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之子引導英軍洗劫圓明園?學者:全是野史_風聞
史遗-史遗官方账号-2020-01-27 15:01
作者| 王開璽
來源| 史遺

龔孝拱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大學者龔自珍。龔孝拱本人也極其聰穎,具有做學問的天資。之所以無端揹負引導英軍火燒圓明園之惡名,實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1860年10月,一個名叫龔孝拱的中國人,引導英軍劫掠並焚燬了圓明園。這一説法,不知何時開始在中國社會的民間坊市中廣泛流傳。雖然龔孝拱的父親龔自珍是清代的著名學者和社會批評家,但就龔孝拱個人的地位與作用而言,可以説僅是一個不入流的無名之輩。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闖至北京,首先大肆劫掠了圓明園,其後,英軍又縱火予以焚燒。這是中外歷史學者一致承認的歷史事實。在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其間,特別是其後,一些中國的當地窮民百姓乘機渾水摸魚,趁火打劫,哄搶、盜搶園內物品,也是不爭的歷史事實。當時的一些筆記、野史,雖有中國奸民首先劫掠圓明園的記載,但並無具體明確的姓名指稱,更無龔孝拱引領英軍焚掠圓明園的説法。筆者經過對部分史料的爬梳與分析,初步釐清了這一説法的來龍與去脈。
據筆者對相關史料涉獵所及,較早記載當地窮民首先搶掠圓明園內物品的,大概是時人陳代卿,他在《庚申畿輔紀變略》(1905年排印本)中記載説:自圓明園管園大臣文豐投福海自殺後,“奸人乘機焚掠,京城九門皆閉,西北煙焰漲天,無人過問也。洋人知園中內變,接踵至,各園皆火,三日夜不息”。
筆者在此需要説明或強調的是,在早期記載中並無“貴族窮者”或“中國奸民”的具體人稱指代。
誰最先提出龔孝拱“漢奸”説?
最早有具體人稱指代的,大概是光緒年間的楊圻,他於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寫成的《檀青引》記載説“奸民李某,導聯軍劫圓明園,珠玉珍寶盡出,三朝御府希世之物,不知紀極掠殆盡”,後來清政府“稍稍聞圓明園之毀,禍由李某,下獄窮治誅之,籍其產,以賜文豐家屬焉”。楊圻在此指明的李某,顯然與龔孝拱渺然無涉,因為“李某”與“龔某”,無論是讀音,還是書寫,皆迥然大異。
但是,在其他的各種筆記、雜記、小説、野史中,龔孝拱成為了引導英軍搶劫焚燬圓明園的罪魁禍首。
清代末年的李伯元,在《南亭筆記》中以並不確定的口吻説:“或曰圓明園之役,即龔發縱指示也。”
1915年中華書局排印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觀》記載:“定庵(龔自珍)子孝拱……晚號半倫……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與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而歸。”。
易宗夔在1918年初版的小説《新世説》中寫道:“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被認為龔橙自取之號)實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
此時的筆記、小説等,雖多指明龔孝拱曾與英軍同至圓明園,但只是稱其“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並未言其主動引領英軍焚掠圓明園。但是到了1925年後,即開始有人明確指稱是龔孝拱主動引領英軍焚掠圓明園了。如1925年,柴小梵的《梵天廬叢錄》明確記載説:“龔孝珙(拱)為英人巴夏禮客,導英法兵焚圓明園,世多以為詬病。”
1926年,陳文波在《圓明園殘毀考》中記載説,當時,“圓明園之毀於英法也,其説有二:一為英法所以焚圓明園者,因有龔半倫為引導……英軍北犯,龔為嚮導曰:‘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及京師陷,故英法兵直趨圓明園”。
國學大師章太炎,或許受其業師譚獻所作《龔公襄傳》的影響,在其《別錄甲第六十一楊顏錢》中亦曾記述稱:“圓明院(園)之火,橙單騎先士卒,入取玉石重器以出。”
以上這些記載,多屬私家筆記,或某些學者的個人認識,看過此書的人數畢竟有限,因而對於社會民眾似無重大影響。但是,民國時期的著名諷刺小説——曾樸所作的《孽海花》和蔡東藩所寫的《清史演義》就大不一樣了。
曾樸的《孽海花》中,描寫有一青樓女子褚愛林(曾為龔孝拱的小妾),曾問孝拱為何引領英國人火燒圓明園。龔孝拱竟然説:“你當我老子是好死的嗎……我老子和我犯了一樣的病,喜歡和女人往來,他一生戀史裏的人物,差不多上自王妃,下至乞丐,無奇不有。”龔自珍因與宗人府明善的側福晉太清西林春偷情,此事在《清朝野史大觀·清朝藝苑》,《定庵與太清事》、《定庵之死》中也有同樣的描述。後因事泄,“被滿州人毒死在丹陽”。從此以後,我就和滿人結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庚申(指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咸豐帝逃往熱河)之變,我輔佐威妥瑪,原想推翻滿清,手刃明善的兒孫。雖然不能全達目的,燒了圓明園,也算盡了我做兒的一點責任。人家説我漢奸也好,説我排滿也好,由他們去吧!”
