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刺消毒史：近代以來的曲折遭遇與社會反應_風聞

來源：《自然科學史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張樹劍

原帖：http://chis.cssn.cn/zgs/zgs_zms/202001/t20200122_5082552.shtml?COLLCC=3701670473&

　　**內容提要：**文章回顧了晚清、民國以來中醫針刺消毒觀念與技術的產生及其被廣泛接受的曲折歷史。大多數針灸醫生逐漸接受了細菌致病觀念與針刺消毒規範。在此過程中，具有業界領袖地位的部分醫家居功甚偉；教育是推動消毒觀念的主要力量，與政府法規的助力相輔相成；其間尚有商業利益的參與。然而，對針刺消毒的抵制力量亦一直存在，固守“古法”的保守心態、民間從業者的頑固與愚昧都交織於其中。在某些特定時期，“消毒”被視為區別與遠離勞動者的意識形態而受到批評。針刺消毒及以其為代表的中醫學技術革新不僅僅關乎技術本身，醫家觀念、意識形態、商業操作亦裹挾其中。

　　**關 鍵 詞：**中醫/針刺消毒/學術史/近代/社會反應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宋元以來中醫知識的演變與現代‘中醫’的形成研究”(項目編號：18ZDA175)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樹劍，1973年生，山東章丘人，山東中醫藥大學中醫文獻與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針灸理論與學術史。　

　　消毒是針灸臨牀的必要規程，這在當下看來是毫無疑義的。但是近百年來，針灸消毒的觀念從興起到被廣泛接受卻經歷了一段漫長而艱難的歷程。其中，醫者自身知識結構的變化與對自身技術的求精是其主因，而取信於病家的心理、與西醫之間微妙的爭競狀態、政府法規的干預、商業利益的驅動也都裹涉其中。代表西方科學手段的針刺消毒技術受到傳統針灸醫者的牴觸，甚至在某些特殊時期，消毒被視為是“洋氣”的象徵而成為醫患之間身份對立的表徵而受到批評。針刺消毒，在近代醫療史上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話題。

　　對於針刺消毒技術史的考量，目前幾乎是空白，僅僅在楊潔的碩士學位論文《西醫引入對民國時期針灸治療學的影響》[1]中有較少篇幅的討論。如果擴展到一般衞生領域，討論中醫接受細菌觀念的歷史，則有何玲[2]、皮國立[3]、楊念羣[4]，以及餘新忠[5]等學者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大概因為針刺消毒是一個“日用而不知”的概念，對於醫者而言，亦屬末技，所以學者的興趣不著。本文不揣淺陋，擬對這一細小技術的來歷與遭遇作一考查，並探求這一過程中社會各方力量的作用與態度。

　1 古代針具的“清潔”意識

　　古代的針灸醫生沒有針刺消毒的概念，醫者對針具的要求僅僅是清潔。清潔針具的目的更多的不是出於衞生，而是為了便於針刺操作以求取得更好的療效，其基本要求是“針耀而勻”。語出《素問·寶命全形論》：“手動若務，針耀而勻，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針耀而勻”並不能夠防止針刺感染事故的發生，所以《內經》中對針刺感染有所記錄，不過因為不知其原因，列為針刺禁忌。如《素問·刺禁論》雲：“刺氣街中脈，血不出，為腫鼠僕”，“刺乳上，中乳房，為腫根蝕”，“刺手魚腹內陷為腫”，“刺腨腸內陷，為腫”。以上針刺事故都與感染有關，但古人列為刺禁。元代骨傷科著作《世醫得效方》甚至有專門治療針刺感染的處方：“內託黃芪圓，治針灸傷經絡，膿血不止：黃芪八兩、當歸三兩……”[6]作者並不認為“膿血不止”是感染所致，而認為是“傷經絡”。

