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將華為拒之門外的_風聞

來源：內容由半導體行業觀察（icbank）編譯自「wired」，謝謝。

2018年12月1日早上，數萬人聚集在墨西哥城中心廣場。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剛剛宣誓就任墨西哥第58任總統。在他的就職演説中，他對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統治嗤之以鼻，並承諾對墨西哥進行全面的政治和經濟改革。

從全國各地聚集到佐卡洛廣場的人們並不是唯一感覺到新政府機遇的人。就在那一刻，太平洋上空，一位名叫孟晚舟的中國高管正從深圳飛往墨西哥。

孟晚舟是華為的首席財務官，華為是世界上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和第二大智能手機制造商。雖然華為的Android手機在美國幾乎不為人所知，但它們在墨西哥無處不在，就像在中國、南亞和中東一樣。在全球約170個國家，普通消費者很少接觸到的華為設備甚至更無處不在：位於發射塔上的無線電天線陣列和位於發射塔下的電子基站，它們在數字和無線電信號之間進行轉換。根據一些統計，世界上大約40%的人口依賴華為設備。但即使擁有19.1萬名員工和1080億美元的年收入，華為仍然渴望增長。

然而，這一願望面臨着一個巨大的障礙：美國政府。多年來，美國一直向墨西哥施壓，要求其阻止華為在其境內的擴張。華盛頓辯稱，華為的技術是中國政府監控的精心設計的特洛伊木馬，安裝其網絡設備相當於讓中國的國家安全部有能力監控西方的電腦和無線網絡。

然而，洛佩斯·奧布拉多（López Obrador）的勝利意味着一個新的政治時刻，也是華為出擊的機會。孟晚舟當時正前往墨西哥，為下一代無線基礎設施（即5G）確保一個新的灘頭陣地。向5G網絡的轉型有望帶來令人難以置信的高速無線網速，但需要一個新的、更密集的蜂窩基站網絡。而華為正是提供這種設備的世界領先者。

但是在孟晚舟在墨西哥打下基礎之前，她在加拿大温哥華停了下來。

這位47歲的高管也被稱為Sabrina Meng或Kathy Meng，她穿着深色運動服通過了海關和移民局。在某個時候，她一定意識到有些不對勁。也許是在兩名詢問她的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官員中的一人離開去打電話的時候。也許是當警察開始搜查她隨身攜帶的兩推車行李的時候，或者是當兩名女警察來護送她進入機場邊境設施的安全區域的時候。

加拿大皇家騎警最終告訴她，她被捕了。“我？”她回應説，“為什麼要逮捕我？”警官們表示，他們是根據美國指控她和她的公司涉嫌違反對伊朗的制裁而採取行動的。“你是説因為我的公司，你要逮捕我？”她回應説，“能不能至少讓我給家人打個電話？”

答案很明確：“不能。”

警官們把她的四部設備——一部華為手機、一部iPhone、一部玫瑰金iPad和一部粉紅色MacBook——分別放在一個安全的袋子裏，這樣就可以阻止任何遠程擦除它們的企圖。

回到華為全球總部所在地深圳，喬·凱利被一個電話吵醒。凱利是英國電信的老手，負責公司的國際媒體事務。電話的另一端是一名記者：應美國政府的要求，Sabrina在加拿大被捕。你對此有何回應？凱利嘆了口氣，説出了他能想到的唯一一句話：“我還沒喝咖啡呢。”

凱利立即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嚴重性。孟晚舟不僅是華為的首席財務官，她也是公司創始人、75歲的億萬富翁任正非的女兒。美國以前也曾對華為進行過猛烈抨擊。但這次是敵對行動的急劇升級。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衝突將繼續升級。華為會發現自己陷入了地緣政治困境，因為美國似乎把對中國和全球化的所有技術焦慮都投射到了一家公司身上。

