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良政治傳統似乎有所動搖，但願不要真的流失_風聞

武漢疫情爆發以來，方方面面的亂象暴露得淋漓盡致。暫不論從發現人員感染初期，到大規模公佈實情、提升警戒力度這段時期的政府作為，在完整信息披露、各方已經引起重視之後，官方的相關表現顯然難以令人滿意。

首先，自全國層面發出大範圍預警開始，武漢政府在最初的兩三天裏顯得毫無作為，無論是控制人員流動，還是在為即將到來的疫病救治做好資源調配、儲備上，都沒有半點建樹，喪失了防控部署的先手，其後又突然下令“封城”，由此引發一系列混亂，網絡上有人戲稱“損害了集權國家的排面”。且不説一步到位的極端措施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政府就這項自己頒佈的命令居然壓根沒有做好配套安排，典型的表現就是連醫護人員的通勤需求都置之不顧，任由車輛資源棄置和醫生上班困難並存的鬧劇發生。至於感染人數上升以及恐慌情緒造成的大規模病患，政府方面也沒有采取任何特殊手段，導致病人成倍地湧入醫院，把醫療資源原本就極為緊張的公立醫院變成了鬼哭狼嚎之地，進而也造成了不少悲劇的發生。混亂的狀況隨着中央政府的有效介入得以一定程度緩解，源源不斷的醫療支援隊進駐武漢，使得收治無門的現象大大減少，分層診斷醫治的方式也逐漸平息了人們的慌亂，兩個專門醫院的投運同樣曙光在現，但開頭的亂象已成事實，現時的情況也依然不容樂觀。武漢政府官員的表現令人心憂，他們的所作所為似乎意在昭告世人，在位者根本不具備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整個過程顯得毫無擔當，非常“完美”地印證了廣大人民羣眾對部分屍位素餐官員的想象，而個別高級官員在新聞發佈會上的拙劣表演，更進一步加深了大家的認知。這恐怕也是改革開放以後培養起來的部分官員身上的通病（改革開放以後“培養”起來的，不是改革開放以後“成長”起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政府幹部開始脱離羣眾，他們謀事和升遷完全在機關內部進行，辦事能力和擔當魄力很難得到真正歷練。四十年來，在廳局、省部級位置上坐着的，大多還是毛澤東時代培養的幹部，改革開放時他們的價值觀、政績觀以及作風能力已經成型，在關鍵的決斷時刻能夠頂得上去。而近年來，改革開放後才開始自己仕途的官員逐步走上高級別的實權崗位，長期脱離羣眾、“混機關”的惡果似乎有所顯現。

其二，國家層面的聯動顯得遲緩、失序。與羣嘲武漢官員相對應的，網絡上對諸如江浙滬、河南等地的政府讚賞有加。這些地方在率先出手、羣防羣控上的確可圈可點，但隨着時間推移、人員流動及疫情擴大，某些“畫地為牢”的措施不斷升級，甚至演變為強烈的排外潮和矛盾源。許多村莊早早開始堵路、封路，甚至破壞路基以徹底阻塞本村交通，為此交通部做出過“路網不能斷，應急通道不能斷，運輸物資不能斷”的回應，但有無響應明顯成疑。以城市為單位的封閉行為也在很多地區得到了有力落實，路網的觸角延伸到哪裏，自我保護的邊界就擴張到哪裏。唯恐受到防控不力指責的壓力下，各省各市各自為戰的運動確實進行得轟轟烈烈，只是完全看不到“講政治、顧大局”的口號有任何體現。各地主官盯住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沒錯，守土有責沒錯，但主導和鼓勵隔離政策的同時，作為共產黨的幹部，不能不講政治，不應當忘記黨性和同胞情誼。老百姓出於恐慌，產生過激的排外乃至歧視行為情有可原，但政府決不能以鄰為壑、顧此失彼，而是要主動提供配套服務，安撫公眾情緒，化解潛在矛盾。糟糕的是，即便那些為人稱道的地方政府，發力點似乎也全部停留在“隔絕自保”上，鮮見為“被隔絕”的武漢同胞提供温暖。而包括官媒在內的各路媒體，一邊為武漢雲鼓勁、雲加油，一邊又大力渲染排斥武漢人的正確性，實在並非明智之舉，直到最近，才有媒體後知後覺地發出“防病毒，不是防武漢人”的呼籲，新聞中也終於有杭州、南京等地妥善安置武漢旅客的報道，但顯然遠遠不夠。

第三，長期為人詬病的政府部門宣傳能力，其負面影響在特殊時期得到了進一步放大。無論是從信息主動發佈的角度，還是從不實消息批駁的角度來看，政府部門自疫情開始至今的表現，都可謂千瘡百孔。一方面，政府方面沒有向公眾説清楚已經組織實施了哪些有效措施，對由於現實情況造成的醫療資源不足也沒有開誠佈公，任由恐慌流傳發酵，信息披露的實效性遠遠達不到公眾的期待，安排的發佈會也搞成了“本想露臉，結果露了屁股”。主動發佈信息能力不足，自然就給各種謠言的肆虐提供了優渥的環境，謠言大軍除了圍繞武漢醫院當前捉襟見肘的現狀編造了一個個奪人眼球的故事外，最精彩的操作就是把當初8個聲稱SARS重來的人吹噓成了“勇士”。政府方面僵化的信息發佈機制和粗糙的輿論應對能力，讓他們自己承受了不意外、也不冤枉的結果。

概括而言，政府上下自疫情誕生以來的種種表現，令人產生了優良政治傳統不再的擔憂。革命年代，黨依靠一杆槍和一支筆幹革命；建設年代，執政黨在做和説上似乎總是趕不上人民羣眾的需求。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任重道遠”千萬不可反倒成了政府寬容自己的藉口。相比於17年前的非典抗擊戰，官方在本次疫情中的反映動作和信息公開水平算得上差強人意，但相較人民的期待，卻仍顯笨拙、落後。正確的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所謂政治傳統，靠的是人來繼承。近年來，隨着從嚴治黨的持續深入和“唯GDP論”的破除，政府幹部的選拔標準似乎不如從前清晰，好比在優秀學生的選擇上，過去僅看中文化成績，忽視了德育和體育，如今要挑選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孩子，必須要劃定明確的考核標準，不能搞成文化成績不突出，綜合素質又沒上去；也不能推舉出品德雖過硬，水平卻不行的庸人。值得肯定的是，隨着疫情的持續，中央政府的統籌調度逐漸發力，一批接一批的醫生、物資被源源不斷地送往武漢，各地也傳出開建“小湯山”的消息，國家體制沒有失靈。只是依然需要當心，如果體制運轉僅僅是靠着政治慣性，那麼慣性擺動的幅度只會越來越弱，唯有不斷培養優良政治傳統的新繼承人，為體制運轉註入新動力，“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才傳承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