經過《孽海花》中這一似真似假,亦真亦假的文學渲染,龔孝拱引領英人火燒圓明園一事,不但傳播日廣,且令人信以為真。
據謝興堯先生説,他曾“聞之父老相傳”,龔孝拱來京後,“以髮辮盤之頂,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裝,御革履,出入洋兵營舍,儼然一洋人矣”。在京的一些官僚士大夫,皆為龔自珍之故舊,“最初使人勸孝拱,勿陷於不義之行”,但是孝拱仍是我行我素,毫無改悔之意,眾人“乃知孺子不可教,遂由惜而惋,造作邊言蜚語”。
訛可以傳訛,何論演義小説?三人可以市虎,百人如何?千人萬人又將若何呢?龔孝拱引導英國人火燒圓明園一説,遂猶如鐵案一般,令人堅信不疑。
龔孝拱真是“漢奸”嗎?
許多歷史事件,從來都是眾説紛紜,莫衷一是,存有分歧的。儘管有不少人認定龔孝拱是引領英國人火燒圓明園的罪魁禍首,但也有不少人對此説持謹慎的懷疑態度。
在這些人中,可分為“明事而辨理”與“疑事且疑人”的兩種人。
所謂“明事而辨理”者,即是説,有人雖然也承認龔孝拱的確曾引導英國人到圓明園進行搶劫,但其實是另有苦衷。他們認為,當初龔孝拱將英軍引領至圓明園,是有意轉移他們的搶劫目標與範圍,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侵略者的貪慾,從而使首都北京免於戰火兵燹,不但無過,而且有功於清廷,乃至中國。
1910年,《國粹學報》主編鄧實在《龔定庵別集詩詞定本序》中説:“孝珙嘗引英兵燒圓明園,世人每以此短之;然孝珙自謂實奇計,蓋以一園而易都城數十萬人之生命,其保全為至多也。”由此可見,鄧實雖然認同了龔孝拱引領英軍焚燬圓明園之事,但同時又借用龔孝拱個人的説法,在某種程度肯定了其保全京城及城內數十萬人生命的良苦用心。
所謂“疑事且疑人”者,即是對龔孝拱本人曾引領英人火燒圓明園一事持完全否認的態度。
最早持“疑事且疑人”態度者,大概要數龔孝拱的好友譚獻了。他説:“咸豐十年英吉利入京師”,有人“或曰挾龔先生為導”,其實這一説法是錯誤的,當時龔孝拱只不過是警勸英軍頭子,儘快“換約而退”,局外之人不明其中隱情,“遂相訾謷”。
為孝拱辨誣者,皆是近現代學者。據筆者所知,為龔孝拱辨誣的當代學者,主要是大陸學者葉斌和台灣學者汪榮祖先生。
葉斌先生《龔孝拱事蹟考》一文,其主旨雖主要是全面考證龔孝拱的生平事蹟,但在相關問題上,作出了“可以推定龔孝拱沒有引導英人焚燒圓明園”的結論。
經過對所能涉獵到相關史料的分析以後,筆者認為,所謂“龔孝拱引導英軍火燒圓明園”的説法,的確為三人市虎的傳訛之言,不足為信。理由有四:
