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汪濤文章：控制疫情最有效的科學方法_風聞

最近驚天動地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疊加春節的是一場深刻影響全國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按照我寫文章的慣例，不會去湊熱鬧寫一些網上或媒體上已經談太多的內容，而是要從一般科學方法的角度進行更深層次的總結，尤其我們應該從這場疫情中得到什麼樣的經驗教訓，從而增強這次以及未來的真正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科學認知、信息公開、謠言與恐慌

遇到這樣大的疫情等事件，必然存在公眾對真實情況的知情、謠言與恐慌的問題。因為此次流行的病毒本身與2003年的SARS有親緣關係，爆發過程也與SARS類似——始於野生動物市場，人們把兩者比較多的進行類比是很自然的。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的確存在隱瞞疫情導致延誤的問題，也有官員因此受到處罰。有效的信息公開甚至是上次應對疫情的轉折點。因此，自然地會有人聯想到此次疫情中是否有類似情況存在。有文章甚至引用專業研究結果提出：《比“封城”管用，媒體報道可以大幅降低疫情傳播》

歷史雖然會不斷重複，但卻不會那麼簡單重演。此次疫情最早是2019年12月8日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發現，當時媒體就有報道。但疫情本身究竟是什麼情況，相關科學家還沒搞清楚，政府官員和普通人就更搞不清楚了。如果回過頭去查12月8日之後相關情況信息，並非沒有報道，而是媒體也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當時的媒體調查“沒發現人傳人，也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當時可能確實沒發現，但等真的發現時以又可能有些晚了。

在此期間無論是相關醫學科學界還是政府一直在關注事態的發展，科學界僅用一個月時間就在2020年1月7日查明瞭病毒的基因，知道是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但它的傳染性究竟如何當時還不是很清楚，難以下決心採用什麼級別的措施。直到1月20日左右政府和科學界態度出現了一致的重大轉變。從下面疫情發展過程可見，1月17日之前的疑似和確診病例很少，而在此之後確診和疑似病例數量都急劇增加。

1月23日左右全國各地包括湖北開始啓動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級或二級響應。尤其武漢包括其周邊城市採取的是“封城”這種遠遠比上次SARS嚴厲得多的措施。如果科學家或醫學界都還沒搞清楚問題所在，其他人就更不清楚了。情況不明就難以採取正確的決策，這的確是客觀情況。但是否情況不完全明瞭就無法及時採取行動，這也不盡然，這裏面還是有經驗教訓可以總結的，後面會詳細談到。相比於2003年SARS事件發生後延誤了3個多月，這次的時間進程很難説清楚是不是延誤了。有人批評在1月中旬還有集體性的新年演出活動，但是這不能不使我們想起坦泰尼克號遇險要沉沒的時候，船長安排樂隊在船上演奏輕鬆的音樂以儘可能安撫人們的情緒，這被作為一個英勇的行為而受到後人稱頌。要在他們兩者行為之間進行區別的話（假如事後是證明並不存在人傳人的情況），確切的科學依據又是什麼？

1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在中國政府網上發佈公告徵集對疫情防控問題的線索及建議，“對涉及緩報、瞞報、漏報疫情，落實防控措施不力，導致疫情擴散等嚴重後果的重要問題線索，國務院辦公廳督查，國務院辦公廳督查室將直接派員進行督查”。發佈這個公告一方面是表明了中央政府對信息公開問題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也表明目前中央政府層面還沒有確切的證據説就有明確追責。

同時也存在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問題，遇到大的災變時期，引發社會恐慌的情緒也會帶來很多惡果。一旦社會進入恐慌狀態，就會出現如下的潛在後果：

1.搶購急需的醫用物品

一旦採取一級或二級響應，整個社會難免就會迅速出現恐慌，並搶購相關急需的醫用物品。這會導致很多疫情很輕的地方迅速佔用大量關鍵性的醫用物品，而最急需的武漢等地卻出現嚴重短缺。

