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動中國的“暫停時刻”：一個集體反思的難得契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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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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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

(本文為中心集體研討成果，由劉炳輝執筆，熊萬勝審定)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2020年開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席捲全國。作為公共衞生應急事件，此次疫情防控涉及國家治理的諸多問題。《文化縱橫》雜誌長期關注治理現代化問題，我們相信疫情防控定能取得勝利，也認為這一事件為我們理解國家治理在高速流動時代所面臨的規律和挑戰，提供了難得的反思契機。本文是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於1月28日開展的線上集體研討的綜述，文章發問：我們到底在經歷一場什麼樣的疫情及其帶來的社會鉅變？在國際格局大重組大變動的時代，類似這種突發重大風險會如何演變？文章圍繞“大流動時代”特點、“大城市為王”思路、移動新媒體時代的治理難題、危急時刻的社會運轉等問題展開了深入分析，僅代表作者觀點，感謝授權，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文化縱橫》雜誌也歡迎廣大學人賜稿(投稿方式見文末郵箱)，就相關新現象和新問題發表深度見解，以期共同拓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研究視野和智識空間。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公共危機

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層思考

2020年伊始，江城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迅速吸引了全國的關注，高速流動的中國突然從武漢按下了“暫停鍵”，傳承數千年熱熱鬧鬧訪親拜友的春節，頓時被“封城”和“隔離”等熱詞取代。我們到底在經歷一場什麼樣的疫情及其帶來的社會鉅變？在國際格局大重組大變動的時代，這種突發重大風險是否會越來越多？我們又該汲取哪些經驗？

****▍一、如何治理“大流動社會”？

建國七十年，我們已經習慣了“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諸多便利，在資本的牽引下，高鐵、高速公路、航空、移動互聯網等一系列基礎設施條件的提升，中國近年以約2.5億流動人口的規模展現着“大流動社會”的震撼與繁榮，“春運”更是其極致體現。恐怕一個月前，還沒有人會認真想象過對一個千萬人口級別的超大城市進行“封城”的具體情形。疫情的迅速擴大，無疑與全社會各種要素的高速流動密切相關。過去三十年，我們積累的所有治理流動社會的經驗，主要是日常管理和服務為主，如治安、教育、醫療和環衞等方面。在重大突發情況下的流動社會治理，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顯然還有很多可以改善提升的地方。本次疫情應對中浮現出了諸多引人深思的問題，如事權在央地之間的合理分工、條塊之間的配合與協調、區域間的合作與排斥、城鄉之間的團結與分化、基層社會的組織動員方式等等。

首先，區域分化問題再次凸顯。

在此次疫情防治初期各省的行動可以發現，不同地域和省份的利益自覺要比十七年前的“非典”時期強很多。這看起來和2012年以來中央權威加強的趨勢相悖，其實並行不悖。上世紀九十年代分税制改革時期，央地博弈説到底主要是在地方官員和中央官員之間的博弈，而且是在數字上錙銖必較的數目字博弈。

但這一次，是“羣起而較之”，公共安全、公共衞生領域的博弈，跟公共財政上的經濟層面的博弈，又有明顯不同。個體化時代，自保的動力較之以前更強了。這種地方民眾的壓力雖然未必對中央的地方官員選任機制產生什麼影響，但守土有責，哪一個地方大員都不願冒鄉里之大不韙來“以身涉險”，兩者一拍即合，中央則事後追認默許。就這樣，本位主義、地方主義強化和中央權威的強化同時並存就可以理解了。但也需要注意到，中央迅速再次強調了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性，公安部也迅速強調未經批准擅自斷路等行為將依法處置。

現代社會，獨善其身已不可能。風險社會，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大市場、大流動社會格局下，還有何人何地能獨善其身？閉門以自保的結果事實上是“七傷拳”，註定撐不了多久。上海的菜價，這兩天就也是一個大型“翻車”現場。快遞小哥、外來人員隔離在外，白領“在家上班”，可能嗎？城市化之後要後退，一定會進退失據，甚至退一步萬丈深淵，因為整個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已經變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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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當前城鄉治理的差異性戲劇性體現。

