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SARS來類推新肺炎恐有不當，謹防功利狹隘延誤抗疫大局_風聞

    大疫當前，我們需要眾志成城，共度時艱，彰顯信心，戰勝毒魔！我們也絕不能盲目樂觀，盲信盲從。最近，諸多信息表明，此次新肺炎疫情與2003年的SARS不可同日而語，有專家警示，奮戰一線的科研人員與密切關注的民眾倘若繼續以SARS來類推新肺炎的發展趨勢，恐怕會誤入歧途。與此同時，一些研究人員急於在國際權威刊物搶發最新成果，卻不能與國內同行及時共享信息，甚至以鄰為壑，不利於當前及未來的抗疫大局。

從“SARI”之誤説起

    就在前幾天，一則“新型冠狀病毒的名字已經確定為SARI”的消息鋪天蓋地傳播開來，傳播者們煞有介事地説，這是根據武漢防疫指揮部內部會議錄音資料整理的。可以説，這則消息是典型的“半假摻真”的信息。

    假在哪裏？新型冠狀病毒的名字從來未被哪個部門、哪個專家或在哪個內部會議上重新命名為“SARI”。

    真在何處？SARI確實有！SARI是什麼呢？SARI是英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的縮寫，中文意思為“嚴重急性呼吸道感染”。

    自2003年SARS之後，我國逐步建立了一套專門用於嚴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流行疾病監控系統，5年前就開始廣泛應於很多城市的衞生疾控部門。這套現代化的監控系統簡稱“SARI”。此次，在新肺炎疫情的初期，“SARI”系統就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而SARS就不同了，它是一種被確診的疾病的簡稱，是英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的縮寫，中文意思為“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

    我們有很多人就像是搶着“燒頭香”一樣，在搶發各種最新消息，既不知核實，也不知如何進行核實。在新肺炎被誤名為“SARI”之前，有許多貌似權威人士提供的消息稱，新肺炎與SARS的基因相似度高達七八成。再看看，SARI和SARS，名稱相似度好像也高達75%。依照這樣的邏輯，搶發消息者顯得無比心安理得。

多方信息顯示新肺炎不可與SARS同比

    除了各種似是而非的疫情信息誤導輿論之外，值得重視的是，此次新肺炎疫情與2003年的SARS不可同日而語，主要表現在病毒來源、病毒毒力、病毒傳播力等幾個方面。

    搞清病毒來源，這首先是阻斷病毒傳播的關鍵一步，也是我們能夠及早戰勝疫魔和日後研製出新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最新消息稱，研究人員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發現了巨量的冠狀病毒。消息一經傳開，輿論傾向性地認為，病毒溯源終於“實錘”了。甚至還有研究人員也持這樣的看法，病毒來源於那個海鮮市場，控制好那個市場就等於控制住了病毒源頭。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新肺炎的病毒源頭應該不是那個市場。

    早前，有比較確切的研究成果顯示，包括SARS在內的諸多冠狀病毒寄生於蝙蝠。病毒從蝙蝠到人，經歷了哪些“中間體”，從2003年直到現在，科學界也對此知之甚少，更多的是缺乏實證的推測而已。

    海鮮市場昔日扎堆的野生動物極有可能只是病毒的“中間傳播者”。那個市場的野生動物來自哪裏，哪裏就有可能是病毒的源頭。

    野生動物來自哪裏呢，神農架？雲貴高原？全國其他更多地方？這些野生動物從各地被抓然後經販賣集中到武漢，這一路上接觸了多少人？那些最初捕捉、屠宰和販賣野生動物的人是否才是最早的病毒散播者？如果是，現在僅僅封了武漢一座城是否足夠？

    現在已經有比較充分的事實佐證，在武漢最早發現的一批新肺炎患者中，有一些患者與那個海鮮市場沒有任何的接觸，也未接觸過任何的野生動物。

    這就不能排除另一個線索，導致新肺炎的病毒最早可能根本不寄生在野生動物身上，就是説，病毒傳播路徑不是從自然界，經過野生動物作為“中間體”，然後傳染到人體。也有可能是人為的病毒同時傳染給野生動物和人，在這一過程中，野生動物和人之間發生交叉感染，病毒“突變”升級後又在人與人之間加劇傳染。