　　古人針刺還有以口温針的習慣，在《素問》遺篇《刺法論》的註文中有多次提到“先以口銜針令温”“用圓利針，令口中温暖而刺之”等。《刺法論》是具有濃重道家色彩的一篇文獻，口令針温或許與道家修煉養氣的觀念有涉。元代著名的針法名篇《標幽賦》亦記錄了這一方法，“口藏比火，進陽補羸”，從用詞看亦保留了一定的道家色彩。楊繼洲注《標幽賦》雲：“口藏，以針含於口也。氣之温，如火之温也。羸，瘦也。凡下針之時，必口內温針暖，使榮衞相接，進己之陽氣，補彼之瘦弱，故言針應火也。”([7]，819頁)將其解釋為口温令針暖，以使榮衞相接。又説：“口温者：凡下針，入口中必須温熱，方可與刺，使血氣調和，冷熱不相爭鬥也。”([7]，861頁)《針灸聚英》稱此為暖針法：“暖針：口體温針，欲針入經穴，氣得温而易行也。今或投針於熱湯中，亦此意耳。口温與體温微有不同，口温者針頭雖熱而柄尚寒，不若着身温之，則針通身皆熱矣。”[8]《普濟方·針灸》雲：“凡下針，先須口內温針令暖，不唯滑利而少痛，亦借已和氣與患者榮衞無寒暖之爭，便得相從。若不先温針暖，與血氣相逆，寒温交爭，而成瘡者多矣。”[9]從以上描述看，針家以口温針的目的不是消毒，主要是令針暖，從而與氣血相和，可利於行氣。《針灸聚英》所謂“今或投針於熱湯中”或許有一定的消毒作用，但其初衷是令“氣得温而易行”。

　　另外，金元時期開始有“煮針法”：用烏頭、硫黃、巴豆、麻黃、木鱉子、烏梅等藥同針具一起放入瓷石器內先煎一日，洗濯針具後再用乳香、沒藥等藥水煎，最後將針具塗上松子油貯以備用。有學者認為“煮針法”是現代煮沸消毒的雛形，是世界上最早的針具消毒法[10]。這一説法並不可靠，煮針固然可以起到消毒作用，但其主旨是煉製金屬以去鐵毒，而非滅菌。《針灸聚英》謂：“煮針非《素問》意，今依法煮之，以解鐵毒，此有益無害也。”[8]

　　總之，古人對針具有一定的清潔觀念，令針耀而勻；大概自唐始①，針家開始了以口温針的方法，其意在令針温暖便於針刺行氣，考慮療效的成分多一些；至於制針時用藥物煮針，目的是煉製金屬，亦不是消毒。

　　2 民國時期針刺消毒的遭遇

　　2.1 細菌學説的傳入

　　真正的針刺消毒是在細菌觀念進入中國之後才開始的。19世紀下半葉，細菌學説傳入中國。從報章雜誌看，進入20世紀，關於細菌致病的討論日漸增多。1908-1909年，晚清醫學期刊《醫藥學報》連續刊載了細菌學説的文章，如《細菌培養法》《素因與毒力：臨牀的細菌學之研究》②。1910年大眾傳媒《申報》有丁福保譯述的《新撰病理學講義》的軟文廣告：“論人類所以得病之原因，論病與病狀所以相關之理由，論病原所以殺人之緣故，內科外科無不具備，間及解剖病屍，以明某髒某腑所以受病之實據。此外寄生蟲及細菌之形態、性質亦詳載靡遺。理論精博，文詞淺顯，吾國《素》《靈》以來諸醫籍，罕有其比，真醫界中從來未見之奇書也。”[11]丁氏還於1913年至1914年在《申報》上連續發表科普文章《口腔及齒牙衞生》《寢具與衞生之關係》《塵埃之危險》《頭部清潔與灑掃》《人體上無用有害之關節》《話説傳染病》等。

　　餘新忠認為“細菌學説傳入以後，很快得到各階層的認同”[5]，但在當時的中醫界，部分保守人士卻對細菌學説不以為然，或者將細菌與中醫傳統的六氣學説相比附。賴良蒲《氣化與細菌》雲：“即如病變千般，亦無非由於六氣之所感觸而產生”，“夫人體之中，有是疾即有是菌，固矣，而豈知户樞不蠹，流水不腐乎？物必先腐，而後蟲入，體必先腐，而後菌生乎？”“國醫處方，不事殺菌，終能愈疾，而知時賢吳漢仙氏氣化生菌、氣化殺菌，不及六淫為細菌之源之論為不誣也矣。”[12]董修直《論西醫細菌説是捨本求末》謂：“是以中醫學説中，不言菌蟲，只言氣化，是根本實學，勝過細菌學甚多了。”[13]亦有騎牆的調和言論，如郜定揚《細菌與六氣之我見》則表示：“試觀吳又可所論戾氣與雜氣之中，屢謂時疫能傳染於人，又謂疾病偏於一方，沿門闔户，眾人相同，此非細菌學説而何……乃今西醫不察，否認中醫之六氣，實為執偏過失矣。”同時又説：“西醫固不能否認六氣，但細菌學説，豈容中醫反對哉？若必固執偏見，口不承認細菌，此為識見淺陋，井蛙不足以語海，中醫之過也。”[14]

