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建華：東都洛陽武則天明堂初探_風聞

摘要：東都洛陽的明堂建造，是武則天借用李唐王朝所具備的政治號召力，來充實完善洛陽所缺乏的國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陽在王朝政治象徵體系中的地位，讓洛陽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都城，從而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着禮儀方面的準備。明堂是武則天政治生命中具有紀念碑性的建築物，明堂從“萬象神宮”到“通天宮”的變化，其實是完成兩次轉換：一是從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權的轉換；二是武則天從臨朝稱制的太后轉換成大周政權的皇帝。

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明堂在東都洛陽宮城裏建成，這座稱為“萬象神宮”的明堂是睿宗作為唐朝天子時建造的。建造的地點不是在傳統的“國陽丙巳之地”，而是在洛陽城宮城核心區。明堂是臨朝稱制的太后武則天“自我作古，用適於事”的創舉。明堂的建成為武則天帶來了巨大的政治聲譽，以至於在邊遠的沙州，都流傳着“聖母神皇，爰構明堂”的歌謠。東都洛陽明堂的建造，是武則天為充實完善洛陽所缺乏的國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陽在王朝政治象徵體系中的地位，讓洛陽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都城，從而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禮儀方面的準備。明堂的建成，是武則天“於彼新邑，造我舊周”的最有力説明，從都城空間上表明瞭武則天的政治理念。證聖元年（695年）正月，明堂被大火燒燬，大周皇帝武則天積極應對，一方面下罪己詔，去除尊號中“慈氏越古”四字；一方面詔令以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冊萬歲二年（696年）三月，明堂重建完成，新明堂取名為“通天宮”，武則天親自舉行大享之禮。

洛陽明堂從“萬象神宮”到“通天宮”的變化，完成兩次轉換：一是從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權的轉換；二是武則天從臨朝稱制的太后轉換成大周政權的皇帝。在兩次轉換過程中，武則天與明堂的關係都非常密切，這是她不同人生時段不同立場的不同創造。本文利用考古發現，結合文獻資料，擬討論東都洛陽的明堂形制及其內涵，以及明堂在武則天政治轉換過程中的作用。

一　武則天明堂的建設

明堂是祭祀與佈政的禮制建築，其建築形制具備某種“宇宙秩序”的複雜象徵意義。漢代以來，明堂祭祀已經成為國家重要的祭祀活動，有固定場所和專門禮儀。漢平帝以來，自都城南北郊形成之後，明堂成為都城空間重要的南郊禮制建築。西漢末年，王莽把持朝政，在漢長安城南郊修建明堂。此明堂實為明堂、辟雍、太學合而為一的建築，祭祀五方帝，以祖先配祭。長安明堂於1957年考古發現，其遺址中央是方形夯土台基，台上設有殿堂，台基四周按方位設置四殿，四殿外有九階。整座建築平面呈亞字形。（圖一）東漢洛陽的明堂已經成為獨立的禮制建築，主要祭祀五方帝，以祖先配。其形制為“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目。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1962年考古發掘表明，“明堂遺址是一座具有方形院落和中心圓形台基的大型建築基址。中心建築是一座圓形圍廊環繞中間方形殿堂的大型殿台建築”。“曹魏和西晉時期仍然沿用並且重修了東漢的明堂建築，考古發掘解剖的遺蹟情況可以對其進行印證”。此時期明堂建築的中央空間稱為通天台，這是溝通天地人神的一個樞紐。

南北朝時期，明堂制度發生變化，北魏在大同就修建了明堂，也經考古發掘。北魏遷洛後的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考古發掘表明，北魏時期在漢晉原址上確實曾經重修了這座明堂建築，而且主要的工程可能已經竣工。南朝的宋、齊、梁、陳，以簡潔的“十二間殿”作為明堂，進行明堂大享及宗祀禮儀。（圖二）