2.醫療資源的迅速飽和且更易引發大範圍傳染，這個是最嚴重的問題之一

即使是在平時，好的醫院都是人滿為患，可想而知一旦出現社會恐慌，結果就必然是疫區的醫療資源被迅速飽和。尤其這次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很困難，甚至有些發病的全過程不出現發熱等明顯症狀，有條件進行最終確認檢測的實驗室又很少。冬季本身就是感冒等有近似症狀疾病的高發期，疫區的民眾一有類似現象，就會跑到醫院檢查，政府也要求有可疑症狀的人立即去醫院。即使醫護人員沒日沒夜的工作，也遠遠無法應對相應的恐慌局面。更嚴重的是，這樣大量人羣擁擠在醫院，會極大加重各種疾病包括新型冠狀病毒所引發疾病的傳播。醫護人員如此長期高強度地工作，會導致他們的身體抵抗能力大幅度下降，使醫護人員成為最易感染的羣體。這種狀況是非常糟糕的，因為醫護人員本身是每日要接觸大量人羣的“超級接觸者”，他們一旦染病傳播力會極其強大。這也是為什麼此次迅速做出決定，以“小湯山模式”在儘可能短的一週時間新建立一個專門醫院收治相應病人的原因所在。

3.搶購食物等日常生活品，導致日常生活物品出現價格暴漲

4.謠言四起

各種可能有療效的物品隨着謠言被瘋搶，2003年SARS時期板藍根、食醋等因瘋搶價格飆漲幾倍幾十倍。各種不法分子也很可能乘機制造各種謠言。可喜的是，隨着近年來社會科普力量的崛起，這類謠言也在網上被自動地清洗。因此，這次疫情相對來説謠言的傳播性和危害程度要遠低於上一次SARS時期。很多謠言文章剛剛出現，針對性的闢謠文章幾乎同時出台，使其危害性極大弱化。科普成為了社會情緒的免疫系統。

二、從醫學科學角度的總結

藉此機會，我們可以從醫學科學的角度討論一下相應的經驗教訓，也可以把眼光放得更遠大一些，順便討論一下網上往往談不清楚的中醫和西醫的問題。事實上，如果我們還是用“中醫”和“西醫”這種詞彙談問題的話，是永遠扯不清楚的。我一直認為，根本就不存在“西醫”和“中醫”的區別，只存在科學的醫學與不科學的醫學之間的區別。並且最重要的是科學的方法，而不應用“中”和“西”來區分科學研究的內容。

需要先聲明一下，我本人不是專業研究醫學的，雖然我看過的書是從圖書館分類目錄的A一直讀到Z，除了四個沒有用到的字母L\M\W\Y之外，在此過程中的確看過大量醫學以及標稱為中醫的書籍，但卻一直自認為最沒有信心的就是分子生物學、醫學等相關領域。因此，我並不準備去談細節的醫學問題，而只是從一般的科學方法角度來談基本的方法論或醫學哲學問題，過去人們認知上的主要缺陷就在於這些方面。從最基本的醫學方法論角度，醫學體系可以分為如下三個方向：

1. 廣義病原醫學

醫學上有一個專業術語叫“病原體”（pathogens）,它是指可造成人或動植物感染疾病的各種微生物，包括病毒、細菌、立克次氏體、真菌、寄生蟲或其他媒介（微生物重組體包括雜交體或突變體）。醫學專業上的“病原體”一般是指有生命的致病來源，而我此處想説的“廣義病原”也包含各種有機甚至無機物質的致病源。如各種有毒的無機物質或有機物質，甚至引發創傷的內外因素（槍彈致傷等）。引發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就是一種有生命的、病毒類的病原體。廣義病原醫學，就是指這樣的醫學方法論或醫學哲學，它是認為疾病由某種病原引起，因此找到了這種病原，並且採用藥物等方法殺死或消除這種病原，就找到了相應疾病的有效治療方法。病原可分為“正病原”（攝入或傳染了某種微生物而致病）與“負病原”（因少了某種營養或物質致病，如缺乏某種維生素或礦物質），“外病原”（從外界感染某種病原）與“內病原”（自己身體內多長出了某種腫瘤等）。對正病原，需要清除，對負病原，需要補充。能夠非常有效解決掉病原的（清除或補充），就認為是“特效藥”。如果沒有任何方法有效解決病原的，就認為沒有針對性的藥物。