　　2.2 針灸醫者的努力與阻力

　　針刺消毒正是在這一輿論環境下形成的。相對而言，針灸醫生對待六氣與細菌的區分似乎缺乏關心，更多的是關注自己手下之針，畢竟這是與自己的健康與職業生涯攸關的問題。於一部分思想較為活躍的針灸醫生而言，細菌學説帶來的全新理念，迅速改變了其固有的行針習慣。

　　經由報刊雜誌對細菌學説的引介，針灸醫生初步有了針刺致感染的認識。1934年的《針灸雜誌》上有一則編讀問答解釋了禁針禁灸之原理：“雲前人有針則不灸，有灸則不針之説，此係前人之技術不精，所制之針粗且劣，灸又固執，必須有灸瘡乃已。灸而再針，勢必使皮外敗壞組織及污物帶入內部，而發生紅腫潰爛之危；或針而再灸，因針粗劣，留有針孔，灸之恐有污物染入，亦足發生危險。此乃禁針禁灸之原理也。”[15]這裏的解釋已經涉及了對皮膚感染的認識。

　　皮膚感染等觀念被針灸醫生接受的過程亦非是一蹴而就的，觀念的改變需要實踐中的反饋方能成為自覺，從廣西針灸名醫羅兆琚經歷中可見一斑：

　　琚往昔曾從學於舊針灸師，復參加錫社。自從事治療以來，俱系依照老法，以口温針，實不知消毒之謂何。其後治一花柳症，因其遍體潰爛，不敢再用口温針，只取粗紙，將針拭熱而後用之。如此者數日，方憶及西醫每治一症，必儘量消毒而後施術，蓋恐被菌毒之傳染。花柳亦傳染症之一，奚容輕率哉，乃向西藥房購買酒精藥棉，依樣葫蘆。蓋未經試驗，終未深信，如此便謂為消毒，如此便能殺滅菌毒，免致傳染。心終莫釋。恰適舍下買柴擔夫手患疥瘡，琚欲將彼為試驗品，乃向彼曰：針灸術亦能治疥，曷一試針。彼亦欣然從之。為針勞宮、曲池二穴，針畢，即將此針另行收貯，不加拭搽，次日乃取此治疥之針，與一王姓者治牙痛，為針合谷、頰車二穴，其痛雖愈，乃不旬日，亦竟患疥矣(後仍與其治癒)。經此試驗後，方確知針能為菌毒之媒介。從此革除舊法，不敢再用口温針矣。[16]

　　羅氏的經歷頗具代表性，於針灸醫者而言，基於教育背景的限制，細菌、傳染等名詞的新知識內化為自身的觀念是需要一定的條件的。羅氏起始放棄傳統的“以口温針”，是因為患者遍體潰爛，尚未能跳出“清潔”的觀念，爾後提及了一次用針傳染疥瘡疾病的試驗，“方確知針能為菌毒之媒介”。所有的説教的知識都不如一次試驗來得真切，在外部知識與自身經驗的相互作用下，羅氏堅定了針具能夠傳染疾病的認識，説：“考我國曆來之針灸專家，既不知消毒，已屬醫科之缺點，反將針用口温之，誠為謬誤之極。但温針欲其針暖，俾刺入肌膚時，克與體氣易於接合，免生其他衝突耳。殊不知病人血液中之菌毒可畏，倘被其侵入口內，實能左右本體之健康及生命，可不慎歟。”[16]由此，羅氏成為堅定的針刺消毒踐行者與教育者，並編寫了中國針灸學講習所講義《針灸消毒學講義》。

　　部分醫者更是將眼光從技術進步轉向學科進取，更為理性而不無憂慮地認識到消毒於針灸的重要性。1948年趙爾康在《針灸秘笈綱要》中説：“自顯微鏡下發見病菌後，消毒之學，日漸注意……(針灸)原無消毒之方，是以為新學界不敢嘗試。際此東西各國，針灸之盛行，已駕漢醫而上，其進展之速，一日千里，而於消毒方面，最為注重者也。”[17]

　　然而，針灸醫界在接受針刺消毒的態度上並非一致。像羅兆琚、趙爾康等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醫者，固然是迅速轉變舊觀念並著書推動針灸消毒的普及，亦有保守派醫者“堅持”古法。如李長泰《針灸醫案·用針各法》中雲：“未刺針以前，先將針左右擺之，如針不折曲，然後將針含入口內，一可去針之毒，一可不傷人榮衞之氣。觀針如不光明，在鞋底上磨十餘下自明，然後左手按穴，右手刺針……”[18]作為有著述出版、有一定教育基礎的針灸醫者，李氏尚將針在“鞋底上磨”令針“光明”，更遑論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一般針醫”。一些醫者對針刺消毒之法不僅不重視，而且譏笑抵制。如焦勉齋曾有記載：

