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之子引導英軍洗劫圓明園？學者：全是野史_風聞

作者|    王開璽

來源|    史遺

龔孝拱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大學者龔自珍。龔孝拱本人也極其聰穎，具有做學問的天資。之所以無端揹負引導英軍火燒圓明園之惡名，實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1860年10月，一個名叫龔孝拱的中國人，引導英軍劫掠並焚燬了圓明園。這一説法，不知何時開始在中國社會的民間坊市中廣泛流傳。雖然龔孝拱的父親龔自珍是清代的著名學者和社會批評家，但就龔孝拱個人的地位與作用而言，可以説僅是一個不入流的無名之輩。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闖至北京，首先大肆劫掠了圓明園，其後，英軍又縱火予以焚燒。這是中外歷史學者一致承認的歷史事實。在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其間，特別是其後，一些中國的當地窮民百姓乘機渾水摸魚，趁火打劫，哄搶、盜搶園內物品，也是不爭的歷史事實。當時的一些筆記、野史，雖有中國奸民首先劫掠圓明園的記載，但並無具體明確的姓名指稱，更無龔孝拱引領英軍焚掠圓明園的説法。筆者經過對部分史料的爬梳與分析，初步釐清了這一説法的來龍與去脈。

據筆者對相關史料涉獵所及，較早記載當地窮民首先搶掠圓明園內物品的，大概是時人陳代卿，他在《庚申畿輔紀變略》（1905年排印本）中記載説：自圓明園管園大臣文豐投福海自殺後，“奸人乘機焚掠，京城九門皆閉，西北煙焰漲天，無人過問也。洋人知園中內變，接踵至，各園皆火，三日夜不息”。

筆者在此需要説明或強調的是，在早期記載中並無“貴族窮者”或“中國奸民”的具體人稱指代。

誰最先提出龔孝拱“漢奸”説？

最早有具體人稱指代的，大概是光緒年間的楊圻，他於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寫成的《檀青引》記載説“奸民李某，導聯軍劫圓明園，珠玉珍寶盡出，三朝御府希世之物，不知紀極掠殆盡”，後來清政府“稍稍聞圓明園之毀，禍由李某，下獄窮治誅之，籍其產，以賜文豐家屬焉”。楊圻在此指明的李某，顯然與龔孝拱渺然無涉，因為“李某”與“龔某”，無論是讀音，還是書寫，皆迥然大異。

但是，在其他的各種筆記、雜記、小説、野史中，龔孝拱成為了引導英軍搶劫焚燬圓明園的罪魁禍首。

清代末年的李伯元，在《南亭筆記》中以並不確定的口吻説：“或曰圓明園之役，即龔發縱指示也。”

1915年中華書局排印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觀》記載：“定庵（龔自珍）子孝拱……晚號半倫……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與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而歸。”。

易宗夔在1918年初版的小説《新世説》中寫道：“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被認為龔橙自取之號）實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

此時的筆記、小説等，雖多指明龔孝拱曾與英軍同至圓明園，但只是稱其“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並未言其主動引領英軍焚掠圓明園。但是到了1925年後，即開始有人明確指稱是龔孝拱主動引領英軍焚掠圓明園了。如1925年，柴小梵的《梵天廬叢錄》明確記載説：“龔孝珙（拱）為英人巴夏禮客，導英法兵焚圓明園，世多以為詬病。”

1926年，陳文波在《圓明園殘毀考》中記載説，當時，“圓明園之毀於英法也，其説有二：一為英法所以焚圓明園者，因有龔半倫為引導……英軍北犯，龔為嚮導曰：‘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及京師陷，故英法兵直趨圓明園”。

國學大師章太炎，或許受其業師譚獻所作《龔公襄傳》的影響，在其《別錄甲第六十一楊顏錢》中亦曾記述稱：“圓明院（園）之火，橙單騎先士卒，入取玉石重器以出。”

以上這些記載，多屬私家筆記，或某些學者的個人認識，看過此書的人數畢竟有限，因而對於社會民眾似無重大影響。但是，民國時期的著名諷刺小説——曾樸所作的《孽海花》和蔡東藩所寫的《清史演義》就大不一樣了。

