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一件浪漫的事？_風聞

文章來源丨北京大學出版社

文章出處丨《臧否饕餮》

在中國古典散文三千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酒”是一個不斷重現的主題。

首先，酒在古代中國是奢侈之物——其醖釀過程需要大量的勞力和穀物。其次，飲酒會帶來截然相反的後果：一方面，在禮儀規範內適度飲用，酒能夠培養與保持君臣之間和諧的關係；另一方面，飲酒過度則會造成混亂，在極端的情況下，它會摧毀人倫秩序與政治統治。唐之前的散文經常對酒多樣的功用進行書寫，展現了“飲酒”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所藴含的張力。第三，酒也被看作是文人創作的靈感來源。酣醉的精神狀態讓作家更為超脱，彷彿可以觸碰宇宙萬物的律動，使他們捕捉到自然環境無窮的變化。上古（先秦）散文中的酒與禁飲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早期文學對酒的描述並不是從飲酒之樂開始的，而是對酒的禁令。夏朝的建立者禹被認為是第一個實行酒禁的君主：

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英明的君主如禹知道美酒的潛在危險。但他的後代桀卻最終因豪飲無度而臭名昭著：“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這段引文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君主沉溺於酒的惡果：浪費民力、縱慾、無意於政事——再加上所有的飲者都屬於統治階層——這一切都是政治腐敗與滅亡的徵兆。

夏之後，商朝取而代之，但也遭遇了同樣的滅亡命運。從商朝首都（殷墟）出土了數量龐大的酒器，如爵，斝，盉，觥，卣，尊，彝，罍等。我們甚至可以推測商朝大約是一個縱情於酒的朝代（至少是統治階層之內），而商的最後一位君主紂則是典型的代表。周公姬旦在推翻商朝之後向他的子民發佈了著名的《酒誥》，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禁酒的文章。他如此批評商紂王：

惟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

周公的警告將飲酒失德與對天的不敬聯繫起來。為了避免“天”罰，人民應該遵循周公的建議。畢竟，制酒的原料為大量的穀物；而在較為原始的農業社會中，穀物的使用需要限制與管理，以免過度使用食物資源。因此，任何未經禮儀規範的飲酒行為都會被認為具有道德危險。

或許周公的箴言削弱了人們對酒的興趣，以至於先秦哲學散文對酒的討論甚少。《儀禮·鄉飲酒禮》中所提到的“酒”僅僅是禮儀儀式中的一個物品。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孔子（前551—前479）是周公的忠實的追隨者，但他對酒的態度卻較為寬鬆：“［君子］惟酒無量，不及亂。” 只要不沉溺而喪失自我，飲酒是有美德的君子們可行之事。孔子還曾説：“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注重內在修養的聖人能夠在飲酒時保持對自我的控制。然而，如孔子般對酒的態度在先秦散文中是十分少見的。

有趣的是，雖然莊周（約前369—前286）的哲學散文以提倡自然和“逍遙”聞名，但他與編輯《莊子》的弟子們都沒有怎麼討論過飲酒。《達生》一章中有論：“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此引文中的醺醉者能在墜車後毫無損傷，表達了莊子的哲學：只要一個人順應自然之道而不為內心產生的恐懼所影響，他便可以躲避外界帶來的傷害。當然，這並不代表莊子支持飲酒，《山木》中有一則名句：“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醴”指精釀的甜酒，這裏隱喻為糾纏於物質利益中的小人之間的關係。《莊子》中第三則與酒相關的陳述出自《寓言》一章。

在這裏，作者介紹了三種話語：“寓言”“重言”和“卮言”。“卮言”中的“卮”是一種酒器，不同注者對其進行了多種解釋。如果我們將“卮”看作空酒器，則“卮言”指“空言”——沒有任何預設偏見而反映現實的語言。因此，用“醉語”或“支離之言”來解釋都不十分正確。莊子的哲學是清晰而透徹的，並不是醉話。我們需要注意，“酒”在支持與論證莊子觀點的過程中是一個比喻而不是真實的物件。後世的一些文人認為拿起酒杯就是在實踐莊子的哲學——這只不過是他們一廂情願的誤解罷了。“莊子”在他的哲學散文中是逍遙、無所拘束的，但也是清醒的。

在早期中國哲學中，只有《列子》——傳統上被認為是道家的哲學——中的一則故事為酒做了簡短的辯護。鄭國大夫子產（公孫僑，？—前522）的兄弟公孫朝對酒有着極度的熱愛。公孫朝的故事記載在《楊朱》一章，其中一段描寫了他的無度的行為：