　　……上課講針灸消毒法之研究，斯際有數針醫在旁，精神皆不重視，及露不滿狀態，課後彼數醫向餘曰：針灸古法也，具有特效之技能，醫籍所載，惟補瀉法而已，何必多此消毒之一舉，勿乃達拈古法乎？[19]

　　1951年3月，一向秉持科學針灸的近現代著名針灸學家朱璉在北京針灸研究委員會籌委會上也回憶自己的經歷，批評了鄉間老先生的針刺方法：“1948年我在家鄉知道有人請針灸大夫，我要去參觀。大夫不知我是何許人，病人是歇斯底里，老先生把針由袋裏掏出來，就隔病人很髒的衣服紮了五針，大約是中脘，幽門，間使，足三里，三陰交，這也是不合理的。”[20]

　　中醫在民國期間的境況多艱，幾度面臨被取締的命運，箇中原因複雜，但是類似隔衣針刺的所謂“古法”往往也是被西醫譏諷的口實。1937年曾有一位中醫用隔衣針的“古法”為女病人隔衣注射，遭到了上海衞生局的取締。[21]此事被一位叫黃書澤的作者撰文極盡嘲諷，並殃及中醫本身：“不幸在上海就發生笑話，中醫用洋藥，隔衣注射，因此遭受了衞生局的取締。我想這居心未嘗不屬‘善良’，對於婦女，隔衣注射，既不傷風化，又用的是西法，正是所謂不‘整個兒學人家的’。像這個聰明人，如果不在上海，有賢明的衞生局在，也許大走亨運。不過離開像上海般的大都市，恐怕也不會有這種新奇現象。醫學不到民間，盡是取締，也實無根除之日。”[22]所以，近代中醫既要在科學化的語境中爭取空間，以免遭受廢除之命運，又要對那些墨守“古法”的執業者進行教育甚至鬥爭。在此過程中，針灸醫者提倡消毒不僅僅是技術進步的需要，也具有身份蜕變，贏取西醫同道與社會民眾尊重的意義。

　　2.3 消毒進入針灸教學

　　醫者的自覺是針刺消毒技術得到重視與應用的內在趨動力，而民國時期針灸教育的繁榮則為其迅速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民國時期針灸學校林立，湧現了一批有影響力的針灸教育家，如承淡安、羅兆琚、曾天治、朱璉、楊醫亞等。他們較早地接受了近代醫學，並將解剖學、消毒學等近代醫學知識與技術引入了針灸教學。

　　《高等針灸學講義》是日本延命山針灸學院的教材，計有9種，分別為《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診斷學》《消毒學》《經穴學》《孔穴學》《針治學》《灸治學》，1931年經東方針灸術研究社譯介到中國。這一套教材對民國時期針灸教育的影響很大，民國中期的多數針灸學校或多或少地參考了這一教學內容體系。其中《消毒學》講義緒言中説：

　　消毒學為針灸術檢定試驗科目中最重要之學科，在人體解剖學、生理學、經穴學、消毒學、針治學、灸治學、病理學、診斷學八大科目中，必含有消毒學一問題或二問題，若消毒學不能達及格分數，每妨礙全科平均分數，而有不及格之虞。然消毒學對於行政官署試驗時，既如是切要，而從來坊間所出之針灸書，每甚輕之，抑亦惑矣。本社有鑑於斯，爰有譯述完全專門的消毒學之宏願。([23]，緒論，1頁)

　　該書全面介紹了消毒學之意義、目的，毒之強弱與病毒存在之注意、細菌、消毒方法，消毒種類等。書中詳述了針灸術之消毒順序：先消毒針具，用沸水或消毒液浸泡；再消毒醫者的手指，用肥皂充分洗滌並用消毒液浸泡；然後用事先經過酒精或其他消毒藥浸過的紙或棉花洗滌施術部位；最後還要用紙擦拭針具，再施術；施術之後，還要在患部消毒；對於施灸後的局部灸痕，囑貼消毒創膏。([23]，39頁)這一針刺消毒過程十分規範。另外，本書還附錄了傳染病內容，強調傳染病患者“尤在針灸醫術者不當從事治療”([23]，45頁)。