隋朝建國之初就計劃建造明堂，由宇文愷擔任方案的設計與規劃。他精心研究和考證歷代明堂之制，在開皇、大業兩次奏議明堂，還寫成《明堂議表》。開皇年間他設計出“重檐復廟、五房四達”的木樣，獻給隋文帝，得到同意並“令有司於京城安業裏內規兆，方欲崇建”，然而由於諸儒爭論不定而未施行。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年），宇文愷第二次奏議明堂，其設計的明堂形制為“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顯然是尊崇宗周明堂之制。宇文愷向隋煬帝奏議明堂時，不僅繪製了1/100圖樣，而且還做成了木頭模型。大業明堂獲准建造，但因遼東戰事而擱淺，未能施行。唐高祖李淵建國，因天下尚未平定，故未暇顧及明堂之事。太宗朝天下平定，太宗議立明堂。“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明堂之制因諸儒意見不一，終被擱置。唐高宗永徽年間，詔令詳議明堂制度，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五室、九室爭執對立高宗最後拿出“九室”內樣的明堂方案，終歸未形成統一的意見。乾封二年（667年）高宗因為明堂方案議而不定，決定創作一個折衷歷代明堂諸説，並符合自己喜好的明堂方案，於是頒詔申明明堂設計原則為“創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禮獲伸”，終於在總章二年（669年）完成新型明堂的創作。費盡周折完成的總章明堂新方案，卻最終未來得及建造，高宗便駕崩了。

武則天繼承高宗遺願，以高宗總章明堂方案為基礎，極力推進建造明堂之事。其決斷議案的風格與高宗截然不同，不聽諸儒喋喋不休的爭議，而獨與北門學士議其規制，明堂方案被很快確定。此前洛陽雖號為東都，然而卻沒有相應的首都設施。明堂，作為國家禮制建築，其禮儀雖具有宗教色彩，但卻賦予象徵國家統治的功能。在洛陽建造明堂，是完善洛陽的首都功能，提升洛陽政治權威的重要舉措。通過明堂的規劃、空間佈局、景觀設計、禮儀程序等一系列視覺上的感受，使臣民和外國使節感受到首都洛陽的國家權威。隨着武則天臨朝稱制，明堂的建造，“是國家政治理念的表達載體，在視覺層面宣告着某種政治理念的建立”，因此武則天對造明堂之事極為重視，同時，圍繞着明堂建造，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運作。

明堂建成後，武后將其命名為萬象神宮，其主要功用為“佈政之宮”，宣明政教，發佈政令。《禮記·明堂位》載：“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佈政之宮也。”許慎《五經異義》曰：“佈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貞觀十七年（643年），顏師古在請求修建明堂的奏書中提到，明堂“究其指要，實佈政之宮也”。宋鄭愕：“明堂者，佈政朝諸侯之宮謂之。明者，聖人以文明之德，致文明之治。以言其面則嚮明，以言其位則繼明，以言其祀則明禮，以言其政教、賞罰、道德、人倫無所不明。故得以坐明堂而有天下。”武則天在明堂落成後的詔書中明確指出“乃佈政之居，未為宗祀之所”，同時詔書中也強調“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堂為佈政之居，光敷禮訓，式展誠敬”，這樣武則天明堂成為兼具神聖性和世俗性兩方面首都功能的建築。當然，武則天看重的是明堂“佈政之宮”的功能。李白在《明堂賦》對武氏明堂處宮城的“中央”，並且具有“發號施令”之正衙的描述，“闢青陽而啓總章，廓明台而布元堂，儼以太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探時順方”。

祭祀天地與祖先，是明堂另一重要功能。漢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隋書·牛弘傳》載《明堂議》：“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通典·大享明堂》：“梁祀五帝於明堂。”《舊唐書·禮儀志》乾封二年詔：“自今以後，祭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庶因心致敬，獲展虔誠，宗祀配天，就光鴻烈。”無論祭祀對象是上帝還是五帝，配祖或是不配，明堂的祭祀功能這一點是無疑的。乾封二年十二月（667年）唐高宗頒詔：“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祗、神州地祗，並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作為奉高宗遺願修建明堂，明堂的祭祀功能，萬象神宮也是具備的。

建成後的明堂富麗堂皇，武則天允許民眾入內觀摩，“縱東都婦人及諸州父老入觀”，還奉賜酒食，活動持續了很長時間。被武則天拆毀的乾元殿，是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在隋乾陽殿的舊址上建起來的。乾元殿位於宮城大內的中心位置，南距宮城正南門405米。所以明堂處於宮城的中軸線上，這個位置正好與文獻所載的“佈政之宮”的功能相符。

二　武則天明堂的形制

1986年，武則天時期的明堂遺址被考古發現。明堂夯土台基呈八邊形，台基中央有一巨大的圓形中心柱坑。台基夯土自中心柱坑至夯土邊沿分為五圈。中心柱坑坑底為四塊大青石構成的巨型柱礎。基址五圈夯土的寬度、深度和質量都不相同。（圖三）

