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司馬遷精神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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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精神內涵豐富，博大精深，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時代價值，歷久彌新，對後世有着巨大的教育、引導和激勵作用。

什麼是司馬遷精神，或《史記》精神？一言以蔽之：禮義一統！貫穿司馬遷《史記》始終的是，反映禮義，讚頌禮義，樹立禮義，建設禮義一統的國家。這是司馬遷畢其一生探究、盡其一書追求的理想。為實現此理想，司馬遷及其《史記》表現出這樣的精神素養：鐵肩擔道義，妙筆著文章，理性並辯證，尚古更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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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肩擔道義的致世信仰

史家傳統的呼喚和時代精神的感召，使得司馬遷堅持修撰《史記》，以錚錚鐵肩擔當歷史與現實高度統一的偉大道義。這是司馬遷精神首先且重要點所在，反映了司馬遷《史記》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體現了司馬遷作為史聖應有的崇高致世信仰。

司馬遷

司馬遷“鐵肩”何來？要擔當什麼“道義”？答案是：繼承祖業，修史為國家百姓，這是史家傳統賦予他的神聖使命與切實責任！不僅要對先秦時期史學做系統總結，更要為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尋求對策。

司馬遷撰寫《史記》，為的是承擔重大的道義，再現歷史進程，總結歷史成敗興盛的經驗教訓，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給出禮義一統的國家學説。這也是司馬遷作為史家生命價值的體現。

禮義一統，是司馬遷的崇高理想，是司馬遷精神的核心。禮義一統學説，是司馬遷對董仲舒思想觀點的繼承與發展。他摒棄了董仲舒的天命論、天人感應論的唯心傾向，以樸素唯物主義的哲學觀為指導，提出禮義一統的國家學説，同時提出了建立鞏固禮義一統國家的策略。

司馬遷認為，禮義就是文明，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表現，是人和社會追求的目標；禮義一統，就是國家統一穩定，民族融合團結，社會運行有序，政治、經濟、文化進步發展，國家持續走向富強文明。禮義是一統的核心。具體來説，就是要在西漢社會政治生活中，恢復建立起禮義得以施行和遵守的機制和秩序：國家有仁德的君王以及遵守禮義、忠誠能幹的大臣和將領，施之以仁義政治；禮義得到廣泛深入的施行和遵守，成為國家管理機制的運行規範，成為社會各階級、階層以至每個成員的自覺意識和品格修養，體現在集體和個體的行為中。這樣的禮義一統，方能取得經濟發展、文化進步、邊防無事和人民安居樂業的社會。這是司馬遷所期冀的社會。

司馬遷的禮義一統思想，從淵源上講，遠承孔子，近接《公羊》，既是對董仲舒觀點的汲取與發展，又是對所處的西漢現實的認識和對漢以前中國歷史的考量和分析。在《史記》中，司馬遷記述了秦始皇、漢武帝的功業，譴責了諸王叛亂的行徑，反映了禮義一統思想。司馬遷的禮義一統思想，還包含着對少數民族一視同仁的思想，具體表現為民族一統思想，主要包括民族等列思想、中國境內各民族皆炎黃子孫等。

司馬遷推崇禮義，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他心目中，“《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司馬遷領會了《春秋》明辨帝王治國的準則和規律，區別是非好惡，揭示歷史教訓，使社會走上治理之路。“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很明顯，禮義是關係社會倫理道德、臣僚生死、君王去留以至政權存亡的關鍵。司馬遷在分析《春秋》旨義的同時，深刻闡明禮義的重要性。他將《禮書》列至《八書》的第一位，開篇即以“洋洋美德”對禮大加稱讚。“禮者，人道之極也。”説明禮對“人道”至關重要。

最重要的是司馬遷《史記》要揭示禮義一統是治國之本。在《酷吏列傳》開篇，司馬遷遵引孔子“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古訓，提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的觀點，闡述禮義較之法制必須率先而深入施行的重要性，禮義政策是基本的經常性措施，在潛移默化中發揮教化作用，是治本之舉。而施行法治，只是一定情況下才能運用的手段，是輔助之策，只能治標。

