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少有預防風險而只有消滅危機的意識？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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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昌 | 復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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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引發極度關注，今日中共中央已決定成立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在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開展工作，足見疫情防控之緊迫。如果回顧進入21世紀以來的這二十年，可以看到，國家層面乃至世界層面的危險緊急事態/事故正成為常態，風險不再指向“危險”，而指向某種必然的概率。風險成為各種決策的依據，而無論採取何種方法控制風險, 又總會存在剩餘風險並不斷產生出新的風險。本文作者認為，我國在承接世界產業轉移之時，也將自己捲入到世界風險社會之中，就目前發展階段而言，則叢集了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與風險社會三種形態。面對這種局面，不宜僅僅侷限於以傳統的“應急處置”來替代“防禦”的實用主義策略，我們需要認真對待公共決策，重審政策過程，有效控制風險。文章原載於《文化縱橫》2012年第5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如果説，風險社會是工業社會發展的高級形態的話，那麼，世界風險社會則是世界所必須面對的一種命運。世界各國首腦都在警惕世界風險社會給國內政局帶來的風險。如美國在飽受金融危機折磨之後頻頻向世界挑起事端並展現武力，促使資本回流國內，防止國內社會騷亂爆發。伊朗則通過核威脅獲取民意支持，保證政權鞏固。近年來，阿拉伯國家的動盪以及前途不明的現實，不得不讓任何在位的執政者重新思考世界風險社會中所面臨的風險。

恐慌只是表面情緒，而恐懼則是理解事物本質後的深層次顯露。但是，一旦深入理解世界的本源，找到解決辦法也就有了方向。對於中國來説，關鍵是深入理解以下基本問題：風險是什麼？風險社會是什麼？中國社會現在處於怎樣的社會狀態之下？這種社會狀態之下又有哪些風險？最後，我們需要發現規避這些風險的妙計良藥。

**▍**世界風險社會的中國蔓延

每個人每天都能感知風險存在，但是，卻無法描述出風險究竟是什麼？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風險概念和應對風險的方式也不同。風險最早的含義與危險相近，是與航海有關的術語，意味着“巨大的危險”，主要針對自然災害。

在進入近代社會後，由於資本的應用，大工業化生產的推行，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都發生了鉅變。在工業社會中，不僅風險概念悄然畸變，而且風險的表現形態也徹底轉身。風險不再僅指危險，而更主要指統計決策的概率，概率的大小決定風險的強弱。風險的表現形態也不再是偶然事故而變成了生活常態。社會化大生產促使生活系統鉅變，失業風險成為每個成年人每天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傳統的家庭結構解體，人的生老病死再也不能主要由家庭承擔。為了保證勞動力再生產，保證社會化生產繼續，政府建構了一套自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險制度，防禦失業、疾病、養老的風險，建立起福利國家。同時，為了最大限度抵禦資本的市場風險，私人保險制度也進而建立起來，為降低金融和保險市場的風險，國家也出台宏觀政策進行調控，保證市場正常運作。

在進入後工業時代之後，風險定義完成了從一個統計學概念向一個社會學概念的轉變。社會學意義的風險，是指由於人類某些發展模式的決策從而導致面臨一種極度危險的狀態，而這些危險發作的概率不能按照時間序列予以估算。概而言之，風險概念演變與社會形態演進相依而行，並凝結成多層結構的內涵：危險、可計算的概率和“極壞的後果”，而聯結內涵多層結構的機制則是決策。風險的內涵源自客觀性，豐滿於主觀性，可視為現實性。例如，河牀的低窪地帶容易受到洪水淹沒，具有受災危險；如果某個人考察河牀窪地後，決定在此搭建帳篷野營，那麼，他的決定就隱藏了洪水襲擊的風險，但是，這種風險可以根據洪水的規律、野營時間可以計算出來。但是，如果當地政府為了取水方便，而在低窪地帶建立一個城市或大片居民區，那麼，居住在低窪地區的居民就必然要遭受到洪水攻擊的後果，只是攻擊的時間尚未確定而已。因此，客觀性風險（危險）通過決策增添了主觀性風險（可能的威脅），又藉助於再決策形成了現實的風險（災難）。決策成為風險擴容、再生產的動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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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爾裏希·貝克認為，**所有的風險社會都是世界風險社會。**中國在承接世界產業轉移之時，也將自己捲入到世界風險社會之中。但是，就中國目前發展階段而言，則叢集了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與風險社會三種形態。對於當下中國人，既有自然界的危險，也有市場中的概率風險，亦有致命性後果的化學品泄露風險；而且，這些風險處於個體決定與公共決策雙重動力的推動下，被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充滿威脅的風險鏈。而置身於這條風險鏈中，人們處於高度“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狀態。

