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人性的黑暗_風聞

      毛澤東很喜歡《金瓶梅》這樣的小説，並號召高級幹部也去讀這本書。《金瓶梅》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小黃書，最高領袖號召高級幹部同讀小黃書，這倒也是天下奇聞，他的敵人應該可以用來大做文章的。但拿着放大鏡仔仔細細地在他身上找缺點的敵人並未抓住這點不放，這其中恐怕有難以為外人道的隱情。事實上毛澤東是將《金瓶梅》作為歷史書看的，並認為它是“明朝真正的歷史”。《金瓶梅》描寫的是明未社會的一個側面，確實反映了一定的歷史現實。而這又是一種怎麼樣的歷史現實呢？它描繪的是一個沉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主子霸凌奴才，奴才欺瞞主子。西門慶誘姦家人來旺媳婦，來旺照樣私通西門慶妻妾，女婿偷丈母孃，主子吃奴才的醋。為了金錢、美色，西門慶可以買通官府草菅人命、把持訴訟。而西門慶一死，他的妻妾、家人蜂擁而上侵吞財物，偷盜金銀。縉紳士大夫鮮廉寡恥，底層百姓猥瑣卑鄙。人們就這樣象動物般只為物慾而活着。按《金瓶梅》所描述的“真正的歷史”去理解，那麼這種歷史之黑暗確實讓人震驚。

       眾所周知，毛澤東對魯迅先生青眼有加，非常推崇，甚至説出“魯迅的心是和我相通的”這樣的話。這並非毛澤東謬託知己，也並不是毛澤東附庸風雅。從歷史觀、人性觀上來説，兩人確實非常相似，可以説是“知己”：都對歷史、人性持“黑暗”的看法。

       魯迅是非常具有懷疑精神的人，也可以説多疑吧。如談到他對胡適的印象，他説：“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着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着頭想一想。”其實這倒是冤枉了胡適，胡適比魯迅更有書生氣，特別是在政治上，可以説是個書呆子。比如他參觀了國民黨的“模範監獄”，就説犯人待遇很好。魯迅聽了不覺好笑，狠狠挖苦了他一下。但就是這樣的胡適之，魯迅還是要疑心他。魯迅雖然提倡年輕人不要讀古書，但自己是比較喜歡鑽古紙堆的——不單單是喜歡，應該是沉溺於其中的。而他對中國歷史理解之深刻，也非常人可比。他以自己的閲歷，自己的眼光，認定正史不太可信，而偏愛野史、雜説之類，説這些“看往事卻可以比較分明”。魯迅對《金瓶梅》評價也頗高：“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同時説部，無以上之”。這種説法，顯然是將《金瓶梅》作為歷史的某種“實錄”看待。魯迅的作品中，有大量對野史的引述。例如他説中國人對解剖學是極其無知的，但在應用到酷刑上，“那辦法的兇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又説到剝皮法，有“張獻忠式的，還有孫可望式的”。如果有人現在寫這種文字，難免要被斥為是數典忘宗，是噁心低俗。對歷史的“黑暗看法”，又加上社會的險惡，個人的悲劇（僅舉一例：出於對包辦婚姻的排斥，魯迅在二十幾歲至四十多歲整個青壯年時期，都陷於沒有男女感情生活的處境，按弗洛伊德的説法，這是肯定要得精神病的），難免會對他的世界觀、人生觀產生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恐怕是他對人性黑暗的悲觀看法。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説：“我的作品太黑暗”，“惟黑暗與虛無才是實有”。“當我沉默的時候，我感到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這顯然有點憤世嫉俗了。又説“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他既使是在談希望，也看到了希望後面的空虛。魯迅的很多敵人都説他多疑、猜忌，這也不是空穴來風（雖然事實上他由“多疑”而作出來的猜測往往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正確的）。最搞笑的一次是他不喜歡沈從文，結果把丁玲寫給他的信懷疑是沈寫的來捉弄他，還洋洋得意地對友人説：“敝座之所以惡之者（指沈從文），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細如蚊蟲之字，寫信給我，被我察出”云云。

       但魯迅對人性的悲觀看法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王實味曾説魯迅“看到自已戰侶底靈魂中，同樣有着不少的骯髒和黑暗”。從戰友、親人和同志身上感受到黑暗，這才是魯迅真正的痛苦所在。曾經最親密的弟弟與他反目，悉心扶持過的青年最後為了一己私利背叛他……如果連自己身邊最親密的人都不可信，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可悲的事情嗎？他説自己要“橫站”：一方面對敵作戰，一方面要防“戰友”的暗箭。他鄙夷地説：“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在敵人之上的。”我們瞭解了魯迅的這種心理，也就可以理解他作品中孤獨、虛無與黑暗的主題了。從中國傳統文人的典型軌跡來看，象魯迅這樣感受到如此深廣的黑暗與痛苦的人，最終結局大多要麼沉溺酒色以動物性的本能麻醉自己，要麼出入佛道以求慰籍。但是魯迅畢竟是魯迅，周樹人畢竟是周樹人，他頭上那頂“鬥士”的頭銜，並非是浪得來的，他是要反抗的，是要戰鬥的，而且是“韌的戰鬥”。

