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浮生:除夕佳節的背後，是中國人與瘟疫千年不屈鬥爭_風聞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除夕，是中國人最盛大的傳統節日。在當代中國人的記憶中，除夕這一天是這麼過的：

早起貼春聯，貼福字，裏裏外外打掃衞生。下午開始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忙活晚上的年夜飯。晚上掛起紅燈籠，一邊享用豐盛的年夜飯，一邊看春節聯歡晚會。在爆竹聲中，迎來新的一年。

這樣一個歡樂祥和的節日，今年卻在武漢新型肺炎的籠罩下，蒙上了一層陰影。

然而你知道嗎，除夕這個節日，原本就記載了中國人與瘟疫（傳染性疾病）鬥爭的漫長曆史。

我們從除夕所掛的“福”字開始講起。

從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來看，“福”是雙手虔誠地捧着酒罈（酉）敬神（示）的形象（圖A），是用“手”、“酒”、“示”三個部分組合成的會意字，原是以酒敬神，祈求福備（萬事順遂）的意思。整個字的意思是，雙手捧着一樽酒在祖先的神主前祭獻，求得神主保佑。

福字的演變

與“福”字相對則是“禍”。意思是神因人的過犯而降下死難。禍由“示”（祖先神）和“咼”（表示旋渦）組成，“示”與“咼”聯合起來表示“祖先神欲陷子孫於漩渦”。

在古人的觀念中，祖先作為鬼神，既能福佑子孫，亦能加害子孫。甲骨文常有“（祖先）它我”的句子，“它我”即“害我”，因為“它”指“蛇”，“它我”指“蛇盤繞纏住我”。蛇的盤繞纏身很像水中的漩渦，是一種不由自主且難以擺脱的危險。古人用豐厚的食品祭祀祖先，目的是賄賂祖先，讓祖先受賄後不再加害子孫。

因此，貼福字和祭祖，就是古人賄賂祖先，不要加害於子孫。而所有加害手段中，最嚴重的就是瘟疫。

古人從遊獵轉入農耕，建立文明，築城聚眾而居。按照當時的畜牧水平以及人居環境，人類經常與野生動物接觸以及捕食野生動物，再加上當時的衞生醫療條件和認識水平，出現傳染病大流行簡直就是家常便飯。《周禮》載：”四時皆有癘疾“，《左傳》載：”天有菑癘“，《素問》載：“厲大至，民善暴死”。

因此，如何應對傳染病，也成為文明是否能存續的重要問題。

在戰國末期成書的《呂氏春秋·季冬記》中記載，當時的中國人在除夕這一天用擊鼓的方法來驅逐“疫癧之鬼”，每年將盡的時候要舉行“大儺”的儀式，擊鼓驅逐疫癘之鬼，是當時“除夕”節令的最重要的習俗。

今天我們看到的除夕的各種風俗，例如掛燈籠、放鞭炮、掛福字等，主要目的大都與驅逐疫癘之鬼有關，甚至除夕的“除”字，含義也是要將那些瘟疫癘症全部趕走。

中華文化起源於“巫”。巫字從“工”從“人”，“工”的上下兩橫分別代表天和地，中間的“丨”，表示能上通天意，下達地旨；加上“人”，就是通達天地，中合人意的意思。

在中國古人的想象中，人死去就變成了各種各樣的鬼，這些鬼怪聚居在人界與鬼界的邊緣，會在某個時期出現在人間為禍人類。

最出名的主要有所謂魑魅魍魎魃等二十四鬼，就是魑、魅、魍、魎、鬽、魁、魃、魈、鬾、鬿、魀、魆、魊、魋、魌、魎、魐、魒、魓、魕、魖、魆、魋、魖，人世間的一切苦難，什麼生老病死，什麼流離失所，都是這些鬼類作祟。巫的作用就是跟這些鬼類談判，為人族謀求生路。

這些原始巫文化後來傳播到日本，才產生了所謂百鬼夜行的傳説。

其中有個叫做“魌”的，就是所謂的疫癘之鬼，掌管瘟疫，民間俗稱瘟神，多是面目猙獰，經上古以來的各種祭祀儀式，都曾經按照這種鬼怪的模樣做成面具，遂為後世所熟知，每每説到就會心生恐懼。

