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張作霖之死的中日糾紛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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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並非僅為強國的聲音所壟斷，弱者亦可為自己的權利而吶喊。

1月3日，伊朗著名軍事人物蘇萊曼尼於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國際機場，遭美軍火箭彈襲擊身亡。該事件引起國際輿論的軒然大波，也導致中東局勢進一步陷入不穩定。自古以來，暗殺事件可謂數不勝數，但無論何時、無論出於何種原因與目的，一國以公開方式殺害另一國政治和軍事首腦人物，都會在外交上陷入被動，乃至為國際輿論所不容。

蘇萊曼尼

九十二年前，同樣發生了一起影響巨大的刺殺事件，它不僅影響當時的東北局勢與中日關係，甚至還深刻影響了中國的近代史走向。兩個事件的背後有頗多相似之處，足以令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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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凌晨5點23分，瀋陽皇姑屯火車站附近，隨着一聲巨響，火光沖天，張作霖乘坐的專列在強烈的衝擊下傾覆於道旁，他本人被送往醫院後因重傷過世，一代梟雄就這樣隕落於陰謀之下。“皇姑屯事件”在國內政壇引起了巨大反響，張作霖可不是一個普通的東北軍閥，作為北洋政府國家元首、陸海空大元帥，他手握大權，幾十萬東北軍和三千萬百姓的命運在其掌握之下，他的死無疑會讓本就撲朔迷離的東北局勢更加複雜。

對張作霖之死最為關注的自然是日本人，他們與張作霖的淵源由來已久。日俄戰爭時期，日俄雙方都在密切爭奪中國東北的控制權。這時曾經在遼西當過土匪、現在“奉天巡防營”充當營官的張作霖極力討好日本人，為其提供情報和後勤支持，為日本的勝利出力不少。

張作霖

民國成立後，奉天巡防營改成二十七師，張作霖為師長。奉天巡防營雖名為國家軍隊，實則不聽國家調遣，軍中一干將校皆唯張作霖是從，張作霖成為實質上的地方軍閥，即後來奉系軍閥的前身。當時的民國政治人物都愛找靠山，張作霖想起他的老朋友日本人，而日方也正好需要一個代理人，為其攫取更大利益，雙方一拍即合，進入奉日關係的蜜月期。

1916年4月，張作霖抓住袁世凱稱帝失敗的機會，驅逐袁世凱的親信段芝貴，在日軍支持下成為奉天將軍。不過日本人很快發現這個東北梟雄並不甘心蟄伏於自己的羽翼之下，相反還屢次嘗試擺脱控制，在東北路礦權等多項議題上含糊其辭，想方設法不履行之前締結的條約，甚至還要自行建設，搶日本人的生意。這樣野心勃勃的人物是日本人無法容忍的，1927年，田中義一內閣召開東方會議，提出《對華政策綱領》，計劃以武力維護日本在滿蒙的利益，乃至將其最終吞併。對於妨礙其目標的張作霖，軍部的一些人物試圖以更加激進的方式將其“替換”，最終引發了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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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朔迷離的真相

“皇姑屯事件”發生後，中日雙方派出了聯合調查小組進行現場勘查。現場疑點重重，日方故意佈置了假現場並事先做好偽證，聲稱現場發現兩具“南方軍人”屍體，並且身上發現爆炸物，所以兇手應是蔣軍無疑。但對此説法中方持懷疑態度，根據爆炸現場的火藥殘留和列車的傾覆情況來看，兇手“佈置周密，技術精巧”，且爆炸威力極大，一定是有專業爆破技術的工兵參與作案才致如此，絕非普通的便衣隊扔幾顆手榴彈就能做到的。

其實案件調查至此，真相已經明晰，在這條中日共同警備的鐵路線上，能夠費盡周折將炸彈安裝到位並引爆的，除了中國方面就只有日本人可以做到。這一點，生於軍人世家且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張學良不會不清楚。但奇怪的是，東北軍高層並未將矛頭指向日方，公佈真相併提出嚴正抗議，反倒隱忍不發，默認了日方的説法。

是什麼讓張學良忍受殺父之仇？現代人眾説紛紜。或許在他看來，穩定東北局勢為當時第一要務，不能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為此需要暫時放下個人恩怨，與日方維持表面的友好。所以，一開始張學良暫時隱瞞張作霖的死訊，後來邀請日方參加張作霖的葬禮，接受日方代表的憑弔，都是基於這種考量。

張學良

張學良的隱忍並非沒有成效，他很好地避免了日本的干涉，迅速整合了東北軍舊部，繼承其父的政治遺產。他於年底接受國民政府提議，實現東北易幟和國家統一。但後果同樣存在，奉天方面公佈的是日方調查結果，國內各媒體自然也採信直接關係者的説法，將黑鍋扣在南方國民政府的頭上。許多東北軍將士也抱此看法，視南方國民政府軍為寇仇，反倒與真正的兇手——日本關東軍同仇敵愾。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之後“九·一八事變”中，東北軍大多都未作抵抗，讓城而走，以至於廣袤的東北輕易落入了兵力薄弱的關東軍手中，不少東北軍政要員還打着為大帥報仇的旗號，甘為日本人驅使，成為為人不齒的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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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田中內閣