曾樸的《孽海花》中，描寫有一青樓女子褚愛林（曾為龔孝拱的小妾），曾問孝拱為何引領英國人火燒圓明園。龔孝拱竟然説：“你當我老子是好死的嗎……我老子和我犯了一樣的病，喜歡和女人往來，他一生戀史裏的人物，差不多上自王妃，下至乞丐，無奇不有。”龔自珍因與宗人府明善的側福晉太清西林春偷情，此事在《清朝野史大觀·清朝藝苑》，《定庵與太清事》、《定庵之死》中也有同樣的描述。後因事泄，“被滿州人毒死在丹陽”。從此以後，我就和滿人結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庚申（指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咸豐帝逃往熱河）之變，我輔佐威妥瑪，原想推翻滿清，手刃明善的兒孫。雖然不能全達目的，燒了圓明園，也算盡了我做兒的一點責任。人家説我漢奸也好，説我排滿也好，由他們去吧！”

經過《孽海花》中這一似真似假，亦真亦假的文學渲染，龔孝拱引領英人火燒圓明園一事，不但傳播日廣，且令人信以為真。

據謝興堯先生説，他曾“聞之父老相傳”，龔孝拱來京後，“以髮辮盤之頂，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裝，御革履，出入洋兵營舍，儼然一洋人矣”。在京的一些官僚士大夫，皆為龔自珍之故舊，“最初使人勸孝拱，勿陷於不義之行”，但是孝拱仍是我行我素，毫無改悔之意，眾人“乃知孺子不可教，遂由惜而惋，造作邊言蜚語”。

訛可以傳訛，何論演義小説？三人可以市虎，百人如何？千人萬人又將若何呢？龔孝拱引導英國人火燒圓明園一説，遂猶如鐵案一般，令人堅信不疑。

龔孝拱真是“漢奸”嗎？

許多歷史事件，從來都是眾説紛紜，莫衷一是，存有分歧的。儘管有不少人認定龔孝拱是引領英國人火燒圓明園的罪魁禍首，但也有不少人對此説持謹慎的懷疑態度。

在這些人中，可分為“明事而辨理”與“疑事且疑人”的兩種人。

所謂“明事而辨理”者，即是説，有人雖然也承認龔孝拱的確曾引導英國人到圓明園進行搶劫，但其實是另有苦衷。他們認為，當初龔孝拱將英軍引領至圓明園，是有意轉移他們的搶劫目標與範圍，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侵略者的貪慾，從而使首都北京免於戰火兵燹，不但無過，而且有功於清廷，乃至中國。

1910年，《國粹學報》主編鄧實在《龔定庵別集詩詞定本序》中説：“孝珙嘗引英兵燒圓明園，世人每以此短之；然孝珙自謂實奇計，蓋以一園而易都城數十萬人之生命，其保全為至多也。”由此可見，鄧實雖然認同了龔孝拱引領英軍焚燬圓明園之事，但同時又借用龔孝拱個人的説法，在某種程度肯定了其保全京城及城內數十萬人生命的良苦用心。

所謂“疑事且疑人”者，即是對龔孝拱本人曾引領英人火燒圓明園一事持完全否認的態度。

最早持“疑事且疑人”態度者，大概要數龔孝拱的好友譚獻了。他説：“咸豐十年英吉利入京師”，有人“或曰挾龔先生為導”，其實這一説法是錯誤的，當時龔孝拱只不過是警勸英軍頭子，儘快“換約而退”，局外之人不明其中隱情，“遂相訾謷”。

