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幾百年來中國無發明，對人類無貢獻的謬論！_風聞

1498年至2008年，中國沒有一項領先世界的科技發明嗎？

張允熠

不久前正值畢業季，北京大學某學院舉行研究生畢業典禮，一位張教授發表演講。

這位教授的演講有一個特點：先引洋人的話為準繩，然後以此立論，發揮自己的觀點。

如，他一走上台就引用一名叫Jack Challoner的英國人所編書中的數據，説是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8年的250萬年間，人類有1001項改變世界的重大發明，其中中國僅有30項，佔3%。如果以1500年劃界，1500年前全球共有163項重大發明，30項佔18.4%。中國最後一項重大科技成就是1498年發明的牙刷，而1498年至2008年間，人類社會的838項重大發明，沒有一項是屬於中國的。也就是説，510年間中國對對人類的科技貢獻是0。這位教授在演説中總結道：1500年後中國近代科技落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沒有“自由”。

我們從不否認，近代自然科學產生在英國，從15至16世紀起，中國相對於西方，在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方面就明顯落後了，這是事實。不過，1500年前的中國，重大的科技發明不止30項，1500年後的中國，在科技上對人類也不是0。

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通過比較研究，驚奇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近代世界’賴以建立的種種基本發明和發現，可能有一半以上源於中國……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尾舵、羅盤、多重桅杆等改進航海和導航的技術，歐洲絕不會有導致地理大發現的航行，哥倫布（Colombus）也就不可能遠航至美洲，歐洲人也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國。

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馬橙，使騎手能安然地坐在馬上，歐洲就不會有騎士時代。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槍炮和火藥，也就不可能用子彈擊穿騎士的盔甲, 把他們打下馬去，因而就不可能結束騎士時代。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造紙術和印刷術，歐洲可能要更長期地停留在手抄書本的狀況，書面文獻就不可能如此廣泛流傳。

至於他説整個明朝時期中國的全部發明“只有一個牙刷”，我們只要舉出幾則實例，就足以證明這種説法完全是無稽之談。

如在工業上，1521年，四川省嘉州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石油井，17世紀，明代科學家宋應星（1587-1666）在《天工開物》中對中國的石油化學知識第一次作了系統總結，該書18世紀傳入歐洲，被公認為世界上第一部關於石油開採和加工的科技著作；1596年，明朝最早發明了火爆法採礦技術，17世紀初傳入西方，1632年，德國人首先在歐洲將黑火藥用於採礦爆破。

再如在軍事上，1549年，明朝製造出世界上第一顆水雷，1590年製造的“水底龍王炮”，是世界上第一顆定時爆炸水雷（以後還研製了“混江龍”水雷），被稱為近代“水雷的鼻祖”，而歐洲直到19世紀才在戰爭中使用水雷。

再如在醫藥方面，眾所周知，近代歐洲的“牛痘免疫法”使數以百萬計的西方人避免了死亡的威脅，但西方醫學界從不掩飾這一技術是從中國傳入的。中國關於“種痘”免疫法預防天花病從唐宋以來就有記載，但學術界目前認為較可靠的記載是明隆慶年間(公元1567-1572年)江南寧國府太平縣發明的預防天花病的“種痘”方法，實為世界上第一例的“人痘接種免疫法”的臨牀應用。

17世紀俄國人專門來中國學習這種“種痘法”，後來傳到土耳其，18世紀又傳入歐洲。伏爾泰在其《談種痘》一文中明確寫道：“我聽説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有這種習慣，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中國種痘的方法的確是不大相同的；他們並不割破皮膚；他們從鼻孔把痘苗吸進去，就好像聞鼻煙一樣；這種方式比較好受，但是結果一樣。這一點也可以證實：倘若我們在法國曾經實行種痘，或許會挽救千千萬萬人的生命。”有些人在紀念“牛痘”的發明者英國人詹納（Jenner）時，隻字不提中國，好象這項發明與中國無關，其實，詹納在《論牛痘的起源》一文中，明確承認他先是在鄉間種人痘25年之後，才嘗試着接種牛痘的。“種痘免疫法”起源於中國，這在學術界是沒有什麼爭議的。