第一,凡是敍説龔孝拱曾引領英人火燒圓明園的,大多是一些筆記、野史,甚至是小説,沒有較為嚴肅或為史學界所認可的權威史料。
筆者並不認為,凡是筆記、野史、小説所載,皆不可信,凡是所謂的官方正史所記,一定可信可靠。但是,我們在描述、分析某一歷史事件或人物時,若皆用稗官野史之類的材料,人們是無論如何也難以認同其歷史的真實與價值的。對於某些特殊的歷史人物或事件,徵引一些稗官野史的材料,只能起到補正史資料之不足,或對正史加以佐證的作用。筆記、野史或者小説,必須要有正史資料的佐證才有其史料的價值。
英軍焚燬圓明園之事,無論是對於清廷來説,還是曾經參與對英法交涉的清廷大員來説,抑或是封建士大夫來説,都是痛心疾首,甚至是刻骨銘心的。但是,筆者遍查《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中國史學會所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號稱中國近代四大日記之一的《翁同龢日記》和《李慈銘日記》等,雖多有當地奸民匪人於英法聯軍搶劫之後,乘機入園哄搶的記述,卻沒有發現龔孝拱引領英軍入園焚搶的任何記載。
第二,某些筆記野史所述,皆極其簡單,既無史料根據,又無其他口碑依據。有些具體情節,過於文學渲染,且不符合歷史事實。如《清史演義》描寫説,“圓明園中火光燭天,一個穿洋裝的中國人在導引放火,恆祺問他是誰,他大聲道:‘誰人不曉得我龔孝拱,還勞你來細問!’”。其中的恆祺,字子久,時任清廷的武備院卿,官居正三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曾協助恭親王奕訢對英法交涉。據恭親王奕訢的奏片説,10月18日辰刻,正當奕訢與恆祺“諄囑商辦”對英法交涉之事時,“即見西北一帶煙焰忽熾,旋接探討報,夷人帶有馬步數千名前赴海淀一帶,將圓明園、三山等處宮殿焚燒”。由此可見,英軍焚燒圓明園時,恆祺根本沒在圓明園,何來與龔孝拱的這一會面與對話?
又如,冒廣生(字鶴亭)在《孽海花閒話》中載:“英使(威妥瑪)在禮部大堂議和時,龔橙(即龔孝拱,筆者注)亦列席,百般刁難,恭王大不堪,曰:龔橙世受國恩,奈何為虎傅翼耶?龔厲聲曰:吾父不得官翰林,吾貧至餬口於外人,吾家何受恩之有?恭王瞠目看天,不能語。”
這又是一段頗為形象而又引人入勝的文學描寫,但決非信史。正因《孽海花閒話》多有無稽之談,才引起了清史專家孟森先生的質疑,撰寫了《丁香花》一文。經孟先生考證,龔自珍己亥年(1839年)出都,死於辛丑年(1841年),而奕繪死於戊戌年七夕(1838年),因此,《孽海花閒話》中所謂龔自珍因與奕繪的福晉有染,而被奕繪用鴆酒毒死一事,純屬子虛烏有,地下枯骨豈能尋仇?
