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硬骨頭外交官，深得日本天皇敬重，特殊貢獻超越歷史_風聞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説起晚清時代的外交，總讓人想起那段“落後就要捱打”的灰暗歲月。上百年來，晚清政府在外交上的慘淡戰績，不知引得後世多少人一提起這段歷史，便是一句“弱國無外交”的嘆息。

其實，大清國雖弱，但硬骨頭的外交官可不少。比如晚清政府派去日本的一位外交官，就靠着自己的努力贏得了日本天皇的敬重，還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歷史貢獻。

他是誰？

一、朝鮮兵變

故事，要從同治元年下詔納諫説起。

同治皇帝登基時，外有洋人虎視眈眈，內有太平天國運動席捲半壁河山，可謂是江山有累卵之危，黎民有倒懸之急，大清帝國處於風雨飄搖中。

眼看着清王朝內憂外患，同治皇帝急忙下詔，請天下有識之士直言上奏，給黑暗中摸索的清王朝，指出一條走出困境的康莊大道。

然而，詔書下達後數月，天下督撫、公卿、科道、翰詹卻沒有一個人敢説話，照此下去，同治帝的納諫求言的聖旨，只怕要變成一紙空文了。

就在此時，一位赴京趕考的廩貢生卻站了出來。他揮毫寫下萬言書，侃侃而言當今時弊，內容涉及吏治、財政、法令、民生、科舉、言路等方方面面，堪稱一本360度無死角的改良攻略大全。

振聾發聵的諫言，讓天下記住了這位考生的名字——黎庶昌。

萬言書送達天聽後，朝廷雖然沒有完全採納黎庶昌的方案，但卻十分欣賞他的才華。於是朝廷專門降旨褒獎黎庶昌，還將他以知縣補用，派往曾國藩江南大營。

黎庶昌到了曾國藩那裏後，很快成為曾國藩信任的幕僚。他跟着曾國藩歷經無數風浪，也認識了許多牛人。等到曾國藩調任後，黎庶昌便離開曾國藩幕府，先後跟隨郭嵩燾、曾紀澤、劉錫鴻等人出使歐洲，開始了貫穿他一生的外交活動。

旅歐期間，黎庶昌全面考察西方社會政治制度，還參觀了許多工廠和企業，親眼見識了西方工業的強大。

不僅如此，黎庶昌還出入各國宮廷，親身經歷了歐洲議會的辯論。這番“睜眼看世界”的經歷，讓黎庶昌的眼界遠超同時代的朝廷官員，成為了一名優秀的外交人才。

光緒七年，黎庶昌被任命為駐日本公使，遠赴東瀛。身處異國他鄉，黎庶昌卻始終心繫祖國，因為他明白，他永遠是中國的外交官。

對祖國深沉的愛，落實到行動上，便是黎庶昌在一次宴席上，偶然發現日方重要人物宮島誠一郎言行有異。

宴會結束後，黎庶昌立刻派人打聽情況，結果發現了一個驚天密謀。原來日本準備趁着朝鮮“壬午之變”，派兵偷襲朝鮮，將清朝200多年的宗藩據為己有。

得知這一消息後，黎庶昌第一時間急電北洋大臣張樹聲，請求清廷派兵支援。雖然張樹聲一開始不敢私自做主，但架不住黎庶昌再三催促，最終還是派丁汝昌率兵3000赴朝。

丁汝昌到達仁川后，日本兵船很快也來到了仁川口外，前後僅相差幾個小時。

但就是靠着這幾個小時的先機，清軍率先進入了漢城，生擒了策動兵變的國王生父大院君，粉碎了日本企圖通過控制朝鮮王室，進而控制朝鮮的圖謀。

這場驚險的兵變，就這麼在黎庶昌的冷靜應對下成功化解。正如學者陳矩所説“朝鮮小國也……若日軍先至……不出半日而我國數百年屬邦拱手讓人……（黎庶昌）事機得失，判於俄頃，曲突徙薪，其功豈在陳平之下”。