每談到明代的醫藥學，人們都要提到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這究竟是一部什麼書呢？

這是李時珍歷時近30年撰寫的鉅著，書中收錄各種藥名1892種，並附有精美的插圖1109幅，1647年波蘭人卜彌格首先將《本草綱目》譯為《中國植物誌》於1657年在歐洲以拉丁文出版，此為世界歷史上的第一部《植物誌》，出版後對整個歐洲的植物學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1753年瑞典著名植物學家林奈寫作《植物種志》時，就從友人那裏得到《本草綱目》記載的1000種植物標本。

該書被進化論創始人達爾文稱為“1596年出版的《中國百科全書》”，李約瑟曾評價説：“毫無疑問，明代最偉大的科學成就是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李時珍在和伽裏略、維薩里的科學運動完全隔離的情況下能在科學上獲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這對任何人來説都是難能可貴的。

在音樂與數學方面，朱載堉運用珠算開方的辦法，在世界上首次研究出十二平均律。

所謂“十二平均律”，亦稱“十二等程律”，是一種音樂定律方法，它將一個純八度平均分成十二等份，每等分稱為半音，是最主要的調音法。這一方法17世紀傳到歐洲，一個世紀後在歐洲才出現了此種定音法，19世紀德國大物理學家赫爾姆茨在他的名著《論音感》一書中多次提及朱載堉的貢獻，他説：“在中國人中，據説有個王子叫朱載堉的，他在舊派音樂家的大反對中，倡導七聲音階。把八度分成十二個半音以及變調的方法，也是這個有天才和技巧的國家發明的。”現在的鋼琴就是根據十二平均律定音的，有人據此評價説：“西方人創造鋼琴的形體，中國人鑄造其靈魂。

如果細考，明代重大的科技成就還不止這些，但僅以上述幾例，就足以駁倒中國在科技成就上“最後一項是1498年發明的牙刷，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項重大發明”罔顧史實的結論。張教授特別使用“最後一項”、“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項重大發明”的詞句——帶有極端貶抑和刻意諷刺的口吻。

至於説直至2008年包括新中國成立後的60年在內中國沒有一項領先世界的科技發明，這無疑也是一個偽命題。

事實表明，新中國成立後，雖然家底“一窮二白”，但政府十分重視科技事業，鼓勵各種科學技術的發明和創造，取得了實質性的長足進步。如，1903年國外就有了動物斷肢再植的試驗，但誰也沒接活過人的斷肢，世界上第一例人體斷肢再植手術是上海醫生陳中偉於1963年首創的，當時震驚了世界醫學界，許多國家的醫生參照我國首例斷肢再植手術的文獻資料完成了本國的首例斷肢再植手術。

再如，上世紀60年代中國科學家發明的人工合成牛胰島素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例，著名科學家楊振寧一再説這是完全可以獲得諾貝爾獎的重大科技成就；

袁隆平從70年代以來就長期從事雜交水稻的研究，2004年，由於他“為人類提供營養豐富、數量充足的糧食所做出的突出貢獻”，獲得世界糧食獎；青蒿素的發明也是上世紀60—70年代的事情，這一發明拯救了地球上眾多的生命，是造福全人類的重大科技成就，屠幼幼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獎。

還有氫彈的于敏構型，最早的無人自動車等等上述實例中的任何一例，就足以駁倒至2008年前510年間中國沒有領先世界的“重大科技發明”、“中國對人類的科技貢獻幾乎是零”的奇談怪論。

對於這些人所共知的事實，張教授為什麼視而不見呢？

即使寫作《改變世界的1001項發明》的英國人傑克·查羅納，也比這位中國教授更尊重歷史。

查羅納為他的書寫了一個比較客觀的《引言》，他説：“由於篇幅有限，有許多發明我不得不忍痛捨去。”由於文化和知識背景的侷限，他無法擺脱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從目錄上我們就不難看出，他一沿歐洲人寫史的套路——從“羅馬時代”到“工業革命”，一路寫下去，仍然是以歐洲為中心，對待東方民族，他知之甚少。

他寫道：“印度河流域的許多重要發明並不為世界的其他國家所知曉，但是中國的發明享譽海外，尤其是‘四大發明’：火藥、造紙、指南針和印刷術。”“如果沒有伊斯蘭學者的傳承，古希臘文明可能就遺失了。”這些話不乏實事求是的精神，是應該給予肯定的。作為一位業餘和通俗讀物的作家，尤其作為一名西方人，他受制於特定條件的侷限，一點都不奇怪。奇怪的是我們中國的這位教授，面對一位英國人的通俗作品，完全喪失了科學的質疑精神，他毫不懷疑，毫無分析，毫無批判，既不質疑也不求證，而是奉為真理，據為準繩。