龔孝拱之所以無端揹負引導英軍火燒圓明園之惡名,實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其恃才傲物的狂士言行,引發人們的不滿。
《清朝野史大觀》稱,龔孝拱“性冷僻而寡言語”。王韜也説龔孝拱,“性冷雋,寡言語,儔人廣眾中,一坐即去”按之龔孝拱本人的説法,自己平素時生性懶拙,尤懶於“友朋書問”。對此,雖有“一二知者或不為怪”,但大數人卻不能理解,因而“生平以是罪□於人,讒間因之而入”。由此看來,龔孝拱只不過是性格孤僻,寡言少語,不大合羣,兼帶有些不通人情世故。然而,事情遠非僅此。“孝珙學、行,皆有父風”,“聰明逾乃父,狂亦過之”。
龔孝拱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大學者龔自珍,“世族蟬嫣,家門鼎盛”,家中各種善本藏書極其繁富,“甲於江浙”,且“多四庫中未收之書,士大夫家未見之本”。龔孝拱年少時天資絕人,聰敏好學,生來就是一個著名學者的好材料,“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燈鈔錄,別為一書,以故於學無所不窺,胸中淵博無際”。此外,他不但“兼能識滿洲、蒙古文字”,而且還“日與色目人遊戲徵逐,彎弓射雲”,絕非一般的文弱書生。平生著述甚多,著有《元志》五十卷,《雁足燈考》二卷,《時文集》四十卷,但因個人的孤僻性格與怪異品行,死後無人願意為其整理,更無人願意為其刻印著作,故此皆散佚不傳。
龔孝拱早年“治諸生業久不遇”,後又多次上書言事,“以策幹大帥”,然終“不能用”。不知龔孝拱是因科場失意,懷才抱略,不見推達,而形成了逆反心理,還是繼承了老子龔自珍的那種才高氣盛,行為狂狷的遺傳基因,抑或未脱有些文人稍有才學便成狂士的窠臼,其狂傲更是為世人所難以接受,不但在古文經學方面“求微言大義於晚周西漢,摧陷羣儒,聞者震駭”,同上。在人情世故、接人待物方面,更是天馬行空、避世絕俗。
孫靜庵在《棲霞閣野乘·半倫傳》中記載了龔孝拱的又一驚人狂傲之舉。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聽説龔孝拱有奇才,希望能夠將其納入麾下,量才擢用。有一次曾國藩因事至上海,不惜屈尊設盛宴款待龔孝拱。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酒宴正酣之際,曾國藩“微露其意”,以言語小心試探。不料龔孝拱竟然哈哈大笑説:以我目前的地位與狀況,“公即予以官,至監司止耳。公試思之,僕豈能居公下者?休矣!無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請勿及他事”。當時的龔孝拱,尚是一介布衣,不但無官階,且無功名,而當時曾國藩,不但是官居兩江總督之職的封疆大吏,且是士人頗為敬重的理學大師,學術領袖,而龔孝拱頗不以為然的監司,即是監察地方府、州、縣的行政長官,一般指布政使(從二品)或按察使(正三品),至少也是道員(正四品)。龔孝拱甚至提出自己做官不能在兩江總督曾國藩之下,由此可見龔孝拱是何等的狂傲倨慢,放蕩不羈,恃才傲物,又有些玩世不恭。曾國藩或許是理學修養頗深,有寬厚容忍人之度,或許是不願與其一般“見識”,“聞其語,噤不能聲,終席不復語”。
孫靜庵的這一記載,或許多有捕風捉影、誇大渲染之嫌。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説,他曾向新授浙江巡撫、留辦江寧軍務的曾國荃力薦過龔孝拱,但被孝拱婉拒。龔孝拱致函趙烈文稱“沅浦中丞(即曾國荃)忽辱書見招”,本人深知,此“皆吾弟為之延譽”,且“中承過聽”了。其實,本人性格“迂拙徑直,懶率不合時宜”,本“無足當用,皆足下所審知”。函請趙烈文代替自己向曾國荃“從容陳辭”,以“遂其猿鳥之性”,如能遂願,“皆出厚賜矣”。其後,趙烈文又多次向曾國藩力薦龔孝拱,但因時任江蘇巡撫丁日昌、上海道台應寶時等人從中作梗播弄而未果。事後龔孝拱再次通函趙烈文致謝説,“足下大是血性,久成絕調。而於鄙人尤承始終不棄,實深泣感,知我者其誰乎”,此次之提攜力薦雖然未果,但卻“既使橙不失禮,亦不失節,尤感大德,勿復再言”。以上所記兩事,或許即為孫靜庵上述記載的演義之張本。
儘管如此,傅增湘先生對龔孝拱的這一狂士行為仍持一理解、讚許的態度。他説,龔孝拱其人“博學多聞,為人跌蕩負奇氣”。正因其人“特以懷抱奇略,無所發抒,又好為新奇異誼可怪之論,為世駭愕”,遂被人們貶斥以“放誕奇闢之行”。不但如此,傅先生還頗有些為龔孝拱鳴冤鳴不平之意,“嗚呼!自古有非常之才者,恆負舉世之謗,豈不重可哀哉!”