司馬遷堅持倡導在全社會樹立禮義一統的核心價值觀念。按照司馬遷的觀點，“禮”為奠定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和社會典章制度的重要基石，“仁”的觀念促使統治者推行寬和慈厚的政策措施，並敦睦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實現社會和諧和國家統一。首先而重要的是要廣泛深入地實行以仁為本的禮義。司馬遷通過漢文帝和漢武帝的對比，既闡明瞭“仁”是達到禮義一統的內質要素，“仁”是國家興旺發達、百姓幸福的根本，並且力圖倡導構建理想的禮義一統的社會政治模式：國家有一個像漢文帝這樣仁德的君王，在國君周圍有一批忠誠的大臣，遵循和履行禮治，工商業生產自由發展，國家不窮兵黷武，民眾的勞役賦税負擔合理，和睦和諧，幸福安康。

司馬遷禮義一統的社會政治思想，具有鮮明、濃厚的時代特色：順應中國歷史由分裂走向統一進而走向強盛的進程，強烈地表述了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天下富裕、百姓幸福的願望。具體地説，認為國家是整個階級的國家，而不是帝王個人的私物，集中階級中一切優秀人才的智慧為國家強盛盡力，反對帝王專斷；一定程度地同情官吏的艱難、民眾的疾苦，肯定社會成員為維護自己的生存利益採取的必要行動。這表現出，司馬遷既要求維護地主階級統治長治久安的願望，又表述出他對官吏作為、民眾生活的體貼關愛，他希望治理者和生存者能夠很好地協調統一，以保持禮義一統國家社會的安定。這是大史學家觀察處理事物的眼光，反映了他的遠見卓識。

司馬遷梳理考察中華民族三千年的歷史進程與興衰成敗，提出了建立和鞏固禮義一統國家的策略，積極為西漢王朝探討治國良策，為後來者提供借鑑。事實上他強調國家和民族的統一融合，提倡以德治國，主張簡政省刑，主張舉賢任能，贊成適應時勢進行變革，肯定正義戰爭等一系列建立和維護禮義一統社會的觀點，對皇權統治者關注皇親國戚以外的羣體、民眾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理政治國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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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筆著文章的處事作為

崇高的信仰使得司馬遷以頑強的意志堅持立德、立言理想，他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相聯繫，繼續以如椽之筆寫作《史記》，用如神之筆寫出絕妙篇章，書諫當代，啓迪後世，表現自己禮義一統的國家學説。“妙筆著文章”是司馬遷實現禮義一統社會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徑，體現了司馬遷作為文人的處事作為。

《史記》首創五體紀傳通史體例，記載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時期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氣勢恢宏，博大精深。

《史記》

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宗旨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際”，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間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司馬遷是先秦以來“天人相分”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人就是人，天就是天，二者沒有必然的聯繫。“通古今之變”，就是要探索歷史發展、國家治亂盛衰的變化及其規律。“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寫出一部自成體系的歷史著作，闡明自己禮義一統的國家學説。《史記》五體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敍述歷史，又互相補充，組成完整、立體、宏闊、嚴密的有機整體，這種相互協調補充而形成的結構框架，溝通天人，貫通古今，反映了社會生活長卷總貌，顯示出司馬遷作為文史大家的卓越智慧和創新能力。