為孝拱辨誣者，皆是近現代學者。據筆者所知，為龔孝拱辨誣的當代學者，主要是大陸學者葉斌和台灣學者汪榮祖先生。

葉斌先生《龔孝拱事蹟考》一文，其主旨雖主要是全面考證龔孝拱的生平事蹟，但在相關問題上，作出了“可以推定龔孝拱沒有引導英人焚燒圓明園”的結論。

經過對所能涉獵到相關史料的分析以後，筆者認為，所謂“龔孝拱引導英軍火燒圓明園”的説法，的確為三人市虎的傳訛之言，不足為信。理由有四：

第一，凡是敍説龔孝拱曾引領英人火燒圓明園的，大多是一些筆記、野史，甚至是小説，沒有較為嚴肅或為史學界所認可的權威史料。

筆者並不認為，凡是筆記、野史、小説所載，皆不可信，凡是所謂的官方正史所記，一定可信可靠。但是，我們在描述、分析某一歷史事件或人物時，若皆用稗官野史之類的材料，人們是無論如何也難以認同其歷史的真實與價值的。對於某些特殊的歷史人物或事件，徵引一些稗官野史的材料，只能起到補正史資料之不足，或對正史加以佐證的作用。筆記、野史或者小説，必須要有正史資料的佐證才有其史料的價值。

英軍焚燬圓明園之事，無論是對於清廷來説，還是曾經參與對英法交涉的清廷大員來説，抑或是封建士大夫來説，都是痛心疾首，甚至是刻骨銘心的。但是，筆者遍查《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中國史學會所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號稱中國近代四大日記之一的《翁同龢日記》和《李慈銘日記》等，雖多有當地奸民匪人於英法聯軍搶劫之後，乘機入園哄搶的記述，卻沒有發現龔孝拱引領英軍入園焚搶的任何記載。

第二，某些筆記野史所述，皆極其簡單，既無史料根據，又無其他口碑依據。有些具體情節，過於文學渲染，且不符合歷史事實。如《清史演義》描寫説，“圓明園中火光燭天，一個穿洋裝的中國人在導引放火，恆祺問他是誰，他大聲道：‘誰人不曉得我龔孝拱，還勞你來細問！’”。其中的恆祺，字子久，時任清廷的武備院卿，官居正三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曾協助恭親王奕訢對英法交涉。據恭親王奕訢的奏片説，10月18日辰刻，正當奕訢與恆祺“諄囑商辦”對英法交涉之事時，“即見西北一帶煙焰忽熾，旋接探討報，夷人帶有馬步數千名前赴海淀一帶，將圓明園、三山等處宮殿焚燒”。由此可見，英軍焚燒圓明園時，恆祺根本沒在圓明園，何來與龔孝拱的這一會面與對話？

又如，冒廣生（字鶴亭）在《孽海花閒話》中載：“英使（威妥瑪）在禮部大堂議和時，龔橙（即龔孝拱，筆者注）亦列席，百般刁難，恭王大不堪，曰：龔橙世受國恩，奈何為虎傅翼耶？龔厲聲曰：吾父不得官翰林，吾貧至餬口於外人，吾家何受恩之有？恭王瞠目看天，不能語。”

這又是一段頗為形象而又引人入勝的文學描寫，但決非信史。正因《孽海花閒話》多有無稽之談，才引起了清史專家孟森先生的質疑，撰寫了《丁香花》一文。經孟先生考證，龔自珍己亥年（1839年）出都，死於辛丑年（1841年），而奕繪死於戊戌年七夕（1838年），因此，《孽海花閒話》中所謂龔自珍因與奕繪的福晉有染，而被奕繪用鴆酒毒死一事，純屬子虛烏有，地下枯骨豈能尋仇？

龔孝拱之所以無端揹負引導英軍火燒圓明園之惡名，實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其恃才傲物的狂士言行，引發人們的不滿。

《清朝野史大觀》稱，龔孝拱“性冷僻而寡言語”。王韜也説龔孝拱，“性冷雋，寡言語，儔人廣眾中，一坐即去”按之龔孝拱本人的説法，自己平素時生性懶拙，尤懶於“友朋書問”。對此，雖有“一二知者或不為怪”，但大數人卻不能理解，因而“生平以是罪□於人，讒間因之而入”。由此看來，龔孝拱只不過是性格孤僻，寡言少語，不大合羣，兼帶有些不通人情世故。然而，事情遠非僅此。“孝珙學、行，皆有父風”，“聰明逾乃父，狂亦過之”。

