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省2003抗擊非典背後：力挽狂瀾的公立醫院_風聞

這兩天，在網上看到了不少關於重大公共衞生安全問題思考的文字，尤其是對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在關鍵時刻作用的爭論。

正常時期，這或許只是經濟範疇內的問題。

然而在非常時期，真正能扛起社會責任，衝鋒在第一線的醫護力量幾乎全部來自公立醫院和軍事單位，這些白衣天使在疫情過後理應得到國家勳章。

本文沒有任何指責私立醫院的意思，只是想對兩者在面對疫情發生時的作用反差做一些探討。

如果説中國哪個省份醫療市場化腳步走在最前列？那非台灣省莫屬。

但直到今天台灣省內還保留着眾多公立醫院，停住了自80年代以來的“私有化”腳步，原因何在？轉折點就是2003年非典疫情。

1945年台灣光復，日據時代大型醫院由國民黨政府接收，如台大醫院。

1949年國民黨潰軍敗退台灣，五六十年代，國民黨當局打造了一套自己的醫療體系，重點發展公立醫院建設，以兩家新建的大型醫院為象徵：榮民總醫院和三軍總醫院，並興建二十多家省立（署立）或市立醫院。

縣一級，無論條件如何，都必須建立一座公立醫院，縣以下視條件水準，允許私人開設診所，作為醫療體系輔助，解決農村看病問題。

這套體系建立後，為台灣民眾，尤其是平民羣體提供了價格低廉，相對公平的醫療服務，也體現了中國醫生救死扶傷傳統宗旨。

到了1970年，台灣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財富不斷增加，催生出了另一種醫療需求：**節約時間、環境優雅，設備齊全、一對一或多對一服務……**這是富裕羣體的必然願望，而在公立醫院，他們無法用錢在窗口買到這種服務水平。

1975年台塑掌門人王永慶出資創建私立醫院，並拿到牌照，也就是長庚醫院（長庚紀念醫院），因為他的父親叫王長庚。1976年12月1日，在台塑大樓旁邊建立的台北本院正式開業，1978年12月1日在桃園縣開設林口分院……現在已遍佈全台灣，病牀萬張以上，在大陸也開設一些分院。

王永慶的長庚醫院吃了第一隻螃蟹，投資人得到了極為豐厚的回報，也帶動了台灣省內私人資本投資醫院的熱潮。

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台灣當局對公立醫院態度出現大逆轉，1982年開始進行醫療市場化改革，一再鬆綁對私立醫院的限制。

媒體更是不斷放大公立醫院存在的負面新聞，如醫生收紅包，採購弊案、管理落後等等，形象不是黑色的，就是灰色的，在媒體渲染下，民眾也對公立醫院產生反感。

同時，台當局大幅度削減公立醫院補助，要求它們完全自負盈虧，稱要激化它們的市場活力，省立市立醫院遭到更大打擊，1992年它們的補助款還有258億新台幣，到新千年只剩下了10億新台幣。

這導致十多家省市醫院不得不將公立醫院轉手給私人財團經營，如台南市市立醫院就被秀傳醫院以小吃大得到經營權。

一方面是公立醫院不斷被削減補貼，另一方面是私立醫院得到各種租賃，貸款、納税、保險、醫療基金補助等優惠。

台灣醫療體系以極快速度向商品化、市場化、利潤化的道路上滑去。

然而長庚醫院的成功，引發了台灣島內兩極評價：

正：成本控制和績效制度使醫院得到了最大利潤，為社會提供了重要服務，醫護人員收入增加，是醫院管理典範。

負：長庚將企業追求效益模式帶入了醫界，將“醫術變算術”，失去了社會公益責任，醫生高尚品質被犧牲。

就在台灣公立醫院被“一路棄守，空有其名”（成功大學教授，台灣公共衞生協會理事長陳美霞語）的情況下，非典爆發了。

2003年3月8日，54歲台商勤某因高燒、肺炎到台大醫院急診，進入加護病房隔離治療，但沒有被認為是“SARS”病患。

14日勤某妻子出現同樣症狀，台大感到問題非同小可，確認是SARS患者，由醫院副院長牽頭成立治療小組，並向台北市通報，但市政府並沒有真正重視。

20日，勤某兒子也出現肺炎症狀。

25日，為勤太太治療的蔡醫生被感染。

3月底台大陸續收治患者11人，4月初全部康復出院。由於感染率遠低於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台灣當局頓時飄飄起來，被媒體稱為“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