2.本體醫學

直到現在，現代醫學並不能夠殺死或清除很多疾病的病原，但相應的疾病並非就無法醫治，因為人體本身就是最好的“特效藥”。人體的免疫系統等可以解決絕大多數病毒或病菌。另一方面，引發疾病的也並非就是某種病原，而可能是人體某種機能的弱化或失調。或者雖然最初是某種病原引起，但進入病態之後表現為機能的失調，此時即使消除了病原，相應的疾病也無法治好。如糖尿病就是人體血糖機能的失調。本體醫學從方法論或醫學哲學上説，是通過增強或平衡人體的機能，實現對疾病的治療。有些疾病甚至不知道病原是什麼，但通過機能的增強卻將病治好了。即使這些疾病是因某種病原引起，本體醫學的方法論或醫學哲學不是直接消除病原，而是通過人體機能間接將病原消除，並治好疾病。2003年的SARS已經17年過去了，直到現在也沒有針對性的特效藥研發出來，本次新型冠狀病毒更是如此。但這並非就意味着沒有解決辦法，上次SARS是主要靠本體醫學原理治好的，這次也是如此。直到現在經常出現的感冒也都沒有針對性的特效藥，但都是通過本體醫學方法和原理治好的。我過去因為經常要出國，發生感冒等常見病很難找到當地醫療資源，因此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一旦發現有感冒就立即大量地喝白開水。即使去看醫生給你開了藥，一般也都會提醒你多喝水。其實多喝水的作用未必低於藥物。喝水多了，排泄就多，病毒的濃度就可能很快降到出現病狀以下，一般隔兩天就好了。多喝水一般並不會直接消除任何病原，但卻會增強人體自身的排泄以將病原排出體外。

3.預防醫學

中國有一個華佗大哥和二哥的寓言，它很好地體現了預防醫學方法論更高的境界，卻不能從經濟性上得到更好體現的故事。無論是否存在病原，還是人體自身機能弱化或失調，治病的最高境界都是“不生病”。預防要麼是別讓病原進入或感染人體，要麼是增強人體抵抗能力或機體的平衡。預防醫學不一定體現在完全不生病，也體現在儘可能早發現、早治療上。任何疾病發現得越早，治療就越容易，這個方法論與具體疾病沒關係。

人們常説的“西醫”，相對來説比較多體現在廣義病原醫學上，如大量的藥物之所以可以成為藥物就是能將病原體殺死。“中醫”比較多體現在本體醫學上，例如針灸等方法顯然不會直接清除任何病原，它只是通過針刺激發了人本體相應功能而治好病。這當然不是絕對的，例如“維生素C”雖然會被認為西醫的成就，但很多補充維生素C的作用是體現在增強人體抵抗力上。屠呦呦發現的青蒿素被認為是中醫的發揚光大，但它起作用的機理純粹就是病原醫學方法，青蒿素就是將引發瘧疾的瘧原蟲殺死而治好病的。我之所以非常反對以“西醫”和“中醫”來區分醫學，原因就在於人們根本就無法準確定義什麼是“西醫”，什麼是“中醫”，只有科學的醫學才是唯一值得我們追求的。科學的醫學必須從以上三個基本醫學方法論或醫學哲學出發來研究才是真正有效的。僅僅用“陰陽、五行”來解釋人類本體的機能顯然遠遠不夠。科學不僅要體現在它可以治好病，而且要解釋出為什麼，並且可以與已有的其他科學知識相互還原，並且最重要的是可以最有效地區分出誰是真正的醫生，誰是騙子。

三、科學的經驗教訓總結

我們只有區分出以上三個不同的醫學方法論，才能真正從本次疫情中總結出真正的經驗教訓是什麼。判斷做對了什麼和做錯了什麼的標準，不應當是除了醫學科學之外的其他標準，我尤其反對的是動輒以新聞傳媒的原則去判斷其他專業領域的事情。

