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讓農村防疫變硬核：石頭封村圍堵拜年，千年風俗人情不再管用_風聞
财经无忌-财经无忌官方账号-独特视角记录时代冷暖2020-01-27 16:40
文 | 賈磊先生
2020年1月，一隻黑天鵝落下，一羣黑天鵝飛起。疫病影響中國，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隨之發生。
比如極少見的全國性恐慌；比如線上人羣與線下人羣的隔閡消弭，思想首次統一；比如中國農村在社區治理及公共衞生上的覺醒。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點。
這意味着幾千來年來，作為中國社會結構中底層顆粒的農村，已經被經濟發展、互聯網信息革命和黑天鵝事件徹底改變。
01
一部公共衞生的歷史就是一部人類作為羣體，對健康和疾病體驗和認識的歷史；就是一部人類遭受戰爭和自然災難後不斷探索，擴展科學知識來保護自己的歷史；
就是一部社會、經濟、政治體系如何創造健康的或不健康的生活環境的歷史，就是一部人類社會為健康的維護和促進或疾病的產生和傳播提供條件的歷史；
就是一部人類個體和羣體為了生存和發展而不斷地尋求有效的措施來改善健康和預防疾病的歷史。
疫病面前，中國農村從未表現的如此主動、堅決且善於表達。
類似的消息在網上以圖片和短視頻的形式隨處可見：
大年下，孔孟之鄉的農村紛紛“封村”，進出村口的道路上，擺放着石頭、樹幹組成的路障，帶着紅袖箍的工作人員責任心十足，警惕地看着每一個外人的到來；歷史更悠久，習俗也更固執的中原大地，村口甚至站上了扛着關刀的門神；有村子下發了通知，警惕“鄂A”的車輛，還特地普及了“鄂”字的寫法；
這在幾千年的中國防疫史上都不多見。
中國人很早就意識到了疫病的某些特點，比如：大面積爆發、大範圍傳播。
公元前 1046-771 年，我國文獻《周易·乾象》中出現了最早的“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為剛強、有力；“康”則出自《詩經·唐風·蟋蟀》：“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意為安樂、安寧（辭源修訂組，1988）。
從甲骨文和出土文物中已經發現，在夏商時期（公元前 21 世紀-到公元前 11 世紀）人類已經養成洗臉，洗手，洗腳等個人衞生習慣。
中國的早期文獻有不少與環境衞生有關的記載，如水源保護，清潔處理和屍柩處置等。考古資料發現，遠在原始社會人類就知道通過建設畜圈來保護環境衞生。
到夏商時期，人類已經知道鑿井而飲並在住宅附近挖掘排除積水的水溝。《左傳》中已經有關於挖除井中積垢淤泥，維護水源安全的記載。《周禮》、《禮儀》、《詩經》中記載了許多管理環境衞生的具體方法，如通過抹牆，堵洞來除蟲和滅鼠等等。
關於傳染病，《周禮》中就記載了流行性疾病和季節的關係。商代已有麻風病的記載（江晦鳴，1984；《中醫學》編輯委員會，1997）。
中華文化在秦漢時代（公元前 221 年到公元 220 年）已有下水道，“都廁”(即公共廁所)，灑水車等城市公共衞生設施。對於傳染病流行的預防，最早見於《史記.趙世家》：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655 年），大疫”。
預防手段主要是設坊隔離。《漢書.平帝紀》就有利用空官邸收治病人（類似隔離醫院）的記載。20 世紀 70 年代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有瘧疾和狂犬病的記載。
東漢許慎在《説文解字》中解釋，“疫， 民皆疾也。”清代雷豐《時疫論》也説: “大概眾人之病相似者，皆可以疫名之。”
在不懂得防疫知識、又缺醫少藥的古代，疫病往往會在人口大規模集中，且交流方便的大城市爆發，以魏晉南北朝為例，洛陽、長安、建康、許昌、合肥等地都曾爆發過大規模的疫情。
面對疫情，城裏人開始往農村跑。
古代的村落通常人口不多，相隔較遠，而且能自給自足，十分適合做“堡壘”，更重要的是，因為信息溝通不暢，農村人往往對疫病一無所知。
被動接受，結果往往是一場人間悲劇。
02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政府系統與社會精英曾試圖建設鄉村自己的防疫系統。改變鄉村就醫只能靠抗的狀態。
實業家盧作孚曾呼籲，衞生建設的第一樁緊要事業，便是設立鄉村醫院。
1932年，鄉村建設家晏陽初延聘獲得美國公共衞生學學士學位的陳志潛，在定縣的13個鄉村中推廣鄉村防疫網，本着“從實際出發”的想法，陳志潛的鄉村防疫網中包括了培訓普通人成為衞生保健員，建立鄉村保健所等。