　　承淡安1935年從日本回國後，參考日本經驗將原來的針灸實習班改設為針灸講習所③。據該講習所簡章，其訓練班的科目有針科學、灸科學、針灸治療學、經穴學、生理解剖學、消毒學、實習；研究班的科目有內經、病理、診斷、生理解剖、針科學、灸科學、針灸治療學、經穴學、消毒學、實習；本科班的課程有黨義、國文、體育、日文、內經、難經、(病)理、診斷、衞生、生理、解剖、消毒、醫論、傷寒、金匱、經穴、點穴、針科、灸科、針灸治療、實習等。[24]無論訓練班、研究班，還是本科班，消毒學都是必修內容。講習所的《針灸消毒學講義》由羅兆琚編寫。羅氏説：“消毒學者，乃針灸術中之重要科目也。學者對於此科應細心研究，充分明瞭。猶當於最短期間，以鎮靜之腦力，緊張之態度，而記憶之，必至窮神達化而後已也……吾曹操針灸之術，均須有消毒學之素養。”[25]而且，從講習所第一屆速成班學員的畢業試卷看，消毒學的題目涉及很廣，有：如何防止細菌之發育機能；如何應用酒精消毒；細菌的分類與性狀；細菌的生活條件等。[26]

　　1936年曾天治編《針灸醫學》第一集，其中列了其主持的針灸醫學研究所招日夜班男女生簡章：“本所依據日本著名針灸醫學院課程分九科：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經穴學、針治學、灸治學、消毒學、診斷學、治療學。”[27]

　　1934年北平國醫學院針灸教材《針灸學編》有“消針毒”一節，雲：

　　鐵含毒垢，其因不一，有受空氣感化而成者，有受病邪傳染而成者。受空氣感化而成者，如鐵久生鏽，其毒較輕；受病邪傳染而成者，其毒甚重，亦甚多，如牛痘點漿，着體即發，疥瘡有汁，染之成病。其他如黃水瘡、楊梅瘡及一切腐化含毒之病，無論是氣化，是血化，皆為至易傳染之毒。故針一入內，針上多含毒垢，用時稍為失檢，其害不一：以彼人之毒邪，傳送此人身上，一害也；針有毒垢，則針滯礙於出入搓轉，二害也；針上原有毒垢，進穴後，又受病邪腐化，致針損折，三害也。故用針者，無論未針前，起針後，審系針果不淨，將針插入硼酸水瓶內，略為搖轉，使針毒消化水內，取出擦明，則無毒垢矣。[28]

　　該講義強調了“毒垢”的危害並介紹了針身消毒方法，其理論並不高明，對“針毒”的認識更多的停留在“垢”上。不過，畢竟接受了新式的消毒方法。

　　1948年冬，解放區華北人民政府曾經在河北平山縣辦過一所實驗性質的學校——華北衞生學校，由朱璉任校長，分四個短期訓練班，醫生班、婦嬰衞生班、助產班及針灸班，各個班都有針灸課。針灸班除了針灸之外，還教生理衞生、細菌、解剖、病理、診斷等課。針灸課在當時深受歡迎，“原為中醫的同學，聽到羣眾説：‘新針灸，講乾淨，不覺痛，又見效’，表現特別歡迎。”[29]這也是朱璉“新針灸學”實踐的開端。

　　民國時期針灸學校教育的興起本來就是西學東漸的結果。在此過程中，教育形式的改變與教育內容的改變相輔相成，相對於傳統的家傳師授式的教學方式，學校教育相對規範，其教學內容必然是最大限度地與社會主流思想相適應。在民國時期“科學化”的話語背景下，代表科學的“消毒”在針灸教育中是必然會被引入的。而且，針灸學校的創辦者一般都是思想活躍的新派人物，部分還是西醫教育出身，如畢業於蘇州志華產科學院的朱璉，在制定教育內容時，自然會引入西醫知識，如生理學、解剖學、消毒學等。之前的師承學習與新式教育在對針灸醫生的培養上是無法相比的，大量畢業於針灸學校的學生進入針灸醫療領域，針灸“古法”必然日漸萎縮了。

