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戰蘇伊士（27）：痛定思痛_風聞

勝利有很多父親，但失敗是一個孤兒。對於10月8日的失敗，阿丹就是這個孤兒。在戰後的回顧和審查中，戈南不遺餘力地把責任統統堆到阿丹的頭上，但主持調查十月戰爭教訓的阿格拉納特委員會不同意他的説法：

“（戈南）沒有準備好具體的作戰計劃，他也沒有確保作戰命令正確頒發和送達部隊的指揮官。他沒有確認部隊確實全員抵達，在符合作戰要求的情況下投入戰鬥……戰鬥開始時，他的指揮缺乏有效的控制，也缺乏有效的參謀作業。他沒有親臨部隊，因此對戰場缺乏第一手瞭解。他匆忙決定把一個師從一個戰區轉移到另一個戰區，沒有用所有可能的手段確認總參謀長規定這樣轉移可行的條件確實都滿足了。他經常改變各師的目標，不向部隊提供我方和敵人的情報就發佈新命令。他導致了任務的逐步變質，也扭曲了總參謀長指定給他的指導方針，在基本條件根本不具備的情況下就急不可耐地要迅速渡河。”

戈南不是那天唯一犯錯誤的人。他的上級和下級（包括阿丹在內）都犯了錯誤，但戈南的錯誤突出，不僅因為錯誤之多、之嚴重，還因為他還促成了別人犯錯誤。戈南下令轉移沙龍師確實得到埃拉扎爾的批准，但埃拉扎爾是基於戈南的報告，這些報告使埃拉扎爾頭腦裏的戰場局勢和現實嚴重不符。戰後阿丹問埃拉扎爾，他怎麼會在那天批准渡河、在對岸建立立腳點，怎麼會批准沙龍向南轉移的。埃拉扎爾難為情地回答説：“我能怎麼辦？我想小心行動，但戈南一再給我形勢大好的印象。”埃拉扎爾像很多指揮官一樣，給下級採取主動的自由度，他也樂於接受下級的建議，但在任命戈南為南方司令部司令的問題上，用人不當，在戰爭初期無條件地信任戈南造成了指揮失誤。

戈南是一員勇將。他在1956年的西奈戰爭中因為作戰傑出而獲得嘉獎，他作為第7旅旅長在六天戰爭里名聲大噪。但戈南的缺點也同樣突出。他好大喜功，為自己打造了一個耀眼的形象，有紀律不合情理地嚴格的名聲，喜歡用無情的羞辱來懲罰下級，常常會因為小事甚至莫名其妙就大發雷霆，砸東西，撕地圖，對周圍的人咆哮，隨便把士兵關禁閉。令人驚訝的是，對於這樣一個容易對下級暴怒的人，他和上級的關係很好，説和輕聲細語，守紀律，很有自制。他這樣的人在以軍中被稱為“騎自行車的人”，努力往下踩，但永遠往上看。

在十月戰爭爆發前夜，戈南晉升為南方司令部司令，但相對資格較嫩，也缺乏經驗。兩個最直接的下級不僅是軍中老將，而且對西奈戰場和既定作戰計劃更加熟悉。沙龍是剛卸任的南方司令部司令，阿丹是西奈師第一任師長，兩人都參與西奈防禦計劃的制定。戈南本來就更多是將才，而不是帥才，這時只有用過度的強勢和果斷來掩飾內心的自卑和忐忑不安，戰爭初期的巨大壓力更使得需要仔細斟酌決策在匆忙之間就作出，導致大禍。

當然，10月8日失利的責任不僅是戈南的。沙龍和阿丹都是師長，不能簡單以執行命令為藉口，推託戰場上的責任。

沙龍師在10月8日幾乎沒有投入任何戰鬥。向哨所進攻的命令在上午取消了，中午前從陣地脱離了戰鬥，下午才返回。沙龍是按照命令撤出陣地的，但他不能這樣不管不顧地直接撤出陣地，關鍵陣地需要明確交接方式和時間，確認交接，這是指揮官的基本功。説到底，沙龍的部下得到的是同樣的撤出陣地命令，但他們馬上就意識到：簡單直接地執行命令意味着要放棄陣地，而這些陣地馬上就要落到埃軍手裏。他們不斷詢問：誰來接防他們的陣地？要留多少部隊直到換防部隊到達？沙龍打斷他們：你不需要管這些，你看不到全局。立刻脱離戰鬥！沙龍這麼急切地脱離戰鬥，後來是用南方正在出現“災難”而需要立刻趕赴的原因來解釋，但南方並沒有這樣的災難。在1210小時，確實有埃及裝甲師威脅運河南段威脅的無線電報，但事實是，沙龍在1045小時就撤出了陣地，這是在報告到達的90分鐘之前。戈南命令沙龍放棄陣地，在吉迪公路上集結，準備在南段渡河，但沙龍是知道埃軍在他的陣地上的活動的，他沒有對戈南説明實際敵情，也沒有在陣地上留下一支小部隊，堅守到阿丹的換防部隊的到達，這是沙龍的錯誤。