張教授的通篇演講有一個特點：先引洋人的話為依據，然後以此立論。除引用查羅納的書之外，該教授還引用了美國人傑弗裏·韋斯特（Geoffrey West）一個“新理論”，得出“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瑞士的591倍”這一令人瞠目的結論！

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得知傑弗裏·韋斯特本來是一名理論物理學家，後來成為位於美國新墨西哥州聖菲市的一家非盈利性研究機構“聖菲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員，中國人主要是通過“TED演講”的公開錄像來了解他，知道其人與其同伴發現簡單的數學定律控制着城市的各種性能——財富、犯罪率、步行速度以及城市的其它方面，如城市人口的發明創造的數量可由一個數字推算出來，等等。

從他在全球各地發表的一些令人費解的演説中，我們還知道他認為城市人口與生物有機體和企業具有相似的規律性，城市人口與這個城市居民的發明創造率遵循着精準的“正5/4指數縮放規則”——我們不知道這一“縮放規則”是怎樣得來的，是否得到了普遍實證？我們自然地要質疑評估一個城市的“發明率”是否可以不考慮到其他因素而僅僅按照城市人口的“正5/4指數縮放規則”來推算？但是，某教授對此卻毫無保留，搬過來就當成科學真理套用，並得出結論説：“中國對世界創新的貢獻與中國人口規模太不成比例。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國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識創造的指數縮放法則，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美國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國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韋斯特明明用來推算城市人口“發明率”的定律，卻被張用來推斷包括農村人口在內的全國人口總量發明創造數據的公式。

他推理的前提是：“如果一個城市的人口是另一個城市的10倍，發明總量是後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但推出的結論卻是：“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倍……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美國的5.6倍……”假設韋斯特用來衡量城市人口規模的“知識創造指數縮放法則”是一個科學真理，但某教授把立論的前提——“城市人口規模”，改換為一個國家的全部人口規模，這不但拋開了前提，而且偷換概念，是對韋斯特的“法則”的歪曲和誤用，也是典型的數字遊戲！試問：如果在經濟學研究中如此這般地隨意性偷換概念和玩弄數字遊戲，將會把現實經濟活動引向何處？

稍微具備一定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城市或國家的科技發明創造數量與其人口數量不可能成正比，因為人口構成和人口質量比人口數量更重要。一所大學或一所研究院的人數總量與一個城市普通社區人口總量，二者的科技“發明率”能成正比嗎？城市的科學發明率之所以高於農村，因為城市集中了研究機構、高等院校等科學精英；發達國家的發明率之所以高於發展中國家，因為發達國家經過300多年工業化的歷練，其科技文化積澱深厚，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人口素質相對也高，其“發明率”超過發展中國家是十分自然的正常現象。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如按他的推理方法，印度人口與中國大致相當，非洲也有12億人口，他們的科技發明創造是否都應該為瑞士的500多倍？科技創新與人口的科學文化水準具有直接的必然聯繫，而與人口數量並不必然性地呈正比。離開了社會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物質基礎、文明程度以及人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養等綜合因素，不是把科技、經濟成就與人口關係視為一個複雜系統，僅把科技發明的總量與人口數量簡單地劃上等比號，這隻能是一種極其粗陋和懶惰的計算方法。一味只按人口比例的“縮放法則”來推算一個國家的“發明率”，顯然是一種違背客觀實際的偽科學。

應然性的東西不必然地就是實然性的東西——這是誰都懂得的道理，也是張教授應當懂得的道理。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執意套用美國人評估美國城市人口“發明率”的“縮放法則”來貶損中國呢？原來他要告訴我們：中國科技發明數量與其人口總量不成比例，不在於人口的數量，也不在於人口的質量，“問題顯然出在我們的體制和制度”，“中國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

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於西方，是否因為中國缺少自由呢？

如果是，我們應該向張教授表示祝賀，因為他間接地解答了“李約瑟難題”

科技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所謂“李約瑟難題”，又稱為“李約瑟之謎”或“李約瑟困境”，它是李約瑟從上世紀40年代初就不斷提出的一個問題。那就是：“近代科學沒有發生在中國，它發生於西方——歐美，即歐洲文明的廣大範圍內。這有什麼原因呢？為什麼中國沒有發生土生土長的工業革命？”……