對美國來説，中國既是重要的貿易伙伴，也是主要的外國對手。美國企業將中國視為一個擁有10億消費者的市場，也是生產從蘋果iPhone到兒童讀物等各種產品的工廠的所在地。它也是一個超級大國。隨着華為這樣的科技公司在全球變得越來越不可或缺，美國領導人臆想地把中國的技術看作中國進入西方國家、安全和商業事務的“後門”的特洛伊木馬。在過去兩年裏，美國已經開始玩弄完全技術隔離的政策，至少在華為的案例中是這樣。

賭注是巨大的。華為本身就是全球電信業的一個巨大參與者，大到以至於隨着華為的發展，互聯世界也會隨之發展。美國全面禁止華為產品可能標誌着單一世界互聯網的結束。它可以將世界分成兩個獨立的技術生態系統，一個在北美和歐洲部分地區，另一個在亞洲和南半球。前者將由諾基亞、亞馬遜、谷歌、臉書、微軟和蘋果主導，後者由華為、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主導。

特朗普政府不斷升級的鬥爭使得為華為供貨的美國公司步履蹣跚，也讓華為懷疑自己能否再次依賴美國供應鏈。唯一明確的是，特朗普政府的鬥爭與華為無關。

一位華為高管告訴我：“一場巨大的地緣政治戰爭正在進行，這場戰爭遠遠超出了華為的級別。”

我們不是HUAWAII

任正非在貴州省長大，這是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他的父母是中學教師。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正在大學學習土木工程。1978年，任正非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一名黨員。正如他在2013年告訴記者的那樣，那大概是一個所有“傑出人士”都會入黨的時期。他説：“當時我的個人信念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努力工作，奉獻自己，甚至犧牲自己。加入共產黨符合這一願望。”

任正非在20世紀80年代初離開軍隊。在商業起步平淡無奇之後，他用5600美元的資本創立了華為。他將公司總部設在南方城市深圳，當時深圳是一個剛剛被指定為經濟特區的沿海小鎮。

任正非的第一次商業成功是利用小型電話交換機連接酒店內的電話。從那時起，華為擴展到銷售和製造電話設備。它的早期客户大多在中國農村地區，而這些地區正是剛剛開始向中國擴張的歐洲電信巨頭們服務很差的地區。

1992年，任正非帶領公司高管代表團訪問美國，參觀了德州儀器、IBM和硅谷的公司。任正非後來寫道：“我們意識到我們自己的研發方法非常落後，我們要迎頭趕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回國後，他敦促工程師們開發下一代電話交換機。當時，電話在中國仍是奢侈品，但隨着中國中產階級開始繁榮，華為處於有利地位，有望實現增長。

插圖：ALVARO DOMINGUEZ

渴望成為全球玩家的任正非聘請IBM來指導公司的管理和運營。從1998年開始，華為開始在海外推銷其交換技術。就像它最初打入中國農村市場一樣，它最初着眼於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得不到充分服務的國家。“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學習如何念我們的名字，”長期在華為工作的現任執行董事David Wang回憶説。電信代表會解釋説，“我們不是Hawaii，我們是華為。”

任正非培養了一種狼性的企業文化。他曾對員工説：“市場沒有時間流淚，它只尊重勇敢的人。如果華為想要生存下去，它必須為自己殺出一條血路。”如今，整個華為大樓的牆壁，以及園區裏擺放的咖啡杯上的圖案，都畫着一架二戰時期的舊戰鬥機，它的機翼和機身被擊碎，但仍凱旋而歸。正如海報所説，“英雄是鍛造出來的，不是天生的。”

漸漸地，華為在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為更發達的經濟體打開了大門。Edward Zhou在1996年開始擔任工程師，現在是華為負責全球公共事務的副總裁。當時，華為的電話技術還不如西方同行，但運營成本要低得多。“我們的客户不相信技術，但他們相信人，因為我們工作非常努力。”Edward Zhou説。後來他去了西班牙、德國和日本任職。