第一個不平等，是風險決策者與風險承擔者（或受影響者）之間的權利不平等。簡而言之，風險作為一種概率是由決策所致，而危險則被歸因於外在因素。對於決策者，他所面對的敢於冒的和不得不冒的是“風險”；而對那些受到這一決策影響的羣體，“風險”則變成了“危險”。他會覺得自己受到了既不是由他做出，也不是由他控制的決策的威脅。第二個不平等，是後果散佈的不平等。即風險的後果不僅僅存在於決策者與受影響者之間，而已經散佈到任何一個受到風險的實現——損失——影響的人。而損失本身對不同人羣的打擊力度是不均等的。富人損失更大，但傷害很小；窮人損失很小，但傷害更大。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論個體或羣體的財富多寡、地位高低是多麼不均衡，但是，公共風險的放大或弱化，都會使每個個體或羣體超越社會階級或階層的界限，普遍感覺到不安全。這裏所謂的不安全，包括兩種類型：第一是身體的不安全，由於食物、空氣、水、光線等日常時刻接觸的介質被污染和破壞，從而帶來身體的不舒適和不安全。簡言之，物質系統、生態系統的破壞讓一切財富和社會地位黯然失色或價值鋭減。第二是心理的不安全。風險的放大或弱化，帶來社會恐慌、生命恐懼，消極情緒普遍蔓延，社會心理普遍缺乏安全感。

**▍**應急處置代替了風險削減

在風險世界中，危險是客觀的，概率是建構的，後果是現實的。中國在開啓市場體制改革之後，資本與市場風險開始浸潤到生活的每個領域、空間與時間之中。資本與市場風險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也顛覆了人們曾經的生活方式。人們開始知道：“貨幣”能夠生產出“貨幣”，包括以貨幣來計算自己生活的得失。從國家而言，建立保險制度（包括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制度），以幫助人們分擔資本與市場風險。政府設立了中央銀行制度，通過一定的財政支付扶持銀行業，減緩資本市場風險，通過再保險方式，使各大保險公司能在市場競爭中繼續生存。國家還通過宏觀調控政策，以保證這些金融機構能最大程度避免市場風險。

現代社會發展的意外後果——現代風險，其實正是現代科學、技術、工業、國家、資本等多因素相互糾纏作用的結果。而這些因素之所以會糾合在一起，其關鍵在於決策過程缺乏對科學的意外後果和決策後果的周密考慮。因此，規避風險社會中的風險，必須通過反思決策開始。

時至今日，無論是針對自然災害的危險、經濟領域的概率風險還是科學技術的傷害後果，中國社會依然在用一種傳統的應急處置的方法對待。即當風險轉化為事實傷害之後，再通過大規模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的廣泛動員，以減少傷害擴散，治療創傷、激發善性、獲取支持。之所以缺乏防禦風險的認知與行動，不外乎以下三種痼疾：利益矇蔽、因果模糊和反思缺失。

**利益矇蔽。**艾伯特·奧·赫希曼認為，資本主義的成功秘訣，在於用利益來抑制慾望，慾望是一種心靈機制，難以建立起有效的評價機制；而利益則是一種社會機制，它可以通過社會認同、讚許以獲得平抑個人複雜多變慾望的功效。而在進入風險社會後，控制利益最大化的有效工具則變成了風險。當下，那些本是為了防範或分散市場風險的制度和工具，經常轉變為既得利益羣體取最大利益的場所與手段。以股市為例，公司上市沒有成為鎖定客户的工具而成為圈走散户資本的利器。組織與制度的功能分野不能完成，風險的利益抑制機制也無從建立。

**因果模糊。**現代社會溝通是通過不同的編碼系統來完成的，如法律、金錢、政治等。現代社會的溝通，通常是以不同層面的跨越時空的遙遠性和抽象性來運作的，它們經常相互依賴而又彼此衝突。於是，在使用不同編碼系統對風險事件進行解讀時，一個編碼系統的使用者，會把另外一套編碼系統視為事故的原因，以證明自己編碼的修復功能；而使用另外一套編碼系統的使用者，他在解讀因果關係時則正好反之。這種模糊的事故歸因，會直接影響人們對自然風險、經濟風險與科學技術風險預防觀的形成。例如，究竟是經常的地下或海底核試驗引發了地震和海嘯，還是地震、海嘯導致了核泄漏？