相比於城市的“精細治理”，農村還是非常粗放的。從網上披露以及部分河南籍成員的親身觀察來看，河南有的村莊自發行動起來，有的在政府組織下行動起來，但最初應對的方式都是最直接的——堵路、封村。河南農村地區的行動能力在這次事件中彰顯得淋漓盡致，但顯然這還不夠科學。在人口大流動時代，作為人口流出大省又比鄰湖北的河南，面臨大規模春節“返鄉”的人潮，防疫壓力空前巨大。雖然網上有“硬核”一説，但其實農村基層組織的基礎信息統計能力還遠遠不夠，而只能凸顯出堵路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

(相比城市的精細治理，農村更多采取的是封村堵路的策略)

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城鄉基層社會確實是都動員起來了，但動員的機制是什麼？我們現在的治理是要精細、精準到區塊、網格、人員上，城市和農村的動員機制有共同之處——城鄉基層組織，但區別仍是根本性的。

這也值得思考，農村和城市的治理差異究竟是什麼？

中心成員也介紹了近期親身體驗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鄉土社會，一種以基層組織為引導嚴防疫情，另一種是以人情禮俗為主導，共謀“生死之交”。

以豫北某村為例，首先，大年初一緊急通知，以村級組織為主力，封路、拉起紅色布條全面戒嚴等等，一系列的行動讓村民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其實紅色布條和封路的大土堆並不能徹底阻斷村民進出的通道，它們更大意義上是一種信號——危險，這種危險的信號由正式組織為代表來傳達。加上網絡媒體的更新和朋友圈微信羣裏關於疫情的渲染，家家户户在大年初二就開始了足不出户的自我隔離與保護。隨後，村組織只是下發了疫情防控傳單，通過喇叭進行疫情防禦的廣播，但是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舉措時，鄉土人情就會徘徊在鄉村。人情的維繫來自於禮尚往來的情感和麪子文化，有來無往會得罪人，不給面子也會令雙方限於難堪的境地。尤其是“走親戚”並不是單家獨户的事情，是生長在親屬網中的複雜關係結構。這就出現了很多“不得不”。

兩種現象的明顯對比，其實證實了我們治理體制中一直強調的，社會的力量往哪裏走，是需要正面而有力引導的。這種引導是行動性的，而不單單是宣傳。農村中老年人一輩活在世俗的現實世界中，他們的權威信息來源主要依賴於村委。網絡信息極其發達，他們沒辦法辨認其真偽，所以只能靠傳統的正式組織權威為標杆。

▍二、****“大城市為王”的利與弊？********

隨着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場化的縱深發展，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經濟引擎越來越依賴於大城市，發展大都市圈成為各國的共識。中國近期也明顯傾向於依託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等城市羣的經濟活力，完善改革開放的空間佈局。大城市和城市羣帶給我們的是“效率”，這種效率既有經濟發展的“正功能”，但同時也存在着巨大的“風險”。

雖然我們一直對此有理論上的討論和警惕，但全國不分東西南北的真切感受這種“風險社會”的威力，還是罕見的。武漢為九省通衢，歷來兵家必爭之地，現在還是常住人口超千萬的超大城市。此次武漢的疫情直接帶動了全國30個省區進入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充分揭示了現代大都市的風險傳播力和影響力。我們不會因噎廢食，但如何更好地提升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已經刻不容緩。

大城市帶來給我們更多地是生產效率和消費能力，凸顯的是一個“力與欲”；我們阻斷疫情的方法是降低流動和切斷傳播，入手之處是“關係”。如果僅僅從“關係”（社會組織）上反思和入手，則終究還是沒有觸及深層次的問題。