2003年，華為在俄羅斯贏得了一份合同，在西伯利亞建設一個全長1800公里的光纜傳輸項目。同年，它獲得了為法國建設骨幹傳輸網絡的合同。到2005年，華為超過一半的收入來自中國以外。《時代》雜誌將任正非評為100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華為不僅開始製造笨重的傳輸設備，還開始生產自己的品牌手機，目前約有6億部正在流通。如今，華為的紅色標誌和零售店裏面擺設着時尚傢俱、淺色木材、平板電腦、筆記本電腦和智能手機，在中國街頭似乎和星巴克的美人魚一樣常見。

儘管華為已經成長為一家全球性企業，但其結構在中國主要企業中仍是不同尋常的。它不像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那樣公開上市。也與中國另一家主要電信製造商中興通訊不同，華為公司為員工所有，任正非僅持有1%的股權。大約96000名員工和退休人員擁有公司的剩餘部分。

華為的財務狀況每年都會公佈，並由全球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審計。這讓我們對該公司有了一些瞭解。但華為的決策結構有點複雜。華為2011年才開始公開任命高管，公司由一組輪值主席管理，任正非被任命為創始人、董事和CEO。長期以來，美國官員一廂情願地對這種結構性不透明表示擔憂。

2007年，美國就華為的忠誠度與其進行了直接對峙。那一年，在一次紐約之行中，任正非會見了擔心該公司在伊朗商業交易的聯邦調查局特工。當時，任正非堅稱華為遵守了美國對伊朗實施的制裁。

在隨後的幾年裏，美國政府開始更加公開地質疑華為在不斷發展的科技版圖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採取行動阻止它成為互聯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08年，美國政府阻止了華為與貝恩資本計劃以22億美元收購網絡製造商3Com的交易，3Com為美國軍方製造反黑客軟件。美國官員對此表示擔心。正如一位官員當時告訴《紐約時報》的那樣，後門“藏起來容易，找起來難”。隨後，在2010年，美國阻止了華為收購服務器技術公司3Leaf Systems。

2012年，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就華為在電信網絡中日益普遍的地位發出警告：“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華為向美國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設備的相關風險，可能會損害美國的核心國家安全利益。”

僅僅幾個月後，路透社發表了一篇文章，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對華為的懷疑：路透社獲得的文件似乎顯示，一家名為Skycom的公司向伊朗主要移動電話運營商供應設備，他們指出，這家公司實際上是華為運營的影子業務，這也吸引了美國司法部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它開始挖掘針對華為的案件。

同時美國戰略規劃高級主任Rob Spalding特別擔心5G，下一代數字經濟將建立在5G的基礎上。手機技術的每一次進步都帶來了用户習慣的改變。第二代蜂窩網絡發送短信;第三代將網速提高到每秒幾兆，這使得第一代智能手機得以問世。最近，4G網絡為在車管所排隊的人們提供了流媒體視頻。相比之下，5G網絡的前景幾乎是神話般的——它的速度可能比4G快一百倍，幾乎沒有延遲，而且能夠將數量驚人的設備和傳感器連接到網絡上。今天，傳道士們宣稱，5G將迎來真正的物聯網。

但5G網絡無法依託現有的4G基礎設施。這項技術使用的是毫米波頻率，隨着距離的增加頻率會迅速下降，因此需要大量小型、低功率的無線基站連接到互聯網。在華為，任正非很有先見之明，很早就開始開發基礎技術，到2017年，他的賭注似乎有了回報。隨着各國開始就哪些製造商將建造和安裝數以千計的基站做出長期決定，華為名列榜首。美國沒有一家公司能夠製造基站，根本不在這一列。此外，分析人士估計，華為比愛立信和諾基亞等西方競爭對手領先18個月。

華為在5G基礎設施領域的領先地位尤其令人惱火。

為此Spalding開始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集三星、諾基亞和愛立信等製造商的工程師開會，討論美國應該如何應對華為。斯伯丁説：“這並不是5G本身的問題，這是關於數據的問題，關係到我們如何為美國人民創造最安全的互聯網。”