總之，李約瑟認為中國在“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但歐洲卻在16世紀之後誕生出現代自然科學，“這種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沒有能夠在亞洲產生出與此相似的現代科學，其阻礙因素又是什麼？”這一歷史之謎牽動了國內外許多學科領域中的學者，他們從社會學、文化學、歷史學、哲學、心理學、教育學，甚至人種學等諸多方面試圖給出答案，所有的答案可以歸結為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地理環境等幾類原因，但沒有一類原因足以能夠令人信服地來解答“李約瑟難道”——因為它們既不能令人信服地説明為什麼近代自然科學於16世紀之後產生在西方，又不能令人信服地説明15世紀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為什麼一直領先於西方世界。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曾從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上間接地回答李約瑟難題，他説：“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到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但愛因斯坦的解答卻遭到李約瑟的否定，李約瑟認為愛因斯坦的解釋沒有超脱西方中心主義者的偏見。

近十年來，經濟學界開始介入並試圖解答“李約瑟難題”，其中不乏一些新鮮的見解。

作為經濟學者，張教授的演講主題已經涉及李約瑟提出的難題內核，他得出的“只有自由，才有創造”的結論也算是間接地交出了他本人對“李約瑟難題”的一份答卷。他預測未來説：“再過五十年、一百年重寫世界發明創新史，中國能否改變過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能否持續提升中國人享有的自由。”因為“中國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

他説，當1500年之後西方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的時候，“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因此，推動和捍衞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不捍衞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稱號！”“只有自由，才有創造！”該教授令人“蕩氣迴腸”、“熱血沸騰”的演講，似乎一舉破解了數十年來國內外許多著名學者包括李約瑟本人都沒能破解的“李約瑟難題”。由於沒有“自由”，中國近500多年以來直到2008年，科技創新仍然是空白。因此，“自由”就成了科技創新的充分必要條件。

果真如此嗎？眾所周知，任何一項科學真理都具有普適性，如果張的答案是真理，那也一定具有普適性，放之四海而皆準。

遺憾的是，科學史上的事實並不能支持他的結論。

從理論上説，“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如果沒有必然的存在也就沒有自由的在場，在這裏，不是自由是必然的條件，而是必然是自由的條件。當人們認識了必然之後，自由也會成為必然的條件，必然轉化為自由，自由轉化為必然。因此，科學發現正是不斷地去認識必然，人類只有在對必然的認識中才能不斷地獲得自由。從科學發展的總體趨勢來看，總是沿着一條持續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的路線。

只講“自由”，不談“必然”，任何科學創造都不可能發生。倘若徹底自由了，科學發現與發明也就徹底沒有必要了。因為科學發現與發明的目的就是去獲取自由，既然你已經徹底自由了，“必然”態何以可能？事實上，人類永遠只能在“必然”與“自由”之間進取。“必然”是什麼？“必然”就是非自由，“自由”對“必然”而説，只是一種應然性和可能性，並非必然地就是一種實然性。科學家既要應對自然的必然，又要應對社會的必然，因此，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重大成就往往都是在不自由的條件下一步步積累起來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先驅者們也是在不自由的條件下艱難執着地從事其研究工作的。這些，已被科學發展的歷史和實踐雄辯地證明了。

例如，哥白尼在1506～1515年間已經寫成“太陽中心學説”的提綱——《試論天體運行的假設》，由於擔心教會的迫害，他的《天體運行論》在其生前遲遲沒有發表，直至1543年5月24日他去世的那一天，才收到出版商寄來的樣書。哥白尼逝世之後，其學説仍然被嚴禁傳播，意大利思想家布魯諾因宣揚哥白尼的學説被活活燒死在羅馬的百花廣場，近代物理學的奠基者伽利略因同情和支持哥白尼的學説，不得不接受宗教法庭的審判。相比於這些近代科學的先賢們，在哥白尼逝世後整整一百年出生的牛頓則要幸運得多，他不僅用嚴謹的經典力學體系證明了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説的真理性，而且以其三大力學定律成為近代自然科學誕生的標誌性代表人物。

儘管牛頓本人沒有遭受過人身迫害，但他在心靈和精神上卻是不自由的，這突出表現在他不僅由於壓抑過大而罹患上精神病，而且他的思維始終沒有跳出神學的束縛，晚年竟然寫下了長達150萬字的神學著述。同為劍橋大學的畢業生、在牛頓逝世之後82年出生的達爾文則沒有像牛頓那麼幸運。

