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國屏院士：科研、疾控和臨牀缺乏協同，希望這是“最後一次教訓”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科學網“

作者 | 趙廣立

各地封城、封村，延長假期、推遲開學，節後返程高峯逼近……

面對新型肺炎防控新形勢，中科院院士、分子微生物學家趙國屏1月26日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表示：

節後返程仍將是疫情防控最大隱患，武漢必須有政策（措施）要求（保證）當地人繼續“留觀”直至封鎖結束。

建議將假期延長至正月十五左右，基本可保證湖北以外地區不再有新發病人。

應在最近一週之內，建立和完善包括疾控部門、醫療部門以及社區與公安部門之間的數據信息合作體系。

**我國科學研究與傳染病防控之間缺乏從“平時”到“戰時”的協同。**只有把日常臨牀中常見的一次次“非典”當作一次次演練來開展三方協同的研究與實踐，才能在重大疫情出現時，臨危不亂、胸有成竹。

“留漢”醫學生及醫務人員是潛在防控力量

**《中國科學報》：**雖然春節假期已延長至2月2日，但上班返程大潮終歸要出現。政府交通部門、醫療機構、企業、個人如何應對，才能保住目前還算可以應對的形勢？

▲ 趙國屏：

這個問題很重要。如何應對，我嘗試做些梳理。

首先是武漢。節後上班時，武漢（或者湖北）的封閉狀況大概率不會結束，因此，必須有政策（措施）要求（保證）當地人繼續“留觀”直至封鎖結束。

昨天，上海有些學校的學生（研究生）想辦法回來，對上海的有關單位壓力很大。我覺得，留在封鎖地區的醫學院的學生或者醫務工作者，如果當地能組織他們到防控隊伍中去，應該是一支很強的力量。

我有一個學生是上海二軍大的研究工作者（不是醫生），她和她丈夫（原復旦生物系的學生）就安心留在武漢，並且發一些客觀的信息與分析給外地的朋友（包括我在內），這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像這樣的情況，原工作單位和武漢當地相關部門，應該鼓勵並做一些相關的組織工作。無論如何，他們是一批有一定專業素質的青壯年隊伍。

應儘快建立統籌各部門的數據信息合作體系

**《中國科學報》：**武漢以外的其他地區該如何應對？

▲ 趙國屏：

武漢以外的其他地區，正如上海市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教授説的，是一個大的考驗（張文宏：隨着輸入性病例的繼續傳播，有可能產生二代病例和三代病例，而當新病例源頭不清時，預示着該城市已經失去了初期防控的黃金窗口，可能要進入二代病例傳播的持久戰階段）。

但是，好在武漢封城之後是春節長假，這**將近十天的時間，給各地提供了一個控制輸入病人、發現當地被感染人羣的機會。**難的是能否抓住這個機會！

而且，能否發現並制止“二代”“三代”的出現和傳播，是需要有客觀指標的。因此，我們現在可以做的是：

第一，對於輸入病例的密切接觸者的“留觀”一定要做到位。

由於這一次的2019-nCoV具有潛伏期感染的能力，這個“留觀”人羣的界定是比較困難的，基本上只能靠我們國家強大的組織體系來實施。而這方面的“指標“主要還是流行病學的（接觸史），關鍵是原始數據的獲得及整合共享。

因此我認為，應該在最近一週之內，建立和完善包括疾控部門、醫療部門以及社區與公安部門之間的數據信息合作體系（至少讓防控決策者有科學數據作為支撐），成效的指標是確診病人在1月底出現顯著下降，而通過疑似病人與留觀數據的整合，預測當地新發病人的“終止期”。

**第二，**由於潛伏期可能長達14天（這是我能看到的“報道”），因此，春節7天假日應該説是不夠的，這是節後“大返程”的實際挑戰。

國務院辦公廳決定延長2020年春節假期至2月2日，大中專院校、中小學、幼兒園推遲開學，相信也是基於這個挑戰的科學判斷。

我有一個想法，能否把休假延伸到正月十五左右（2月7日-9日）？

這樣做，雖然牽動甚大，但基本上可以保證在湖北以外地區，即使仍有“二代”“三代”病人，其傳播源頭已經得到了控制——不再有新發病人，即進一步的傳播鏈已經被切斷了。

在這種情況下，“返程”應該是安全的。當然，具體實施要根據各地（特別是交通兩端地區）以及各行業（譬如醫院是必須要恢復工作的）實際情況而確定。

我國科研與傳染病防控缺乏從“平時”到“戰時”的協同

**《中國科學報》：**現在國內的研發力量有沒有統籌？如何實現科研力量集中，協作攻關？

▲ 趙國屏：

這個問題的核心是兩個問題：

首先，在我們國家的傳染病防控體系之中，科研（包括流行病學研究、臨牀醫學研究和基礎醫學研究）都沒有有機地整合在其中。

相反，雖然沒有直接説，但實際上是把所有的“研究”都排除在這個體系之外的（可能就是讓國家疾控中心一家來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實際上，這是做不好的）。

其次，對於科學研究與傳染病防控之間的關係，沒有充分認識到科學研究的支撐作用。

一方面，從疾控體系來説，**實時、系統、前沿的流行病學研究是疾病防控措施及時實地到位的關鍵科學依據，**而不是流行病學研究者沽名釣譽的資本。

另一方面，從疾病診治系統來説，以臨牀數據樣本為基礎，採用現代基礎醫學手段開展的研究，能為病人診治提供重要的病理知識基礎（甚至關鍵的靶位），而不是基礎研究者發表論文的資本。

當然，兩者研究的總結，往往需要以論文的形式體現並開展交流，但這也是人類知識的積累，並且為今後疾病的發現、防控和診治提供歷史的經驗。

將上述兩個問題整合起來，也就是一個問題——沒有從“平時”到“戰時”的協同。

當然，在實際運行中，對於具體的部門單位、工作者，不能排除研究者不正確的“初心”和一線工作者在突發事件發生時極為繁忙而難以顧及科研需求的現象。

然而，不能“因噎廢食”，“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只有將科研隊伍與疾控及臨牀隊伍在平時就組織成團隊或形成協同的體系，並且把日常臨牀中常見的一次次“非典”當作一次次演練來開展三方協同的研究與實踐的工作，才能在重大疫情出現時，臨危不亂、胸有成竹地開展有效的防治工作及其相關的研究工作，並且一步一步地把我們的水平，不斷推到新的高度。

希望這次教訓不是“又一次教訓”而是“最後一次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