史書記載，“驅儺之事雖原始於黃帝，而大抵系周之舊制”，至少從西周開始，已經形成驅逐疫癧之鬼的風俗，將其簡稱為“儺”。古人把一切困難、災難、危難，都稱之為“難”，是因為有一種邪氣籠罩。“儺”表示人控制“難”。通過“儺”的巫術將“難”控制、驅趕。因此，便有了驅儺儀式。現在人通常將其理解為擺脱壞運氣，而古人的意圖主要是避免瘟疫的侵襲。

這個驅儺儀式是怎樣的呢？

商朝的時候就有大規模的驅儺儀式，那場面過於血腥，因為要用活人獻祭。商朝人喜歡做生意，算術水平特好，大概他們是這麼想的：鬼神帶走的人命數量是有限額的，我已經殺了這麼多活人祭品，鬼神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就不會再加害我們族人了。

不得不説，商朝人的腦洞開得還是挺奇特，這麼一殺就是幾百年，不知道獻祭了多少人命。

西周進行了一場徹底的宗教改革，驅儺儀式就文明多了：“周官歲終命方相氏率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周禮·夏官·方相氏》記載：“方相氏掌蒙熊皮”，漢代大儒鄭玄對此註解道：“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章炳麟《訄書·原教下》：“則上天之祭，神怪魌頭之禓祓，自此始矣。”這個儀式大概是祭祀蒙着熊皮作法，驅趕戴着魌頭面具的人，就能把真正的疫癧之鬼“魌”趕走。

後來人們在出喪時，以米麪做“魌頭”撒於道旁，讓人撿食，撿食者可避邪疫。由於魌頭可以俯拾即是，多數時候等同於佔人便宜，不用付出就得到什麼，謂之“佔魌頭”，”吃魌頭“，在四川方言中尤為普遍。

唐朝時，驅逐疫癧之鬼的儀式已經演變為除夕夜裏最熱鬧、最具羣眾性的娛樂活動。

有詩為證：

驅儺吹笛又擊鼓，

瘦鬼塗面赤雙足。

桃弧射矢茅鞭打，

鼠竄引得眾歡呼。

在皇宮內，這是一場“殿上燈人爭烈火，宮中侲子亂驅妖”的盛大祭祀活動。

皇帝往往會率王妃、公主及大臣們一同觀看。表演人數常常上千，挑選十二歲以上，十六歲以下的少年列隊，在宮城和皇城各門進行驅鬼和祭祀活動。每人分工各不相同，有穿着紅衣、紅帽，手執麻鞭的執事；有帶着面具，披着熊皮的方相氏；還有手持木棒的唱帥。

與此同時，長安及州、縣各地也會舉行驅儺活動，民間的驅儺活動雖沒有宮廷千人送疫的聲勢浩大，但同樣隆重、熱鬧，且更具娛樂性。

民間的驅儺儀式更像是一場大型的假面舞會，場面類似現代人過萬聖節。人們帶着猙獰的面具扮作各種鬼神狀，在激昂熱烈的鑼鼓伴奏下，跳着表現驅疫趕鬼的舞蹈，跳笑歡叫，一片沸騰。這樣熱鬧的活動自然吸引了大量市民駐足觀賞，以至於“引儺綏旆亂毿毿，戲罷人歸思不堪。”

問題來了，原本出於求生避禍的目的，帶着肅殺和恐懼的祭祀活動，是如何變成了一種羣眾娛樂活動呢？

首先當然要歸功於中國醫學技術的不斷進步。

中國最早的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中，已經有對瘟疫的記載。如《素問·刺法論》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避其毒氣。”《素問·本能病》篇指出，瘟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牀表現相似、發病與氣候有關等特點，並認為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黃帝內經》記載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原則，既在未發病之前“治療”疾病，這種方法已被現代醫學證明是最有效的預防傳染病的方法。

對於瘟疫防治的一大躍進，發生在東漢末年的三國時期。

據史書記載，東漢末年疫病流行，桓帝時大疫三次，靈帝時大疫五次，獻帝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萬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

曹植《説疫氣》記載了疫病流行的慘狀：“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曹植

文中明確指出：“癘氣流行”並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説明那時候中國人已經不再認為疫病是鬼神降禍，可以想辦法醫治，而無需“懸符厭之”。