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的起源》出版後，受到教會和保守勢力的猛烈攻擊，直到1925年，美國田納西州的中學教師斯科普斯因在課堂上講授達爾文進化論而被判有罪。由上而知，影響當今人類世界觀、現實生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幾大代表性成果如太陽中心説、經典力學、進化論，都不是在所謂“自由”條件下誕生的。某教授説：“公元1500年之後，西方一些國家經過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但是，我們上文所列舉的近代歐洲的重大科學發現，無一不是發生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後的事。“宗教改革”後出現的基督教新教，被公認為是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學家的自由研究上超過了天主教徒。塞爾維特正要發現血液循環過程的時候。加爾文便燒死了他，而且還活活地把他烤了兩個鐘頭。這事發生在1554年，這個事件證明“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並不必然地能給科學發明提供應有的自由。

按照張的邏輯，在“不自由”、“專制”、“集權”、“獨裁”政治體制下是不可能有重大科技發明與創造的，而事實恰恰相反。

前蘇聯——這個被西方攻擊為“極權主義的國家”，甚至被詛咒為“邪惡的專制主義政權”，那裏不僅沒有“自由”可言，甚至連起碼的“人權”都沒有——整個蘇聯就被描繪成一座“古拉格監獄”。

前蘇聯在人類歷史上，僅僅存在了短短的幾十年，當代任何一個歐美的民族國家都比它的壽命要長。

然而，就在這短暫的幾十年裏，蘇聯取得了舉世公認的科技成就，湧現了一批享譽世界的著名科學家，

他們在基礎科學和文學領域不但多次獲得諾貝爾獎，甚至在某些尖端科學領域領先美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若干第一。

如：1954年，蘇聯在奧勃寧斯克建立了世界第一座核電站，標誌着人類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開端；

1959年，蘇聯空間探測器“月球Ⅱ”號發回第一張月球背面的圖片，使人類第一次瞭解到月球背面的景象；

1961年，蘇聯英雄加加林乘坐“東方-1”宇宙飛船進入太空，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類個體。

還有人類第一顆衞星，第一枚洲際導彈等等。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紀念斯大林誕辰80週年發表的演講中對斯大林的讚頌可以看作是對蘇聯科技成就的肯定。

丘吉爾説：“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世界上無人能與他相比的獨裁者，他接管的是使用木犁的俄羅斯，而交出的則是一個擁有原子武器的國家。

在西化自由主義者看來，獨裁的、毫無自由的“一黨專政”的蘇聯體制是不應該有任何科技創新和重大發明的，然而，事實卻重重打了他們的耳光。蘇聯的實例至少説明了“自由”並不是科技創新的充分必要條件。

講這些，並不是在否認自由的價值，更不是在説只有集權、專制、壓制、非自由，才是創造和發明的必要條件。

只是用反例來説明“只有自由，才有創造”是一個多麼虛假和不符合實際的偽命題！

我們從來不否認寬鬆的人文環境，自由的學術探討，是科學進步的必要前提之一，然而，對“自由”必須要進行科學分析，籠統地談“自由”既不科學，也不嚴謹。因為“自由”既是一個在場的實存，又是一個抽象的理念，具有多層含義。如：思想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等等，其中有些被寫進了我們的《憲法》，受到法律的保護，它是實存的。

自由”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組成要素之一，誰都不能否認它是一種價值理念。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現在世界上許多邪惡的罪行都是在“自由”的名義下幹出來的，野蠻地顛覆別國政權説是為了讓那裏的人民“獲取自由”；粗暴地干涉他國內政被稱為向“不自由”的國家“輸出自由”；對他國事務説三道四、百般挑剔叫“新聞自由”；惡意地造謠滋事叫“言論自由”；軍艦開進他國領海叫“航行自由”……

自由”一詞正在被濫用，“自由”的靈魂正在被閹割，“自由”的價值正在被扭曲，“自由”的美好形象已被撕裂得面目全非。

西方思想鼻祖孟德斯鳩也説過：“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

我們難以揣度教授所説的“自由”是一種什麼樣的自由，如果他需要是一種超越法律之外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僅中國沒有，恐怕世界上任何法制國家都不會有。