　　2.4 法規的力量

　　在針刺消毒理念的傳播與社會認同的過程中，教育固然是核心途徑，政府法規的約束則是另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同時，政策法規也是推動教育機構設置相關科目的指揮棒。1933年12月15日國民政府立法院通過《中醫條例》，明令“中醫如診斷傳染病人，或檢驗傳染病人之死體時，應指示消毒方法，並應向該管當地官署，或自治機關，據實報告”[30]，這一強制性的要求更加推動了中醫學校將傳染病與消毒學相關內容納入必修課程。早在1924年5月15日，膠澳商埠警察廳即發佈佈告《膠澳商埠警察廳按摩術針灸術營業取締規則》，要求“針灸術營業者施術時，其使用之針，施術之部分及手指等均須嚴行消毒”，同時將“消毒法大意”作為按摩術與針灸術營業者取得合法執照的必考內容。[31]1930年前後，天津、青島、昆明、北平等地分別出台了衞生部門管理針灸術的執業規則，均要求針灸施術時所用之針及施術之部分並術者之手指等均須嚴行消毒，並將“消毒法大意”作為執業考核內容。昆明市還對針具消毒方法作了明確規定，“所用器械應於治療前以酒精或石炭酸水依法消毒，療後亦同”。④廣州市衞生局“為保全市民生命起見”，在1933年舉辦了一次針對針灸執業人員的考試，考試通過始許營業。考試科目為：人體之構造及主要器官之機能，並肌肉與神經脈管之前系；身體各部之刺針法或灸點法並經穴及禁穴；消毒法大意；針術灸術之實施。[32]

　　民國時期的衞生行政官員多數是西醫出身，當然會制定相對科學規範的規則來要求針灸執業者，這是民國時期整個中醫科學化過程中的一部分。從民國就開始的針灸執業法規的制訂，對於針刺消毒的規範化推行厥有功焉。

　　2.5 廣告中的信息

　　羅兆琚在《針灸消費法説》中提出了針灸消毒藥品的8則要求：殺菌力之正確強大者；吸收作用力之少者；刺激中毒作用力之少者；不損傷消毒器物者；惡臭及刺激臭之少者；使用之法簡便者；萬一誤作飲用之際，則中毒之作用少者；價廉而品物良佳者。他認為“最適用，最經濟之藥品，其惟酒精一物而已”。然而該文之後的編者按語謂：“楊克容君所制之消毒丸甚佳，每顆保用三年，較之酒精所費尤廉，謂予不信，試之可也”。[16]這則按語顯是一則軟文廣告。

　　該產品名為“針寶消毒丸”，由中國針灸學研究社福清分社的楊克容製作，系楊氏與承淡安一起東遊日本時，從日本長崎宇和川針灸學院處學得製法。第一次廣告刊載在1935年2月出版的《針灸雜誌》第2卷第3期上：

　　時深蒙院長之讚許，賜予新發明之擦針消毒丸一方，針經擦過，不特光滑鋭利，且能殺菌消毒，除一切濁垢，得免傳染菌毒等弊，法至善也。經敝人函告承師，得其手諭，謂此為針家之要物，宜制而發行之，使吾同人各備其一。臨症應用可以防患於未然；且昭慎重，以堅信於病家；而西醫之譏吾不知清潔，不諳消毒諸説，不能相難矣云云……定名曰消毒丸，每顆約重一兩，能用三年，藥物保不透泄。茲因成本製造費用，每顆定價三元，寄費加一。如以郵票代洋，九折計算，以一分五分為限。[33]

　　之後該雜誌上連續刊登該啓示，曾經有一段時間廉價發售，由3元1顆降為2元。消毒丸是否能夠真的起到消毒作用現已不可考了，但是廣告中透露出的信息卻遠遠超出了消毒本身：“臨症應用可以防患於未然”是消毒之本意，但是“且昭慎重，以堅信於病家”，“西醫之譏吾不知清潔，不諳消毒諸説，不能相難矣”，卻是技術之外的心理。

　　另外，民國中醫雜誌中多見擦針砂、擦針紙的廣告以及針具廣告，毫針廣告往往打出“製造精細、便於消毒”等廣告語，無不提示着針具清潔的意義。

　　3 仍未結束的爭論

　　3.1 針灸消毒教育在中醫進修班中的繼續

　　民國時期雖然在各界力量的推動下，針刺消毒的觀念與技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廣，但是由於中醫從業者整體受教育程度較低以及傳統觀念的慣性，其普及程度仍有待提高。20世紀50年代，政府致力於推動中醫進修，組織各地開辦中醫進修學校及進修班，針灸消毒仍然是中醫進修的重要內容。中央人民政府衞生部於1951年12月27日頒佈的《中央人民政府衞生部關於組織中醫進修學校及進修班的規定》，對針灸研究專科班的課程要求“以新針灸學為講授中心，並講授簡要基礎醫學(包括解剖、生理、病理、細菌、消毒法)”。[34]新針灸學體系的創建者朱璉也説：

