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典數據為參考，這次疫情到了哪個階段？| DT數説_風聞

1960年，庚子鼠年。不斷擴大的旱情造成的全國性糧食短缺，讓中國人在一場饑荒中開始了新的一年。

2020年，又是一個庚子鼠年，又是一場新的危機。一片驚慌失措中，中國人又迎來了一個勢必會被常常提起的春節。

今年春節期間，“肺炎”“武漢”的搜索熱度超過“春節”“過年”，成為中國人關於2020年農曆新年的兩大回憶關鍵詞。

 

（圖片説明：肺炎、武漢、非典、春節、過年的百度搜索指數）

巨大的搜索量，源自於不斷上升的疫情數字。最新數據顯示，截至1月25日24時，全國確認病例1945例，累計死亡56例，尚有21556人在接受醫學觀察。

與確診病例數據一起上升的，是普遍的焦慮與恐慌、苦澀與不安。但我們也都知道，參照已知疫情樣本，更冷靜地做好該做的事，才能真正“共度時艱”。

我們對比整理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和17年前的非典信息，希望以此作為參照，幫助我們稍客觀地來看待，疫情現在正處於什麼樣的發展階段？作為普通個人的我們，在這場疫情中可以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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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17年前的非典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治處於什麼階段

1月24日，普利策獎得主、政策分析師Laurie·Garrett接受媒體採訪時説：“17年前的這個時候，我正在報道那場致死774個感染者、波及37個國家的SARS疫情。所以，2019年12月12日，當我讀到武漢海鮮市場聚集性的肺部感染時，有一種驚人的相似感。”

起因、發病機制和傳播鏈路的諸多相似之處，的確讓人一下子就把這場“禍從口出”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與2003年的非典聯繫起來。

順着這個思路，我們整理了非典的發展時間線，從首個病例出現到病情結束過程中的諸多時間節點，找到了一些影響傳播的要素，可以為真正認識這場疫情提供一些參考。

但在研究的一開始我們就認識到，如今我們面對的疫情要比非典“迅猛”得多。

從累計病例的數字來看，非典的發展速度是相對平緩的：第一例報告病例之後2個月確診病例升至218例，4個月確診病例破千。

而這次，在首次公開確診病例被報道後的25天，確診病例就已經過千，然後迅速接近2千。

 

如果細看非典的發展週期，我們就會發現推進傳播的關鍵詞是“人口流動”，而推進確診人數提升的節點是“完成病毒基因測序”。

非典時期，第一次確診人數大幅上漲出現在2月初。2003年的除夕是1月31日，2月初正值春運結束，2月5日-10日廣東省每天新增病例50例以上。之後的春運返工潮，再次帶動了一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確診病例數量進一步上漲。

緊接着，北京在3月6日接報第一例輸入性非典病例，非典以北京為中轉，開始從中國的心臟地帶流向各地。

反觀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比非典，促成“人口流動”的條件提前了：2020年的春運比往年更早。

再加上，疫情源起的武漢本身就是全國最大的交通樞紐之一，傳播鏈路四通八達。

這兩點都是“人口流動”的放大器，也直接導致了病毒迅速地在全國範圍內傳播。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斷增長的恐慌情緒。

讓人稍許有所慰藉的是，在病原的認定研究的速度上，這一次比2003年快了近3個月。

12月30日，武漢衞健委發佈《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稱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至1月7日，疾控中心專家就已經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1月10日已完成病原核酸檢測。而非典是在2003年4月中，才有科研機構完成了對冠狀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測定。

（圖片説明：某日本節目評價新型肺炎）

認定病原體，不僅可以用於臨牀甄別，設計PCR檢測試劑，而且對後續的治療方案和疫情防控都很重要。所以在後續的新聞中，我們也能時不時讀到一些讓人“稍微鬆口氣”的新聞。

與臨牀甄別能力相伴的，是更高的確診率。

所以，即使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本身或許沒有非典那樣可怕，但因為我們前面提到的人口流動放大器提前，以及更早出現的確診能力和更快速的信息傳播條件，再加之病毒本身更強的傳播性，這場疫情的爆發（或者説被確診人數）比17年前更加迅猛。

不管是對於政府還是個人，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給人們所預留的準備時間都更短了，恐慌的情緒也來得更加急促。

倉促應戰，對於任何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是很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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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湖北很難

接下來依然艱鉅

因為有非典的經驗，我們理所當然認為，這應當是一場可以快速、順利結束的戰役。

身處漩渦中央的武漢市，或者説湖北省，這次的決策層面的表現並不盡如人意，對此我們不再贅述。往回看的追責並不能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對接下來的困難程度有足夠高的警惕和預設，也要有相對應的預案和準備。

根據對已有公開資料的整理，我們認為有兩個突出的難點。即使已經有媒體反覆提過，但再強調也不為過。

一是，SARS時期的北京經驗可以平移，但城市情況不同，執行的效果會出現偏差。

回顧17年前的SARS，防控效果全面顯現是出現在5月，我們注意到，從4月至5月，應急政策與措施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全民動員抗擊“非典”，疫情對民眾全面公開；

管制公共場所、交通與人羣集體活動：

確定定點醫院，集中收治SARS感染者。

 