    以上問題僅僅出於推測，未經證實。做出這些推測的也不止是我一人，有高校學者以及不少具備科學常識的熱心讀者都提出了類似的疑問和推測，我們只是善意提醒，在病毒溯源的問題上，切不可麻痹大意，貪圖省事，而漏過真正的病源，貽誤戰機，影響此次戰疫最後決勝。

    有關病毒毒力的問題，公眾似乎關心的就是新肺炎會不會比SARS更致命。據已有的研究顯示，新肺炎病毒致死率比SARS略輕。目前，所有公開能見的宣傳都是這麼講的。然而，我人為這樣的宣傳固然可以穩定人心，凝聚合力，但不盡科學。原因在於，我們同時宣稱現有的醫療條件和防控水平比2003年有了大大提高。綜合這些邏輯，新肺炎病毒致死率低於或者遠遠低於SARS是完全應該做到的。於是，我們就把新肺炎毒力簡單理解成比SARS低，這恐怕是不妥當的。

   要知道，截至1月28日，研究人員對新肺炎病毒的基因組成還沒有完全解析出來。而據最新的研究顯示，新肺炎的冠狀病毒是不同於SARS病毒的新病毒。感染新肺炎病毒的許多症狀也與SARS相差較大，比如有患者被新肺炎病毒感染後無發燒等明顯症狀，潛伏期的患者也具較強的傳染力。最新的發現是，感染者除呼吸道病症之外，還出現了皮疹的新症狀。

   這些説明了什麼？新肺炎的病毒除了讓我們的呼吸系統致病以外，是不是發生“突變”直接攻擊人體免疫系統的缺陷。

   前不久，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和上海科技大學聯合研究提示，幾種針對艾滋病毒的老藥可能對新型冠狀病毒有療效，而且還有一例試用。引起艾滋病的病毒就叫“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簡稱HIV。北大第一醫院王廣發主任在武漢前線不幸被病毒感染，他在自我隔離治療時就嘗試了一種名叫“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的抗艾滋病藥物，取得顯著緩解病情的療效。

    再説病毒的傳播力問題。記得，春節前，許多媒體引用所謂某某專家的話，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傳，新肺炎病毒不易感染兒童。我看了就非常生氣，這樣的宣傳看似在安撫人心，但小看了公眾的科學常識。哪有一種傳染病只會傳給成人而不會傳給兒童的。連常見的流感，兒童和老人均屬易感人羣。現在證明了，各地出現不少兒童和嬰幼兒的感染病例，在北京年紀最小的感染者只有9個月齡。

    在病毒傳播力上，我們現在知道的仍然是十分有限。但是，我們的一些媒體卻膽子很大，先是以各種方式暗示“不會人傳人”，後來改稱“有限人傳人”，再後來又稱“發現部分醫務人員感染病例”。

    2019年12月底，我在家吃午飯，從手機上看到一則武漢通報幾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消息，我直覺地問題很嚴重。當時，我就對孩她媽説“SARS恐怕要捲土重來了”。孩她媽直接笑話我“小題大做，神經過敏”。面對孩她媽的譏笑，我也無力反駁，但我從此加緊做了一件事，千方百計勸阻孩子和她媽外出玩耍，取消元旦去動物園的遊玩計劃。三天後，侄媳婦在醫院順利產下二寶，我始終沒去探望，僅通過微信給身為護士的侄媳婦留言做了解釋。

    我的意思並不是説媒體在弄虛作假，而是説媒體的報道一開始就沒有按科學規律辦事。什麼叫“不明原因的肺炎”？我們的媒體在第一時間沒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這幾個極為重要的字。假設我們現在的醫學已經十分發達，那麼為何還出現一種肺炎是“不明原因的”。而且，這種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還要政府部門公開發布信息，此舉本身就不是一件尋常的事。前面我已經説了，SARS之後，我國逐步建立了一套有關呼吸系統疾病的社會監控系統“SARI”，而最早的“不明原因肺炎”就是“SARI”發現的。