　　我知道北京有些人不知消毒隔衣扎針，所以我提出來，請大家注意，我在西醫界開會的時候，也是開誠佈公的説。中國的學術，因為以訛傳訛，把學術價值失掉，在從前開始時也不是隔衣扎針。我這樣談，不是批評譏笑中醫。是在提倡中醫，因為我在研究它。使它發揚光大，因為我在農村見到扎針的大夫，把人扎化了膿，説是毒出來了，沒化膿説是毒散了，這樣是不對的。[20]應該説，進修的效果還是滿意的。在北京中醫學會針灸委員會針灸研究班第3班的畢業典禮上，針灸委員會教務組長馬繼興在報告中表示，通過這次學習後，絕大多數的學員都基本上掌握並應用了正確的針灸消毒方法。[35]

　　在中醫進修運動中，多數中醫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現代醫學教育。更為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醫教育與執業的業態發生了根本改變，原先與學校教育並行的民間自由傳承的師承教育，以及自主開業的執業模式漸漸萎縮，代之的是較為系統的院校教育，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由政府主導醫師從業。如此，針刺消毒的問題漸漸成為一個不需要更多討論的基本規範與技術。

　　3.2 政治不正確的無菌規範

　　當消毒代表的衞生觀念正在深入人心的時候，卻有了一段插曲，那就是赤腳醫生運動。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赤腳醫生為主體的農村醫療衞生運動轟轟烈烈地上演。赤腳醫生往往半農半醫，農民裝束，與農民打成一片，個人衞生狀況亦不甚講究，這樣的形象與城市裏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醫生形象形成了反差。楊念羣先生曾經討論過毛澤東的“口罩論”。毛澤東對戴口罩的醫生十分反感，説：“還有一件怪事，醫生檢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麼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傳染給別人？我看主要是怕別人傳染給自己。”楊念羣認為毛澤東的“口罩論”可以看作近代以來中國農民對城裏“白大褂”醫生反感情結的一種延續。([4]，394頁)

　　1972年，河北省灤南縣柳贊二村漁業大隊的醫療服務小組買了一個煮鍋用以消毒，結果居然遭到了漁民與黨支部書記的譏諷與批評，“買的這煮鍋，只是個現象，你們身上那股子‘洋氣’，才是問題的本質”。[36]買來消毒鍋，被解讀為鋪張浪費，變成了令漁民反感的“洋氣”，而這股子“洋氣”無疑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從另一篇文章也可見一斑。1965年7月1日，《人民日報》登載了天津巡迴醫療隊第二隊隊長俞靄峯的來信：

　　我們和這些農村衞生人員已經交上了朋友，在她們身上學到了自己所缺少的東西。就拿接生員宋義俠來説，她是一個老貧農的女兒，只讀過兩個月的書，受了十九天的訓練。在我們看來，她的操作不“正規”，無菌觀念不強，技術並不高明。但是，她在羣眾中很有威信，周圍村子，一提起宋義俠，沒有不知道和不誇獎她的。[37]

　　在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中，過分強調無菌觀念，意味着與貧下中農相隔閡，而穿白大褂、戴口罩這些基本的無菌工作規範成為了醫者與病人之間階級對立的表徵，具有政治不正確的風險。相對於醫院裏的醫生，半農半醫、亦農亦醫的赤腳醫生羣體普遍文化程度較低，部分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甚至還有不識字的，他們經過短期的培訓，就開始用手中的“一根針，一把草”去為農民治病。[38]他們的行醫行為所提示的政治權利大於技術本身，消毒等技術規範應當不會被過分強調，所以，在當時的官方媒體的口徑下，赤腳醫生貴在“赤腳”，“穿鞋”的想法遭到嚴厲的批評。[39]

　　3.3 晚近的狀況

　　民間針灸師一直沒有絕跡，如今仍然有民間針灸師為人治病，“隔衣針灸”“集市施針”也不時見諸報端。2009年7月31日《新文化報》一則題為《“遊醫”街頭施針》的消息報道：“記者看到，居民們多數都是隔着衣服接受針灸，多的遍佈全身，針數超過60根。除了銀針外，有的身上還貼有膏藥。”⑤某些民間針灸師“隔衣針灸”不僅僅是因為不便，而是以此炫耀。民間姑且不論，正規醫院的針灸科在消毒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所以有醫生髮表《針灸科要重視消毒工作》[40]《要重視針灸用具的消毒》[41]等文章。張傑、黃蕾在2008年到2009年用一年多的時間對西安市衞生局直屬的36家二、三級醫院的針灸科與消毒供應中心作了調查，發現針具消毒過程中存在清洗過程缺如、包裝不科學、滅菌不規範等不同形式與程度的問題。[42]錢海東等專門對張家口市45家醫療機構針灸科醫師手衞生依從性、手衞生設施、手微生物感染等開展現場調查，並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發現90名針灸醫師手衞生依從率僅為24.0%，手微生物污染較嚴重，總體檢測樣品合格率為54.4%。[43]