如果單純從病原醫學角度來説，各地政府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是很難有可指責之處的，他們的反應已經算非常及時了。其他地方政府比湖北早那麼一兩天採取一級響應措施，作為主要疫區的湖北有可指責之處嗎？要知道此時採取一級響應，其他非主要疫區承受的壓力顯然遠遠低於湖北。而且其他地區一旦採取這種級別的措施，真正的疫區武漢就無法再阻止大量疑似羣眾蜂擁而至到醫院，這事實上會在短時間內使醫院變成一個可能會加劇傳染的區域。

直到1月7日，科學界才第一次真正查明病原的基因。並且作為科學的研究方法來説，並不是第一次在實驗室裏測出病毒的基因就可以確認，還需要多個實驗室重複驗證才是科學的嚴格確認，這就需要更多時間。另外也需要實際和充分的疫情數據才能做出有效的判斷，這是一個或許有些讓人們不太願意接受，但卻必須承認的現實：就是得等疾病的人數達到一定的數量，具備統計性之後，才能得出有效和準確的結論。

如果醫學科學界都還搞不清楚病因是什麼，你讓其他人怎麼做決策？單純地説媒體報道會減少疫情是沒有意義的，醫學科學界都不知道病原是什麼，你又能報道清楚什麼？

單純來自傳媒界的一個理念是：只要將現在的客觀情況及時報道給公眾，公眾自己會做出判斷，這純屬想當然，甚至是傳媒界的矯情。在疫情的初期，你要想客觀地報道，只能客觀地説不知道是什麼，醫學科學界也還不清楚真實情況是什麼，這個時候、這樣的客觀報道你讓普通百姓怎麼判斷？你又怎麼區分客觀真實情況與謠言？怎麼區分惡意的造謠與真實的情況反饋？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單純以新聞理念就認為可以解決問題是非常片面和狹隘的。

但是，如果從本體醫學尤其預防醫學的角度，我們就可以在科學上明顯地看出問題所在了。一切傳染病雖然細節上有差異，但病原體從大的方面説也就那麼幾類，尤其預防的方法更是少之又少——無非就是口罩、隔離。防霧霾用的也是口罩，即使是針對每年必然會出現的流行性感冒，我們也應該多準備一些口罩和醫用防護服等。這不需要知道病原體的基因到底是什麼樣的，也不需要清楚其傳染性如何，從對傳染病預防角度這些事情都是很清楚的，不明因素不會對決策產生影響。在普通家庭，口罩應當成為一種日常醫藥用品。我家在北京，平時因為防霧霾和太太治療過敏等的需要，早就存有不少口罩，因此這次疫情中並不需要去買口罩。如果平時每個家庭裏都備有口罩，就不會到出現疫情時社會上到處搶口罩，弄得真正最需要的武漢前線醫護人員都沒得口罩和防護用品了。媒體光是去報道武漢前線醫護人員都沒有口罩和防護服的悲情又能去指責誰？現在應當號召疫情不是很嚴重的地區暫時不要再搶口罩等物品了，最好只呆在家裏。中國現在生產能力非常強大，每天口罩的產能是2000萬個，不會讓這種極為簡單的物資缺乏太長時間。

在12月8日出現“不明原因”的肺病時，其實就不應當被這個從病原角度説的“不明”所迷惑，它無非就是某種病原體引起，口罩等物品並不需要等搞清楚病原體的基因時才想到去準備。因此，根本不需要等科學界的調查過程，當天就應當立即啓動某種最低限度的響應：就是馬上開始準備口罩和醫療防護物資。可以想見，如果12月8號至少是武漢就開始儲備口罩以及醫護人員使用的防護物資，尤其是馬上開闢出專門的診治建築隔離區域，疫情很可能就不會發展到最後要封城的地步。這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口罩和醫用防護等簡單的物資應當成為全社會每個家庭的一個日常用品和國家戰略儲備，如同家裏常備的創可貼或感冒藥等一樣。它們成本很低，寧可平時備而不用，絕對不可到了用時而無備。

