、沒有結構的情況下，成為了社會抗爭運動的一部分。在這樣一個平行世界裏，社會抗爭表現出諸多從前不曾有過的特點。

第一，任何一個在傳統上看起來並不那麼顯眼的事情，都可以引發威力難以想象的社會抗議。香港的反修例、智利的地鐵票漲價、黎巴嫩針對WhatsApp課新税、法國的福利改革等等，無一不是以這種方式開始和進行的。

第二，社交媒體把家庭成員、朋友、同事，甚至平時毫不相識、但具有共同價值觀的人都連接起來，成為社會動員的有效工具。

第三，社交媒體輕易地使得一個社會的抗爭具有了即刻的國際性，不同國家的社會抗爭者互相模仿、學習和支持。

傳統上，有“革命”，必有“反革命”。所謂的“革命”就是要改朝換代，推翻現政權，而代表“反革命”的則往往是建制派和既得利益。一旦發生革命，這兩種力量之間要不是一個取代另一個，要不達成妥協，否則革命很難終結。這種情況仍然存在於非西方社會，社會抗爭往往造成兩者之間的嚴重對立和公開的衝突，演變成暴力和流血。

但在民主社會，面對社會抗爭，政治人物大多表現為“兩面人”甚至“多面人”。傳統上，政治人物或者掌握權力者是一種責任，為人民做正確的判斷。但現在一方面是人民不再信任政治人物，另一方面是政治人物“還權於民”，不負責任，把做政治判斷的責任交還給了人民。當社會抗爭發生了，統治者必須是現實主義者，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問題的解決容不得過度的理想主義。

但是，在面對人民（即選票）的時候，統治者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正確性、道德上正確性、價值上的正確性。他們因此不得不欺騙人民，甚至綁架人民。更大的悲劇也就隱含在其中。當政治人物沒有足夠的現實主義的時候，他們就失去了做出理性決策的能力。

種種所謂的“正確性”只是掩蓋問題和矛盾，讓問題和矛盾繼續累積起來。很顯然，西方這一波爆發的社會抗爭所針對的問題，是以往很長一段歷史時間積累起來的。面對那麼多的問題，很多政府既沒有退讓的空間，也沒有有效的解決方式，這又深化了“革命”和“反革命”力量之間的對立。

沒有人可以預見到當代革命什麼時候可以結束？即使在西方，人們看到的是，革命的力量仍然繼續，甚至壯大，但“反革命”的力量仍然趨向軟弱無能。問題的嚴峻性在於，無論是“革命”力量還是“反革命”力量，都沒有提供一種有效的替代治理制度。革命力量不滿現狀，其在破壞現存制度時很有效，但除了破壞或者奪取政權，革命者並沒有另一種可供社會普遍接受的治理制度的選擇。

在西方如此，在非西方也如此。在西方，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政治“局外人”）奪取政權之後，也和從前的建制派那樣同樣對問題束手無策。而在非西方，情況更為糟糕一些，如上所説，在現政權被推翻之後，往往出現失敗國家或者無政府。另一方面，“反革命”力量的軟弱既表現在無能改革現存的制度，使其符合時代的需要，也在於其不能提出一種可供社會普遍接受的制度替代。

從這些年的發展情況看，當代治理危機趨向於使得這個世界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民主社會可能會導向更廣、更深刻的社會分化，使得各種極端主義氾濫成災，內部社會衝突加劇，外部強權政治盛行。而非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則會出現更多的“失敗國家”或者無政府狀態。

歷史地看，大多數社會成員很難承受極端的政治狀況或者無政府狀態，一旦超出他們的承受能力，他們便會趨向於接受專制，至少是更多的專制。因此，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在今天的世界，民主已經變得更不可避免，但另一個霍布斯式時代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即人們放棄一些迄今為止被稱為民主的權利，來換取穩定、秩序和安全。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