我贊同教授説“自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也讚賞他提到了“自由與法治”這五個字。但是，我不能贊同他所開列的“當心靈不自由的時候，行動不可能自由；當言論不自由的時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創造”的邏輯公式。“心靈自由”並不必然導致“行動自由”，而“言論不自由”也不一定意味着“思想不自由”。“心靈自由”與“思想自由”屬於內在自由，“行動自由”與“言論自由”是一種外在自由。

外在自由需要外部條件，如，社會文明發展程度、法律體系完善程度，等等；而內在自由歸根結底要依賴於人的自由意志，意志自由更為根本。在法治社會中沒有絕對和不加限制的外在自由，自由依賴於各層級、各類型的社會監控系統，因為人類歷史上從來就沒有為所欲為的“行動自由”與“言論自由”——過去沒有，今天沒有，未來也不會有；中國沒有，外國沒有，任何國家都不會有。

然而，只要生命尚存，一個人的內在自由就永遠屬於他自己。“行動自由”和“言論自由”是科學創新的助力，但決不是科學創新的充分必要前提。屬於內在的自由範疇的思想自由和意志自由，則是科學創新的必要前提。

人類歷史上的思想巨匠和科學大師的內在自由，是誰也無法剝奪的。哥白尼“太陽中心”的思想，誰能剝奪呢？布魯諾面臨被燒死時，他的思想仍是自由的；伽利略即便被拘禁，他仍然堅信“地球繞着太陽轉動”！人身的不自由往往成全了思想自由與意志自由，古今中外都不乏此例，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國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司馬遷也是因受宮刑而給後人留下了一部偉大的《史記》。人身的不自由並非都來自社會因素，自然因素也可以使人使去行動自由，如因病致殘的號稱英國“當今牛頓”的霍金，雖早已失去了語言和行動自由，但是，誰又能剝奪他的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自由思想呢？“思想自由”才是自由的邏輯前提，“行動自由”與“思想自由”的因果關係不可顛倒。

許多妄談“自由”的人往往並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不加辨別、不做分析地號召青年大學生去“推動和捍衞自由”——你究竟要推動和捍衞一種什麼樣的“自由”？當他痛砭“中國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時，他把“不自由”歸咎於中國的體制，

似乎只要實行西方式的民主體制，中國人就有廣泛的自由了。

然而，他説這話時完全忘記了西方自由主義啓蒙導師在二百多年前是怎樣説的了——孟德斯鳩指出，那種認為民主體制必然帶來廣泛自由的觀點是錯誤的，“這實際上是把民主與自由混為一談，民主不等於自由，自由也並不等於民主。實行自由的制度不一定是民主制，君主制也可以實行。同樣，民主制下人們也有可能不自由。

西方中心主義與民族虛無主義

當張教授在演講中多次引用歐美人的話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時，彌散着一種媚西貶中的情結。

為全盤否定500多年來包括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中國科技成就，他以堅定的語氣接連使用了多個“沒有”。

説：“在1500年之後500多年全世界838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在這些眾多的新產業和新產品中，沒有一個新行業或重要產品是中國人發明的！”“過去三百年裏的重大發明創造，沒有一項是我們中國人做出的。”“中國在過去500年沒有做出一項可以載入史冊的發明創造……”其絕對化和極端化程度，令人驚詫萬狀！

“沒有”就是否定，否定便意昧着虛無——“意味着我們對人類進步的貢獻幾乎為零”！

中國在新時期內所取得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舉世矚目，但在他的眼裏，這“只是在別人建造的大廈上搭建了一個小閣樓”，

他指責中國人“只是套利者”，凡此種種，一部包括近現代史在內的500多年的中華民族的奮鬥史，一概被他“虛無”掉了。

在一篇僅有3千多字的演説中，貫穿着一條從西方中心主義到民族虛無主義，透着逆向種族主義惡臭的思想主線。

面對着即將走入社會大課堂的高校畢業生，他發出了“推動和捍衞自由”的呼喊。

當他高舉“自由是一種責任”的旗幟時，這篇演講稿彷彿就是一位西化自由主義者的宣言書！

説實在的，通觀他整篇演講，我們可以毫無偏見地斷言：那就是一通東拼西湊、邏輯混亂、學理不通、論據匱乏、信口雌黃、天馬行空的囈語。

正像讀者們所指出的，該教授的演講中謬誤連連，漏洞百出，甚至不乏一些常識性錯誤。

如，他把尿素説成是“無機化肥”，把瑞典人發明的汽車安全帶説成是瑞士人發明的；前面剛説“過去三百年裏的重大發明創造，沒有一項是我們中國人做出的”，後面接着又説“近代500年裏，中國在發明創新方面對世界的貢獻幾乎為零”——兩番表述同一件事情，時間由300年突然躍到500年，一下子就差了200年。人們不禁要問，在一所著名大學舉行的莊重、高雅的研究生畢業典禮的盛大場合下，一位知名教授本來應該發表一篇高水平的學術演講或贈以砥志礪氣的“心靈雞湯”，怎麼可以如此這般地信口開河呢？