在現實社會之中,持傅先生這樣見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人不喜龔孝拱之狂狷,為其冠以惡名,也可算是“人之常情”了。
其次,是其個人品行不為社會所接受。
人若確有奇才,表現得狂傲些,被人稱為“狂士”,有時是可以為人所接受的。但若此人不但狂狷孤傲,且品德惡劣,無倫理、藐綱常,行止怪異,被人視為“怪人”,就真的要為士人所不恥,難以見容於人,見容忍於世了。龔孝拱怪誕之大端有四:
第一、名怪,字怪,號也怪。龔孝拱最初名公襄,字昌匏,又字孝拱。後來他的名字屢改,且越改而越發奇僻,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晚年又自號半倫。更有人稱,龔孝拱還有諸如“飲酒食肉眠花僧、江上一爺、毋毋”等駭世駭俗,怪異奇僻的名號。
**第二、**無五倫之德。
**1、**曾引領英軍劫掠燒燬圓明園,此是謂無君臣之倫。
**2、**龔自珍死後,龔孝拱整理父親的文章,每當讀到他認為不當之處,不但隨意刪削塗改,而且將其父的木主牌位置於案前,每改動一字,就用小竹板敲擊木主説:“某句不通,某字不妥”,權當夏楚,以示懲罰。因為你是我的父親,我才為你改正,以免你謬種流傳,欺矇後人等。另外,他的兩個兒子“來滬省親”,看望父親,亦“輒被逐”,毫無父子之情。此是謂無父子之倫。
對此,謝興堯先生並不認同。他説:“孝拱雖狂傲,當不至悖逆至此。斥其父不通或有之,若對其父木主施以夏楚,則絕無是理。”遺憾的是,這僅是謝先生的主觀推斷,並未提出任何史料根據。然而,冒廣生先生在其《孽海花閒話》中説,雖然“龔(孝拱)敲其父神主,未知有無,惟為其母作行狀,狀中極言自古母之慈者,無過其母,父之惡者,亦無過其父,則事實也”。他還特別言之鑿鑿地強調説,這是其“外祖周季況先生,曾親見之”。馬敍倫在《龔孝拱遺著》中也記載説:“孝拱之祖父為段懋堂女夫,而孝拱直斥懋堂《説文注》,不遜也。”由此看來,有關龔孝拱悖逆父子之倫的記載,似乎確有其可信之處。
於此,鄧實先生則是另有其獨到之見解。他認為,龔孝拱對於先父文集的刪改,就學問、學術而言,是恰當而必要的。他説,“世人每以孝珙為荒謬好改其先集,又嘗謂其祖不通,父半通”,因此而譏責龔孝拱悖逆不道。其實,此説大可商榷。就一般情況而言,即使是“尋常人於朋友遺稿,尚不敢稍下朱墨,而況於父子之尊乎?”龔孝拱對父親遺稿文集的“刪定”,雖“可謂過嚴矣”,但龔孝拱“誠聰明絕特有識見人也”,於古文六經,精諳純絕,故“其所改,實有過於其父者”。
**3、**龔孝拱獨居上海,“與妻十數年不相見”,亦不通音信,待之若棄婦。此是謂無夫婦之倫。
**4、**龔孝拱的一母胞弟念匏,來上海看望兄長,但龔孝拱卻待之漠如路人,“亦不相睦”。此是謂無兄弟之倫。
**5、**龔孝拱或因性格孤僻而離羣索居,或因目無餘子而睥睨一切,“恆好謾罵人,輕世肆志,白眼視時流,少所許可。世人亦畏而惡之,目為怪物,不喜與之見,往往避道而行”,同上。無朋少友。此是謂無朋友之倫。
人們以其雖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倫,然而尚愛其妾,尚且算得略近人情、略懂人性,多少還剩了半倫,故多以“半倫”稱之。
不知龔孝拱是破罐子破摔,寡廉鮮恥,倒行逆施,還是為人豪放不羈,恃才傲物,玩世不恭,視封建倫理綱常為無物,其本人竟也以“龔半倫”自稱。
第三,是其生前的行為怪譎,頗出常人之理。
一般而言,文人名士,多有收藏珍本書畫、金石碑刻等的嗜好,往往視之若性命。但龔孝拱卻於臨死之前,盡“出所愛碑本,其值五百金者,碎剪之,無一字完”。
