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瘟疫如何重創一座國際化都市？_風聞

1664年冬，某日倫敦的天空中出現了一顆明亮的彗星。一些倫敦人民對此感到惶恐，認為它是個凶兆。

不久後，倫敦爆發瘟疫。在倫敦東部的聖吉爾斯郊區，起初死於瘟疫者不過兩三人，在人傳人的添油加醋中，謠言卻遍佈全城，市民也跟着驚恐起來……

其實歐洲對瘟疫一點也不陌生，倫敦也是如此。

自1348年發生“黑死病”之後，瘟疫就不間斷地侵擾倫敦。到17世紀中期時，倫敦已發生近20次大大小小的瘟疫。而這次的大爆發，其破壞力大到讓這個國家再也不敢掉以輕心，這場倫敦大瘟疫也成為英國本土最後一次大型的疫情傳播。

倫敦老朋友

1665年倫敦大瘟疫的爆發源頭往往被人們認為應該由荷蘭背鍋。

阿姆斯特丹是當時的“世界第一貿易港”，吞吐着來自世界各地的船隻，也吞吐着來自新舊世界人員與物資。

17世紀，遠洋貿易正在蓬勃發展

而歐亞大陸內的傳統貿易也依舊繁榮

無論是來自新大陸還是舊大陸的傳染病

都能比以往獲得更快速得在歐洲各地傳播開來

1599年，阿姆斯特丹不幸爆發瘟疫，疫情持久，等到1663、1664年兩年，因瘟疫死亡人數達到5萬人。

但國際貿易的小船並沒有因瘟疫爆發而終止。海峽對面的荷蘭是英國融入歐洲市場的主要中間商，雙方貿易極其頻繁，再加上當時阿姆斯特丹港很多患上染上瘟疫的人為了求生，偷偷擠在船艙中“空降”英國，致病源就這樣悄悄播撒到了這個島國上。

挺近，一天不到就到了

（圖片來自：wikipedia@NASA）

1665年7月，疫病進入倫敦內城區，隨着感染人數增多，市面上絕大部分商業活動陷入癱瘓。

而感染了的民眾，就在這種恐怖的瘟中痛不欲生。有的人在身上出現或紅或黑的凸點、斑點之後頭痛嘔吐，很快死去，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患病，在街上走着甚至突然倒地而亡，扒開衣服一看全身佈滿黑色的壞疽斑點，或是壞死的肉結成的一顆顆小瘤……也有的人因病而發狂，痛不欲生中跑出家門在街上手舞足蹈，直到死去……

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和地獄也差不了太多了

（Rita Greer所繪大瘟疫時期倫敦街頭）

（圖片來自：wikipedia@Rita Greer）

此時，富商們和各行各業的精英翹楚都已經紛紛撤離，比如英王查理二世帶着家人和宮廷前往牛津郡避難。但倫敦市市長、市府參事等主要當局官員留了下來，和少數牧師、醫生和無助的民眾一起抗擊傳染病。 

查理二世也是回國當國王沒多久

就遇上了這樣可怕的事件（之前是克倫威爾掌權）

不過這次並不是鼠疫第一次來英國（之前也有過）

（圖片來自：wikipedia@John Michael Wright）

這場讓人生不如死，重創了倫敦社會兩年的瘟疫，就是曾多次光臨歐洲的鼠疫。

鼠疫主要有腺鼠疫、肺鼠疫和敗血性鼠疫等，此次倫敦鼠疫就是最為常見的腺鼠疫。其中的“腺”指的就是典型的腹股溝腺或腫大的淋巴腺。

顯微鏡下的鼠疫桿菌

當時人類還沒有發明抗生素

最好的應對辦法就是公共衞生的改善

（圖片來自：CDC/ Courtesy of Larry Stauffer, Oregon State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腺鼠疫這種烈性疾病，一般先通過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等小蟲在老鼠中傳播，跳蚤叮咬患病老鼠後自帶病菌可達三週，再繼續叮咬別的老鼠或人。

鼠疫雖然鼠疫

但是傳到人身上卻主要經過跳蚤這個環節

而鑑於當時的衞生水平和意識

人類社會面對鼠疫幾乎就是毫不設防

（圖片來自：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 Janice Carr）

在被感染的同時或感染後一天內，病人常在股、腋、頸等部位出現淋巴結腫大的現象，並出現發熱、頭痛、嘔吐的症狀，有的人會出現四肢壞疽、全身佈滿黑點等反應。在沒有抗菌藥物之前，腺鼠疫的死亡率在70%左右。