沙龍在脱離戰鬥前，阿丹在從北向南進攻，沙龍應該在他的陣地堵住埃軍，向西（運河方向）擠壓。他的部隊在哈弗拉嘉、諾採爾、哈姆塔爾這一段的塔里斯曼公路，但沙龍沒有奪取路南的哈姆塔爾山頭，也沒有奪取馬奇希爾。事實上，從早晨開始，沙龍的人馬就看到馬奇希爾被埃軍佔領，已經在挖掘工事據守，但沙龍好像不知道這件事一樣。沙龍説他不明白為什麼他的人離開陣地又返回時，重要山頭落到了埃軍手裏。這些山頭裏就有哈姆塔爾和馬奇希爾，而這些山頭從來就沒有在他手裏。沙龍既沒有奪佔戰略要地，也沒有向上級及時提供完整的敵情。

沙龍對部隊的控制也成問題。他以為馬奇希爾在他手裏，而埃軍在哈姆塔爾山上，但他的副師長傑基確實知道“馬奇希爾不在我們手裏”。海姆向哈姆塔爾開火，那時阿利耶還在那裏和埃軍交火。沙龍幾次試圖澄清戰局：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不能相信馬奇希爾不在他手上。沙龍師返回原陣地時，也缺乏與阿丹的溝通，阿丹根本不知道沙龍回來了。一開始，阿利耶還以為埃軍佔領了錫安那，後來才明白是沙龍的部隊。沙龍最大的錯誤是拒絕與友軍配合作戰，甚至可以説見死不救。在加比進攻西扎庸時，沙龍拒絕把那個營調撥給加比。在接近黃昏時，則拒絕從南向北發動進攻，援救阿丹的側翼。如果不是埃軍在最後關頭泄氣了，戰場的結局就難以預測了。阿丹防線被打開缺口的話，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埃軍進佔山脊線和炮兵公路，威脅塔薩和塔里斯曼公路，這將對下一步的以軍作戰帶來重大影響。

阿丹的錯誤是什麼呢？阿丹最大的錯誤是朝運河進攻。和習慣於“下克上”和抗命的沙龍不同，阿丹比較老派，習慣於把自己的觀點和分歧在研究作戰計劃的時候攤開，但到了執行的時候，按照“堅決執行命令”的原則。阿丹根本就沒有想到過戈南會發布這樣衝動的命令，也沒有想到過埃拉扎爾會批准這樣不靠譜的作戰計劃。阿丹應該根據戰場實際抗命的。

以軍以主動、靈活見長，阿丹對積極進取、隨機應變並不陌生，但這都是在理解了基本的指揮意圖之後的事情。阿丹對基本作戰計劃的理解停留在10月7日晚埃拉扎爾會議上最後決定的指導方針，他不知道計劃變更的前因後果，對計劃和戰場實際的脱節也有疑慮，對執行戈南的新計劃從一開始就猶猶豫豫。阿丹知道靠自己一個師的實力不足，但得到向運河進攻的命令，也得到南方司令部承諾炮兵和空中支援將至，南方司令部還承諾從沙龍那裏調撥過來的一個坦克營，加上本-阿里關於埃軍正在崩潰的情報。在這樣的條件下，阿丹決定執行命令，向運河進攻，這不算有錯，錯在不該在核對戰場現實之前就盲目執行命令。本-阿里説到埃軍正在崩潰，但阿丹就在戰場上，有第一手觀察和直接從下級傳過來的戰場情報，但他在下令轉向運河進攻時，並沒有和眼前的戰場實際核實。阿丹自己只有10門可用的火炮，遠遠不足以支持師規模對既設堅強陣地的進攻。南方司令部承諾的炮兵和空中支援遲遲不至，沙龍的那個營也沒有調過來，這時不應該繼續勉強進攻，而應該中途放棄進攻。阿丹是有“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權力的，這也是他作為師長在受領與戰場實際大相徑庭的命令時的職責。