    作為一個媒體從業者，我很清楚，我們的媒體自身嚴重缺乏科學素養，才會造成面對“不明原因肺炎”反應十分遲鈍，後知後覺。記得，多年前，新華社總社參編部組織了一項有關我國科研發展狀況的重大調研課題。負責編輯為了使採訪調研工作能夠更加深入有效開展，打算向其他採編部門和國內各分社緊急抽調一批有理工科專業背景的文字記者參與這項調研工作，結果編輯費了九牛之力僅尋到一位理工科專業背景的攝像記者。

    一個理想的現代媒體單位起碼要做到不人云亦云，因此就該具備足夠的科學素養，以科學調查的精神對待一切事關公眾切身利益的重大信息。可惜，這次疫情的爆發再次暴露了，我們的媒體還是普遍缺乏能力承擔維護公眾知情權的社會責任。因此，造成當前疫情險些失控，絕非全部是某地政府的過錯。

    言歸正傳，新肺炎病毒的傳播力到底怎樣？最新研究表明，該病毒的傳播力比原想預計的要強一些，甚至強很多。到底會不會比SARS強？有的專家説，到目前為止，研究顯示還是要比SARS弱一些。請大家注意，這個結論只適合過去的情況，不代表未來的可能情況。

    實際情況是，我們對新肺炎病毒的傳播力瞭解得還很不夠。目前唯一有效防控該病毒和阻斷傳播的就是使用了幾千年的隔離法。

    隔離多久才會安全？這個問題估計沒有一個專家可以給出肯定答案。理論上是，找到病毒源頭，隔絕感染患者，過了最長潛伏期，未發現新增病例，就算是安全了。但是，現在病毒源頭還未找到，如果單以最長14天的潛伏期來推算説某月某日之後就算安全期，那樣的結論很可能導致掉以輕心而“意外有了”。

    難題還在於，我們總不能一直靠宅在家裏吃喝拉撒就真的能給“實現全面小康”做貢獻吧。總要出門進廠、下地和送包裹的吧。

大疫之中的功利思想值得警惕

    謹慎樂觀的看法是，我們終將能夠克服所有兇險和緊迫，取得這場“戰疫”的勝利，但防疫，防大疫，依然是一場長期而艱鉅的大事業，我們始終不能輕視。不輕視，科學謹慎地對待，就無需恐慌。

    在事關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抗疫大業面前，出現了許多不和諧的現象，比如輿論空前多元化，分散了公眾防疫抗疫的注意力，外部輿論炒作勢力蠢蠢欲動，干擾民心的信息如幽靈般頻頻出現，卻又讓人真假難辨；比如少數銷售口罩和其他生活必需物質的經營者乘機漲價，紛紛招致輿論的譴責和監管部門的處罰；再比如，有關研究人員透露，在一線有機會直接接觸最新研究數據的少數研究人員似乎忙於向國際專業刊物投稿，暴露出科研的功利思想，對防疫大局不利。

    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王立銘最近撰文指出，前線研究人員寫論文、審稿、修改論文，直到發表這些論文成果，需要佔用研究者大量精力，在形勢如此緊迫的防疫任務面前，忙着發表論文是否恰當，值得商榷。很多已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的最新成果論文無法為國內同樣所共享，需要付費才能訂閲，“這意味着中國其他科學家和疾病防空部門也不能自由獲取這些研究成果，展開下一步工作。”

    王立銘教授還指出，大疫當前，“中國科學家內部，不少‘跟風’‘蹭熱點’式的論文扎堆出現。比如在病毒基因序列公佈之後，數篇論文就迅速發表出來。它們的共同點是利用病毒序列進行了簡單的生物信息學分析，就做出了各種大膽的‘猜測’，比如新冠病毒可能與SARS高度接近、可能寄生於蝙蝠體內，中間宿主可能是蛇、水貂等。”“這些猜測單就學術發表而言並無不妥，但很明顯缺乏嚴格的數據支持，”因此造成當前防疫工作信息極度混亂，對政府和社會公眾產生了一些誤導。“各個研究機構和研究組能不能做到信息和研究成果的有效共享，會不會以鄰為壑獨佔數據，也都是我們需要提前警惕的問題”。

