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顧｜胡鞍鋼：如何正確認識SARS危機_風聞

【編者按】2003年，SARS成為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面臨的最為嚴峻的公共衞生危機事件。國情研究院主辦的決策諮詢內參《國情報告》於當年4月14日至6月20日期間先後報送了32篇SARS研究專刊，其中25篇是由來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有關專家撰寫。本號將於近期推出其中部分篇目，為當前各方認識和應對疫情提供參考。

本文是系列專刊的第9篇，作者為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胡鞍鋼院長（時任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寫於2003年4月29日。

2003年春季，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作為21世紀第一個人類所面臨的未知流行病，正迅速在全國和全球蔓延，成為當前危害人類健康的重大災害。改革開放25年日益開放、日益強大、日益生機勃勃的中國正面臨一場突發性危機。所謂“危機”，即國家安全或局部出現天災、大規模混亂、暴動、武裝衝突、戰爭等，社會秩序遭受嚴重破壞，人民生命財產甚至國家政權遭受威脅或挑戰的非正常狀態。SARS是一個什麼樣的危機呢？它具有什麼性質？SARS危機是如何發生和發展的？中國在戰勝SARS危機中有什麼有利條件？如何有效處理和戰勝SARS危機？

一、

如何認識SARS危機的性質

SARS危機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重大“天災”，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對人民的身體健康構成重大威脅。

誠如世界衞生組織(WHO)總幹事布倫特蘭所言：“這是我在擔任WHO總幹事的整個任期內，首次遇到不知道病因的情況”[1]。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凱特林·哈本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對SARS瞭解不夠，無法確定公共衞生體系可以有效地防止這種病毒的傳播。它可能就像傳染性感冒一樣不管在哪一個國家都會被傳播，同這個國家的公共醫療體系是否發達沒有直接關係[2]。

SARS危機具有突發性和緊急性，事態發生之突然、傳播之迅速，都在人們（包括領導人在內）的意料之外。從2003年4月9日至28日，我國SARS病例數由1290人激增至3106人，增長了140%，死亡病例數由30人激增至139人，增長了363%[3]。對於人們的認知來説，SARS發生特點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即使是科學家也不具備對SARS的完全的科學知識，在醫學診斷和治療方面也處於探索階段，也無法判斷影響和後果。

作為突發公共衞生事件，SARS同其它突發性的重大危機事件一樣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如人們的社會傳聞、心理恐慌、資產損失、經濟損失、聲譽受損等。

SARS危機是一種全球性公共衞生危機。從經濟學的角度理解，惡性傳染病具有典型的負外部性，無論原發於哪個國家或地區，它都有可能跨越疆界向全球傳播，給這些地區甚至全球帶來巨大災難。

這次爆發的SARS就是一種全球性惡性傳染病。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內流行病，它的傳播具有爆發急、傳播快、範圍廣、影響大的特點，迅速成為全球性公共衞生危機。

惡性傳染病的爆發及迅速傳播既是全球環境變化的結果，也是全球化的副產品。科學家們認為，病毒並不是在這幾年突然變得強大了；然而，不斷變化的地球環境意味着新病毒可以在世界各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4]。隨着人口增長規模愈來愈大、人口聚集程度愈來愈高、人口流動遷移愈來愈廣泛、人員往來愈來愈頻繁，一國爆發的傳染病極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傳播，從而使得一國的危機傳導為全球性危機。

所以説SARS危機不僅是中國內地和香港台灣的危機，也是全球性公共衞生危機；它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大敵，而且也是人類健康的共同敵人，抗擊SARS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和共同任務。如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布倫特蘭所言，SARS是“21世紀第一場全球性傳染病，需要全球通力合作，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以防止SARS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慢性傳染病和人類的負擔[5]。

**SARS危機是一種影響經濟增長的“外部衝擊”。**我們可以把SARS看作對經濟系統的一個“外部衝擊”，屬於“總需求衝擊”（an aggregate demand shock），即由於SARS擴散和蔓延所造成的心理恐懼引起人們（主要是消費者）明顯減少外出購物、餐飲和旅行以及其社會交往活動，進而也引起各種商務、貿易和投資活動的暫時中斷，致使社會總需求（如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貿易需求）突然下降。這種“總需求衝擊”在短期內直接引起經濟增長率下降。與此同時，SARS還影響那些從事可貿易產品的生產部門，如出口導向產業部門、中間產品生產部門、最終消費品生產部門，也影響大部分服務部門，如旅遊業，餐飲業，零售業，批發業，娛樂業，會展業等[6]。