       魯迅晚年寫過一篇小説《出關》，將孔子寫得陰險狡詐，而老子則是一位智者。別人都認為他是否崇老抑孔，他卻矢口否認。他説“孔以柔進取，老以柔退走”，孔子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鬆的實行者”。一輩子對儒家不假辭色的魯迅，晚年居然説起儒家的好話來了。這種情形看似前後予盾，其實也很好理解。魯迅在戰鬥之際，心力憔悴，自然會羨慕起道家的清靜無為來。在艱澀困頓之時，誰也免不了會有偶而的退縮、徬徨和消沉。但這種心態只是他生命長河中的小插曲，他強健的精神是不會允許他長久地消沉下去的。沉靜得愈深，奮起得愈高；蟄伏得愈久，噴發得愈激烈。貫穿他一生的主旋律，始終是“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焰和毒，恢復和報仇。”他是不會退縮的，也是善於戰鬥的。他舉起了投槍，衝向了“無物之陣”，對“無物之物（借指似乎看不見摸不着又無所不在的社會黑暗）”發起了攻擊。他稱讚孔子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實幹家，這其實也是他自己的自況。因為他自知自己根本無法戰勝“無物之物”，最終必將在“無物之陣”中消耗、磨損以至老死，“無物之物將是勝者”。但他還是舉起了投槍。

       魯迅是作家，又處於當時那樣的環境，多疑點也情有可原，這樣做畢竟對自已身家性命的安全也大有裨益。就算將丁玲疑作沈從文，對沈自然不公，但也無傷大雅（魯迅從未貶低過沈的文學成就，這倒與李敖大師形成顯明對比），反倒給後世的雅士增添了一樁頗有興味的文壇逸事。但毛澤東不一樣，作為最高領袖，他多疑的話是要出大事的。

       毛澤東同魯迅一樣，都精通中國歷史，都對歷史的黑暗面熟稔於心，因而對人性都有種深深的懷疑。相比於魯迅，毛澤東的多疑也不遑多讓。比如井岡山時期的蕭反擴大化，毛澤東是負有不小的責任的。但在大爭之世，大凡成功的政治家，多疑似乎是必備的心理品質，這似乎也是人性的宿命。著史嚴謹的司馬遷，言之鑿鑿地説漢高祖劉邦是個“仁而愛人”、“常有大度”的人。就是這個仁愛大度的人，後來也懷疑起畢生忠於他的蕭何來，將他打入大牢。攀噲對劉邦也是忠心耿耿，但劉邦後來也聽信讒言，居然命令陳平在軍中將樊噲立刻斬殺。中國民間有句話叫“伴君如伴虎”，是深刻地洞悉了這一現實。毛澤東後來也明白了這一點，所以定下了黨內鬥爭“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規定，就是怕枉殺了無辜者。這一點講的人不多，但實在是一件石破驚天的大事。在各國共運史上，都有過大規模濫殺無辜的事，其發生之頻繁、過程之類似，不由得讓人相信：這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人類社會的宿命。一旦由人組成的社會落到相似的境況，就必須要付出相似的代價。但唯有中共作了這樣的規定，劃定了一條底線。所以在以後中國革命的歷次運動中雖然仍有很多人被冤枉，但中共一直沒有搞“肉體消滅”這一套，這些人也總有機會洗刷自己罪名，總有機會東山再起。就算林彪集團圖謀殺害最高領袖的陰謀證據確鑿，但毛澤東對其主要成員也並未處以極刑。因而中共不象別的國家共產黨一樣鬧到最後人才匱乏的地步。

       毛澤東認為《金瓶梅》反映了明未的“真正歷史”，而這種歷史現實最終導致的結果是這樣的：有百萬大軍的大明，竟然在只有數萬人的滿清軍事力量前一觸即潰，財物被搶掠，婦女被姦淫，百姓被屠戮（對明末人口的損失論者有爭議，最多的估計是明未4億多人口中有3億被屠殺——這實在是聳人聽聞：平均四人中有三個人被殺。不論具體數據是多少，明清易代過程中發生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屠殺，這應該是無可懷疑的）。而且從科技、文化等方面來衡量，明清易代更是文明的大倒退，無論後人如何感嘆噓唏，但歷史就是如此。作為中國歷史的超級發燒友，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對於負最終責任的最高領袖，他不可能不對這一點保持警惕。事實上，他在建國後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在了這一點，其官方説法是“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