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爭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

子產嘗試勸説自己的兄弟放棄飲酒，但以失敗告終。公孫朝的觀點是，人生瞬息而逝，而他感到“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公孫朝輕視“文”“義”或者“道德”等觀念。與莊子相比，他似乎與魏晉清談家的精神更為契合，成為那些自覺不自覺中進入“醉鄉”的典範。而另一方面，子產的看法與務實的儒家學者荀子（約前313—前238）更為相近。荀子曾不遺餘力地批判名實不符的儒家學者，稱他們為“賤儒。” 在《非十二子》中，荀子指出他們將酒食之慾放在義與道德之上，批評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孟子（約前372—前289）與荀子的觀點也不謀而合，孟子認為合於道德的行為要高於對虛榮的追求。《孟子·離婁》中很著名的“齊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諷刺某一俗者——他經常在墓地食用死者的祭祀之物，回家後則欺騙妻妾説自己與富貴達利之人宴飲而歸。在這裏，飲酒是虛榮的體現。

周代晚期的兩個主要的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後者也許只是暗示性地）都反對過度飲酒，但他們所考慮的原因卻不盡相同。儒家認為淫飲會造成社會無序、個人的腐化、瀆職；所以他們支持在禮儀的規範內有限制地飲酒。道家很少觸及酒的積極之處，也許是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頭腦清楚之人才可以達到精神修養的最高境界。

因此在先秦的記載與文獻中，醉酒的後果大多是嚴重的。可以説，唯一個因“醉”而大獲利的可能便是登位前的晉文公（前697—前628），就是著名的重耳。在他逃到齊國之後，齊國君主賜予其婚姻和重禮，以至於重耳完全樂不思歸、不想奪晉國君位。他的妻子嘗試勸他返晉，但也沒有效果。最終在公元前637年，她與重耳的手下謀劃，將重耳灌醉並送出齊國。

酒與性情之萌發：

漢、魏、晉散文中的飲酒場合

禁飲主題的延伸使大部分先秦散文對“酒”持否定的態度。但到了漢朝，對於飲酒的道德約束開始鬆弛，或者説，“酒”開始漸漸與英雄之氣和真摯友誼等積極因素相聯。對“飲酒”這一行為更加寬容、全面的考慮也許與漢王朝開拓鑿空之精神和對歷史更加自信的態度有關。且舉司馬遷（約前145—前87）的歷史散文《史記》為例。《史記》中描述了很多重要的飲者以及讓人難忘的飲酒場合，其中包括載於《刺客列傳》的著名刺客荊軻（？—前227）：

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遊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

荊軻與高漸離刺殺秦始皇的行動最終以失敗告終。他們二人皆為普通百姓，無法負擔起飲酒終日的生活，更不用説會因為酩酊大醉而耽誤政事。他們沒有恆產，四處遊走，希望能夠找到機會侍奉君王。如此之人卻能在時機成熟時有能力改變歷史的軌跡。這同樣也是司馬遷的歷史觀：**無論一個人的出身如何卑微，他都是歷史的創造者。**為了很好地展現這個觀點，司馬遷需要全面地刻畫其筆下的人物，而暢飲的場面以及當時人物的語言和動作可以凸顯他們在歷史舞台上的角色。荊軻與高漸離並非在戰國亂世中稍縱即逝的無名之輩；相反，他們是有情有性之人，使命感與忠誠將他們推上保燕抗秦之路。“飲酒”是司馬遷描寫其鮮活的英雄形象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

因醉酒而犯錯也是歷史中常見的話題。《史記》的《魏其武安侯列傳》中記載了有赫赫戰功的將軍灌夫因為在宴會上冒犯了相國田蚡（武安侯），最後與全家人被處死的故事。司馬遷批評當時的執政者只因酒後失言的小錯便多加陷害，同時對灌夫捲入宮中的政治爭鬥表示同情。他將灌夫形容為“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如此一來，實際上將灌夫置於與荊軻等一類——他們談吐言行直率而坦誠。儘管“醉酒”讓灌夫命喪黃泉，但酒似乎也成為了其膽大無懼之精神的象徵。也因此，只有那些真正的摯友才能無所顧忌地開懷暢飲。 