我個人分析，由於中國經濟具有很強的自我維持的增長慣性(self-sustaining growth)，在沒有SARS的外部衝擊的情況下，2003年經濟增長率在9-10%之間。由於中國屬於內需型經濟，服務業比重相對較低，在SARS外部衝擊的負面影響下，經濟增長率可能減少0.3-1.0%之間，這取決於我們能否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能否有效控制SARS的蔓延。即便如此,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率也可以保持在8－9%[7]。從社會穩定的視角來看，SARS危機引發的是短期性心理危機、恐懼危機，而披露信息、普及科學、穩定人心、注意衞生、安居生活、正常學習是醫治恐懼危機的重要手段。

SARS危機是一種“良性”危機，而不同於“惡性”危機[8]。所謂“良性”危機是指危機形態特徵“非政治化”，基本上不涉及顛覆國家政權、變更核心價值觀、危及政治穩定、破壞社會秩序；而且，如果政府處置危機得當，不僅不會出現政府與公民之間矛盾、對立、衝突和對抗，而且在全國會出現像1998年“抗洪救災”那樣的社會團結，“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受某些國外勢力蓄意抹黑的影響，屬於“非結構性危機”。而“惡性”危機是指危機形態特徵“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演化為政治衝突、政治分裂，直接危及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外來勢力直接插手和公開介入，屬於結構性危機，如1989年的政治風波。

對於“良性”危機而言，不僅政府能夠充分利用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有效地動員和整合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有效控制危機、處理危機、化解危機，還可以在應對SARS過程中**轉“危”為“機”，大幅度增強公眾的公共衞生意識以及中華民族凝聚力，進一步完善和提升應急管理的制度體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領導人的威望。**1998年抗擊特大洪水就是一個範例。SARS就像特大洪水一樣是一場“天災”，就像抗擊特大洪水一樣，我們完全可以沉着應戰，團結一致，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戰勝SARS。

SARS危機是一個具有生命發展週期的危機。Kink（1986）提出危機的“四階段説[9]”：第一階段是徵兆期（Prodromal），有線索顯示有潛在的危機可能發生；第二階段是發作期（Breakout orAcute），具有傷害性的事件發生並引發危機；第三階段是延續期（Chronic），危機的影響持續，同時也是努力處置危機的過程；第四階段是痊癒期（Resolution），有一些跡象清晰地顯示出危機不再具有威脅性和破壞性。根據上述危機發展模型，我認為從2002年11月至2003年2月為SARS徵兆期或潛伏期；從3月以來進入發作期或爆發期，從廣東向香港以及全國各地擴散、蔓延，目前北京正處於強爆發期；現在還很難判斷何時進入第三階段。從全國各地區情況看，大部分地區還處在潛伏期，有可能很快進入爆發期。我們正處在向SARS作戰的關鍵期。

二、危機是一種連續發生的常態

孟子説：“國無敵國外患，國恆亡。”危機則是一種內患，它的出現也具有常態特徵，這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從世界歷史上看，沒有一個國家不遭遇危機的；從一個國家的歷史上看，沒有一個時期不出現危機的。為什麼有的國家戰勝了危機，而有的國家被危機所挫敗？為什麼同一個國家有的時期戰勝了危機，而有的時期被危機所挫敗？這是因為不同的國家對危機的反應不同，對危機的處理方式不同，利用危機提升治理能力不同。同一個國家，不同時期的領導人對危機的處理方式不同，也會有不同的結果。

客觀地講，我們對SARS這場突如其來危機的識別能力不足，對危機的性質認識不夠，對危機的危害估計不充分，對危機的反應不迅速。本質上看，我們缺乏應對全球性公共衞生危機的危機管理機制和處理能力。正如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凱特林·哈本所説：**這場危機給中國和世界一個重要的經驗，那就是在這個更加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需要更好的疾病監督機制。**這一機制應該不僅包括收集和報道公共醫療衞生信息，而且要正確地分析這些信息，這是我們早期發現和干涉疾病、傳染病大規模爆發，尤其是未知性傳染病爆發的唯一有效途徑[10]。