    我認為，王立銘教授所言極是！

我們該如何思考未來

    前面説的，防疫，防大疫，是一場長期而艱鉅的民生大業。這樣説一點都不過分，需要我們的政府和民眾予以充分的反思，高度的重視，用更加廣闊的新視野去思考我們的未來。

    首先，我想與大家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哪些人在捕捉野生動物進行販賣？這個問題，在許多鄉鎮或野生動物交易市場的管理者那裏就有明確的答案。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捕捉野生動物的這羣人比城市的那些食客更有可能是病毒的最初攜帶者和強力傳播者。這對於病毒溯源是不可缺失的重大線索。

    其次，人們為什麼要捕捉野生動物呢？是因為，有食客的需求才有捕捉和販賣的行當嗎？還是因為，捕捉野生動物販賣是個隱形的暴利行業？恐怕都有，但都不是全部答案。如果那些人捕捉者不捕不販了，他們的一家生計將會如何？就是説，我們現在可以通過一道行政命令對野生動物交易行為一禁了之，但絕不可忽視這個地下行業數百萬失業者們的後續生計問題。如何將這部分人及時有效地納入到社會再就業體系，這事關“禁野”的成敗，也事關長期防疫的大局。

    第三，雖然已有人在大聲疾呼，鄉村不能成為防疫的空白地帶。但我認為，現在及未來的防疫重點始終是城市，尤其是那些人口正變得越來越密集的大城市、特大城市。2003年SARS和此次新肺炎的集中爆發地廣州、武漢，都是特大城市。

    我們在發展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問題上，似乎常常抱着一種好大喜功的發展態度。多數地方政府在規劃城市建設時片面重視擴張建樓，而將防災減災等內涵工作置至一旁、高高掛起。高樓密集，人口扎堆，恰恰是現代城市安防的大忌。這對高致病的傳染疫病是如此，對地震、洪水等人力不可控的自然災害也是如此。

    今後，我們在城市發展的思路上該有一次大的變革了，不僅僅只是“房住不炒”的經濟問題，而更要把城市安全設防問題作為宜居的必要前提，作為現代化治理能力提升的主要抓手！

    第四，病毒在不斷“突變”進化，我們研製疫苗和藥物的速度如何能夠跟得上？目前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容樂觀。

    我們不否認，中國科學家在查明不明原因肺炎致病病毒方面已經做出的卓有成效工作，而且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啓動了病毒疫苗的製備工作。但很遺憾，特效藥和疫苗都很難成為我們期待中的救星。

    以SARS為例，從2002年底大爆發到2003年夏季逐步被控制，但是SARS病毒的疫苗直到2004年春季才啓動人體試驗，2006年才正式完成，而那個時候，SARS隱匿無蹤，大規模生產和接種疫苗的必要性根本不存在了。藥物的開發更是如此，至今還沒有哪個國家真的開發出針對SARS的特效藥物。

    更嚴重的問題還不在於疫苗和藥物的滯後問題，而在於另一些人為因素。比如SARS橫行時，政府財政源源不斷下撥鉅額的資金用來支持各項防疫抗疫的工作順利開展，這其中很大一部分資金被投入在相關科研上。然而，任何一項科研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當SARS匿跡之後，許多剛展開不久的相關基礎科研項目卻因資金“斷奶”而被迫陷入停擺。試想，假如當年許多基礎科研項目後續都能獲得充足的資金支持，持續開展下去，想必在今天新疫情來勢洶洶之際，我們可用的防抗手段會更多一些。