“皇姑屯事件”看似對日本頗有好處，但處理起來也頗為棘手，畢竟暗殺他國重要政治人物的罪名不能隨便背上。10月底，外務省內部的“張作霖炸死事件特別調查委員會”就已經調查清楚，兇手毫無疑義就是關東軍，但軍方卻遲遲不願攬下責任，而是按照原先的説法，將罪責推給蔣軍，為犯人的罪行開脱。畢竟犯人是關東軍內部的人，軍部顧及到自己的面子和國際影響，無論如何也不能承認。

田中義一首相對關東軍的“獨走”十分不滿，按照他的計劃，應當支持張作霖以代理人身份繼續統治東北，這樣就可以與南方羽翼漸豐的蔣介石集團分庭抗禮，干擾中國統一，實現日本利益的最大化。可關東軍的莽撞行事打破了這一部署，東北羣龍無首的局面必然給蔣介石以機會，事後的東北易幟也證實了這一想法。

田中義一

田中首相憤怒地上奏天皇，認為應該懲處犯人以維持軍紀，對此，天皇的態度卻頗耐人尋味，只是含糊地説：“要嚴格維持軍隊軍紀。”但似乎並無做出處罰的意向。在陸軍方面的強烈反對下，田中義一不得不再次改換説法，聲稱兇手不在軍中。前後口徑的不一致激怒了天皇，據回憶錄記載，天皇一言不發，拂袖而去，不願再聽首相解釋。失去天皇信任的首相再無用處，田中內閣不得不於1929年7月全體辭職，這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頭一例，也是年紀尚輕的裕仁權力的體現。

消息靈通的天皇不可能不知兇手身份，但無論是天皇還是軍部，都採取了包庇肇事者的態度，力圖將事件影響降至最低，以保全帝國的聲譽。當時的日本帝國，軍部可謂大權獨攬，軍人不可被認為有錯，而身為“現人神”的天皇更不容有絲毫污點，於是受害最深的自然就是實力羸弱的中國。在上層的默許下，日本陸軍中下層軍官在中國更加肆意妄為，一步步擴大侵略的步伐，進而引發更多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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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戰場的失利

1931年6月5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部員、陸軍上尉中村震太郎等人秘密潛入當時黑龍江省省會齊齊哈爾，以“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的身份南下進行軍事偵察。途中被興安屯墾團士兵發現，搜出了一些軍用設備和軍事情報。團長關玉衡等人連夜審訊，收集到足夠證據後將其秘密處決。但此舉很快為眼線密佈的關東軍所知，他們派人秘密調查，獲悉中村等人被槍殺的全過程。

此事頓時令日本輿論譁然，《大阪每日新聞》《朝日新聞》和日方控股的東北《盛京時報》《奉天日日新聞》等媒體故意迴避中村等人的間諜行為，大肆宣揚中村被東北軍殘忍“虐殺”之事，極力渲染中國人的野蠻與暴戾，鼓吹以武力逼迫東北軍交出兇手，進行“膺懲”。日本國內掀起陣陣反華浪潮，為之後的“九·一八事變”做好了輿論動員。

而當時東北軍的反應是怎樣的呢？張學良等東北軍高層在聽聞“中村事件”之後，並未做出有效反應，反倒畏首畏尾，極力隱瞞真相，任由日本媒體造謠生事。這種主動放棄輿論陣地的做法後果十分嚴重，許多國內媒體和國際媒體都採信了日方的説法，對中村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而關東軍方面則十分被動，被對方牽着鼻子走。

日本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

“中村事件”與“皇姑屯事件”看似沒有直接關係，實則都暴露出東北軍在輿論上的軟弱和無能為力，他們本可以借“皇姑屯事件”的疑點向日方發難，爭取外交主動權與話語權，可東北軍卻自己放棄了這一有利機會，加之“中村事件”的影響，從受害者變成了別人眼中的加害者。張作霖雖風光大葬，兇手卻無人敢於緝捕；日人在華因間諜行為被處決，反倒要在對方壓力下嚴懲兇手。奉天當局的軟弱，東北軍民看在眼中，自然更加士氣低落，民心不振，為不久之後的大潰敗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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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常言道，公理自在人心。世界並非僅為強國的聲音所壟斷，弱者亦可為自己的權利而吶喊。在紛亂複雜的國際形勢下，世界的目光聚焦於中東，伊朗有着更多的選擇，國際輿論也對其給予了更多同情。歷史已經證明，挑起戰爭者往往會引發難以預料的後果，甚至反受其噬。無論如何，相信中國及許多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會繼續為維護國際秩序和恢復地區穩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