作為一名中國教授，拿着中國政府的薪奉，卻以西方文明“傳教士”的面孔出現，所作所為令人匪夷所思。

上文已經指出，他的通篇演講每提一事必引一洋人的話為據，然後奉為信條。

如：開始時引述英國人傑克·查羅納的通俗讀物為根據，得出“1498年發明的牙刷，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項重大發明”、“近代500年裏，中國在發明創新方面對世界的貢獻幾乎為零”；接着他又套用了美國人傑弗裏·韋斯特僅用來統計城市人口“發明率”的“縮放法”，得出結論説：“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美國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國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隨後，又引用了一個匈牙利內科醫生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提出醫生和護士在接觸產婦前需要洗手的故事，表示他將用這個例子來論證“只有自由，才有創造”的命題——“洗手”與“自由”和“創造”之間有必然聯繫嗎？正當讀者苦於費解之時，不料他又突然得出了另一結論：“人類的衞生習慣是怎麼改變的？這與印刷機的發明有關。”——這真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了！我們只能跟着該教授彈跳式的思維繼續向下讀。

突然，一行文字躍入眼簾：“1440年代，德國企業家約翰內斯·古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機！”至此，我們才恍然大悟：這位教授扯了半天，根本不是在“用一個例子”來證明其“沒有自由，就沒有創造”的命題，而是要借用演講場合向在場的學生宣佈：你們不是説中國有“四大發明”嗎？告訴你們，印刷術根本不是中國人發明的，而是德國人古騰堡發明的！

用“奇思異想”不遺餘力地打擊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心，這正是該教授演講時的心理動機。

在從西方中心主義到民族虛無主義這條道上，張教授實在走得太遠了。

我們發現，即使他所崇拜的英國人查羅納在《改變世界的1001項發明》一書中，也比這位中國教授客觀得多。

如，當查羅納談到“活字印刷術”時，他首先提到了公元1041年中國宋朝的畢昇，然後才講到古騰堡的貢獻，因為畢昇是活字印刷術的真正原創者，古騰堡只是後來者。查羅納評價道：“畢昇直到去世後很多年，他的發明才受到認可，但是他的成就被中國著名科學家沈括記錄在其系列著作《夢溪筆談》中（圖14）。畢昇的發明未能夠對中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漢字和符號非常繁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不過與此相反的是約翰尼斯·古騰堡的發明對15世紀的歐洲產生了深遠影響。“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本來是科技發明史上的一條不易的規律，決不能因後人超越了前人，前人就可以被“虛無”掉。事實證明，谷騰堡的鉛活字儘管比畢昇的泥活字更優越、更先進，但活字印刷術的排版原理確是早於古騰堡四百年前的畢昇最先發明的。不過，教授畢竟沒有説出“中國人一直傲稱的四大發明,，只不過是傳統文化的‘遮羞布’”那種更極端的話而已。

張教授在演講中約有10次提到“創新”，19次提到“創造”，以表明他十分重視“創新”與“創造”。

平實而論，我們確實需要鼓勵科技人員勇於創新，提高他們創新的積極性，增強他們創造的自信心。

然而，只知一味照搬洋教條就能夠創新和創造嗎？對於一位言必稱西方、行必依西方，奉西方為祖塋，敬西人為神聖，尊西語為真理的人，我們懷疑他是否有“創新”和“創造”的能力？