       儘管毛澤東對黨內腐敗始終保持高壓嚴打態勢，但人性墮落的速度恐怕還是超過了他的估計。1951年，建國剛過二年，貪污蜕化就已成了共產黨執政的主要危險，毛澤東遂以雷霆手段發動“三反”、“五反”。運動中揭露出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如天津商人馬玉恆一人腐蝕幹部170人，其中團、師、軍幹部竟達25人！最終查出政府機關有貪污行為者達120多萬！消停了沒多長時間，到了64年，中共高層估計：三分之一社隊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看樣子，中國社會又要象以前無數次所經歷的那樣走回到王朝更替的老路上去了。難道，這就是歷史的宿命？魯迅就經常感嘆中國一直在走老路，感嘆當時的中國與晚明是何其相似。毛澤東本人對執政精英團體的看法則更加負面。他認為下層腐敗，根子在上面！在於上層竊取了中共相當一部分領導權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裏！而且可怕的是以住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魯迅面對“無物之陣”，有時難免會有點幻滅感，但他究竟沒有屈服。1936年9月，他在跟別人通信中説：“他們自有一夥，狼狽為奸，把持着文學界，弄得烏煙瘴氣。我病若稍愈，還要給以暴露的……”這時他已臨近死亡了，但還是在戰鬥。毛澤東面對歷史的宿命，他也沒有屈服，他發動了更為猛烈的反擊——文革。毛澤東對精英階層向來沒好感，可以説有某種“反智主義”傾向，不管是國民黨的精英，還是共產黨的精英。當年在井岡山，黨內的精英就讓他吃夠了苦頭。後來的整風運動，以及後來歷次重大的黨內鬥爭毛澤東所採取的措施，都反映了他的這種思想。但另一方面，他所接觸到的普通紅軍將士，他們身上的英勇、無私與樸實等優秀品質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又接受了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因而他一方面否定了精英階層的人性，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平民階層的人性。文革的發動，他就想用平民階層人性善去壓制精英階層的人性惡。他的設想很完美，但現實很殘酷。這一點他跟魯迅有很大不同。魯迅不但不相信精英的人性，也不相信平民的人性。在魯迅的作品中，有很多對普通百姓自私、愚昧等“劣根性”的批判。而毛澤東從未批判過下層百姓的人性。他本來設想文革應該很快結束，但沒想到局面越來越混亂！原因很簡單，羣眾起來以後，他們內部迅速分化，相互爭鬥，沒完沒了！看樣子，他是高估了平民階層的人性。到了最後，如果再不採取強力措施，真的是要到了全面內戰的地步。迫不得已，最終只能動用軍隊來穩定局面。這種結果，對晚年的毛澤東打擊應該是非常大的。他一生戰勝了所有有形的敵人，卻敗在了這個無形的敵人手裏。

       前文説過，魯迅生前清醒地知道自己根本無法戰勝“無物之物”，他只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只是想“肩住黑暗的閘門”，儘量放多一絲光進來。毛澤東晚年經常大哭，他應該預計到了在他身後文革會被否定。毛澤東雖然為黨內鬥爭劃定了底線，即使在文革劇烈的鬥爭中，也並未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判處過任何人死刑。但文革還是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大量的人間悲劇，因而在精英階層中累積了重重冤氣。毛澤東的痛哭，是在為文革的失敗而哭。英雄末路，烈士暮年，他更是為自己的想法不被許多、甚至是大多數明智之士所理解因而自己的事業必將後繼無人而哭，他甚至擔擾他身後將會血雨腥風！

       列寧説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而魯迅也可以説是毛澤東的一面鏡子。二個人有很多相似的性格、觀點。但因為毛澤東是政治人物，有時不好判斷他言行的真正目的。而魯迅是文學家，可以直抒胸臆。所以我們通過魯迅可以從某一方面更好地瞭解毛澤東。後世研究毛澤東的文字汗牛充棟，但大都是“以己度人”。但你只有“以人度人”，才能真正地理解他人，理解歷史。你要讀他所讀的書，做他所做的事，思考他所思考的問題，憂慮他所憂慮的難點，這樣才能走進他的內心。官方正統説法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錯誤地估計了“階級鬥爭的嚴重性”。但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會“錯誤地估計”？毛澤東作出這種估計是基於他幾十年的生活經歷，更是出於對幾千年中國歷史經驗的總結。作為一個個特殊的個體，確實很難理解毛澤東作出這種估計的理由。但是一個人的、特殊的、僅僅短暫的幾十年生活經驗所得出的結論，與幾千年中國歷史經驗所得出的結論相比，哪個更可信呢？

       人類進化的歷史，也是同人性黑暗面進行鬥爭的歷史。就目前來看，中西方對這一問題似乎均未找到一個正確的應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