2008-2012年，隋唐洛陽城核心區進行了全面的考古發掘，取得了有關明堂更詳細的資料。明堂處於由廊圍合的明堂宮院內，明堂基址位於宮院的北部中央。基址夯土呈八角形，分為五圈夯土，其中一、三、五圈夯土深10米，夯土質量相同。另外發現了明堂正南的磚鋪道路，就是正對宮院正南門乾元門，連接乾元門和明堂正南踏步的道路，所以可以肯定明堂的台明也是八角形。另據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詔令將作大匠康素毀東都明堂，“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的文獻記載，可以互相印證明堂的台明是八角形。

考古發現的明堂遺址有以下特點：一是明堂處於由廊圍合的宮院中，明堂置於宮院北部正中；二是明堂基址為八邊形；三是明堂有巨型中心柱。考古發掘的明堂遺址僅是武則天明堂的台基部分而不是台明，柱網遺蹟已經蕩然無存。關於明堂的具體建築形制的探討，只能求助相關文獻。

綜合文獻記載，武則天明堂的建築特色有五：一是明堂建築高大宏偉。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按一唐尺約合0.294米，相當於高88米，邊長86.4米。二是明堂下方上圓，象徵天圓地方。三是明堂為上、中、下三層。下層為正方形，象徵一年春、夏、秋、冬四時，每一邊根據時令飾以青、紅、白、黑不同顏色；中層為正十二邊形，象徵一天十二個時辰；上層為二十四邊形，象徵一年二十四節氣。四是明堂是中心柱式樓閣建築。明堂內部結構也很複雜，“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棤、藉以為本”。上下貫通的結構是古代明堂通天台空間的反映，是與天溝通的樞紐。五是裝飾特色，九龍朝鳳，寓意深刻。明堂中、上層均為圓蓋，中層“蓋上九龍捧之”，上層“蓋為鸑鷟”，鸑鷟即鳳鳥，“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乃是象徵大周興起的神鳥。武則天把明堂具像古代中國意識形態的政治象徵意義，滲透到其建築的各個部件，可謂用意至深。

考古發現的八角形夯土基址，與文獻記載“上圓下方”的武則天明堂明顯不同，所以有學者曾懷疑，甚至否認其為明堂。其實這一問題，要從武則天的政治意圖來進行探討。明堂是西周王朝制禮作樂的著名政治象徵，是宗周最具有代表性的禮制建築。而武則天建設明堂，目的是“造我舊周”“百世而繼周”，所以武則天在國家禮儀和裝飾方面，多利用和宗周有關的符號和思想元素，以體現上追宗周的意識形態。明堂基址選用八角形，一方面是承高宗遺願。高宗總章二年（669年）曾明確提出“基八面，象八方”的明堂內樣。另一方面，明堂八邊形基礎，是古代亞形明堂的變體。而平面亞形明堂，是古代明堂、特別是周代明堂的基本佈局。亞形是由代表東西南北中五個方塊拼合而成，是古人宇宙模式的象徵。關於這種亞形平面，高去尋先生在研究商代大墓的木室時注意到：“平面作亞形的木室……不容懷疑的它應該是當時喪禮的一種制度建築。這種喪禮制度的建築可能是象徵着當時貴族社會的一種禮制建築，而非一般的住處。這種貴族社會的禮制建築根據後世的記載，它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祭祀上帝和頒佈政令舉行重要典禮的處所。關於它的名稱，夏后氏稱之為世室（即大室），殷人稱之為重層，周人稱之為明堂，我們現在稱它為古代的宗廟明堂建築。”高先生的觀點來源於王國維先生關於亞形平面的明堂復原（圖四），也正好與文獻所載周代明堂“周制五室，東為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相符。

張光直先生關於亞形明堂提供了許多例證，漢代的日晷和長沙楚繒書。他認同繒書是楚明堂的觀點，“繒書所代表的宇宙世界與宗廟明堂所象徵的宇宙世界可能是一回事，繒書四角的四木便是古代宗廟明堂建築角隅所種植的四木。明堂的牆壁到了四角為了四木的關係向裏凹入，所以明堂的蓋布圖便成了亞形了。如果將楚繒書加上黑框，再把四木的四角躲開，豈不是真真正正的一幅亞形明堂圖嗎？”（圖五）