斯伯丁得出的結論是，確保5G系統不受損害的唯一途徑是美國擁有一個單一的大型網絡。他做了一個PPT演示，呼籲建立“信息時代的艾森豪威爾國家高速公路系統”。其目標是建立一個“反映我們原則的網絡”，PPT寫道，“中國在網絡基礎設施的製造和運營方面已經佔據了主導地位，我們要輸了。”

斯伯丁沒取得什麼進展。當他的想法被泄露給新聞網站Axios時，美國電信運營商怨聲載道。雖然他們自己沒有能力建立基站，但他們在諾基亞和其他供應商的基礎上建立了網絡，他們不想讓一個“國有化”的實體在他們的行業中競爭。特朗普政府迅速與這個想法劃清界限。斯伯丁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日子結束了。

華為高管在競選期間聽到了唐納德·特朗普的反華言論。和許多公司一樣，他們也在考慮，如果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抨擊他們，會發生什麼。

事實證明，在美國政府內部，擔心華為和中國電信公司的並非只有斯伯丁一個人。美國司法部和情報機構也在密切關注這個中國巨人。

將華為拒之門外

華為的“狼來了”始於2018年1月初。有消息透露，AT&T將在當年的消費電子展上宣佈，將開始在美國銷售華為手機。美國官員辯稱，AT&T不應該在美國銷售手機；交易被取消了。

同月，特朗普總統宣佈對中國太陽能電池和洗衣機徵收關税。此前，特朗普一直在穩步加大對中國的壓力，要求中國與美國達成新的貿易協定。這是一系列不斷升級的關税措施中的第一批措施，這些關税讓股市幾個月來一直處於震盪狀態。特朗普在推特上寫道：“這是好事，很容易打贏。”

隨後，華為遭到了一系列打擊。今年2月，美國高級情報官員在參議院作證稱，華為的手機構成了安全威脅。今年5月，五角大樓禁止在美國軍事基地銷售華為和中興的智能手機。7月，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組成的西方情報聯盟“五隻眼”的情報負責人聚集在新斯科舍省，舉行了一次半定期的私人會議。在龍蝦晚宴上，軍情六處和中央情報局等機構的負責人討論瞭如何遏制中國的電信野心。

就在那次晚宴後幾周，特朗普總統簽署了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其中包括一項條款，禁止美國政府將華為、中興通訊和幾家規模較小的中國公司的某些產品作為“任何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後不久，澳大利亞也頒佈了類似的禁令。隨後，新西蘭進行了干預，阻止一家國內公司使用華為的設備建設5G網絡。對華為來説，最重要的是，它最負盛名的客户之一英國電信表示，將退役部分華為4G網絡，而華為的設備不會成為其核心5G網絡的一部分。

新西蘭宣佈消息幾天後，任正非的女兒登上了飛往加拿大的飛機。

孟晚舟是任正非第一次婚姻的兩個孩子之一。她在中國讀的大學，在中國建設銀行工作了一年後，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加入了她父親的初創公司。她從華為的財務部門晉升為首席財務官，併成為四位副董事長之一。46歲時，她擔任了華為的公共大使。一位家庭教師幫助她完善了英語語法和發音，她周遊世界，爭取銀行和客户。墨西哥之行對於一位精明的全球高管來説是一次例行公事。

孟晚舟懷疑她可能已經成為美國檢察官的目標。2017年4月，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公開表示，正在調查華為與Skycom和伊朗的關係，並向華為送達了陪審團傳票。美國司法部表示，孟晚舟曾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訪問過美國，但在接到傳票後沒有再去美國。

在她於温哥華被捕後，美國於2019年一直指控孟晚舟和華為試圖規避對伊朗的制裁。但華為長期以來一直堅稱，Skycom是一家完全獨立的公司，根據起訴書，Skycom董事孟晚舟曾親自向美國銀行保證，她遵守了美國的相關制裁規定。