   也就是説，我們的防疫工作具有長期性，對於防疫的基礎性科學研究需要長期穩定的投入，才能真正做到有備無患！絕不能再以短視和狹隘的眼光來看待我們未來的防疫大業。

   第五，在加快防災減災知識的社會普及，提升民眾防災減災的素質方面，有許多缺失亟待補足。

    新肺炎爆發之初，謠言和誤傳一度氾濫，與此同時還存在權威部門對疫情信息披露不充分的問題，引起了大面積的社會恐慌和不滿情緒。最近，不少網絡平台紛紛推出了疫情實時更新和闢謠的雙線服務，一邊向公眾普及防疫知識，一邊向公眾輸送準確的信息，很快穩定了人心。這説明我們的執政黨具有強大的社會組織動員能力，值得點贊。但是，我們絕不能忽視在防災減災工作上的許多不足，民眾防災減災素養不高的問題。

    疫情爆發初期，年輕人對此高度敏感而防範意識比較強，但是他們在家裏卻不幸遇上了勸家裏的長輩戴口罩的大難題；這兩天，一位老者從垃圾桶撿拾被丟棄的口罩的背影照片在朋友圈內瘋傳，照片內涵信息極為豐富，其中老者的無知令人膽顫而心寒；還有，新近一則呼籲市民在口罩使用過後不要直接丟棄，而應進行必要的消毒或類似處理後再投入垃圾桶的信息，也在朋友圈廣為流傳，這從一個側面説明，民眾防疫意識雖然正在覺醒，但仍後知後覺。

    待這場硬戰之後，有關政府部門和社會羣團組織需認真全面總結經驗教訓，將彌補工作不足、提高全民素質，作為一項常抓不懈的工作開展下去。

    第六，與全民防疫工作密切相關的各項物質保障供應方面，已顯露出諸多的短板，一些尚未充分顯露的潛在問題更加值得重視。

    民眾防疫所必須的口罩，目前在市面上可謂是“一罩難求”。哪怕抗疫第一線的醫院人員也存在嚴重缺乏防護服等各種醫療資源問題，幸好，現在國際貿易還是正常狀態，這些不足的醫療資源，我們通過大量的國際採購很快可以補足。倘若下一次面臨類似的大害，我們依然缺乏某些關鍵的資源，而國際貿易陷入非常狀態，我們如何應對？

    連日來，廣大民眾大力舉報非法奸商的各種乘機漲價行為，類似的“天價大白菜”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大白菜等生活必需物質受疫情影響，供應緊張而給不法商人乘機漲價的機會，一方面暴露了我們物質供應的短板問題，另一方面也提醒了我們，加強戰時物質儲備體系的建設。

    我想，這些短板和不足都是顯而易見的，也容易引起重視的。然而，一些潛在重要問題一時還未顯露出來，或許在下一次才會暴露出來。比如，與我們的糧食安全密切相關的種子問題。現在，這幾年，我身邊的農民頻頻提起，現在我們所使用的種子都是一次性的種子，不能重複播種使用。種子的供應被商業壟斷，甚至被國外的商業壟斷。有人因此調侃説，真正的戰爭還未打響，而我們已經先沒有了可發芽的種子。

    種子是保障糧食生產和供應的前置因素。試想，如果下一次疫情長期無法有效控制，我們不得不長期處於隔離狀態，一方面，人們不能正常從事農業生產導致糧食減產，供應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我們沒有了充足的種子可供應生產，兩項因素疊加之後，我們在困守中就要餓肚子，鬧饑荒。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可能又會陷入“最危險的時候”。

    饑荒加疫病流行，這在歷史上不止發生過一次，引發的後果極其嚴重。十幾年前，山東大學的兩位歷史學家以豐富的史料研究指出，明朝的最後滅亡直接因素不是以李自成為代表的農民起義，而是“旱災-饑荒-鼠疫”三因素疊加導致的非人為災害。

    “深挖洞、廣積糧”的戰略思想看來依然沒有過時！因此，從長期防疫、防大疫的角度出發，我們對具有戰略意義的物質保障供應需要深入梳理，全面檢視，儘可能發現那些尚未顯露的、又極為重要的潛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