**反思缺失。**中國人更多把科學技術視為改善生產和生活的工具，而較少費盡心思探索科學技術背後的原理。諸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工藝，始終缺乏將其科學化的嘗試，也因此無法將其標準化並進入大規模生產的現代工業。與此相應，中國人也缺乏對科學技術負面風險的認識，沒有預防風險而只有消滅危機的意識。在實踐中，很少設置防範科學技術風險的屏障而只有應急處理事故的反應。一旦某項科學技術的潛在風險轉變為傷害現實之後，只能是快速處置已有的傷害，接下來，尋找一種新的科學技術對抗或治療傷害，而不是發明一項科學技術去替代有缺陷的產品。應急處置變為政府的首要工作。事故發生後，幾乎所有機構都圍繞危機事件轉動；一旦應急結束，依舊是好了傷疤忘了疼。

**▍**風險的政治化

所謂風險社會是政治社會，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其一，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是現有政治系統所做決策的後果，是政治決策的產物；其二，處置這些風險需要政治的再決策，且必須按照現有的政治關係和政治過程做出決定，進而形成應對風險的新方案。第二層含義的實現，需要改革現有的政治形態。但是，政治系統的運作慣性以及利益集團的阻撓將會使調整變得異常困難。為了打破政治系統的封閉性，重新開放決策過程，最佳策略就是風險的政治化，即讓那些外生於正統政治系統的力量進入到決策過程之中。

何謂風險的政治化呢？簡言之，就是使風險成為朝野各方共同關注的政治議題。具體而言，風險的政治化表現為：專家政治的重現、風險亞政治的壯大和新社會運動的興起。

**專家政治的重現。**長期以來，科學系統自身和外行，都認為它是在探索科學真理，通過發明創造，通過新的科學技術推動社會發展；政治系統，則被認作是社會各種利益平衡的中心，是公共利益的維護場所。科學家被冠以價值中立和忠於本職，政治家則被認為是善於協調和長於規劃的專家。他們各自有一套管理體系，政治並不代替科學建章立制，而科學家也不介入政治利益分配的問題。在發展主義邏輯下，政治系統不斷吸納各種科技成果用來改善社會，同時，通過政治過程將資金等資源輸入到科學系統。科學系統在接受了政治系統輸入的資源之後，一方面自行發展，形成自主研究方向；另一方面，接受政治系統的要求，按照政治系統的規劃展開研究，其研究成果，最終由技術官僚決定是否進入到決策系統。在傳統的代議民主制下，專家被排除在議會之外。專家要發揮自己的功能，就必須尋找其他途徑。於是，部分專家開始承擔商業企業的課題，並將未經驗證的科學產品投入到商品生產，且憑藉強大的經濟實力遊説議員出台對其有利的議案。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專家實控了代議機關，專家政治重現政治舞台。

**風險亞政治的壯大。**被政治系統技術官僚冷落的專家，持與被經濟系統收買的專家不一致的方案，與一些社會團體進行合作，對現有的風險政策唱反調。由專家權力支持的有影響力的社會團體興起、壯大，發出與正統政治系統不一致的聲音，並且迅速吸引龐大人羣的注意。這些社會團體積極參與生活政治，並在全球範圍結成各種網絡，形成一股強大的對抗商業、科學和政治系統的力量，在全球政治中正在發揮重大作用。如綠色和平組織等曾經在海上石油鑽井平台廢棄問題上對殼牌公司產生了巨大沖擊，也在轉基因食品上對孟山都公司形成了強大制約。

**新社會運動的興起。**針對風險社會中的各類新興風險，一些新的團體開始對現有政策質疑甚至抗爭，被稱之為新社會運動。新社會運動以非中心化、分散化、個體化、自我行動為特徵，沒有統一的組織和領導，沒有統一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他們往往藉助於公共論壇、大眾傳媒等形式來表達他們的意見和觀念。他們的價值取向和獨立意識，使得傳統的政黨和政治機構、傳統的運動形式不適應他們的要求，各種運動一般是各自為戰、為自而戰，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一些新社會運動者提出“全世界消費者（或受害者等）聯合起來”，將矛頭對準科學技術工業成果的受益者。