司法部還沒結束。它還對華為提起刑事訴訟，原因是在一起民事案件中，T-Mobile聲稱華為竊取了其手機測試機器人“Tappy”的技術。儘管T-Mobile在民事訴訟中贏得了480萬美元的賠償金，但華為對刑事指控拒不認罪。

實體清單

孟晚舟的被捕猶如晴天霹靂。但至少在一開始，這似乎符合美國相對冷靜的既定戰略。自奧巴馬政府後期以來，美國司法部一直在積極起訴中國涉嫌的違法行為，而美國政府其他部門則與中國政府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和貿易關係。

2014年，美國司法部以竊取美國企業知識產權的罪名，起訴了5名中國黑客，這是此類案件中的首例。奧巴馬政府當時辯稱，法治是沒有商量餘地的。在那之後的幾年裏，針對中國公司和黑客的經濟間諜指控幾乎成了例行公事。

然而，特朗普總統似乎幾乎立即表示，孟晚舟的案件可能會得到不同的處理，司法程序的獨立性有待談判。就在她被捕幾天後，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表示，他可能願意為孟晚舟説情，以換取更好的貿易條件。他説，“只要對這個國家有好處，我都會去做，如果我認為這對史上最大的貿易協定有好處的話。我肯定會干預。”

特朗普的言論讓司法官員和華為高管都感到憤怒。華為的領導人告訴我，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尊重法治在美國體系中的神聖地位，並希望中國以此為榜樣。而現在，他們想知道法治到底有多神聖。

普政府在法庭外對華為發起了更大範圍的訴訟。從企業董事會到外國資本，特朗普政府都辯稱，5G太重要了，不能把它拱手讓給外國對手。儘管華為提出了抗議，但它有繞過美國法律、幫助世界上一些最糟糕的國家的麻煩歷史。

這些攻擊讓華為陷入困境。它急於招聘公關人才，被公司邀請加入其公關部門的記者説，公司的薪水最高可達20萬美元，並保留了眾達律師事務所和斯奎爾·巴頓·博格斯律師事務所。華為在《紐約時報》和其他出版物上刊登了付費廣告。

無論是在私下還是在公開場合，該公司的高管們都抱怨稱，他們受到了雙重標準的對待。他們指出，美國電信公司曾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美國情報機構甚至出於自身的間諜目的，向科技公司施壓，要求它們削弱加密等關鍵技術標準。“想想稜鏡計劃，誰是最值得信任的人?”今年2月，華為的輪值主席郭平在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問道。“如果你不明白這個問題，你可以去問愛德華·斯諾登。”

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在冬天和春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警告西方盟友不要購買華為的產品。他告訴德國，如果德國允許華為為其5G網絡提供服務，美國將考慮縮減與這個關鍵歐洲盟友的長期情報共享協議。波蘭也收到了類似的警告。

隨後，在5月份，美國對華為發起了攻擊。美國公司將被完全禁止與中國電信開展業務；它的名字被添加到所謂的“實體名單”中，這是由商務部編制的一份不受歡迎的國際人士名單。

在短短几個小時內，華為的存在似乎就充滿了不確定性。華為囤積了一些關鍵零部件，有些可以維持3個月，有些可能會維持12個月。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

這項禁令一旦實施，將會對華為以外的企業產生嚴重影響。在這家中國公司700億美元的採購預算中，有110億美元花在了30多家美國公司製造的零部件上，包括從康涅狄格州的安費諾購買的電纜和連接器，以及從愛達荷州的美光科技購買的存儲芯片。華為的智能手機和電信設備使用的是高通、英特爾和博通生產的零部件和芯片。行業分析師預計，華為的禁令可能會讓加州光學設備製造商NeoPhotonics損失近一半的業務。