大多數《史記》的讀者都會對項羽（前232—前202）所設下的“鴻門宴”津津樂道。其中最生動的細節描寫莫過於劉邦（前256—前195）手下的將軍樊噲闖入帳篷解救主公這一幕。看到樊噲闖入，項羽沒有任何責罰，反而出乎意料地賜給樊噲一杯酒，並稱其為英雄。（見《項羽本紀》）在這裏，賜酒表示對英雄精神的尊重。有意思的是，當司馬遷因為李陵辯護而獲罪時，他坦白自己與李陵“未嘗置杯酒”，其言下之意便是他們並非極好的朋友。此處酒依然是獲得肯定的，即友誼之謂。

而到了魏與晉朝的散文中，飲酒似乎更與君主的政治抉擇和被鎮壓者的痛苦有關，而非英雄之氣或真摯之情。漢朝最後二十年的實際統治者曹操（155—220）曾經下令禁酒，藉以防止社會的不安與動盪。孔融（153—208）寫文章對此表示不滿，尤其是他認為曹操本人便是一個愛酒的詩人。魯迅（1881—1936）曾深刻地指出，雖然禁酒並非他的本心，“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 孔融因此引得曹操勃然大怒，並最終喪命。更為實際來看，孔融或許應該保持沉默，或者買醉、佯狂。

孔融的大膽是一個特例。大多數魏晉文人並不公開表達自己的不滿。災禍也許不期而至，他們經常以飲酒自保，來面對危如累卵的生存狀態。也許表面上逍遙不羈，他們的內心卻飽含憂慮。《世説新語》對魏晉士人進行了如實的再現，它記錄了很多著名文人終日飲酒、放蕩不堪的故事（尤其是在《任誕》一章）：“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雖然傳統文人以立名為務，但張翰（活躍於3世紀晚期）卻寧願丟掉自己的社會地位也不願意放棄酒。飲酒變成了個人自由的象徵。

從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如果酒在漢以前的文學中總是處於道德、政治與人倫的網絡中，那麼漢朝之後飲酒則逐漸擁有更獨立的地位。雖然本文不會細緻地討論賦——漢代流行的詩文相雜的文體，但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文人最早開始詳細地描述酒是從漢賦開始的。

漢賦以客觀的描寫作為文體規則，而在如此的規範下，一些作品包括了飲酒及其作用、後果等非常具體的書寫。比如鄒陽（？—前120）、揚雄（前53—18）、王粲（177—217）、曹植（192—232）等都寫過《酒賦》。另外，飲酒之事也經常在其他賦體散文中被提到，如枚乘（？—前140）的《七發》、班固（32—92）的《兩都賦》、張衡（78—139）的《南都賦》。為了幫助皇帝展現帝國的繁榮和宮廷禮儀的嚴肅，漢賦作家嘗試用一種鋪陳的風格來作文。作為禮儀與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飲酒能夠讓帝王贏得百姓與官員支持。而同時，朝廷侍臣和士人們更需要在這些飲酒場合做到自我約束。**雖然漢賦作家通常會提醒人們不要酗酒，但他們對飲酒和酒的歷史的描述經常顯露出一種興奮之情。**大部分賦文會以對飲酒的諷諫結束，然而它們最終所傳達的信息卻是積極而非苛責的，甚至還會鼓勵人們飲酒以打破世俗的限制。比如，曹植的《酒賦》暗示了以酒來跨越社會層級與等級，這似乎和他的父親曹操的禁酒令相牴牾。但儘管如此，過度的享樂依然會被認為是有違禮數的。

由於晉朝對飲酒沒有嚴格的限制，士人們繼續寫賦來討論酒的利弊。譬如庾闡（4世紀前期）的《斷酒戒》首先表達了對酒的否定態度，其觀點是“任欲喪真”。但嗜酒者又從另一方面進行很有説服力的辯護，認為“達人暢而不壅，抑其小節而濟大通”。事實上，賦作家利用賦的“問答對話”特點，巧妙地將“諷諫”與“鼓勵”在一篇文章中結合起來，也因此作者對任何一個問題的態度也是夾雜着揚與抑兩個方面。在眾多關於酒的賦文中，劉伶（約221—300）的《酒德頌》應該是最有名的，它生動地描寫了人酣醉時的感受：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朝為須臾，……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無思無慮，其樂陶陶。……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三載浮萍。