三、

中國戰勝SARS危機具有多方面有利條件

首先，**中國作為一個國內市場容量大的國家，抵禦外部衝擊能力強，還有許多要素可以穩定經濟增長，抵消SARS衝擊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制不斷優化，內生增長動力顯著增強，特別是中國企業對各種衝擊的反應能力和調整能力明顯增強。

其次，**中國經濟實力大大增加，財政能力顯著提高，有充足的應對SARS危機的經濟保障。**2003年第一季度財政收入大幅度增長，相當於1994年全年財政收入，相當於1998年全年一半之多的財政收入，政府有更多的財政能力應對公共衞生危機。

再有，**中國政府積累了應對外部衝擊的治理能力，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大為增強。**過去6年中國先後經歷了兩次外部衝擊（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世界經濟與貿易衰退），中國領導人積累了對付外部衝擊的豐富經驗，新任領導人也具有處理國內各種危機的直接經驗。例如，温家寶總理曾任1998年防洪救災指揮部總指揮，成功地領導軍民戰勝“天災”，當年經濟增長率在7.8%，只比原定8％的目標略低一點。2003年4月25日，成立了吳儀為總指揮的全國防治SARS指揮部，通過加強領導、統一指揮、協調各方面力量，開展有效的防治工作（共計102項）。這是我們戰勝SARS的政治優勢和組織保障。

還有，**科學的發展是我們戰勝SARS的重要手段。**人類發展歷史就是被各種疾病困擾的歷史，也是與各種疾病抗爭的歷史。1348年以後的1百年，黑死病使歐洲總人口減少了1/3-1/2，死亡人數不下2500萬人；1918年在西班牙爆發的世界性流感傳染病造成至少2000萬人死亡；1955年有430萬人死於肺炎、白喉等急性呼吸器官疾病，290萬人死於普通腹瀉；1995年有200多萬人死於結核病。但是人類在醫學上的科學成就和普及不僅消除了各種肆虐猖獗的瘟疫和傳染疾病，而且大幅度減少人口死亡率，提高人口預期壽命。1950年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50年，到2000年上升為65.5年[11]；而同期中國人口預期壽命由35年提高到71.4年[12]。

技術進步對促進人類健康和提高人類長壽起着決定性作用。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2001年人類發展報告》研究，在1960-1990年期間，技術進步對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貢獻率為45%，對女性成人死亡率下降貢獻率為39%，對男性死亡率下降貢獻率為49%，對女性生命預期壽命的貢獻率為49%。正如胡錦濤同志所言，要奪取同疾病鬥爭的勝利，最關鍵的是要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13]。利用全球化，主動與全球最優秀的科學家合作，有效提高了人類戰勝傳染病的能力。這是我們戰勝病魔的重要條件。

最後，**中華民族具有在危難關頭眾志成城、萬眾一心戰勝挑戰的光榮傳統。**所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中國歷史表明，越是艱難困苦時期，越是重大挑戰關頭，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強，她總是向世界顯示她不僅是世界的巨人，也是世界不可戰勝的巨人。

[1]法新社，印度勒克瑙2003年4月8日。

[2]中國新聞社2003年4月25日。

[3]人民網北京2003年4月28日訊。

[4]美國《時代》週刊，2003年4月7日。

[5]引自新華社倫敦2003年4月27日電。

[6] Citigroup,2003, Asia Economics: What Economic Theory Tells YouAbout SARS, 23-04-2003。

[7]胡鞍鋼：“SARS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國情報告》，2003年專刊5。實際上，2003年經濟增長率為10.5%。

[8]這裏參閲了胡寧生主編：《中國政府形象戰略》，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薛瀾、張強、鍾開斌：《危機管理：轉型期中國面臨的挑戰》，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9]引自薛瀾、張強、鍾開斌著：《危機管理——轉型期中國面臨的挑戰》，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10]中國新聞社2003年4月25日

[11]資料來源：1950－1992年數據引自FrancoisBourguignom and Christian Morrisso, 2002, “Inequality among WorldCitizens:1820-1992”,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pp.727-744；2000年數據引自：World Bank, 2002,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 CD-ROM.

[12]《中國統計摘要》（2002），第34頁。

[13]新華社北京2003年4月2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