這種客觀理性主義態度，為防止瘟疫開啓了一道門。

三國時期名醫輩出，大家都熟悉名醫華佗。華佗發現用青嫩茵陳蒿草治療流行性“黃膽病”的療法。屠呦呦正是從新鮮青蒿中分離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為一個治療瘧疾的新藥。

但是華佗更擅長外科，著名的是麻醉藥和開顱手術，華佗也因此被疑心病重的曹操所殺，這可能也是有記載的最早的醫鬧行為……

也正是因為曹操這一著名的“醫鬧分子”影響深遠，後世的中醫再也不敢提開刀，而是通過針灸、藥物等治療方法達到治癒的效果，中醫的外科技術逐漸沒落失傳。

史上最著名的的醫鬧事件

東漢末年真正對瘟疫做出巨大貢獻的名醫，是與華佗並稱為“建安三神醫”的張仲景（另外一位是董奉，中醫又被稱為“杏林”，就是來自他的典故：董奉醫術高明，治病不取錢物，只要重病癒者在山中栽杏5株，輕病癒者栽杏1株。數年之後，有杏萬株，鬱然成林）。

醫聖張仲景

張仲景（約公元150～154年——約公元215～219年）出身名門望族，他官位最高的時候一度坐到了長沙太守的位置，相當於現在一省的省長。

哪怕身居如此高位，他治病救人的初心依然不改。按照漢朝的規定，官員是不應該隨意進入百姓住所的，而當時的醫生卻習慣於上門問診，那身為官員的張仲景，要如何為普通百姓治病呢？

最後的解決辦法也是出人意料，朝廷要求官員不能進民宅，但卻沒有規定百姓不能上辦公的地方找他，於是張仲景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規矩，每逢初一和十五的時候，暫停處理政務，打開大門讓需要看病的百姓前來問診。這種坐診等患者自行上門求醫的習慣，也被其他醫生承襲下來。

後來人們將坐診稱為“坐堂”，就是為了紀念最初在公堂為百姓診病的張仲景。

即使這樣，張仲景也沒有阻擋瘟疫侵襲長沙郡。幾番疫病下來，原本有兩百多人的張家，在短短十年間，就僅僅剩下五六十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死於傷寒。張仲景在悲痛之餘，也深感自己醫術的不足，他又想到自己身為醫生都無法保全家人，那些不認識名醫的平民百姓，面對瘟疫豈不是更無力自保。

張仲景立下了一個改變了中醫格局的志願：辭官不做，潛心研究醫術，他翻遍了自己能夠找到的古書，又多訪尋訪各地名醫，結合自己多年的臨牀經驗，最終整理出一套完整的辯證論治方法，寫下了中醫歷史上第一部臨牀治療的專著《傷寒雜病論》。書中論述了對多種傳染性疾病不同時期的治療方法，不但書中的方藥沿用至今，其靈活多變的辯證施治方法奠定了中醫臨牀實踐的基石。張仲景因此被稱為“醫聖”。

鍾南山院士不顧個人安危，前往疫區調查情況，可謂“當代張仲景”

為啥書名叫傷寒而不是瘟疫？因瘟疫多發生於下層民眾及囚犯，為貴族不喜，故改雅號為“傷寒”。《小品方》曰：“雲傷寒，是雅士之辭；雲天行、瘟疫，是由田舍間號耳。”因為歷史久遠，並因連年戰亂，再加上《傷寒雜病論》初成書時受限於傳播途徑，此書流傳並不廣泛，以至如今所見《傷寒論》各版本均有缺失。

隋朝末年，又出了一位名醫“藥王”孫思邈（541年—682年，年齡存在爭議，但最低估計也是百歲以上），在繼承前人防止瘟疫的成果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提倡講求個人衞生，重視運動保健，提出了食療、藥療、養生、養性、保健相結合的防病治病主張。

藥王孫思邈

孫思邈非常強調預防為先的觀點，堅持辨證施治，認為人若善攝生，當可免於病。只要“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體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並提出“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強調“每日必須調氣、補瀉、按摩、導引為佳，勿以康健便為常然。”

唐朝建立後，孫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請，與政府合作開展醫學活動，唐高宗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國家藥典《唐新本草》，使得他的醫術得到廣泛推廣。