在任何傳染性的公共衞生事件中，醫護人員首當其衝最容易受到感染，因此，尤其應當保障醫護人員這些防護設備絕對的戰略供應，無論如何不能在這類災變中讓醫護人員沒有防護物資可用。這並不是只從醫護人員的角度考慮問題，醫護人員的大面積感染，毫無疑問最容易引起更大範圍的感染。

無論如何，我們應當對堅守在武漢以及周邊城市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以及正在奔向前線的其他地區的醫護人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絕不可在疫情發生時與疫區羣眾尤其是疫區的醫護人員搶口罩。

日常食品等也需要在各種災難發生之前就提前儲備。不僅僅是發生重大衞生事件，而是在任何可能引起恐慌的災變時（地震、大的洪災和旱災），都應想到提前緊急儲備日常生活用品。冬儲大白菜等過一個冬天都沒問題，潛在的疫區就算最後只是虛驚一場，提前多儲備一點不會產生值得一提的浪費。

因此，以本體醫學尤其是預防醫學、而不是病原醫學為主要指導思想，是應對共公衞生事件最有效的方法論。本體醫學和預防醫學的優勢就在於它們不依賴於對具體病原的確認，因此可以盡最大可能提前採取有效的行動。同時，是不是會人傳人，有沒有出現超級傳染者，病原來自哪種宿主等等病原醫學的細節進展都不能成為拖延採取行動的任何理由。

四、糾正錯誤的理念

1.正確的醫學理念或方法論

應對瘟疫，應當更多采納本體醫學尤其預防醫學的方法論和哲學，而不應去過多依賴病原醫學方法體系。2003年的SARS發生之後，經過了十多年時間，才由石正麗團隊等搞清楚SARS病毒的真正宿主是中華菊頭蝠。直到現在，別説是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自然宿主，就是直接傳給人的中間宿主都還沒搞清楚。要等把病原都搞清楚了再去採取行動解決問題，不是黃花菜都涼了而是黃花菜都餿了。病原醫學當然是極為重要的，但它們最重要的價值並不是找到疫苗或特效藥，而是找到通過測量發現、檢驗尤其確診的方法，以更有效地服務於預防醫學方法體系。要想以病原醫學方法找到可直接殺死病原的特效藥，並且還沒有負作用，其過程是極為艱難和漫長的。艾滋病在20個世紀80年代初就被發現，加拿大籍男同性戀者Gaetan Dugas在1980年代初被公認是艾滋病“零號病人”。中國在1985年確診了第一例艾滋病病人，是一位來自阿根廷的美籍旅遊者。快半個世紀過去了，直到現在也沒有真正可以直接殺死艾滋病毒的特效藥。2003年7月中旬，通過預防醫學方法就已經完全消滅了SARS新增病例。而直到2004年1月19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才正式批准由北京科興生物製品有限公司、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動物研究所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聯合攻關的SARS滅活疫苗進入Ⅳ期臨牀實驗階段。此時SARS疫苗已經基本沒用了，此後也的確一直沒用上。因此，本體醫學尤其預防醫學是對付傳染病、尤其是新型傳染病長時期內最有效的方法。

2.“超級傳播者”