這一説法,出於龔孝拱好友王韜的《淞濱瑣話》,本應是極其可靠而可信的。但是,如果從人之常情、常理方面去揣度推斷,筆者似乎更認同陳乃乾先生的解釋。他説:“《淞濱瑣話》所記孝拱剪碎碑本,值五百金者,與真相略有不符,亦非發狂疾也。”實際上,龔孝拱於古籀文的研究,及寫定六經等,皆是“致力甚深,欲有所撰著,恐摹寫失真,遂以鐘鼎文原拓本,及木刻薛氏、阮氏諸書,剪入自己稿本中”。現今有其手稿數冊,藏於“杭州高野侯家,可證也。其所欲撰著者,體例略如《説文古籀補》”,只可惜“未能成書”。也就是説,龔孝拱之所以不惜剪碎其碑帖拓本,是為了糾正某些學術著作中的錯誤,向人們提供最為原始可信史料的需要。其實,龔孝拱對於自己“所藏碑貼,敞帚自珍”,是頗為珍愛的,臨死前決不可能將其徹底毀壞。一個突出的事例即是,龔孝拱曾“因計較價值,且不惜與二十餘年來平生第一知己趙烈文絕交,安肯剪棄乎?況遺物流傳,皆可蹤跡也”。
陳乃乾先生的這一解釋,絕非其主觀臆斷,有諸多史料記載可以佐證,龔孝拱的確具有以金石碑帖以論證他書之誤的習慣。
**其一、**馬敍倫在《石屋餘瀋》中説,龔孝拱對許慎所作《説文解字》的批評,雖“多向壁虛造”,即使是“偶有所中,亦不盡粹”,但是,龔孝拱“室中古今石羅列,其所著《理董許書》”,的確是“據古金石契文以正《説文》之篆,故每言篆誤”。
**其二、**黃節也説,龔孝拱往往以“後出之金石陶器文字”,“以訂許君(許慎)之誤”。黃節:《理董許書跋》,橋川時雄主編:《文字同盟》第二卷,第十一號,汲古書院1990年影印版。
**其三、**龔孝拱致趙烈文第二十五函也説,其所“寫定六書”,是“泝沿石刻,頗極蒐羅,遂有著錄,多發前人所不及”。
**第四、**揮金如土。
不少筆記野史皆説龔孝拱有錢時揮金如土,無錢時賣畫為生。孫靜庵的《棲霞閣野乘·半倫傳》稱:龔孝拱在北京時,“與靈石楊墨林善。楊素豪富,愛其才,所以奉之者無不至,日揮千金無吝色。楊死,半倫失所恃……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為活”。王韜為龔孝拱所作小傳,亦有類似的記載。以上記載,本應不錯。
鄧實亦曾説:“孝珙晚年寓滬,窮極無聊,至售其所蓄金石文字以餬口”,本人“於肆中,尚時得其手識金石墨本”。
孫靜庵在《棲霞閣野乘·龔定庵軼事》中還記載説,某年年底,有一故人之子至上海欲向孝拱借貸。
龔孝拱説:“吾亦處窘鄉,愛莫能助”,但是既然你來到上海,我還是要略盡地主之誼,次日遂“開筵大宴,且招梨園兩部,燈火氍毹,訖漏盡始罷”。某人之子聽説這一筵宴花費多達二百餘金後,大吃一驚説,“吾僅貸百金,而不之許,而張筵演劇,用費若此。但分其半以與我,吾事濟矣”。孝拱聞聽此言,竟勃然大怒説“吾與汝父交契數十年,有無常相通,未嘗有千金下者。今汝乃以百金之細,來向我稱貸,辱乃父,且污我也”,於是命人“速封二百金付某少爺,令其速去,毋溷我也”。某人之子“再拜辭歸,孝琪竟弗顧”。
冒鶴亭的《孽海花閒話》也有同樣的記載:“龔橙在滬時,值歲暮,有鄉人來,欲假貸。龔即斥之曰,我安得錢。既而曰,君遠來,今晚請聚豐園吃飯,丹桂聽戲。鄉人不敢不來,來則見戲園中間,凡十數方棹,來客及妓,皆與龔周旋。問所費幾何,曰,四五百番,鄉人曰,我所求於君者,只百番,君少請數客,吾得度今年矣。龔又斥之曰,百番亦值得向我開口耶,汝無出息,汝終身不必再見我。其不近人情諸類此。”龔孝拱晚年時,窮困潦倒,李鴻章憐其才,哀其貧,每月派人送去二百兩銀子,但龔孝拱照樣是吃喝嫖賭。
再次,是其本人與外國人交往甚密,為某些國人所不齒。
如果説龔孝拱僅是生活上放浪形骸,不拘形跡,性情孤僻,為人孤高倨傲,做事玩世不恭,其人僅屬私德有失,至多不過為人所疏遠而已。但若其人有依傍外人之嫌,則難免給人以為虎作倀,大背公義的惡感。
許多筆記野史,均談到龔孝拱在上海應英國人威妥瑪之招,入招賢館,為其幫辦文案,做秘書之事。威妥瑪對他十分欣賞滿意,不但“月致萬金為脩脯”,而且凡龔孝拱外出所至,“輒飭捕者護衞之”。甚至還有人給其潑髒水説,“孝琪以其女為威妥瑪妾”。