在戰術層面上，加比、納特基和阿利耶的進攻都沒有做到協調有序，實際投入戰鬥的都只有一個營，其他營沒有使上勁，這是旅級戰術控制的錯誤。南方司令部的戰術錯誤也很多，尤其是空中支援。戰後阿丹查閲作戰記錄才發現，南方司令部戰區的空中支援像撒胡椒麪一樣到處撒一點，時間上也很不及時。在對空對地支援作戰中，70次出動針對埃及第三軍團戰區，這是曼德勒的防區。大部分空中支援還是針對埃及第二軍團的，這是阿丹和沙龍的防區，但只有24次是用於費爾丹，其中10次在早晨，這是阿丹還沒有進入陣地前；2次在中午，另外12次在下午，只有這段時間是阿丹最需要空中支援的時候，他正在死命打退埃軍的進攻。

但是在戰役層面，戈南計劃的錯誤製造了阿丹和沙龍錯誤的環境。戈南在要求阿丹向運河進攻的同時，要求沙龍向南展開，這樣的分兵是錯誤的。如果在阿丹從北向南向西扎庸方向進攻的同時，沙龍從東向西會攻，可以極大地增強以軍的進攻實力和戰線完整性。在三個師裏，事實上只有阿丹師在進攻，沙龍師和曼德勒師都沒有實質性地投入戰鬥。在埃拉扎爾會議上，曼德勒確實提議，集中兩個師進攻運河區，被埃拉扎爾否決了。但埃拉扎爾否決的基礎是不向運河區進攻，所以沙龍師只是在戰場東側作為封堵的屏障。現在戈南改變這一基本方針，改向運河進攻，那就應該集中沙龍和阿丹兩個師進攻，而不是貪心地命令沙龍師躍進到更加南方同步進攻。

戈南在戰後為了把過錯推到阿丹的頭上，聲稱他的命令是合理的，是可以執行的。要是阿丹從北向南沿運河進攻，而且集中兵力（而不是加比旅在前，納特基旅殿後，阿利耶旅與加比旅並肩但在炮兵公路以東），而不是從東向西向運河方向正面進攻，阿丹本可以卷擊埃軍的側翼。戈南的指責並非完全沒有道理，按照埃拉扎爾的計劃，阿丹確實應該沿運河平行3公里左右推進，而實際上阿丹先把部隊向東（遠離運河的方向）收攏然後南進，到接近與西扎庸並肩的地方再向右轉向運河方向，投入正面進攻，部分部隊實際上是從沙龍背後繞過去再向西（運河方向）發動進攻的。

埃拉扎爾計劃的核心在於消滅埃軍從堅固設防的運河區突出的有生力量，阿丹師沿運河平行線“削”過去，只要和運河河岸的加高沙土壘牆和堤壩保持距離，就可以消滅脱離運河區火力支援的遊離埃軍，這是合理的。但戈南要求阿丹攻入運河區，打通與運河邊上哨所的聯繫，伺機奪取埃軍橋樑，反向渡河，在西岸奪取立腳點，如果還是與運河保持距離平行推進，就需要在敵前轉向90度向運河進攻，這容易造成漏洞和混亂；以較淺的角度斜插進運河區，那意味着不僅要一路硬啃堅固設防的運河區埃軍，還要把側翼完全暴露給對岸埃軍。兩岸埃軍有加高沙土壘牆和堤壩的自然掩護，可以從那裏用坦克和反坦克導彈向阿丹交叉射擊。靠近運河還有沼澤地的問題，所以只有拉向東面然後自東向西在相對較小的正面進攻。

另外，要迅速接近運河、奪取橋樑的話，把阿丹從北面調過來勞師遠征，沙龍的位置更接近費爾丹，直接發動進攻更加近便、有利。沙龍本來就強烈要求打通與哨所的聯繫，已經做好計劃，準備就緒，阿丹可以從側翼支援沙龍的進攻。如果是把阿丹調過來的目的是集中兵力，那就不應該把沙龍調到南方，使本來可以集中的兵力有分散了，而且暴露了阿丹的側翼。