對於一個不引用洋人的話自己就不能説話的人，我們甚至懷疑他是否還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眾所周知，某教授的學科專長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他的研究近年來屢遭同行專家質疑或否定，他的一些悖理、出格的言論在坊間已傳為笑談，我想，這可能與他只知照抄、照搬、照套洋教條而不知創新和創造，有着十分密切的關聯。該教授無視今天中國企業家、知識分子的創新精神和業績，對當下的創新乏力不是善意地進言獻策，而只是對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一味打擊、挫傷，當他説“我們只是套利者，不是創新者，我們只是在別人建造的大廈上搭建了一個小閣樓”時，這話聽起來怎麼那麼耳熟呢？曾幾何時，西方的一些政客不是指責中國人剽竊他們的“知識產權”，中國人是“小偷”、是“套利者”嗎？曾幾何時，美國總統在競選時不是還指責中國人“偷”去美國人的工作機會和美國的專利技術、中國在美國套取大量的實利嗎？為什麼此類話語竟也出於中國教授之口？

雖然該教授揣着一股濃烈的西方主義情結，但作為中國人的西方主義與西方人的西方主義在其精神內核和出發點上畢竟還是有所不同的。

西方人的西方主義的精神內核和出發點是種族主義，而中國人的西方主義的精神內核和出發點是根深蒂固的奴性主義，自卑自虐到自賤自殘的逆向種族主義。

奴性主義是在西方人面前所表現出的，逆向種族主義則是針對本民族和母文化而發出的。

中國流行的虛無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價值觀，無論是民族虛無、歷史虛無和文化虛無，都與西方中心主義構成了一體兩面的結構：正因為對西方的盲目崇拜才滋生了自輕、自賤、自卑的虛無主義價值觀。西方主義情結下滋生的虛無主義是一種單向度的虛無主義，即是一種選擇性虛無。所謂“民族虛無”、“歷史虛無”、“文化虛無”，實際上是“自我民族虛無”、“自我歷史虛無”、“自我文化虛無”，至於西方民族、西方歷史、西方文化，在他們眼裏那不僅不虛無，而是實有，不僅實有，且崇高和偉大。

追根溯源，西方中心主義引發的虛無主義、奴性主義和“精神軟骨症”或曰“文化缺鈣症”，由來已久。

近代以來，尤其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遭遇“三千年來未見之變局”，在強大的西方科技文化和“堅船利炮”之下，先進的中國人提出“師夷之長技而制夷”，決心開拓一條“向西方學習”的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民族復興之路。但同時也出現了相反的另外一些人，這些人在經歷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和一次又一次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事變之後，從靈魂到肉體上完全屈服於西方，他們厭棄自己的母文化，認為毫無長處可言——“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由於“身體不如人”，他們以生為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為恥辱。既然“百事不如人”或“萬人不如人”，那就不如來一場徹頭徹尾、徹裏徹外的“全盤西化”運動。如今的中國已經崛起，“精神軟骨症”的痼疾卻未治癒，一些被西方文化征服而徹底喪失了民族氣節和文化立場的人背祖忘宗，試圖讓中國人認可甘做西方的跟班和附庸的宿命

患上“精神軟骨症”的人，不僅是單向度的民族虛無主義者、歷史虛無主義者和文化虛無主義者，而且也是道德虛無主義者。他們否認世界上有美德、真理、善良、公平、正義，甚至否認人有基本的“家國情懷”。

把道德價值完全置於唯我、自私、見利忘義和唯利是圖之上，“自由”在他們那裏是置於法律、民族和國家利益之上的“自由”，“自由”在他們眼裏意味着是不擇手段地追求個人升官、發財、享樂的各種機遇和途徑；他們抹殺一切真假、是非、善惡、好壞的界限，在道德虛無主義的思想指導之下，歷史上的漢奸被美化，賣身投敵者受追捧；在道德虛無主義的思想指導之下，中國從古至今所有的民本主義政治體制統統被妖魔化，古往今來的偉大民族英雄被醜化，一部中華民族可歌可泣的近代革命史被歪曲，愛國者被稱為“愛國賊”，民族敗類被稱為“民主英雄”，一切反體制、反民族、反祖國的人或言行都被他們所力頂。一旦在道德價值觀上把無恥、邪惡、賣國、叛變等統統加以合理化、合法化和正當化，這種倒行逆施對青年大學生乃至對全社會所產生的思想毒害作用決不容低估，因為它摧毀的是整個民族賴以凝聚的理想和信念！

必須對西方主義和虛無主義這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的思想大敵和精神痼疾給予強力針砭。

習近平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不可迴避——也無法迴避，必須揭批虛無主義的思想本質，醫治民族復興道路上像瘟疫般瀰漫的精神疾患，在掃除孽障的大道上不能開出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