龔孝拱其人,不但於中國古文經書頗有研究,即於“歐羅巴語言文字”,亦同樣是“耳目一過,輒洞精”。當時與王韜、李善蘭、應雨耕、蔣劍人等人,皆在上海英國人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內,與外國人偉烈亞力、艾約瑟、韋廉臣、慕維廉等共同翻譯西書。龔孝拱為英國人威妥瑪辦文案,做一些文字的整理、翻譯、潤色等確為事實,但所謂月致萬金,外出有人為之護衞云云,則皆為過甚之詞,意在彰明龔孝拱之卑、之惡。其實,就龔孝拱本人而言,並非如有人所言,其甘為外國人效力。如王韜日記所記,當英國人約其同往津京之時,龔孝拱本“甚不欲去”,但是幾次拒絕請辭,“而弗能果”。由此可見,其隨同英軍北上的態度並不積極。
當時社會風氣尚未開放,若在中外關係相對平和之時,凡在外國機構任事者,皆不免被視之為洋人辦事者,為一般士大夫所不齒。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帝北逃熱河,圓明園慘遭焚掠,中外之間的民族矛盾凸顯,那些曾經為外國人辦事者,自然很容易被國人視為寡廉鮮恥,為虎作倀的民族敗類。被今人稱讚為進步人士的王韜、李善蘭等人,當時尚不免受怨負謗,私德極差的龔孝拱,又的確曾隨英軍北上,被人冠以種種惡名,當然也就成為入情入理、順理成章之事了。1924年,梁啓超亦曾説:“孝拱為定庵子,圓明園之役,有間諜嫌疑,久為士林唾罵,或曰並無其事。”他認為,龔孝拱之所以蒙此不白不實之詞,只是因“孝拱嘗學英語,以此蒙謗耳目”。
如果説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前,龔孝拱幫同英國人做些文字、文案工作,尚不過是“只為稻粱謀”,或多或少地帶有一些無奈被動色彩的話,那麼,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他不但與英國人的關係密切,而且表現出很大的主動色彩;龔孝拱與英國人之間,已不僅僅是一般的文字輔助關係,而是直接參與了地方甚至是國家的政治、外交等問題了。
例如,1862年在上海成立了以借英法軍隊助剿太平軍為職任的中外會防局。龔孝拱不但直接參與其機構的籌備及章程的起草等,在中外官員之間往來穿針引線,聯絡溝通,而且親自出任了英國方面的辦事局董,每月支領一百兩白銀。故此,不但趙烈文記載説:“借夷助剿之事,起於馮桂芬”,而“為之介紹於夷者,龔橙孝拱”。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一),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即使是龔孝拱本人也直言不諱地承認:“乞師之舉,鄙人所發。”
由此看來,後人以龔孝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的其人其事,來追溯其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的言行,這一方法雖未必正確,邏輯雖未必成立,但卻並非皆為空穴之來風,不為無因,不為無由。
作者簡介:王開璽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7月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1989年7月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尤致力於晚清政治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