防治瘟疫，是從上到下的一項系統工程，不僅僅是醫療工作者的事情，而是需要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努力，其對其對各種資源的調動以及對組織能力的要求，不亞於打一場戰爭。在古代，只有在經濟發達且中央集權的中國，才能打贏這場戰爭。

到了唐朝，中國已經形成基本完善抗擊瘟疫綜合手段，無愧於當時全球頭號強國的稱號。

1．醫者首當其衝，抗疫名醫輩出

如前文提到的張仲景、華佗、董奉、孫思邈，其實還有很多名醫奮戰在抗擊瘟疫的第一線，比如《黃帝內經》的眾多作者、漢朝的恆景（重陽登高的起源）、費長房，晉朝的葛洪，隋朝的巢元方。這些醫者前赴後繼，戰鬥在抗病的第一線上治病救人。儘管醫鬧分子還是時不時出現，他們還是不計較個人安危和利益，甚至為窮人提供免費服務，成為後世醫生的榜樣。

2、注重預防措施，不治已病治未病

即使到了今天，醫學手段突飛猛進，對於大多數傳染病也沒有什麼好的對策，人類唯一消滅的傳染病是天花，即使是流行性感冒這種常見傳染病，由於病毒變異速度太快，也沒有太好的治療方法，因此預防就成為防治傳染病的重中之重。

先秦時代就已發明了十段錦，幫助人們強身健體，祛病保健，華佗發明了五禽戲，各種導引、練氣、養生的功法層出不窮，增強了人們的抵抗力，有效預防疾病。

中國醫學家最早發明了疫苗防治技術。早在宋朝就發明了人痘接種術，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皰裏的痘漿作為“生苗”，經過“養苗”、“選煉”，使之成為“熟苗”以後，去感染未患過天花的人。由於這種感染源的“毒力”較新鮮的病毒弱，接種的人一般只產生輕度的天花，被接種人的體內會對天花產生免疫防禦性反應，獲得對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從而預防重症天花的發生。這種免疫預防法，是牛痘接種術發明以前最有效的預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國曾廣泛應用，後來還西進歐洲流行美國，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並促進了現代免疫預防醫學的誕生。伏爾泰在《哲學通信》中寫道：“我聽説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有這種習慣（指種人痘）。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

3．帝王承擔責任，官方免費抗疫

古代的許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時，曾發出詔書誠坦執政失誤，承擔責任，以安撫眾官吏和平民百姓，並下令各級政府共同抗疫。官方組織的抗疫活動，在歷史上發揮了巨大作用。西漢的文帝，元帝和成帝，東漢的恆帝等都下過有關瘟疫的自責詔書。漢代帝王還曾下令官員減少吃喝玩樂，削減馬匹坐騎，用於救援染瘟疫的災民。

從漢代起，就有官方為疫區和患者免費提供醫藥的記載，以後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幾乎成為官府朝廷抗疫的慣例。宋朝期間，瘟疫發病時政府組織醫生為患者義診，藥費由政府支出。康熙皇帝曾於1682年下令各地種痘預防天花。這是一個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廣防疫方法的例證。

4．設立隔離病坊，阻止疾病傳播

中國古代醫家很早就認識到瘟疫的傳染性，並發現隔離具有傳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預防措施。古代人很早就開使用隔離的方法，切斷瘟疫的傳染源，阻止疾病的傳播。

公元2年青州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可見當時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為隔離醫院，用以治療瘟疫患者。軍隊中打仗時，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離開來以防傳染。

唐朝時，佛教寺廟設立的“病人坊”用於隔離麻風病人，內有僧人為患者治病，相當現代的慈善機構。武則天時期改稱為“悲田養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武帝滅佛後完全收歸國有。

武則天也是防病小能手

5．建立防疫管理，設立邊境檢疫

控制瘟疫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建立完善的國家防疫管理系統，並建立邊境檢疫制度以控制國際間的傳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診式》竹簡中記載了在戰國時期，就有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宋太祖時規定，所有被派往到邊塞的將官，都要帶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元朝設立了民間的醫户制度，醫户是政府許可能從事醫療活動的民户，户籍由太醫院管理，一旦發生瘟疫，醫户要參加治療。