（圖片來源：《北京市SARS流行的特徵與時空傳播規律》）

可以看到，在這次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過程中，上述從非典中總結的有效應急政策與措施，已經全部施展。儘管大家覺得行動還是太晚了，但與非典時相比已經提前了太多，理應會起到更好的效果。

最大的變數在於，這次的重點城市不是北京，而是武漢以及湖北的其他城市。之前媒體總結的城市抗擊SRAS成功三要素分別是：市民個體、制度體系和醫療專家。

也就是説，在舉全國之力支援了醫療專家之外，還需要落實的是，每個市民個體的意識與責任感，還有細緻到毛髮的制度體系與執行力——這，才是武漢和湖北現在真正面臨的難關。

二是，湖北不只一個武漢，其周邊城市的防治不容小視。

下圖是一個大家在這幾天應該已經看過好多遍的數據：春運期間武漢的流出人口主要去向。很明顯，由於武漢在湖北省的龍頭地位，春運初期，人口流向最多的就是武漢周邊、湖北省內的其他城市，熱門流向城市最為靠前的14座城市全都來自湖北，它們依次是孝感、黃岡、荊州、咸寧……

 

但在病情不斷蔓延的情況下，直到1月23日，湖北省才第一次詳細披露除武漢外其他城市的病例情況。

根據湖北省衞生健康委員會官網公佈的最新數據，截至2020年1月25日24時，武漢確診618例，孝感確診55例，黃岡確診122例，荊州確診33例……其中黃岡在2天前還只有12例。

從媒體報道的公開信息來看，因為倉促，這些城市不僅在包括檢驗和醫療設備等醫療物資上缺乏準備，在應急體系與能力方面也捉襟見肘。

就在這幾天，我們已經從各種媒體報道、社交平台中，看到了這些城市的艱難，尤其是站在疫情最中心的醫務人員和疑似病患。從非典經驗來看，各地可以伸出援手的，除了物資缺口，可能還需要有管理體系、動員能力和執行細節……

當然，現在湖北已經利用強制手段“封省”，所以我們也有必要用數據為這作出解讀。如果在當前局面下，武漢市乃至湖北省仍然可以自由出入，那麼節後返程的人潮，將會更快速地把病毒帶到以深圳、上海、廣州、北京為主的一眾大城市。

 

（圖片説明：春運期間遷入武漢的熱門城市，圖片來源：百度遷徙）

但封城帶來的副作用也很明顯，比如物資不便、醫務人員出行受阻、恐慌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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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普通人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歸根結底，我們現在正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價與冠狀病毒作鬥爭。雖然在21世紀，我們已經經歷過SARS和MERS（中東呼吸綜合徵），但新型冠狀病毒到來的時候，我們仍然沒辦法輕鬆快速地解決問題。

但從我們現有的資料來看，還是有兩個應該樂觀的點。

首先是整個社會的動員能力。

與17年前的SARS相比，當前人羣流動的頻率、速度、範圍都擴大了，聽起來病毒的控制似乎更難了。

但是17年前沒有智能手機、沒有社交媒體、沒有大數據、沒有人工智能，也沒有如此快速和密集的交通和物流網絡。這些新的基礎設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可以支撐更快速的物資調配和信息傳遞，應對病毒傳染，也可以有更迅速的分佈式集中控制和更精準的個體防護，“人自為戰”。

其次是，疫情雖然十分嚴峻，但病毒目前並沒有超出想象的“兇惡”。

冠狀病毒是具外套膜的正鏈單股RNA病毒，因為在電子顯微鏡下外觀上有類似日冕的凸起，所以被稱作冠狀病毒。日常生活中有10%的感冒是由冠狀病毒引起，且症狀較輕，所以常常不被重視。但冠狀病毒的生命力比較強，可以脱離宿主在空氣中殘留一段時間，所以傳染性才會如此之高。

參與過抗SARS的中國台灣病毒專家蘇益仁表示，傳染性越高的病毒致死率其實越低。

這恰好也符合現狀。從現實情況來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速度、範圍都要大於SARS，但目前不到3%的致死率，相較SARS的10%也低了很多。

國際醫學期刊《柳葉刀》的主編就在社交平台上發言提醒媒體正通過把該病毒稱作“殺手病毒”+“助長恐慌”將事件升級。事實上，該病毒有着中等/一定傳染性、相對低的致病性。用過度誇張的語言來“培育”恐慌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圖片説明：《柳葉刀》主編髮言內容）

但蘇益仁也表示，目前仍然處於爆發初期，無法準確地判斷傳播速率和感染率，接下來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觀察時間。

這也是我們要傳達的信息。在防止過度悲觀的同時，也千萬不要盲目樂觀。

畢竟，攻堅才剛剛開始。

我們作為普通人，不管是在湖北，還是在其他地方，在這場抗擊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這裏還是要繼續強調：不讓自己感染，就是我們普通人最大的貢獻；每個人都安全，大家才能安全。

最後，我們再次奉上這份自診指南，該指南綜合了武漢協和醫院、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世界衞生組織（WHO）的報告，希望可以幫助大家，保護好自己和家人，避免不必要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