明堂平面呈亞形，是古人所構想的宇宙模式的反映。古代占卜所用的工具“式”就是模仿古代的宇宙模式。李零認為：“式是一個小小的宇宙模型……古人發明這個模型，目的不僅僅在於‘模仿’，還想藉助他做各種神秘的推算，提出問題和求得答案，冀於溝通天人。”他認為式圖的空間結構可分解為四方、五位、八位、九宮、十二度不同形式，可分為四進制和十進制兩大系統，兩個系統是可以相互變通。即四分、八分和十二分的系統可與五分、九分的系統通過加位完成互通。亞形明堂正好在空間上實現了這兩大系統的互通，形成四方、八位、九宮格。（圖六）武則天明堂基址的八角形，從空間上來説，就屬於式圖四分、八分、十二分系統，是古人宇宙模式的模仿。八邊形是處於圓形與正方形之間的過渡體，能更好地處理明堂的下、中、上三層方形、十二邊形和二十四邊形的轉換。八邊形是亞形明堂布局的變體，通過八邊形可以與亞形之間進行互通，達到天人溝通的目的。（圖七）

三　武則天明堂的政治活動

巫鴻認為：“一座有功能的紀念碑，不管它的形狀和質地如何，總要承擔保存記憶，構造歷史的功能，總力圖使某位人物、某個事件或某種制度不朽，總要鞏固某種社會關係或某個共同體的續帶，總要界定某個政治活動或禮制行為的中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明堂絕對是一座紀念碑性的建築。

武則天在明堂建成之後的詔書中表達了受天命眷顧的欣喜，“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諸侯之位也。開乾坤之奧策，法氣象之運行，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眷言盛烈，豈不美歟！”至此，萬象神宮成為武則天的政治舞台，她要在這個象徵新政權符號的地方，實現她的政治理想。武則天仿照周禮的禮儀，頻繁地親享明堂，大赦天下，這些都是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讓復古大周在大唐臣民的意識中慢慢地生根、發芽，最後成為意識的主流，從而達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同時還頻繁地在明堂內舉行各種政治活動，“變官稱，易都邑，加尊號，屢改元”，從而將輿論和公眾視線轉移到明堂上來，為自己登基製造聲勢減少阻力。她不僅在這裏舉行了盛大的祭天儀式，還在這裏完成了政權更替，在明堂舉行了登基大典。從688年到705年之間，武則天十餘次親自享祀明堂，將明堂作為她君權神授的標誌。從“聖母神皇”到“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每一次政治上的前進，明堂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武則天在明堂舉行的政治活動可分為稱帝前和稱帝后，稱帝后以明堂焚燬又可分為前後兩階段。明堂建成後，武則天在稱帝前以太后身份主持的所有政治活動，全是在為新政權“大周”的建立做着準備，明堂是新政權實現的政治舞台。

稱帝前明堂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永昌和載初年間。其中永昌元年（689年）正月在明堂舉行活動就達三次之多，“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於百官。文多不載。翌日，又御明堂，饗羣臣，賜縑纁有差”。對於這次連續幾日的明堂活動，《資治通鑑》記載為：“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佈政於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已未，御明堂，饗羣臣。”祭祀是明堂一項重要的功能，祭祀對象是昊天上帝，意味着承天受命。祭天是歷代帝王獨享的祭祀，“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是皇帝以“天子”身份所舉行的重要禮儀活動。然而永昌元年明堂祭祀時，按照唐代禮法規定，唐睿宗李旦應當是天地祭祀主導者，而現實情況卻是太后主導了明堂祭天活動。通過祭祀，武則天順利地以初獻身份完成皇帝所特有的祭祀功能，為實現唐周革命做着身份轉換的準備。隨後，武則天大赦天下，並改元永昌，以大赦的方式傳遞了這次明堂祭祀的信息。這是唐代建國以來，第一次實踐明堂大禮，完全遵照儒家的理念。上層為“祭祀之所”，在其中祭祀昊天上帝、李唐三聖配享、魏國先王武士護從祀；下層是“佈政之宮”，聖母神皇御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饗羣臣。明堂在元日舉行元會，成為構建君主關係的政治空間。永昌元年二月，“則天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內史邢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論議，日昃乃罷”。這種雜糅了中國儒家傳統的政治禮儀與佛、道宗教儀式的“萬象神宮”，表明了武則天為獲得支持，廣泛地進行政治宣傳的良苦用心。