　　針刺消毒的現狀不容樂觀。除了針灸用具外，對皮膚的消毒也有忽視，甚至被質疑。如有人撰文稱，在皮膚不消毒的情況下，以一次性毫針針刺500人次的局部及全身感染情況，觀察結果感染髮生率為零，所以作者認為：若證實本方法是安全可行的話，就可以“節省消毒器材和時間，實現環保經濟的效果”。[44]不論其研究過程是否經得住考量，該文立場是與針灸消毒操作規範唱反調，打着“環保經濟”的旗號推行“不消毒”，與民國期間部分針灸師以古人之訓反對消毒，心理取向是一致的。

　　4 餘論

　　針刺消毒與否，實質上是秉持傳統田園生活方式的醫者與現代衞生方式的一種博弈。針灸是中國古典的醫療技術，其歷史悠久的另一種表達就是攜帶着與生俱來的民間色彩。古代針灸師沒有消毒意識，針具反覆使用，村頭集市都可以施以治療，所以醫療事故在所難免。但是在外部的知識進入之前，古人長久以來未必認為其中有何不妥，至多是提出針具光潔的要求，至於以口或以熱水温針的操作，考慮的不是消毒，而且令“氣得温而易行”。近代以來，西方醫學知識傳入，除了解剖學、生理學等醫學基礎知識之外，環境衞生、器械消毒等衞生觀念及操作規範亦對傳統的中國社會與醫療“穩態”發生了影響。在醫學理論層面，中西醫之間曾經有過很長時間的論爭，其餘波至今未息，但是對於消毒這個問題，卻是沒有多少論爭空間的，中醫界的有識之士迅速接受並致力於消毒的學習與傳播。“以口温針”“隔衣針灸”等陋習被多數針灸醫者所摒棄，這既是自身知識更新的需求，也有謀求身份尊重的價值取向。相關法規的頒行更是剝奪了“古法”針灸醫者的生存空間。教育是針刺消毒推行的最主要的力量，當針灸醫者普遍接受了良好的醫學訓練後，針刺消毒似乎成為無需強調的論題。然而，在政治色彩濃重的赤腳醫生運動中，技術規範讓位於階級感情與政治路線，過分強調無菌與清潔反而可能遭受批評。近年來亦有以環保經濟為藉口反對針刺消毒的觀念。

　　針刺消毒，作為一項伴隨着西醫知識進入中國的臨牀操作規範，其技術並不複雜，在其被接受的過程中，政治、教育、商業、中醫、西醫等各個方向都有或大或小、或顯或隱的力量滲入。其中，支持與堅定推行的力量無疑是主流的，也代表着“科學性”的正確。然而，前有民國時期的傳統針灸師以“古法”，現有某些醫生以臨牀數據，來反對或者弱化消毒的觀念，卻隱喻着一種對“現代性”的質疑。如果跳出單一的技術考量，對“現代性”或者“科學性”持以警惕的社會心理從始而今一直沒有停止，這背後或者有更值得期待的思考。

　　在本文即將完成的時候，筆者的一位長期從事針灸機制實驗研究的同事告訴筆者，針刺體表若是忽略消毒，可以造成局部輕微的炎症，而局部炎症對穴位有一定刺激作用，本身就是針刺臨牀效應的誘發因素之一。這一具有“反轉”色彩的觀點或許可以令針刺消毒這個技術規範再入疑雲。

　　①目前發現最早記錄以口温針的文獻是《素問遺篇·針法論》，一般認為該篇是唐代著作。

　　②《醫藥學報》1908年第10～11期連載刊登。

　　③相關事蹟材料參見《中央國醫館備案中國針灸學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紀念特刊》(《針灸雜誌》，1935年，第3卷第4期)。

　　④相關法規見：《衞生公報》，1930年，第2卷第5期，第248～250、253～255頁；《衞生公報》，1933年，第2卷第7期，第161～163頁；《青島特別市政府市政公報》，1929年，第4期，第108～110頁；《北平特別市市政公報》，1930年，第49期，第3頁。

　　⑤相關報道還有《靈武一遊醫隔衣針灸忽悠人》(《寧夏日報》，2013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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