我們或許需要的一場改變中國人生活習慣的“行為革命”，也即“生活治理”。“病從口入”依然有效，如果按照流行的説法，疫情源於大量的食用野生動物的陋習所致，則新時代中國人的生活治理或許還是要從“吃”開始。我們過往比較重視“社會治理”，強調社會組織與社會動員等，但其實中國的治國理政傳統中包含着大量的“移風易俗”的“生活治理”，直接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與生活方式，脱離開“生活治理”的社會治理是片面的，也往往是不細緻的。

********▍**************三、**********移動媒體時代的治理難題

此次疫情發展迅速，但全國範圍內關注此事，還是1月20日鍾南山院士接受媒體採訪為轉折點，此後形勢發展超出所有人的預料，輿情沸騰，各類真假信息短時間裏天量湧現。在人人都可以做信息源的時代，信息的真假分別頓時成了難題，我們越來越難以認清這個世界。這也是本次疫情與十七年前“非典”時期的重大不同。

面對洶湧的輿情與民情，國家如何適當引領和傳播正能量？如果由輿情引發的恐慌難以遏制，其帶來的潛在社會風險（如搶購生活物資等）將難以估量，也必將產生遠超過疫情本身的社會代價。信息的權威發佈，本身是為了保持社會穩定，但保障信息的權威性、真實性和準確性，一定是謹慎而需要時間的。但這種謹慎和時間週期性，在新媒體時代恰恰遭遇了嚴重的挑戰，廣大網民在等不到權威信息的時候，往往被各類魚龍混雜的信息所困擾。

同時，此次事件中反映出來網絡在農村社會中的功能，也值得關注。之前農村社會生活中的聯繫，主要是串門、大街上閒聊等方式。這次事件的出現，強烈的改變了村民獲得信息的方式並重塑了其觀念意識，除了村幹部的喇叭廣播之外，多是從網絡平台（抖音、西瓜等自媒體平台）獲得疫情的相關信息，並迅速調整了自己的觀念與行為。所以，農村社會生活的聯結方式，跟網絡或自媒體就緊密的聯繫在一起了。

此外，微信也成了這次嚴控聚會空間之後，所出現的一個虛擬的網絡空間，人際之間的交往、信息流動，多是通過微信實現的。所以，從現實的面對面的交往到虛擬空間的交往，是目前農村社會交往的一個巨大變化，而在此次防疫過程中又被強力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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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急時刻的社會如何運轉？

如武漢市長在電視採訪中所言，此前人類歷史上都從來沒有對一個千萬人口的大城市進行過“封城”。從目前的情況下，依託強大的物質保障、組織動員和技術條件，武漢市依然能夠正常運轉，這種史無前例的現代條件下的緊急時刻生活經驗和治理經驗，值得我們深入總結思考。而且城鄉之間也體現出較多的差別，城市更多依賴技術，鄉村更多依賴組織。

現代中國社會的正常運轉依賴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面力量的協調發力，“封城”、交通管制和禁止羣體性活動，更多體現的是社會交往的“暫停”，物質、信息和能源的輸送依然正常，這是技術發達和物質豐裕的體現，是綜合國力的體現。但“暫停鍵”顯然不能長久為之，社會的持續正常運轉，依然需要恢復市場和社會的活力。

中國已經進入到一個高度城市化的時代，但又是一個城鄉關係極為密切的城市化階段，“春運”及其帶來的疫情傳播也是一個集中體現。我們需要適應城市生活，我們需要提升文明習慣，我們需要與大自然更為和諧的相處，我們需要更為現代化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我們還需要更多勇於擔當的幹部和專業人員。這或許是此次疫情帶給我們的一個集體反思的難得契機，當然疫情仍在繼續，事態還需要持續關注，相信我們能夠化危為機，克難攻關。

本文為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成員於1月28日開展的線上集體討論的綜述，討論由中心主任熊萬勝教授主持，參與討論成員有葉敏、曹東勃、馬流輝、李寬、楊君、張建雷、王陽、田雄、王欣、程秋萍、申騰、張貫磊、劉炳輝等，綜述由劉炳輝執筆，熊萬勝審定。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