載初元年（690年），武則天在“聖母神皇，永昌帝業”的政治宣傳下，以神皇身份進行明堂大饗。“載初元年（690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十二月為臘月，改舊正月為一月，大酺三日。神皇自以‘曌’字為名，遂改詔書為制書”。這次明堂大赦，是為了“擴大周制計時的影響，讓人們慢慢適應周制，接受將要成立的大周王朝”。武則天依周制計時，官名改用周制，就連明堂的形制和裝飾都有着周的因素和符號，這是藉着復古周制的名義達到自己改朝稱帝的目的。周朝被漢代以來的儒家學者美化成為理想的王朝，成為託古改制最好的選擇，武則天還將自己武氏始祖上溯至周武王，明堂建造也是為了“造我舊周”的需要。當一切準備妥當，接下來就是改弦更張，登基稱帝了。

稱帝后的大周皇帝依然把明堂作為其實施政治運作的舞台。明堂成為武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部分，故其不斷地強化明堂的影響。在改用周正後，本來在秋季舉行的明堂大享，改在正月元日舉行。天授二年（691年）正月，“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次第布席以祀之”。這種合祭天地的方式，開創唐宋以來的先河。配祀者身份的變化，是這次合祭天地的最大變化，釋放了新政權的重大信號。

佛教活動在萬象神宮的舉行，是大周政治的又一特色。長壽二年（693年）九月，大周皇帝為加封金輪聖神皇帝尊號，專門作金輪等佛教七寶，在朝會時展陳在殿庭上。這是為標明大周皇帝的佛教轉輪王身份，也暗示武則天借用佛教進行政治活動。證聖元年（695年），佛教的無遮會在明堂舉行，其盛況空前，“乙未，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為坑，深五丈，結綵為宮殿，佛像皆於坑中引出之，雲自地湧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雲懷義刺膝血為之”。

證聖元年天堂大火延及明堂，明堂被燒燬。武則天詔令依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冊萬歲二年（696年）三月明堂重建成功，新明堂取名“通天宮”。新建成的通天宮，是武則天成為大周皇帝后的新明堂。通天宮的命名，賦予了新明堂新的使命，實現天人溝通，保江山永固。

讀時令是帝王法天地順四時治理國家的重要措施，也是奉宗廟安天下的大禮。武則天在通天宮建成之後，親自御通天宮的端扆殿，命有司讀時令。其目的是為把明堂月令與政治結合，預示通天宮順應四時，年壽永久。

另一項與明堂有關的政治活動則是安置九鼎於明堂庭，“其年，鑄銅為九州鼎，既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九鼎是帶有強烈儒家政治紀念碑性的禮器”，是祭祀時的禮器，代表着皇權，象徵着江山穩固、皇位合法。武則天通過九鼎的鑄造，希望將明堂大火對武周政權的影響降至最低。而鑄九鼎置於明堂中，是武則天在依賴佛教的意識形態統治失敗之後，主動迴歸到中國本土意識形態的操作手法。

然而，這樣的迴歸終究不能挽救武周政權的命運。聖曆元年（698年）正月，武則天“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這是武周皇帝最後一次在通天宮進行祭祀。從此以後，武周皇帝的明堂政治逐步退出歷史舞台。

四　結語

武則天明堂從“萬象神宮”到“通天宮”，完成了武則天禪唐建周的政治理想，也完成了洛陽作為首都的神聖性和權威性，提升了洛陽的政治地位。武則天明堂，作為國家祭祀的禮制建築，完善了洛陽的首都禮儀空間；作為武周政權的代表建築景觀，雄居宮城核心，成為具有紀念碑性的建築。但當李唐王朝重新掌權之後，明堂成為最先改造的對象，這是革除武周政治影響的重要舉措。開元年間，唐玄宗下大力氣改造洛陽的明堂。開元五年（717年），玄宗改明堂為“乾元殿”；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以明堂“體式乖宜，違經紊亂，雕鐫所及，窮侈極麗”，遂詔令將作大匠康素毀東都明堂。“素以毀拆勞人，遂奏請且拆去上層，卑於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於舊制周圍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開元二十八年（740年），“佛光寺火，延燒廊舍，改新殿為‘含元殿’”。這座新殿在日漸衰敗的國運之下，最終未能逃脱戰爭的厄運。安史之亂中，明堂最終被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