龔孝拱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大學者龔自珍，“世族蟬嫣，家門鼎盛”，家中各種善本藏書極其繁富，“甲於江浙”，且“多四庫中未收之書，士大夫家未見之本”。龔孝拱年少時天資絕人，聰敏好學，生來就是一個著名學者的好材料，“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燈鈔錄，別為一書，以故於學無所不窺，胸中淵博無際”。此外，他不但“兼能識滿洲、蒙古文字”，而且還“日與色目人遊戲徵逐，彎弓射雲”，絕非一般的文弱書生。平生著述甚多，著有《元志》五十卷，《雁足燈考》二卷，《時文集》四十卷，但因個人的孤僻性格與怪異品行，死後無人願意為其整理，更無人願意為其刻印著作，故此皆散佚不傳。

龔孝拱早年“治諸生業久不遇”，後又多次上書言事，“以策幹大帥”，然終“不能用”。不知龔孝拱是因科場失意，懷才抱略，不見推達，而形成了逆反心理，還是繼承了老子龔自珍的那種才高氣盛，行為狂狷的遺傳基因，抑或未脱有些文人稍有才學便成狂士的窠臼，其狂傲更是為世人所難以接受，不但在古文經學方面“求微言大義於晚周西漢，摧陷羣儒，聞者震駭”，同上。在人情世故、接人待物方面，更是天馬行空、避世絕俗。

孫靜庵在《棲霞閣野乘·半倫傳》中記載了龔孝拱的又一驚人狂傲之舉。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聽説龔孝拱有奇才，希望能夠將其納入麾下，量才擢用。有一次曾國藩因事至上海，不惜屈尊設盛宴款待龔孝拱。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酒宴正酣之際，曾國藩“微露其意”，以言語小心試探。不料龔孝拱竟然哈哈大笑説：以我目前的地位與狀況，“公即予以官，至監司止耳。公試思之，僕豈能居公下者？休矣！無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請勿及他事”。當時的龔孝拱，尚是一介布衣，不但無官階，且無功名，而當時曾國藩，不但是官居兩江總督之職的封疆大吏，且是士人頗為敬重的理學大師，學術領袖，而龔孝拱頗不以為然的監司，即是監察地方府、州、縣的行政長官，一般指布政使（從二品）或按察使（正三品），至少也是道員（正四品）。龔孝拱甚至提出自己做官不能在兩江總督曾國藩之下，由此可見龔孝拱是何等的狂傲倨慢，放蕩不羈，恃才傲物，又有些玩世不恭。曾國藩或許是理學修養頗深，有寬厚容忍人之度，或許是不願與其一般“見識”，“聞其語，噤不能聲，終席不復語”。

孫靜庵的這一記載，或許多有捕風捉影、誇大渲染之嫌。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説，他曾向新授浙江巡撫、留辦江寧軍務的曾國荃力薦過龔孝拱，但被孝拱婉拒。龔孝拱致函趙烈文稱“沅浦中丞（即曾國荃）忽辱書見招”，本人深知，此“皆吾弟為之延譽”，且“中承過聽”了。其實，本人性格“迂拙徑直，懶率不合時宜”，本“無足當用，皆足下所審知”。函請趙烈文代替自己向曾國荃“從容陳辭”，以“遂其猿鳥之性”，如能遂願，“皆出厚賜矣”。其後，趙烈文又多次向曾國藩力薦龔孝拱，但因時任江蘇巡撫丁日昌、上海道台應寶時等人從中作梗播弄而未果。事後龔孝拱再次通函趙烈文致謝説，“足下大是血性，久成絕調。而於鄙人尤承始終不棄，實深泣感，知我者其誰乎”，此次之提攜力薦雖然未果，但卻“既使橙不失禮，亦不失節，尤感大德，勿復再言”。以上所記兩事，或許即為孫靜庵上述記載的演義之張本。

儘管如此，傅增湘先生對龔孝拱的這一狂士行為仍持一理解、讚許的態度。他説，龔孝拱其人“博學多聞，為人跌蕩負奇氣”。正因其人“特以懷抱奇略，無所發抒，又好為新奇異誼可怪之論，為世駭愕”，遂被人們貶斥以“放誕奇闢之行”。不但如此，傅先生還頗有些為龔孝拱鳴冤鳴不平之意，“嗚呼！自古有非常之才者，恆負舉世之謗，豈不重可哀哉！”

在現實社會之中，持傅先生這樣見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人不喜龔孝拱之狂狷，為其冠以惡名，也可算是“人之常情”了。

