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中的兩種“以拖待變”_風聞

不久前，蔡英文以817萬的選票擊敗國民黨新晉政治紅人韓國瑜，也一舉超越國民黨成為台灣選舉歷史上的最高票。業界對這場選舉有諸多技術上的解讀，但無論選民因為何種原因投票給蔡英文，這樣的結果也勢必對未來的兩岸關係帶來深遠的影響。在選舉剛剛落下帷幕後，大陸“武統”聲音一時間此起彼伏，島內藍營民眾也對潛在的軍事行動議論紛紛，就連蔡英文也借用BBC採訪公開表態要做好戰爭準備。

但從短期來看，若非兩岸發生擦槍走火，兩岸全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並不高。

台灣的以拖待變

應該説，蔡英文通過BBC放出的“狠話”很大程度上是講給黨內原教旨大佬聽的。幾年前的“潛艦國造”雖然振奮人心，但戰略意義並不明顯。在軍事專家看來，台灣海峽的深度和寬度並不適合部署潛艇作戰，也無怪陰謀論者更願意相信“潛艦國造”的主要功能是為政客們提供一個合理的提款機。

但無論是否有準備，台灣都沒有能力進行一場實力懸殊的獨立戰爭，特別是和佔外貿額度超過三成貿易伙伴。這決定了台灣主流民意既要兩岸有距離的交往，也要追求和平的曖昧態度。進一步來説，這種曖昧態度的潛台詞是台灣的自主性，所謂的“台獨”和“中華民國在台灣”不過是不同情境中的具體説辭而已。

這種社會心態投射到兩岸政策上，就變成了“維持現狀”這種“以拖待變”式的行為。李登輝早先在著作裏熱切地鼓吹中國大陸分裂為七個部分，寄希望於未來某一天中國大陸的內亂，能夠幫助台灣脱離大中國政治框架。民進黨這邊雖然揹負“台獨黨綱”，但也要拿着“中華民國”的牌子擋下來自對岸的弓箭。當年阿扁的急躁歷歷在目，被美國和民意同時拋棄，“維持現狀”也變成了最佳選擇。

除了因為和西方話語同步，台灣對“中國崩潰論”的迷信，也同時因為“統獨”的實際問題。在台灣，多數人認為炒作“台獨”議題是打假球，但之所在每次選舉中都會“全壘打”，是因為喚起了人們內心深處“拒統”的最大共識，至少對40歲以下的中青一輩而言是共識。

不是因為有希望而去堅持，而是因為堅持而有希望。反修例“紀錄片《自由·飛》導演李惠仁在全台首場巡演會上如是説。

大陸的以拖待變

台灣以拖待變之所以能夠玩轉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大陸同樣在”以拖待變“。

在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之後，雖然並未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但北京對台政策已經基本將”和平統一“作為主軸。基於兩岸之間的實力對比，北京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籌碼並不多，因此對兩岸交往的態度相對寬容。82年憲法中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的説明，更多被用於國際法人解釋而非在兩岸領域。1996年的台海危機很大程度上是手段不足情況下的一次冒險，表面上振奮人心，實際上卻是惆悵無奈。

新世紀以來，隨着兩岸實力天平向大陸傾斜，大陸毋庸置疑成為兩岸關係的主導者，但在對台政策上依然延續了”以拖待變“的風格。不過其原因並不是籌碼不足，而是北京並不急於解決台灣問題。

這很大程度是因為國家崛起的負面效應。大陸學者施展曾用”超大規模國家“來形容那些有能力獨立於世界體系之外並自建體系的國家，在他看來只有中美符合這樣的定義。這種國家對國際規則具有很大的改寫能力，不過美國的崛起於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國際制度裂縫中，而中國崛起的時代背景是國家制度相對完備的時代，並且這個制度很大程度是由美國價值來做底色的。

可以想見中國這種超大規模國家的崛起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衝擊，這的確需要時間去調試和適應，而如何度過這個窗口期則是北京首要考慮的問題。窗口期既會對世界造成衝擊，也會致使內部出現諸多問題。因此對大陸而言，在一段時間內維持台灣的相對獨立，是一種可以有效凝聚內部的方式。此外，國家崛起是舉國上下一盤棋，而台灣不會接受過早”統一“所帶來的相應義務，反而會其成為崛起過程中一個不確定因素。

兩種以拖待變的角力

兩岸兩種”以拖待變“的重疊結果，就是台海總體局勢的風平浪靜。應該説，台灣官方也很大程度抓住了這一點，因此延長了台灣事實“獨立”地位的時間。

不過這種操作給台灣帶來的是一種短線紅利。倘若對岸可以保持長期繁榮和穩定，台灣以”中國崩潰“為前提的”以拖待變“將變得毫無意義。其實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力，就會發現所謂的”中國崩潰“論斷其實荒誕不經。而台灣因為藍綠惡鬥的原因，自我崩潰的可能性看上去比大陸還大。

當然台灣崩潰的説法有些危言聳聽。過去幾十年發展所累積下的社會資源，決定未來的台灣極有可能變成”小富即安“的社會--社會雖無大進步，但還算過得下去。這也意味着台灣不會有改變兩岸關係的緊迫動力，這也剛好契合了”以拖待變“的精神。

不過就目前的狀況而言，”以拖待變“長遠更有利於大陸。隨着台灣就兩岸議題的話語權逐漸減少，台灣終將會成為被動接受北京安排的角色。基於香港治理經驗，北京屆時可能會改變以往所追求的”名義統一“，而對台灣的自治權採取有效的監管和控制，這想必也是北京樂見的最終結局。每逢選舉都會被拿出來曬一曬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一語成讖，這也是為什麼包括洪秀柱在內的有識之士極力主張在窗口期內解決兩岸問題，因為這樣可以為台灣謀求更大利益，只可惜她的聲音並不是主流。

台灣當前民意的變化很大程度來自世代變遷。在西方民主已經成為新一代台灣人重要生活方式的情況下，人們對統一所帶來的政治變遷存疑，政黨為了選票也很難違逆這樣的民意。在”小富即安“的社會狀態下，快速經濟發展不是奉行”小確幸“年輕人的首選，特別是馬英九時期的政治記憶，會令多數人自然而然地將經濟發展的希望和大陸掛鈎。

短期來看，台灣是無可能有改變”現狀“的意願，而大陸也願意配合着賣這個人情。雖然兩岸都不約而同選擇了”以拖待變“，但一個是被動性的策略選擇，一個是主動性的戰略選擇。在和平前提下，台灣當前的社會狀態決定了解決兩岸問題的長期性，而這種長期性卻又剛好符合大陸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