6．注意飲食衞生，保持個人清潔

飲食衞生和個人衞生不良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實踐中得來的經驗。秦漢時期的《漢律》規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還有記載用佩蘭等草藥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提倡注意飲食的衞生，不食用變質的菜飯。

中國人很早就注意，將水燒開了再喝，當茶飲普及之後，喝開水更成了全民普及的習慣，極大降低了傳染病發生的概率。

唐代茶聖陸羽

古人還注意到鼠類和不良食品可以傳染疾病，提出“鼠涉飯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魚等勸告。元代醫家還建議保持口腔清潔，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齒疾不生”。

中國很多地區至今還保持着古代傳下來的預防保健習慣，如上海人的冬季進補，廣東人的中藥煲湯，南方的端午節飲菖蒲和雄黃酒等習慣，很多都同預防瘟疫有關。

7．改善環境條件，藥物預防消毒

通過環境衞生的改善以減少瘟疫的傳播，很早就受到了人們相當的重視。

秦漢時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飲水池的記載，還認識到患病的動物和牲畜可以傳染疾病，切不可讓其污染水源。秦國時規定不可隨便放置垃圾，“棄灰於道者”要被處以罰款。當時城市內設有下水通道，管道多為陶製，逐節相連，可以排泄污水。這種裝置已經接近現代的下水道系統。

在瘟疫流行期間，還用藥物消毒的方法來預防疾病的感染和傳播。據秦代出土的竹簡記載，凡來秦國入城的賓客入城時，其乘車和馬具要經過火燎煙燻以消毒防疫。

漢代時已有專門裝糞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廁所。當時城市裏還設有公共廁所，稱為“都廁”，供大家方便。唐宋時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種樹以綠化環境，並設有嚴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損”。宋代還用艾蒿等藥物驅趕蚊蟲以防止瘟疫。

8．普及醫學知識，加強醫學常識教育

普及疾病知識加強醫學教育是預防瘟疫的重要環節，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視。兩千多年前成書的《黃帝內經》，以對話的形式講述了很多預防疾病的常識和方法。秦朝下令焚書時，醫藥書籍例外，保存了下來。

唐朝的太醫院相當於國立醫院，設有醫學、針灸、按摩等學科，另外還有地方的醫學教育機構培養醫生和防疫人員。當時還把瘟疫的預防知識和簡單的藥方刻錄在石板上，放置於病坊、村坊和路邊，以示民眾，供緊急情況時使用。南宋時期中國創辦了最早的官立醫科學校，培養各科醫生。此外，各朝代都對以前的醫學藥學書籍進行過整理和研究。

9．官方免税減租，疫區施財賑災

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實行過在大疫之年免税減租，減輕民眾負擔，重振生產和經濟發展。

公元前67年，漢宣帝在瘟疫後下詔“其令君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後來還有官方規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補貼，中央政府通過地方政府將賑災糧款發到災民手中。各個朝代都有過在發生大疫後，政府官員還到疫區巡視，安撫百姓，或開倉賑濟，或派譴醫生施藥救之。地方官府辦的“蕙民藥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0.妥善安葬亡者，救濟撫養遺孤

由於瘟疫的傳染性，未經妥善安置的屍體將進一步傳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環境。西漢時期，平帝曾下詔，按每家死於瘟疫的人數賜與不等的安葬費。唐朝時期對瘟疫時期掩埋屍體十分重視，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發現屍骸迅速掩埋。唐玄宗在大疫其間下令，死者屍體一定要家人掩埋，無人管者，由地方官負責安置。唐文宗時規定，患瘟疫家庭留下來的遺孤，如不滿是十二歲，一定要由親屬負責養育，官府提供兩個月的口糧救濟，孤兒名單要上報官府。這些措施和作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護生命，還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會的作用。

正是由於醫療水平的提高，全民衞生狀況的改善，衞生習慣的養成，歷代中央政府重視對傳染病的防治，切實有效採取隔離防治措施，才使得上古時期帶着嚴肅與淒涼氣氛的除夕，變成了歡樂祥和的家族團聚與娛樂活動。這是中華文明自強不息，不斷奮鬥才取得的豐碩成果。

今年的除夕不幸趕上了新型肺炎，無形中又把除夕數千年曲折的歷史連接起來。人與病魔的千年之戰還將持續下去，我們有信心在政府的領導下，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打贏眼前這場瘟疫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