其次，是其個人品行不為社會所接受。

人若確有奇才，表現得狂傲些，被人稱為“狂士”，有時是可以為人所接受的。但若此人不但狂狷孤傲，且品德惡劣，無倫理、藐綱常，行止怪異，被人視為“怪人”，就真的要為士人所不恥，難以見容於人，見容忍於世了。龔孝拱怪誕之大端有四：

第一、名怪，字怪，號也怪。龔孝拱最初名公襄，字昌匏，又字孝拱。後來他的名字屢改，且越改而越發奇僻，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晚年又自號半倫。更有人稱，龔孝拱還有諸如“飲酒食肉眠花僧、江上一爺、毋毋”等駭世駭俗，怪異奇僻的名號。

**第二、**無五倫之德。

**1、**曾引領英軍劫掠燒燬圓明園，此是謂無君臣之倫。

**2、**龔自珍死後，龔孝拱整理父親的文章，每當讀到他認為不當之處，不但隨意刪削塗改，而且將其父的木主牌位置於案前，每改動一字，就用小竹板敲擊木主説：“某句不通，某字不妥”，權當夏楚，以示懲罰。因為你是我的父親，我才為你改正，以免你謬種流傳，欺矇後人等。另外，他的兩個兒子“來滬省親”，看望父親，亦“輒被逐”，毫無父子之情。此是謂無父子之倫。

對此，謝興堯先生並不認同。他説：“孝拱雖狂傲，當不至悖逆至此。斥其父不通或有之，若對其父木主施以夏楚，則絕無是理。”遺憾的是，這僅是謝先生的主觀推斷，並未提出任何史料根據。然而，冒廣生先生在其《孽海花閒話》中説，雖然“龔（孝拱）敲其父神主，未知有無，惟為其母作行狀，狀中極言自古母之慈者，無過其母，父之惡者，亦無過其父，則事實也”。他還特別言之鑿鑿地強調説，這是其“外祖周季況先生，曾親見之”。馬敍倫在《龔孝拱遺著》中也記載説：“孝拱之祖父為段懋堂女夫，而孝拱直斥懋堂《説文注》，不遜也。”由此看來，有關龔孝拱悖逆父子之倫的記載，似乎確有其可信之處。

於此，鄧實先生則是另有其獨到之見解。他認為，龔孝拱對於先父文集的刪改，就學問、學術而言，是恰當而必要的。他説，“世人每以孝珙為荒謬好改其先集，又嘗謂其祖不通，父半通”，因此而譏責龔孝拱悖逆不道。其實，此説大可商榷。就一般情況而言，即使是“尋常人於朋友遺稿，尚不敢稍下朱墨，而況於父子之尊乎？”龔孝拱對父親遺稿文集的“刪定”，雖“可謂過嚴矣”，但龔孝拱“誠聰明絕特有識見人也”，於古文六經，精諳純絕，故“其所改，實有過於其父者”。

**3、**龔孝拱獨居上海，“與妻十數年不相見”，亦不通音信，待之若棄婦。此是謂無夫婦之倫。

**4、**龔孝拱的一母胞弟念匏，來上海看望兄長，但龔孝拱卻待之漠如路人，“亦不相睦”。此是謂無兄弟之倫。

**5、**龔孝拱或因性格孤僻而離羣索居，或因目無餘子而睥睨一切，“恆好謾罵人，輕世肆志，白眼視時流，少所許可。世人亦畏而惡之，目為怪物，不喜與之見，往往避道而行”，同上。無朋少友。此是謂無朋友之倫。

人們以其雖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倫，然而尚愛其妾，尚且算得略近人情、略懂人性，多少還剩了半倫，故多以“半倫”稱之。