事實上，戈南的考慮很簡單，他沿續了10月7日晚間已經一門心思認準的那個想法：兩個師在兩個相距很遠的地方同時渡河，用最大的突然和破壞力，一舉結束戰爭。這是一個大膽的行動，在軍事上切斷埃及第二軍團、第三軍團的後路，製造最大的恐慌；在政治上佔領蘇伊士城和伊斯瑪利亞，製造長驅直入進逼開羅的態勢。如果成功，確實可以一舉打垮埃軍。但戈南出於蔑視埃軍的習慣，完全無視了實力相差懸殊、以軍預備役剛剛趕到前線、實力不足而且尚未準備就緒的現實。埃軍在渡河作戰中顯示出來的新的戰鬥精神和戰鬥能力完全沒有引起戈南的注意。阿丹在進攻受阻後遭到埃軍兩個機械化旅的反攻，加比、納特基、阿利耶三個不滿員的旅被打得差點頂不住，足以説明戈南對埃軍的蔑視已經變成致命的低估。他這樣的兩個師橫向移動然後打破埃軍5個師的連貫防守再渡河作戰，這好比排球中的雙飛，令對方眼花繚亂，但這樣他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力量分散，使得本來已經實力不足的以軍慘遭失利。。

戰後，沙龍爭辯道：以軍在10月8日已經有足夠力量，要是集中兩個師的兵力進攻、渡河，埃軍那時就被打敗了。事實上，要是以軍這樣做了，以軍可能承受更大的傷亡，而什麼也得不到。在10月8日，以軍只有三個不滿員而且缺乏準備的師。後來得知，埃軍的橋樑不能承受以軍更重的坦克，所以以軍坦克不可能從埃軍橋樑上反向渡河。埃軍防空導彈使以色列空軍不能有效地支援運河兩岸的地面作戰，埃軍在東岸運河區依然有足夠的行動自由，以軍兩個師就這樣逼近運河會是福禍難測的結果。即使僥倖渡河成功，留下的剛被打殘的曼德勒師根本無法擋住萬一孤注一擲向東突破或者向渡口反包圍的埃軍。如果埃軍和以軍互相切斷渡河部隊的後援，戰爭最終打成什麼樣子就不好説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埃軍由於兵力的絕對優勢和有效的戰前準備，在運河西岸依然有大量的部隊。以軍後來渡河之後，在對岸依然遭到頑強抵抗，切斷第三軍團後路遠非輕而易舉。但在10月8日，在阿丹和沙龍師渡過運河後，除了形銷骨立的曼德勒師，西奈已經沒有以軍了。

要是以軍在10月8日根本不進攻，是不是反而好點？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説，埃軍本來渡河後就是要轉入鞏固階段，並沒有打算立刻東進，向西奈縱深突破。以軍可以以逸待勞，不必急於進攻堅固設防的運河區，等待積蓄力量、時機成熟後再轉入反攻。但以軍對埃軍的這個計劃並不知情。

達楊倒是在10月7日就提議不要發動進攻。但達楊的態度幾經反覆，從過度樂觀激變為過度悲觀。在一天前的10月6日，達楊還認定常備軍得到有限的預備役增援就可以圍堵住埃軍，因此在10月6日他反對總動員和先發制人攻擊。幾個小時後他意識到以軍沒有能夠擋住埃軍渡過運河，他開始懷疑以色列根本低估了埃及的決心和實力，也高估了以軍的實力。在10月6日2200小時的內閣會議上，達楊提議現實地認識局勢，提出以色列必須承認，第一道防線已經丟了，在預備役到達之前，必須考慮撤到第二道防線的問題。預備役在10月8日或者9日趕到後，才考慮發動反攻。在10月7日下午，他從南方司令部回到北線，然後向總理做彙報。這一次他更加悲觀。他還是建議在西奈撤退到第二道防線，但他不再相信以軍有能力發動裝甲反攻，這樣的反攻可能遭致慘重損失，而且會失敗，然後以軍的處境就十分危急。他相信以色列必須準備打一場持久戰，只有在西奈採取防禦戰略，等待從美國或許還有歐洲運來更多的武器裝備，直到積聚了足夠力量，才能轉入反攻。