以人為主的史學敍事模式，是司馬遷妙筆著文章的又一表現。歷代的帝王將相、大小官僚，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説客、策士、刺客、遊俠、隱士、商賈、卜者、俳優、女性等，對社會有貢獻、有影響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湧現在司馬遷的筆端，古今人物、大小事件、社會萬象，構成一幅鮮活生動、色彩斑斕、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人生百態，仁善友愛為上。《史記》用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歌頌光明，讚揚真善美，闡明禮義一統國家學説之內涵，極大地擴大所記載的人物類型。司馬遷為人物立傳，重在人物的社會作用與貢獻。《五帝本紀》讚揚五帝寬厚愛民、舉賢懲兇、教化天下、協和萬邦的美德。《伯夷列傳》為《史記》七十列傳之首，開宗明義地高揚至善、至美、至剛的人性美，充滿陽剛之氣，崇高與悲壯俱在。《管晏列傳》以對照筆法頌揚晏子知人薦賢的美德，展示仁善友愛的宗旨。更為難得的是為匹夫且犯上的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等立《刺客列傳》，歌頌正義、俠氣、豪邁、不畏強暴、不惜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司馬遷還記載眾多女性的事蹟，其中登場的女性人物多達400以上，個性突出、性格鮮明的有呂后、漂母、王陵的母親、卓文君等。司馬遷為下層人物立傳，這是一種大膽的做法，充分體現出進步的思想觀點和非凡的史學觀念。司馬遷通過對黑暗現實的揭露，批判在社會進步和發展過程中背離禮義、損害仁德的醜惡行徑，體現自己對美好政治、崇高形象的嚮往與憧憬。

《史記》人物傳記具有極高的敍事藝術，這是《史記》妙筆著文章的第三個成就。通過特異性故事情節和場面的描寫，凸顯歷史人物的傳奇風采。《越王勾踐世家》中勾踐卧薪嚐膽的情節，凸顯勾踐苦心勵志、發憤圖強的精神風貌；《淮陰侯列傳》中韓信胯下之辱、乞食漂母等情節，展示少年韓信能屈能伸、知恩必報、胸懷大志的大丈夫氣魄 ；《留侯世家》中張良遇黃石公、借箸發難、商山四皓等情節，傳奇而多姿；《項羽本紀》中的鴻門宴，場面宏大，人物眾多，驚險曲折，劍拔弩張，引人入勝。《刺客列傳》中荊軻刺秦王的畫面，險象環生，驚心動魄。通過立體化寫人記事的方法，全方位再現歷史人物的精神風貌，特別表現仁善友愛為上的思想。《史記》敍寫眾多的歷史人物，呈現出立體化的特點，採用多維透視的方法，使人物具有豐富性、複雜性。

《史記》人物血肉豐滿，具有多面性格特徵，是歷史人物，也是藝術典型，體現了人生百態、人性萬象。

司馬遷寫人敍事，富有感染力，充滿強烈的感情色彩。他筆端有感情、字間湧激情，時而悽絕哀婉，時而奔放恣肆，《史記》令人蕩氣迴腸、如痴如醉。“《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整部《史記》是一首愛的頌歌，恨的詛曲，司馬遷用整個生命譜寫的一篇飽含着全部血淚的悲憤詩。”《史記》各篇傳記，抒發感情的形式豐富多彩，有的通篇借古抒情，有的夾敍夾議，有的引入精美的詩歌諺語，有的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論贊。無論作者採用何種方式抒情，都滲透着對社會的關注，對禮義一統國家學説的思考構建與嚮往期冀。

《史記》最能鮮明、集中表達司馬遷激情的是議論。《史記》議論通常有三種形式：篇前序論、篇末論贊（即“太史公曰”）、篇中夾敍夾議。據筆者統計，《史記》全書有序論的篇目有23篇，論贊的篇目有106篇，夾敍夾議的篇目有7篇。這些議論和主體部分的敍事、抒情完美結合，使作者的激情得以揮灑，人生理想得以表達。序論，宣泄激情，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論贊，深化褒揚或批評的主題。援引詩詞謠諺表達激情，是《史記》抒情的又一途徑。司馬遷大量引用詩歌、諺語、歌謠，既為《史記》增添了詩的韻味，也傳達出作者的愛憎激情，突出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思考，對真善美的嚮往。言亡不言、不言而言，是司馬遷敍事抒情的又一“史筆之妙”。顧炎武《日知錄》説：“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馬遷善於把情感和觀點藴含在關於人物和事件的敍述中。《呂太后本紀》真實記載呂后對戚夫人的殘害：“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看似客觀敍事，字裏行間卻湧動着對呂后慘絕人寰、陰險毒辣行徑的強烈憤慨之情，從相反角度呼喚禮義、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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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並辯證的哲人思維特質