經過多年的衞生宣傳及實踐，民國公共衞生建設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逐步建立起各級衞生行政組織，各項公共衞生制度和法規陸續頒佈，各類醫院和醫學校先後成立，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衞生行政體系。
在這個過程中，民眾和政府的公共衞生觀念有了明顯改觀。時人有言：“二十年前，‘衞生’兩個字是非常新的一個名詞，但近年來則不然，衞生兩個字，已經在社會里普遍地應用了。好像‘衞生粥店’啦，‘衞生理發館’啦，‘衞生浴室’啦，都拿衞生兩個字，作為標榜，吸引顧客。可見衞生二字已經深入民間，而且人民也很歡迎它。”
胡定安在《最近中國衞生趨勢之一瞥》一文中對中國公共衞生事業所取得的成績予以總結：“曩者民眾昧於傳染病之蔓延，不知所謂預防，今日旅行之際，亦知受注射針預防之必要。鍾愛小兒，亦早為種痘，惟尚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可見人民腦海中，已具有衞生意義之痕跡矣。”
遺憾的是，破敗的經濟、麻木的思想、巨大的信息鴻溝，讓這些社會精英的努力付諸東流，鄉村，依然是鄉村。
以1918年那場震驚世界的鼠疫為例。民眾對於西醫在當地治療鼠疫的一些行為，如解剖屍體、焚燒屍體和房屋非常憤怒。這種情緒受到傳統文化和習俗的影響，中國傳統習俗有對屍體的保全，如認為人死應保留全屍和人土為安的傳統觀念的影響。
除了民眾對於近代防疫方法的誤解所引起的恐懼外，由於當時的時代大背景，普通民眾特別是偏遠、閉塞地區生活的人民對於陌生人的突然闖人是充滿敵視和恐慌的。更何況是在當時人民對外國人普遍敵視的情況下，各偏遠鄉村地區人民對外國人自然更加敵視。
《大公報》中就多有記載，如“天鎮縣僻居邊外，風氣閉塞，近自防疫事起，該處人民不免時有怨言，日前有大同教堂美國醫士赴該縣查驗疫勢，該縣人民聚眾抵抗不準人城，美醫士即用手槍還擊斃二人傷一人，人民大憤勢頗洶洶”。
這些衝突無疑使防疫工作困難重重，上文中提到的第二防疫區的伍連德醫士因“解剖屍體引起當地民眾敵視，聚眾滋事，此後當地民眾對伍醫士恨之人骨，對其工作百般阻撓，導致伍醫士在該區無法繼續進行防疫工作，最終由內務部改派何懷德為委員，以代伍氏，始得將防疫事宜漸漸布罷”。
從1918年鼠疫擴散的主要原因中不難看出，中國的傳統生活模式對近代公共衞生體系建立的強大阻力，這些傳統習俗與生活方式制約着民眾參與到國家的防疫事務中來，使得政府在防疫過程中顯得有心無力，無法真正地在地方上推行其防疫計劃，這也是北洋政府在這場防疫戰中受挫的根本原因。
03
是什麼讓中國農村這一底層顆粒從被動接受，變為從實際出發，主動出擊？在這場突如其來的疫病中，展現出比很多城市社區都高明的治理水平？
首先，當然是經濟基礎的富足：改革開放多年來，中國農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貧困問題即將被消滅，這同樣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其次，是互聯網帶來的溝通順暢。
在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認知上，互聯網讓農村人和城市人站在了同一起點上。
同時，藉助抖音、快手以及返鄉的年輕人，中國農村有了順暢的表達的途徑，今年春節，無數來自鄉村的視頻佔據了流量高峯，而且，這些視頻大多數是正向的、有力的。
跟古代一樣，鄉村自給自足的物質條件、互相信賴的人際關係、便於封閉物理環境等優勢還在，再加上互聯網帶來的順暢的信息通道、豐富的娛樂方式、有力的表達途徑，2020年的中國農村，至少在防疫這件事上，已經將城市遠遠甩在了身後。
疫情終將被戰勝，而未來的軌跡已經因黑天鵝所改變。
本次疫情中中國農村的表現，與城市聚集而居的弊端已經被更多人發現，這將深刻影響房價、文旅與消費市場。
市場形態的改變，往往藴含着新的機會，當年，拼多多對於“下沉市場”的關注，造就了一個新的電商巨頭。如今，“下沉市場”愈發需要被平視。
當然，網絡給中國農村帶來的改變不止於此，相比當年的佛羅倫薩和倫敦郊區，如今的中國鄉村是更適合薄伽丘和牛頓避難的安樂谷，不過，他們應該不會在此寫出十日談，發現地心引力，因為他們的空餘時間，會被王者榮耀與抖音填滿。
參考資料
1、 姚帆，《近代公共衞生體系中的國家與社會——以 1918年鼠疫為中心的考察》。
2、 曾光，黃建始，張勝年，《中國公共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