不知龔孝拱是破罐子破摔，寡廉鮮恥，倒行逆施，還是為人豪放不羈，恃才傲物，玩世不恭，視封建倫理綱常為無物，其本人竟也以“龔半倫”自稱。

第三，是其生前的行為怪譎，頗出常人之理。

一般而言，文人名士，多有收藏珍本書畫、金石碑刻等的嗜好，往往視之若性命。但龔孝拱卻於臨死之前，盡“出所愛碑本，其值五百金者，碎剪之，無一字完”。

這一説法，出於龔孝拱好友王韜的《淞濱瑣話》，本應是極其可靠而可信的。但是，如果從人之常情、常理方面去揣度推斷，筆者似乎更認同陳乃乾先生的解釋。他説：“《淞濱瑣話》所記孝拱剪碎碑本，值五百金者，與真相略有不符，亦非發狂疾也。”實際上，龔孝拱於古籀文的研究，及寫定六經等，皆是“致力甚深，欲有所撰著，恐摹寫失真，遂以鐘鼎文原拓本，及木刻薛氏、阮氏諸書，剪入自己稿本中”。現今有其手稿數冊，藏於“杭州高野侯家，可證也。其所欲撰著者，體例略如《説文古籀補》”，只可惜“未能成書”。也就是説，龔孝拱之所以不惜剪碎其碑帖拓本，是為了糾正某些學術著作中的錯誤，向人們提供最為原始可信史料的需要。其實，龔孝拱對於自己“所藏碑貼，敞帚自珍”，是頗為珍愛的，臨死前決不可能將其徹底毀壞。一個突出的事例即是，龔孝拱曾“因計較價值，且不惜與二十餘年來平生第一知己趙烈文絕交，安肯剪棄乎？況遺物流傳，皆可蹤跡也”。

陳乃乾先生的這一解釋，絕非其主觀臆斷，有諸多史料記載可以佐證，龔孝拱的確具有以金石碑帖以論證他書之誤的習慣。

**其一、**馬敍倫在《石屋餘瀋》中説，龔孝拱對許慎所作《説文解字》的批評，雖“多向壁虛造”，即使是“偶有所中，亦不盡粹”，但是，龔孝拱“室中古今石羅列，其所著《理董許書》”，的確是“據古金石契文以正《説文》之篆，故每言篆誤”。

**其二、**黃節也説，龔孝拱往往以“後出之金石陶器文字”，“以訂許君（許慎）之誤”。黃節：《理董許書跋》，橋川時雄主編：《文字同盟》第二卷，第十一號，汲古書院1990年影印版。

**其三、**龔孝拱致趙烈文第二十五函也説，其所“寫定六書”，是“泝沿石刻，頗極蒐羅，遂有著錄，多發前人所不及”。

**第四、**揮金如土。

不少筆記野史皆説龔孝拱有錢時揮金如土，無錢時賣畫為生。孫靜庵的《棲霞閣野乘·半倫傳》稱：龔孝拱在北京時，“與靈石楊墨林善。楊素豪富，愛其才，所以奉之者無不至，日揮千金無吝色。楊死，半倫失所恃……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為活”。王韜為龔孝拱所作小傳，亦有類似的記載。以上記載，本應不錯。

鄧實亦曾説：“孝珙晚年寓滬，窮極無聊，至售其所蓄金石文字以餬口”，本人“於肆中，尚時得其手識金石墨本”。

孫靜庵在《棲霞閣野乘·龔定庵軼事》中還記載説，某年年底，有一故人之子至上海欲向孝拱借貸。

龔孝拱説：“吾亦處窘鄉，愛莫能助”，但是既然你來到上海，我還是要略盡地主之誼，次日遂“開筵大宴，且招梨園兩部，燈火氍毹，訖漏盡始罷”。某人之子聽説這一筵宴花費多達二百餘金後，大吃一驚説，“吾僅貸百金，而不之許，而張筵演劇，用費若此。但分其半以與我，吾事濟矣”。孝拱聞聽此言，竟勃然大怒説“吾與汝父交契數十年，有無常相通，未嘗有千金下者。今汝乃以百金之細，來向我稱貸，辱乃父，且污我也”，於是命人“速封二百金付某少爺，令其速去，毋溷我也”。某人之子“再拜辭歸，孝琪竟弗顧”。