“理性並辯證”，概括的是司馬遷《史記》認識分析事物的思維特徵與方法。一部《史記》，凝聚着司馬遷的曠世智慧，也反映了司馬遷的哲人思維。司馬遷開創以寫人物事件為中心的紀傳體史書體例，忠於史實，傳承古代思想文化的理性精神和“有對”之學的辯證思維方法，放眼歷史長河，冷靜、客觀地認識分析相關人物事件的來龍去脈，包括背景、原因、經過及其作用、經驗教訓，對後世的影響和啓示等一系列問題，不僅記載了歷史，更表現了有史以來的中華人文精神，體現了司馬遷作為史家哲人的思維特質。

紀傳體通史充分體現司馬遷《史記》的整體、系統思維特徵。司馬遷《史記》對其記事規模、體裁、體例、結構、選材、篇章立意等方面進行了睿智把握。《史記》以前的史書，體例或為國別體，或為編年體。內容或以記言為主，或以記事為主。這些體裁、體例在記載人物活動或記載事件上都存在一定侷限。司馬遷創立的《史記》紀傳體，則能使作者筆下的人物活動和事件記敍在時間上相互聯繫、空間上大大擴展，作者可以從容不迫地寫人物在不同時空的一系列事件和細節；可以通過多個側面來寫人物，寫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使人物由平面化轉向立體化；可以使不同時空人物相對集中，使事件情節更加緊湊。這樣，使《史記》在通過人物事件來再現歷史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

重視史實和人物的歷史作用的修史理念，展現了司馬遷《史記》的理性思維特徵。作為一部通史，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上下三千年歷史的撰述並不是平均用力或隨心所欲的，他有着明確重視史實和人物歷史作用的修史理念。就是説，以史實與人物的時代價值為寫作邏輯，有重點地敍述、探討做人（各類人）楷模與治國良策，昭示當代及後世。司馬遷《史記》理性關注歷史變革中的歷史事件和關鍵人物。《史記》中司馬遷特別關注的歷史時期有，黃帝統一中原、夏末商初、商末周初、秦末漢初等。《史記》對這些時期着墨集中，篇目較多，篇幅較長，記載人物最多。歷史變革中的關鍵人物，在《史記》中顯得鮮活而深刻。從繁雜的歷史事件和眾多的歷史人物中，司馬遷發現陳涉、項羽和劉邦這三個關鍵人物的特殊事蹟和作用，以此來反映這一特殊時期的社會變遷的脈搏。漢朝建立後，一個重大事件就是劉邦清除異姓王的政治行為。司馬遷對此則選擇了在劉邦清除異姓王中受害最深的典型人物韓信、彭越等進行反映。司馬遷選擇典型事件中的典型人物，通過人物事蹟和遭遇來形象地再現社會歷史以及與之相關的經驗教訓。

漢高祖劉邦

司馬遷《史記》理性客觀反映歷史真實，表現出我國古代所推崇的史官精神——秉筆直書、記事信而有徵的良史傳統。司馬遷《史記》秉筆實錄，客觀反映，不以個人好惡曲解歷史。更為難得的是，理性客觀地以犀利之筆，揭露統治者的陰暗面，鞭撻統治者的種種醜惡，在封建時代乃至人類歷史中也是難能可貴的。在《史記》中，司馬遷不但敢於揭露歷史上許多暴君如桀、紂、周厲王、秦始皇等的暴政暴行，而且敢於直接抨擊當朝的開國之君劉邦。對他善於用人、善納善謀、堅毅不拔的創業精神予以肯定與褒揚，同時也無情揭露他的奸詐、自私、無賴作風。司馬遷秉筆直書，如實記載了上下三千年的歷史，特別是本朝歷史，從而使《史記》具有強烈的批判性。

辯證分析、綜合百家學説構建新的思想體系，是司馬遷思維品質的又一大特徵。司馬遷欽佩和傳承父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觀點。其文稱司馬談所推崇的道家，是綜合吸收了各家之長的新思想，“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這裏體現了司馬遷力求綜合各家之長，形成自己獨到思想的觀點。