“超級傳播者”以及“醫護人員感染”這些概念成為判斷疫情發展階段的標誌，但這很可能是會產生極大誤導的錯誤概念。這個概念是因SARS而出現，因為SARS爆發的初期，第一例SARS患者就在河源市人民醫院感染了一批醫護人員。“超級傳播者”往往不僅是感染的人多，更重要的是其感染大量醫護人員。這個現象的確可能是因為病毒基因發生突變，從而使傳染性增強，但更可能的原因是疫情發生過程中醫護人員防護設備的短缺以及防護措施的不到位，或者疑似病人進入常規醫院而引起。將“超級傳播者”以及“醫護人員感染”作為判斷疫情的標誌，就會在疫情發展過程中潛意識裏“期待”這種標誌的出現，以此作為決策的依據。出現“超級傳播者”的根本原因更大可能是因為存在“超級傳播機制”——就是疑似病人在人潮擁擠、醫護人員雲集的常規醫院裏跑上跑下去就診，這樣的醫院本身就是一個超級傳播場。“超級傳播”的前提是大面積的“超級接觸”，這個與具體病原的細節無關，只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如果生病者根本就未接觸，怎麼可能會去感染別人？一個超級傳播者感染一大羣醫護人員，而這樣的一大羣被感染醫護人員就會繼續去感染不可勝數的成百上千普通病人。因此，堅決阻斷醫護人員出現感染，避免出現“超級傳播者”應當是應對疫情的主動行為。

如果不是主要疫區，不應當簡單搞封城這種動靜太大的動作，而是應當迅速徵用社會資源，以劈出專用的臨時封閉收治醫院。應當盡最大可能避免在普通醫院去收治相應的疑似病人。對於傳染病，預防性的徹底隔離才是最好的治療方法。任何傳染病，得有“傳”的渠道，才有可能讓別人“染”上。越是最簡單粗暴、最充分的隔離就是越好的預防性措施。把所有疑似病人全都安置到一個真正完全隔離的建築物裏（如臨時徵用的酒店，甚至索性停到海上的遊輪，或平時就準備用作類似應急的設施），即使其他治療條件差一些，也遠遠好過讓這些人在人潮擁擠的常規醫院裏到處亂跑。只要進行這樣的隔離，就不會出現一個病人感染一大羣醫護人員、一大羣醫護人員再感染成百上千其他看病的人羣這樣的“超級傳播者”現象。如果沒有“超級接觸”，傳染性再強也不可能“超級傳播”。

五.保護野生動物還是保護人類自己

客觀地説，目前還未最終確認究竟是那種動物，通過哪個環節將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給人的，但已經可以確認的確是有大量非法野生動物集市的華南海鮮市場是疫情發生的起源地，並且在野生動物攤位上發現同樣的病毒。中國科學界已經證明2003年的SARS起源於廣東佛山野生動物市場，並且基本確認了中間宿主與自然宿主。此次疫情發生後，19位學者倡議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將公共健康安全的內容納入到野生動物利用的條款中。但這個倡議很可能是遠遠不夠的，原因在於對犯罪行為基本定性上的嚴重偏差。一次又一次慘痛的教訓應當使我們明白，吃野味危害的不是野生動物，而是人類自己，並且這種危害程度屬於“特別嚴重”的範疇。它在所有刑事犯罪類型中也可以列入最嚴重的罪行。

2002至2003年的SARS延續約8個月，造成8069人感染，774人死亡的慘重後果。此次疫情從2019年12月8日最初發現到截止1月25日已經造成1287人感染，41人死亡的嚴重後果。如果有人在公共場合投毒，造成中毒危害的是直接投放毒藥並被吸入或食用的對象人羣。但帶來傳染病的行為可能造成的後果遠不止直接影響，因為它會傳染，所以造成的危害很有可能會被極度地放大。如果故意殺死一個人都值得判極刑，殺死774人應當判什麼罪行還需要爭論嗎？

從歷史上看，傳染病曾在歐洲造成了一次又一次慘絕人寰的大災難，導致全社會三分之一甚至高達一半的人口死亡。歷史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其《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詳細討論了傳染病對人類文明進程和命運的重大影響。當歐洲殖民者進入美洲之後，當地原土著民95%以上的人口並不是被殖民者的槍炮直接殺死，而是被其帶來的傳染病大流行所滅絕。新傳染病的出現主要就是從動物傳染到人身上。首先完成了農業文明進程，並且馴化了家畜的民族因為與動物的近距離密切接觸，首先大量流行各類傳染病，這使他們在一次又一次傳染病流行和人口大滅絕的洗禮中選擇出了更多抗病毒的基因，因此在遇到新的傳染病流行時抵抗力會更強一些。但美洲原土著民因為以往極少遇到傳染病，在歐洲殖民者引入歐洲大陸的傳染病後絕大多數人無法抵抗而死亡率特別高。