冒鶴亭的《孽海花閒話》也有同樣的記載：“龔橙在滬時，值歲暮，有鄉人來，欲假貸。龔即斥之曰，我安得錢。既而曰，君遠來，今晚請聚豐園吃飯，丹桂聽戲。鄉人不敢不來，來則見戲園中間，凡十數方棹，來客及妓，皆與龔周旋。問所費幾何，曰，四五百番，鄉人曰，我所求於君者，只百番，君少請數客，吾得度今年矣。龔又斥之曰，百番亦值得向我開口耶，汝無出息，汝終身不必再見我。其不近人情諸類此。”龔孝拱晚年時，窮困潦倒，李鴻章憐其才，哀其貧，每月派人送去二百兩銀子，但龔孝拱照樣是吃喝嫖賭。

再次，是其本人與外國人交往甚密，為某些國人所不齒。

如果説龔孝拱僅是生活上放浪形骸，不拘形跡，性情孤僻，為人孤高倨傲，做事玩世不恭，其人僅屬私德有失，至多不過為人所疏遠而已。但若其人有依傍外人之嫌，則難免給人以為虎作倀，大背公義的惡感。

許多筆記野史，均談到龔孝拱在上海應英國人威妥瑪之招，入招賢館，為其幫辦文案，做秘書之事。威妥瑪對他十分欣賞滿意，不但“月致萬金為脩脯”，而且凡龔孝拱外出所至，“輒飭捕者護衞之”。甚至還有人給其潑髒水説，“孝琪以其女為威妥瑪妾”。

龔孝拱其人，不但於中國古文經書頗有研究，即於“歐羅巴語言文字”，亦同樣是“耳目一過，輒洞精”。當時與王韜、李善蘭、應雨耕、蔣劍人等人，皆在上海英國人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內，與外國人偉烈亞力、艾約瑟、韋廉臣、慕維廉等共同翻譯西書。龔孝拱為英國人威妥瑪辦文案，做一些文字的整理、翻譯、潤色等確為事實，但所謂月致萬金，外出有人為之護衞云云，則皆為過甚之詞，意在彰明龔孝拱之卑、之惡。其實，就龔孝拱本人而言，並非如有人所言，其甘為外國人效力。如王韜日記所記，當英國人約其同往津京之時，龔孝拱本“甚不欲去”，但是幾次拒絕請辭，“而弗能果”。由此可見，其隨同英軍北上的態度並不積極。

當時社會風氣尚未開放，若在中外關係相對平和之時，凡在外國機構任事者，皆不免被視之為洋人辦事者，為一般士大夫所不齒。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帝北逃熱河，圓明園慘遭焚掠，中外之間的民族矛盾凸顯，那些曾經為外國人辦事者，自然很容易被國人視為寡廉鮮恥，為虎作倀的民族敗類。被今人稱讚為進步人士的王韜、李善蘭等人，當時尚不免受怨負謗，私德極差的龔孝拱，又的確曾隨英軍北上，被人冠以種種惡名，當然也就成為入情入理、順理成章之事了。1924年，梁啓超亦曾説：“孝拱為定庵子，圓明園之役，有間諜嫌疑，久為士林唾罵，或曰並無其事。”他認為，龔孝拱之所以蒙此不白不實之詞，只是因“孝拱嘗學英語，以此蒙謗耳目”。

如果説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前，龔孝拱幫同英國人做些文字、文案工作，尚不過是“只為稻粱謀”，或多或少地帶有一些無奈被動色彩的話，那麼，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他不但與英國人的關係密切，而且表現出很大的主動色彩；龔孝拱與英國人之間，已不僅僅是一般的文字輔助關係，而是直接參與了地方甚至是國家的政治、外交等問題了。

例如，1862年在上海成立了以借英法軍隊助剿太平軍為職任的中外會防局。龔孝拱不但直接參與其機構的籌備及章程的起草等，在中外官員之間往來穿針引線，聯絡溝通，而且親自出任了英國方面的辦事局董，每月支領一百兩白銀。故此，不但趙烈文記載説：“借夷助剿之事，起於馮桂芬”，而“為之介紹於夷者，龔橙孝拱”。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一），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即使是龔孝拱本人也直言不諱地承認：“乞師之舉，鄙人所發。”

由此看來，後人以龔孝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的其人其事，來追溯其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的言行，這一方法雖未必正確，邏輯雖未必成立，但卻並非皆為空穴之來風，不為無因，不為無由。

作者簡介：王開璽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7月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1989年7月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尤致力於晚清政治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