樸素的唯物辯證的思維模式，是司馬遷《史記》思維特質的第四個表現。司馬遷繼承先秦“有對”之學精華，《史記》閃耀着辯證思維的光芒。他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常常能夠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辯證把握思考分析，如漢滅秦後，漢初學者多站在漢朝的立場上，宣揚漢代皇權的天授和秦朝滅亡的必然性，而對秦之功勞則不能進行客觀評價。司馬遷在揭示“秦取天下多暴”“燒天下詩書”殘暴導致迅速滅亡的一面，又肯定秦在統一天下方面的成功與地位，指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史記》對於西漢當代社會記述，一方面寫出了漢武帝時期國力之雄厚，另一方面揭示其暗藏的危機。如漢武帝時期物質財富大量增加，刺激了奢侈風氣的蔓延，國家的富實使得朝廷的慾望空前膨脹，連年向東甌、兩越、西南夷、匈奴開拓征戰，又使國力消耗，財庫空虛。在人物評價方面，一分為二，褒貶同在。如司馬遷肯定項羽的歷史貢獻，認為“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同時又明確批評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的嚴重缺點。又如，司馬遷以遠見卓識給陳涉以一定的歷史地位，將其事蹟列為世家，讚頌由他發難而推翻秦朝的壯舉和歷史地位。同時，又沒有忽略他心胸狹隘、不能容人等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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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古更崇實的人文風範

司馬遷《史記》嚴肅嚴謹對待歷史、以歷史的經驗教訓警世醒世，喚醒人們的切實追求，表現了司馬遷作為學者的“尚古更崇實”的人文風範。

司馬遷以“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作為人生奮鬥追求的目標，具有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傳統美德，具有中國知識分子社會使命擔當精神。在朝中任職，司馬遷“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遭遇李陵之禍後，司馬遷“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但進取有為之心未滅更強，更加發憤著書，完成《史記》大作。他崇尚古之非凡，更期冀今後卓越，究以往奧妙，旨在寄厚望於今世與未來。

司馬遷崇尚古代明君，嚮往和歌頌盛世。在《報任安書》説：“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這些“倜儻非常之人”是司馬遷由衷欽佩的，其包括哲人、賢君、良臣、君子等各類在社會中有所作為的人。因此説，崇尚古代哲人、賢臣、君子是司馬遷文人風範的又一特徵。

在古代哲人裏，司馬遷首推孔子。在《史記》一百三十篇裏，他為孔子立有《孔子世家》，另有《仲尼弟子列傳》專門記載孔子言行和思想，還在其他篇章裏經常寫到孔子，經常引用孔子話語評價人物和事件。而在臣子裏，司馬遷最為讚賞的是那些盡人臣之職，盡力扶助君主，積極有為，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如春秋時的晏子節儉，而夷吾奢侈，但他們輔佐君主以霸以治，皆受到司馬遷的讚揚。而對於那些不盡人臣職責，阿諛奉承陷君主於不仁不義、身敗名裂甚至國破家亡境地的臣子，司馬遷則予以尖鋭批評。司馬遷的崇實精神是其人文風範的第四個特徵。司馬遷並不是一味地嚮往欣賞古代，獨自活在自己的理想王國裏，而是具有強烈的崇實精神，尚古是為崇實服務的，崇實才是終極目標和關鍵所在。司馬遷記載古今歷史，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借古鑑今，“述往事，思來者”，“俟後世聖人君子”，以為現實社會服務。司馬遷分析問題常常能把握事情發生的大背景，注意從現實出發。古代盛世的出現，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人們對盛世的理解，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標準。

孔子

如“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如此的小國寡民社會已經不能滿足後代百姓對社會生活的要求。司馬遷又云：“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户説以眇論，終不能化。”這種把事件和人物放到一定歷史條件下去分析評論的方法是具有科學意義的，是具有唯物辯證思想的，有利於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作出客觀的正確評價。

司馬遷精神內涵豐富，博大精深，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時代價值，歷久彌新，對後世有着巨大的教育、引導和激勵作用。

作者為：丁德科、馬雅琴、梁建邦。選自《新華文摘》2016年06期，原文摘自《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 1 期，原文約 26000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