好景不長，4月中旬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突然疫情爆發，4月22日全院職工有七人確認感染，23日又有60多人疑似感染，第一批感染者轉移到台大醫院。

24日下午1點，正為漂亮答卷沾沾自喜的台北市急匆匆宣佈立即封鎖和平醫院，上千名醫護人員和病人全部被關在院中，但沒有任何配套隔離防護措施。

26日，台中市出現第一例SARS死亡病例。

台灣全省人心大亂，股市房市雙雙崩盤，每天都有潮水般的人羣湧向台大醫院，榮總……

公立醫院醫師護士日夜無休超負荷運轉，無論是人力，物力，牀位都已大大透支。台大向各私立醫院發出轉移部份病人請求，全部被拒絕。

4月28日早上9點，陳水扁當局召開緊急會議，出席者為各家醫院院長。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在最關鍵時刻展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林口長庚醫院院長在會上第一話就是：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

所有私立醫院院長組成統一戰線要“置身事外”，台灣“行政部門”副領導人林信義勸他們不能這樣棄社會責任於不顧，併發出了強力威脅，這才稍稍轉變了他們的態度。

5月1日，和平醫院護士長陳靜秋染病去世。

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染病去世。

就在公立醫院竭盡全力時，長庚醫院主任委員吳德朗卻嘲笑台大醫院是在作秀，台北市某私立醫院還掛出攬客標語：“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

五月下旬，一些台灣人甚至強迫醫護人員子女停課轉學，因為他們的父母在照看病人，就會被傳染病毒，所以醫護人員子女也可能有病毒，這就是某些人口中“最有人情味”的社會。

私立醫院大佬們則進行串連，並拉私立教學機構向當局施壓，要求將病人全部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他們的生意。

這就是後來倉促建立“國軍松山醫院專責醫院”真實背景，為了掩蓋設立專責醫院原因，台灣還將醫院修建時間提前到了3月份。

長庚醫院前面説過，它有近萬張病牀，但就是不配合防疫工作，因為每一張牀都是錢，但在法律上這樣做並不違法。

7月5日世衞組織正式宣佈台灣省從感染地區除名，危機才完全解除。

到了事後經濟補償，頒佈獎狀時，私立醫院跑到了公立醫院前面，頗具諷刺意味。

2005台灣禽流感、2007基隆紅眼病、2012中東呼吸道疾病，包括現在，台灣社會最可靠幫手仍然是公立（署立）醫院。

台灣一路棄守公立醫院，迎合私人資本利益，那麼私立醫院會因此感謝社會，擔負起非常時期社會責任嗎？答案是否定的，最終力挽狂瀾的還是公立醫院。

不是説私立醫院醫護人員覺悟不高或無責任心，而是他們只是“公司員工”，為公司打工，而公司要對股東和董事會收益負責。

如果要他們承擔社會責任，他們辯護者就會反過來説是因為“私有化”不夠才導致這種局面，甚至説對比沒有任何意義，私立醫院條件不如公立醫院，不能強人所難……理由一大堆，簡單一句話，就是沒能力。

經過2003年這場教訓，台灣省停下了“私有化”腳步，至少是放緩了腳步。

正常時期，私立醫院是社會醫療體系的有效甚至是高效補充部份，但公共衞生安全不應當以營利為宗旨，主次輕重不能顛倒。

台灣省的經驗值得大陸借鑑和思考。

當然，大陸人的素質和團結精神，也絕不是小島民眾所能相提並論的。

我們有信心有能力一定能打贏這場“保衞戰”！

祝大家春節愉快，健康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