美國企業紛紛實施最糟糕的方案：谷歌宣佈將終止與華為的合同。危機會議既在供應商內部召開，也在半導體行業協會等行業組織召開。

一家美國供應商的一位高管表示，他和同事對美國政府看似欠考慮的對華為的攻擊及其造成的衝擊波感到非常驚訝。這位高管警告説，“如果你試圖用炸彈摧毀中國的領導地位，那麼你肯定沒有看到附帶損害。”（《連線》雜誌聯繫的美國供應商中，沒有一家願意公開表態，正如其中一家告訴我説，“這要冒着惹怒一方或另一方的風險”。）

在接下來的幾周裏，隨着供應商們在幕後提高了反對的聲調，美國商務部的態度也有所緩和。華為將繼續留在實體名單上，但美國企業可以尋求豁免。許多公司能夠繼續向華為出售零部件，但他們行事謹慎，不確定這些例外情況是否會在未來被取消。

深圳的態度

去年春天，當孟晚舟在8170平方英尺的温哥華豪宅安頓下來時，她將在美國漫長的引渡過程中軟禁在那裏，華為在美國報紙上刊登了整版的廣告。其中一篇刊登在《華爾街日報》上，邀請美國媒體參觀華為。廣告的標題解釋道：“不要相信你聽到的一切。來看看我們吧。”

我給廣告中的地址發了電子郵件，6月份——就在華為遭到實體名單制裁的幾天後——我發現自己和另外三名美國記者在距離深圳一個小時車程的東莞，這肯定是全球化帶來的最超現實的景觀之一。（雖然華為為記者提供了路費，但《連線》為我的旅行支付了費用。）我們乘坐一輛進口的瑞士火車，穿過一個3.5平方英里、耗資15億美元的研發園區。該園區於去年開放，由一家日本建築公司構思，重建了12個歐洲城市，每個城市都有獨特而又準確無誤的建築。我們從巴黎到海德堡，再到博洛尼亞，只用了幾分鐘的時間。（“我以前去過德國的那座教堂，”我指着其中一座看起來與巴伐利亞一模一樣的建築，對華為的美國發言人説。）

背景中矗立着匈牙利自由大橋的模型，在它的後面，高聳的塔樓有朝一日將容納華為2.5萬名員工中的一些人。隨着午餐時間的臨近，公司大部分年輕的員工湧上街頭、小巷和小路，前往包括中國餐廳、法國咖啡館和肯德基在內的餐廳就餐。東莞園區旨在激勵員工創造性思維，但它也傳遞了另一個信息：華為是一家全球性公司。

在探索了超現實的歐洲混搭村後的第二天，我們參觀了公司在深圳的總部。在深圳華為園區門口，身穿華為制服、頭戴藍色貝雷帽和白手套的保安人員在車輛進入時發出響亮的敬禮聲。裏面，身着棕色空姐制服的服務員引領着訪問者穿過低矮的現代建築。

在大廳裏，任正非和一名助理與我們擦肩而過，他的出現幾乎沒有在員工中引起什麼波瀾。但我們的行程不包括與創始人會面。相反，在一間裝飾華麗的會議室裏，我們與執行董事David Wang坐在一起。一名服務員小心翼翼地送來了三杯咖啡，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裏，David Wang熱情洋溢地講述了華為與美國政府的糾紛。王通過翻譯表示：“我們看到了美國立場的很多不一致。我們看到的指控不是基於邏輯或事實，也不是基於法治。”

David Wang已經在華為工作了22年。他説，他讀過數百本關於美國曆史、商業領導力和政治的書，他顯然對美國政府新的戰鬥姿態和特朗普各種法令引發的鞭笞感到失望。他認為，如果美國有合理的安全擔憂，就應該説出這些擔憂。互聯網的健康和安全應該對每個人都很重要，應該與美國和中國的超級大國陰謀分開討論。如果華為有辦法讓互聯網變得更安全，那麼華為肯定會這麼做。David Wang説：“政治應該與網絡安全分開，讓網絡安全成為網絡安全，讓政治成為政治。”