近年來，社會的風險政治化開始出現端倪，社會出現多重不信任狀態。人們的風險意識明顯增強、對知識的準確性反思加大和對決策者的自我利益認知開始加深，這也是風險政治萌發的前兆。但是，由於對傳播方式的管控，對科學技術研究選擇性的資助以及對社會組織生存空間的限制，現階段的風險政治化進程仍然緩慢。即使出現科學技術的傷害，如蘇丹紅、轉基因食品等安全事故，也往往通過對商業公司的處置，來轉移對科學技術副作用的追索。

**▍**如何規避風險？

前現代、現代以及後現代的多種風險的交織與蔓延，應急替代防禦的實用主義策略以及風險政治的萌芽，正製造出相當大的風險。從表面來看，執政者面對的風險來源於自然災害危險、市場風險與科學技術的負面後果；然而，深度挖掘就可發現，真正的風險不是上述的客觀風險而是主觀風險。仔細檢視這些風險後，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説明：

**信任體系崩潰的風險。**風險社會中的危險是由工業製造出來，被經濟外部化，被法律制度個體化，被自然科學合法化，且被政治變得表面無害化。因此，幾乎所有社會主體、相關制度設計都參與到風險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之中，社會信譽體系日趨垮塌。正如上述，風險是決策的產物。一般而言，決策包含兩個重要維度：決策民主化與決策科學化。目前我們的政策合法性來自於它的科學性——即決策科學化，專家成為政策公信力的來源。然而，無論是政治組織還是商業公司都呈現過度消費專家的傾向，專家也在權和利的誘惑之下，將並不成熟的知識快捷應用於生產與生活領域，從而導致專家判斷屢屢失效，知識失去了應有的公信力。專家的社會地位坍塌，是社會信任體系最後一根稻草的燃盡，結果必然是公共政策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喪失。

**組織化社會成長失控的風險。**在漫長的農業社會與短暫的工業社會中，執政者始終擔心的是分散個體的組織化。就執政者而言，各種組織的數量劇增、結構擴大以及人員擴充對於政治是一個潛在威脅。歷朝執政者都十分警惕個體的組織化過程，但又無可奈何，因為結社是分散個體抵禦自然災害的唯一武器。但是，在進入市場經濟之後，國家藉助私有制和建立以個體為基礎的保險制度（商業與社會保險制度）將個體重新原子化和個體化。但令執政者意外的是，網絡技術的迅速興起及其低廉推廣，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個人在虛擬空間中重新組織起來。這種新型組織化社會的特點是缺乏中心和領導者，但是，它的動員能力又要比傳統社會組織更為強大、速度更快。

**國際壓力驟然增大的風險。**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是一個漸進過程，雖然中國在經濟總量上已經成為大國，但是，依然需要謹慎學習國際規則、再造國際規則和重建國際秩序。在進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執政者需要非常慎重地對待每一條國際規則所帶來的國內政治影響。但是，一旦國際壓力驟然增大，對於執政者而言，無論是接受還是拒絕國際社會的各種訴求，都可能冒影響國內政局的風險。

面對環環相扣的風險，需要認真對待公共決策，重審政策過程，有效控制風險。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探索。

**首先，慎重決策，避免浮躁。**公共決策是一個利益交換過程，既有國內不同羣體間的利益交換，也有國際間不同區域間的利益交換。權利訴求紛繁複雜、利益焦點相互衝突，有些要求看似言東、實則擊西，有些指責聽起來合理、做起來風險極大，因此，執政者更需慎重決策、避免浮躁。

**其次，民主決策，防範浮誇。**民主決策可能難以產生最優決策，卻是防止最壞決策的防火牆。在一個充滿慾望、利益與風險的世界裏，浮誇已經成為部分專家、學者以及管理者的共性。尤其是決策權集中的體制，民主決策對於長治久安至關重要。

**第三，科學決策，削減風險。**民主決策是藉助社會理性為科學理性設置過濾器，卻無法修補科學理性本身的缺陷。真正能填補科學理性漏洞的依然是知識，各種知識之間的爭論、辨識與相互借鑑，將會改變知識生產過程，削減科學的負面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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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文化縱橫》2012年第5期，原題為“風險社會的政治挑戰”。**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