我們應該將曹植、劉伶以及庾闡（同樣還有其他作家如鄒陽、揚雄、王粲等）關於酒的寫作置於一個連續的文學傳統中來討論。它們展現了酒不僅在個人同時也在社會範圍上的重要意義。對於百姓來説，酒可以使普通人甚至貧賤者通向極樂之境。當無拘無束地飲酒、酣暢淋漓之時，他們可以拋掉社會道德的規範並擺脱政治的束縛。貧賤者無需仇富或折腰於權貴，他們可以通過酒來達到逍遙無慾的境界。道德家、大族少年以及豪門隱者變成了諷刺的對象，而同時，智者和“大人”在飲酒中把握了真正崇高的精神。他們“醉”狀態不是消極的反抗，而是生命的昇華。

道與自然的統一

《晉書·劉伶傳》記載劉伶在思想上以莊周為師，追求放任的精神狀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淡默少言，不妄交”。他與其他另六位志同道合之人組成“竹林七賢”，其中包括阮籍（210—263）和嵇康（224—263）。阮籍、嵇康的散文中常常有如劉伶《酒德頌》中“大人”的人物形象。

阮籍的《大人先生傳》中的“大人”反對世俗世界並且希望迴歸自然：“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 嵇康則直接承認自己經常無度飲酒，而他的性格並不適合做一名朝廷侍臣。也因此，他批評曾推薦他入仕的友人們。阮籍的“大人”並不飲酒，他的哲學反映了當時出世之人的理性思考。在另一方面，嵇康的文章則體現了一個拒絕出仕之人情感上的矛盾：他關心百姓，卻拒絕與腐朽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寧願遠離政治，從而可以保持“自得而無悶”。

在整個魏晉時期，生存的焦慮以及危機感是許多文人的共同的痛苦來源，他們發現自己與亂世和險惡的政治格格不入。在東晉相對較穩定的政局下，對生命轉瞬即逝的思索更是引起更多人的共鳴，而“飲酒”讓當時文人對生命有了更深的瞭解。那些體會到生命無常或逃離政治的人用宴飲來親近自然，在那裏尋求快樂與解脱。王羲之（303—361）《蘭亭集序》總結了當時不少文人共同的心境：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雖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

在自然美景之中，飲酒豐富了作家們的趣味同時加深了他們對生活的體會。當然，後代的文人學者並不需刻意模仿蘭亭雅集“曲水流觴”之樂，因為飲酒於自然之中早已成為人們靈感的源泉。不論因貶官而流放還是顛簸於仕途，人們都能在自然中找到創作的素材以及對山水與“道”的特殊感悟。遊記作為中國散文中最為重要的文類也在這個時期興起。人們的藝術構想開始甦醒，直接面對偉大、宏觀的自然界。在主觀與客觀於自然的碰撞中，寫作變得更深刻了。人是客觀自然的一部分，但人類的主觀思維又在不斷感受和感知着自然。不僅如此，主客觀兩部分的矛盾與對立又通過一定程度的“醉”而變成想象力的助推器。

東晉一朝因飲酒與追求自然而聞名的作家無疑是陶淵明（365—427）。他經常在作品中討論到“酒”，並且曾創作二十首詩，以《飲酒》為組詩的題目。其中一首十分清晰地論説到飲酒的精神意義：“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飲酒讓陶淵明忘記塵世的束縛，因此給予他創作的自由。陶淵明對酒的熱愛並非逃避主義，而是其人格的一部分。在40歲時，他短暫出仕，成為當地的長官。他坦誠地説其做官是為了取得俸祿以制酒。不過，在三個月後他便離開了仕途，而他與酒的關係也愈發親密。酒成為了陶淵明的密友、他與農人之間友誼的橋樑，以及藝術的催化劑：他的詩歌與散文經常以酒為題。無論是為其祖父孟嘉寫的傳記，還是自傳《五柳先生傳》，或是《歸去來兮辭》《自祭文》中的自述，它們都展現了一個樂於飲酒卻擁有節制的形象。沒有酒，也許陶淵明便不會有那麼多靈感，不會有那麼多的詩歌和散文——也許他會失去其與純粹、簡單的自然之間親密關係，失去一部分創作力的源泉。沒有酒，陶淵明將會很難達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從而超脱於俗世的挫折與艱難之上。

**陶淵明的飲酒是一種美學實踐，它與劉伶和阮籍以酒來消極抵抗俗世不同。**陶淵明深刻地啓發了後代敬仰他人格與詩文的作者，以及那些希望追隨他走上隱士之路的文人。酒提供了靈感、豐富了人格、使人能抵抗現實中的壓抑。它的積極作用在於讓人迴歸本心，過上能主導自己命運的生活。在陶淵明著名的《桃花源記》中，隱士們用酒與食物來款待漁人——這説明酒禁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是完全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