我就蓬佩奧等人提出的國家安全批評向華為員工提問，即華為的5G系統可能濫用數據。華為員工表示不知道蓬佩奧在説什麼。華為網絡安全實驗室首席工程師Jeff Nan表示：“美國沒有向我們展示華為產品的任何缺陷。他們沒有提供任何關於我們產品的證據。美國沒有給我們機會。”私下裏，美國官員承認，沒有證據表明華為的產品曾被中國情報機構竊取，他們甚至不會對任何確鑿的證據眨眨眼或點點頭。

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華為的技術是世界上最受關注的技術之一。2010年，華為與英國情報部門合作，建立了華為網絡安全評估中心，其軟件和硬件由英國情報部門的工程師持續進行評估。該組織在2019年的一份報告中稱，華為確實繼續構成“嚴重”的安全風險——不是因為它共享數據，而是因為它的代碼漏洞太多。“我們知道我們發現了問題。這就是測試的意義所在。”華為發言人Joe Kelly表示，他補充説，目前還不清楚是否有其他電信公司會表現得更好，“誰知道呢?我們是唯一一家提供源代碼的供應商。”

插圖：ALVARO DOMINGUEZ

有缺陷的軟件肯定會使關鍵系統容易受到攻擊。美國官員在私下談話中表達的擔憂，正如他們所説，“不是後門，而是bug門。”華為或其他科技公司不會愚蠢到植入一些像後門一樣容易識別的東西。相反，有缺陷的軟件為間諜活動提供了一個更不易察覺、更有害的機會。英國情報部門還一再表示，他們擔心在網絡安全實驗室測試的華為代碼，在經過情報分析師和工程師的挑戰之後，經常會被修改、調整或定製，以供特定客户在現場使用。

美國官員也表示，華為迄今尚未受到攻擊，這並不意味着它未來不會受到攻擊。斯伯丁的擔憂是成立的：5G是一項基礎技術，誘惑實在太大了。但美國一些官員以近乎卡夫卡式的邏輯扭曲，指出華為沒有被妥協的事實是中國別有用心的證據

特朗普政府在國土安全部的最高網絡官員Christopher Krebs表示，美國政府尤其擔心的不僅是技術的運作，還有誰最終能夠對網絡施加控制。在美國政府看來，華為和中國密不可分。

在訪問深圳期間，我向David Wang詢問了華為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他説：“我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因為華為一直是一家員工全資擁有的私營公司。縱觀我們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人們對我們的身份一直存在懷疑。”他接着説：“由於美國針對華為的行動，我們終於弄清楚了自己的身份，我們是一家總部設在中國的全球性公司。”我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他回答説，“不是，但我妻子是。”

華為的高管們——包括美國最高安全官Andy Purdy，他曾在國土安全部工作——表示他們致力於證明華為值得信任。華為表示，它很樂意在美國建立一個類似於英國的聯合測試實驗室，但美國官員從未對這些提議做出回應。就美國官員而言，他們質問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工程師為什麼拆解華為的代碼，並向一家中國公司建議如何構建更安全的系統，以滿足美國市場的標準。這隻會提高中國在技術領域與西方公司競爭的能力。

這塊絆腳石暴露了真正的鬥爭。與華為的鬥爭與其説是關於漏洞或後門，不如説是將推動未來創新的三項技術：5G、先進的計算機芯片和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哪個國家將在這些技術領域佔據主導地位。

長期在華為工作的Edward Zhou表示：“安全問題通常是技術層面的，但目前他們正以安全為藉口，試圖阻止我們。現在這純粹是一個政治藉口。”

美國的“落後”與中國無關

去年春天，特朗普總統在白宮與戴着安全帽的電信工人站在一起，鼓吹他要“贏得”5G競賽的承諾。正如他所説，“我們不能允許任何其他國家在這個未來的強大產業中超過美國。我們在很多不同的行業都處於領先地位，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5G的競爭是一場美國必須贏的競爭，坦率地説，這是一場我們偉大的公司現在正在參與的競爭。”