二、長崎折獄

朝鮮兵變事件過後不久，便爆發了日本長崎折獄事件。而黎庶昌，則再次以足智多謀又強硬的外交風格，向世人展現了中國外交官的硬骨頭。

1883年，長崎巡捕以查鴉片為由，打死打傷數名華僑。按理説如此罪行，本應嚴辦，可日本政府卻欺負清王朝國勢陵夷，蓄意袒護兇手。

黎庶昌聽説後，立刻找來日本外務卿，要求日方嚴懲兇手。但日本外務卿卻百般為兇手開脱，堅持認為兇手是誤殺，理應輕判。

黎庶昌憤怒地進行交涉，與日方前後反覆爭論了二個月。由於黎庶昌態度強硬，一步不讓，所提出的要求又有理有據，最終日方只得聽從黎庶昌的主張，判處殺害華僑的兇手入獄監禁，並且給予受害華僑家屬4000兩賠償金。

成功保護華僑利益的同時，黎庶昌又能把握好分寸，不損傷睦鄰友好關係。如此強硬又優秀的外交官，真是既讓當時的日本政府無奈，也贏得了日本人的敬重。

等到黎庶昌任期結束回國時，明治天皇專門贈他旭日大綬章，前來送行的日本民眾，更是塞巷盈途，餞行的隊伍延綿至數百里外，直看得各國使臣嘖嘖稱奇，都説這是使臣返國從未有過的禮遇。

可惜，縱使黎庶昌在外交上的表現可圈可點，卻依然難以改變甲午戰敗的慘痛結局。

馬關條約簽訂後，心灰意冷的黎庶昌拒絕出仕，並在1898年鬱鬱而終。

晚清的歷史命運，黎庶昌到底無力改變，但他卻用另一種方式，為後世留下了超越歷史的特殊貢獻。

那麼，黎庶昌留下的特殊貢獻，究竟是什麼呢？

三、《古逸叢書》

明清以來，由於戰亂等各種原因，許多文獻資料都已亡佚無存。好在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這讓許多國內已經失傳的圖書文獻，還能在日本收藏家的展櫃中一睹真容。

為了避免悠久的中國文化出現斷代，黎庶昌決心收集散落在日本的圖書典籍，並將它們整理成冊，讓後世的國人，還能通過這些圖書，與先賢們來一場思想上的交流。

為此，黎庶昌通過各種渠道，四處蒐集圖書。上至皇室秘閣、朝野士大夫，下至市坊廟宇，處處留下了黎庶昌蒐集好書的身影。

有時候，為了蒐集一本國內失傳的好書，黎庶昌甚至不惜以大使的身份求人幫忙。藏家願意出售的，黎庶昌便重金收購；不願意出售的，黎庶昌就付費影印。

幾經周折下，黎庶昌終於收集了經史子集古卷凡26種200卷。其中唐鈔本10種35卷，宋槧本10種124卷，元槧本40種39卷，明槧本2種2卷。

這其中，除了2種是國內藏家所有及日方人士所輯外，其他全部都是早已失傳的珍本。

辛辛苦苦收集完典籍後，黎庶昌又將這些典籍編纂成《古逸叢書》，然後拿出自己的養廉銀一萬八千兩，請最好的工匠，用最上品的紙墨，開啓了《古逸叢書》的刻印工作。

《古逸叢書》面世後，很快就震驚了文壇，國人稱之為“海外奇寶”。而為中國搶回了流失國寶的黎庶昌，所做的貢獻更是意義非凡，甚至可以説遠遠超越了朝代的興亡。

因為，黎庶昌找回來的，不僅僅是一套《古逸叢書》，還是我們自己的文化傳承，而文化的傳承，永遠是一個民族走上自強之路的源動力。

參考資料：鍾安西《近代傑出的外交家黎庶昌》、陳福桐《黎庶昌與〈古逸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