相對幸運的一點是，因為中國人飲食習慣是吃熟食，這使其在加工食物的過程中把絕大多數病毒和病菌都殺死了。雖然中國歷史上也存在傳染病，情況卻遠比習慣直接吃生食的歐洲人好得多。但這也帶來另一個方面的潛在問題，就是中國人的確在針對傳染病的抵抗能力上相對歐洲人弱一些。有些人以SARS等在華人中傳染性更強等懷疑它是針對中國的基因戰等陰謀，一方面我們需要認識到這種感染的偏向性的確是客觀存在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意識到這樣一個潛在的問題：如果有人的確故意以此客觀規律為基礎對中國實施針對性的基因戰攻擊怎麼辦？如果有其他國家對中國釋放毒氣、傳染性的病菌、病毒等屬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性質的攻擊，從道理上説中國是可以選擇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最極端反擊手段進行報復的。從這裏可以看出，相應攻擊的性質之惡劣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但是，要進行這樣的反擊需要有一個絕對前提條件，就是必須得清楚知道是誰幹的，並且有非常確鑿的證據，而不能僅憑一些懷疑行事。要想有效地釋放基因武器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歷史上的諾門坎戰役中，日軍曾以細菌戰去攻擊蘇聯紅軍，結果卻只是釋放病原體的日軍自己被感染並在日軍的軍營裏傳開，釋放到河水裏的病菌卻失去了活性，對蘇聯紅軍並未起作用。科學研究已經充分證明，傳染病不僅主要來源（自然宿主）是動物，而且動物也是主要的初始傳播渠道。另一方面，因為基因武器攻擊行為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報復反擊後果是如此的嚴重，如果沒有絕對保密的渠道，敵對勢力是不會輕易敢動用這種手段的。令人非常憂心的是，如果中國人長期保持吃野生動物的習慣，進行攻擊的敵對勢力就可以很容易選擇在深山老林作案，在被食用的野生動物身上感染相應病原，這樣其攻擊不僅非常容易產生功效，而且其行為幾乎不可能被準確地發現。

由以上分析可知，無論從客觀角度，還是從戰略角度看，吃野味的行為其犯罪性質不是會造成某種或幾種野生動物的滅絕，而是有可能會造成中華民族的滅絕。我們應當感到太慶幸了，2003年以及這一次的冠狀病毒造成的傳染病其死亡率並不算太高，這一次的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率可能更低，甚至傳染性也並不如上次。但令人憂心的是它的隱蔽性卻顯著地高於上一次。這樣其傳染性雖然不高，但實際傳染率卻可能高得多。這也是為什麼本次採取封城這種極端手段的原因所在。

當我們自豪於高鐵、飛機、高速公路、地鐵等大規模高速交通工具的便利時，也要同時注意到它們也在客觀上為傳染病的傳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為隱蔽性更強的病原體超大規模流行埋下了伏筆。如果這類高隱蔽性的病原體基因與霍亂、鼠疫、埃博拉等死亡率奇高的基因相結合，甚至隨着基因工程技術的發展人為製造這類病原體，下一次我們還能如此幸運嗎？難到我們一定要等吃野味吃出一次造成中國人數千萬乃至數億人死亡這樣達到種族滅絕程度的慘劇之後，才會真正明白吃野味的罪行遠不止是危害了野生動物，而是在滅絕我們自己嗎？

我們必須從這次慘痛的教訓中徹底地驚醒了：不是要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而是需要修改《刑法》，將“食用潛在致病性野生動物罪”專門列出，除了明確規定的家畜、野生魚類等有限的動物可以食用之外，捕獵、銷售、製作包括食客食用其他任何野生動物都屬於“食用潛在致病性野生動物罪”，並參照種族滅絕罪、最嚴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等罪行，以刑法中最嚴厲的罪名處以極刑。因為其目的不是要“管住某些人的嘴”，而是要“保住中華民族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