然而，無論以什麼標準衡量，美國似乎都註定要失敗。韓國去年部署了一個5G網絡，聲稱在短短10周內就簽約了100多萬用户。（據韓國政府稱，華為的硬件約佔整個網絡的10%，其餘部分來自三星和其他公司。）中國最終肯定會比其他任何國家擁有更多的5G用户。

近幾個月來，美國政府已經開始利用一些特別的政府項目，以鼓勵5G的進一步發展和創新，但這些努力似乎來得太晚，而且效果不佳。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軍事技術的敏鋭觀察家Elsa Kania在今年秋天的一份報告中得出結論，“美國政府尚未承諾在5G領域提供在範圍和規模上與中國相當的資金或國家舉措，中國正在為5G的開發和部署投入數千億美元。”

這一缺口引發了人們對美國未來技術發展的更廣泛擔憂。Verizon率先推動建立5G網絡，在幾個城市開展試點項目，使用愛立信製造的基站。但美國距離無處不在的5G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參議員Mitt Romney在10月份關於5G和供應鏈安全的聽證會上表示：“這是將會一次又一次發生的第一個例子。”他警告稱，美國現在還沒有準備好面對中國這個技術競爭對手。“我們國家沒有戰略。我們是臨時做出反應的。”

缺乏更大規模、協調一致的戰略也讓美國科技公司感到沮喪。一位資深科技高管告訴我：“我們沒有提高自己的競爭力，我們有的是一個沒有資金支持的國家人工智能戰略。我們很難讓非常聰明的人來這裏並住在這裏。我們缺少STEM人才。這些事情確實需要關注。”

與此同時，在太平洋的另一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的討伐實際上可能會加速它聲稱想要挫敗的中國科技主導地位。今年8月，任正非宣佈了一項計劃，計劃在未來三到五年內發展一支由友好供應商組成的“不可戰勝的鐵軍”——如果華為永久失去美國合作伙伴，這是一項B計劃。它還朝着開發自己的操作系統邁出了第一步，這將使華為打破谷歌的Android平台，與蘋果的iOS競爭。任正非在一封內部郵件中寫道，這將是一場“痛苦的長征”。

“他們喚醒了一條龍。這是一個偉大的遊戲。”一位華為高管在深圳喝酒時告訴我，“我們將開發我們無意開發的芯片組。中國發展芯片產業的速度將超過任何人的想象。”

美國供應商表示，他們對對特朗普政府的努力適得其反感到憤怒。一家供應商指出，華為在芯片開發上的投資可能會讓美國的就業面臨風險。的確，不難想象，美國目前孤立華為的戰略也許會在世界上取得成功。他們一直也想將華為排除在美國、加拿大和大部分西歐國家之外，但華為也能在南半球和亞洲努力，將發展中國家的數十億用户連接起來，屆時世界分成兩個互聯網。這不是華為想要的未來，但他沒辦法。

華為高管表示，他們不希望地緣政治僵局永遠持續下去，他們希望互聯網仍將是一個團結的全球企業。David Wang在深圳自信地告訴我：“世界將恢復正常秩序，華為管理層仍然認為全球化是大勢所趨。”

與此同時，孟晚舟可能會留在加拿大一段時間。

華為告訴我，孟晚舟計劃在軟禁期間攻讀博士學位，這表明這場鬥爭可能會持續多久。在最近接受CNN採訪時，任正非表示他很有耐心。“艱難困苦的經歷對孟晚舟和她的成長是有好處的。”他説，並描述了他是如何把他在網上找到的有趣故事發給她的。每當孟走出她的房子，就會有狗仔隊。她不再是一個幾乎默默無聞的女商人。就此而言，她的僱主也不再默默無聞，也沒有人需要解釋華為的名字怎麼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