在戰術層面上，達楊的看法是正確的。但與其説那是遠見和深思的結果，不如説那是過度悲觀的情緒化考慮後的巧合。在戰略層面上，達楊的看法更加被歷史所證明為過度悲觀。美國的援助確實源源到來，但那是在西奈以軍已經度過最困難的時候之後。西奈以軍即使在經歷了10月8日的失利後，依然守住了炮兵公路，並在幾天後轉入了反攻。如果不是超級大國干預，本來是有可能打垮埃軍主力的，包括已經渡河和尚在運河西岸的。達楊預見的持久戰並沒有發生，美國和歐洲的援助也不是決定勝敗的因素。如果以軍果真在橫向公路轉入防守，而埃軍不停頓地向東蠶食，不僅進一步鞏固橋頭堡，增加日後以軍反攻的困難，也增加以軍當前的被動。炮兵公路和眾多輔助公路就可以為埃軍的調動所用，更加鞏固的運河渡口也便於埃軍運輸人員和裝備。但是達楊畢竟還是記得自己是國防部長，負責以色列軍方的政治領導，而不是軍事指揮。達楊最後指令埃拉扎爾和南方司令部屬下的高級將領會商，全權決定。埃拉扎爾最後決定有限反攻。

以軍在10月8日還沒有做好戰鬥準備，缺乏組織，配備不齊。但根據戰場現實和軍事常規，以軍依然應該在10月8日就搶先進攻。以色列對埃及準備發動戰爭矇在鼓裏，更遑論進攻計劃中的鞏固階段。按照軍事常規判斷，埃軍應該立刻從橋頭堡向縱深突破，以軍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只有搶先進攻，打亂埃軍的攻勢，才有利於奪回主動。然後才談得上調動更多的預備役，準備下一階段的反攻和渡過運河，打垮埃軍。南線戰區裏的指揮官沒人建議等到力量積蓄和力量組織完成後再發動反攻。事實上，渡河作戰的準備必須在靠近運河河岸的地方才能展開，渡河反攻只能從離運河3-5公里的地方發動。沒有必要地主動放棄炮兵公路到橫向公路之間的地盤徒然增加日後反攻的困難，延長戰爭時間。如果以軍未能在超級大國干預前把埃軍打回運河對岸去，薩達特的政治目的真的要實現，以色列將喪失空間，而並沒有換取時間。從這一點來説，10月8日的反攻在概念上是正確的。按照埃拉扎爾的指導方針的話，本來不應該攻入運河區，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但這依然是積極穩妥的。

戰場現實是：1、埃軍隨時可能東進，2、運河區具有堅固防禦，3、以軍實力不足（預備役增援尚未完成），4、以軍後方空虛。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埃軍像後來事實所顯示的那樣，盤踞在擴大的運河區，但並不向西奈縱深突破，那埃拉扎爾的計劃是合理的，以消滅冒進的埃軍有生力量為主，同時避免撞擊運河區的堅強防禦，造成無謂損失。如果埃軍東進突破，埃拉扎爾的計劃依然是合理的。根據埃軍的主要進攻軸線，可以選擇不同的組合。如果埃軍進攻軸線在運河北段，可以由阿丹師正面阻擊，沙龍師北上攻擊埃軍進攻力量的側翼；如果埃軍進攻軸線在運河中段，則由沙龍師擔任阻力，阿丹師擔任側擊，曼德勒師實力不足，但也可以相機動作；如果埃軍進攻軸線在南段，那就由曼德勒師擔任阻擊，沙龍師南下側擊。換句話説，埃拉扎爾的計劃具有最大的戰術彈性和可實現性。如果按照埃拉扎爾的計劃，阿丹和沙龍奪下馬奇希爾、哈馬迪亞、密蘇里和中國農場，對後面的渡河戰鬥會有極大的助益。最低限度，沙龍或者阿丹應該在奪取這些戰略要地後，把陣地移交給跟上來的友軍，才能向下一個目標躍進。埃拉扎爾計劃唯一不足的地方是，要是埃軍已經不戰自潰或者一推就倒的情況下，不夠積極、主動、大膽。戈南的戰略誤判正是在這裏。

10月8日的失敗對後面的南線作戰有深刻的影響。這倒不完全是因為當天的失敗，而是10月6日和7日的累積損失的結果。10月8日晚上，南方司令部只有一個完整的師：沙龍師。另外兩個師（曼德勒師和阿丹師）不僅不滿員，而且都因為坦克、人員和各級指揮官的損失而打殘了。阿丹師承受了當天傷亡的大頭，遭到慘重損失。對於剛到達前線的預備役官兵來説，那是血與火的洗禮；對於加比旅的已經經歷過前兩天惡戰的老兵來説，那是10月6日與7日沉重打擊的繼續。10月8日夜幕降臨的時候，阿丹的每個營都疲憊至極，被打得遍體鱗傷，部隊散了架，差點被迫撤退[1]。但夜幕降臨時，防線還算完整。

[1] 實際上在哈姆塔爾確實撤退了，但後來又打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