瘟疫中的法國馬賽

死亡不分貴族和平民（都沒有多少衞生意識）

（圖片來自：wikipedia@Robert Valette）

鼠疫大規模爆發需要一定條件，而這些條件，當時的倫敦都滿足了。

鼠疫背後的倫敦

16、17世紀，圈地運動、價格革命下的倫敦人口不斷膨脹，流民也因此增加。很多人為了求生而湧向大城市，作為國家政治、經濟中心的倫敦，便是目的地之一。

1563年，倫敦人數9.3萬，1580年達到12.3萬，到了1632年漲到了31.7萬，1700年時破了70萬大關，這在當時的歐洲，已經是非常恐怖的數字。

當時的倫敦比現在要小得多（現在倫敦核心地帶）

但衝刺百萬的人口在當時已經是一線城市

（Wenceslas Hollar所繪1665年倫敦地圖）

（圖片來自：wikipedia@Wenceslaus Hollar）

但是大量的進城人口都屬於社會底層的貧民。他們生活在擁擠、潮濕且衞生狀況惡劣的貧民區，和掌握大量財富的少數貴族階層形成鮮明對比。

1600年時，倫敦貧困堂區的人口數是富裕堂區的近5倍，1660年甚至可達8倍以上。1688年時，佔英國家庭總數1.2%的貴族和士紳家庭的收入佔國民家庭收入的14.4%，但“底層勞動階層”人數（不包括熟練工）佔總數的一半以上。收入卻僅僅佔20.7%。同時，這種家庭往往入不敷出，飲食主要靠“窮人的食物”（各種豆類、捲心菜、胡蘿蔔、野菜等等）。

這些底層人民營養跟不上，自身免疫力底下，便是疾病快速擴散的基礎人羣。

當時的倫敦雖然是個人口快速增長的大城市

但出了市中心，向外也是和農村區別不大

“城鄉結合部”佔了相當的比例**（圖片向右滑動）**

（17世紀初的倫敦城）

（圖片來自：wikipedia@Claes Janszoon Visscher II ）

另外，16到17世紀這段時期，倫敦也是一個“髒亂差”的時期，這為鼠疫大爆發埋下了更重的隱患。

窮人們住的狹小公寓逼仄潮濕，沒有衞生設施，也就難以保持環境整潔。出了門，這樣的景象也很常見：蜿蜒的街道的中流淌着一道道黑色的污水，旁邊稀稀拉拉分佈着被隨意扔出窗户的垃圾和動物糞便，嗡嗡的蒼蠅繞着圈飛舞。

這段時期內，倫敦正在完成從使用木材做燃料變為煤炭做燃料的過渡時期，煤炭漸漸被民眾以及工廠用作生活燃料和工業燃料。工廠生產和生活效率提升了，但燃煤同樣給倫敦環境造成了不利影響：倫敦人開始習慣聞到煉油廠、工業煤煙的味道，以及泰晤士河邊上的屠宰場、垃圾站以及垃圾污散發出的混合氣味。

在大規模瘟疫之後（可能）

倫敦還發生了著名的大火災(1666)

非常的禍不單行（但也為城市改造創造了空間）

（圖片來自：wikipedia@Rita Greer )

水污染同樣也很嚴重。泰晤士河是倫敦的生命線，絕大多數大多數倫敦人的生活用水來源於此，然而此時這條河也已經被嚴重污染。不僅沿岸工廠將污水排放進去，民居、來往船隻產生的廢物也灌了進去，讓泰晤士河又髒又臭。

當然，泰晤士河的這種形象與倫敦的大都市地位不符合，政府便也採取了一些措施治理，但效果並不明顯。人們還是隻能在被污染了的河水裏取水喝。

這種情況下，富人吃水吃壞了肚子可以花錢看病就醫，底層貧民們這種本身的脆弱羣體可就無力負荷醫治自己這種“額外支出”了。

泰晤士河裏千奇百怪，無所不有，總之是喝不得

（19世紀漫畫，當時工業化進程中的泰晤士河更糟糕了…）

（圖片來自：wikipedia@William Heath）

在這種不衞生的生活環境中，在城市環境承載力超負荷的情況下，在底層民眾自保途徑並不多的現實裏，鼠疫爆發了……

慌亂中的政府

其實在荷蘭爆發瘟疫的時候，倫敦就已開始行動了，比如進行船舶檢疫，分配了兩艘海軍艦艇攔截進入泰晤士河口的船隻。來自受細菌感染港口的船隻必須停泊在坎維島(Canvey Island)停留30天待檢驗，才可以前往上游。

從沒有瘟疫的港口出發的船舶，以及經檢疫後獲得了健康證明的船可以繼續航行。另外，英局還在蒂爾伯裏(Tilbury)和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的泰晤士河對岸的堡壘之間建立了第二條檢查線，僅允許帶有證書的船舶通過。

雖然官方有所準備，但在當時的條件下也相當粗糙

而且也可以有其他來源，走私也難以控制

（圖片來自：google map）

隨着鼠疫的惡化，隔離期延長至40天，檢疫地區也繼續擴大。

然而，細菌仍然傳遍了倫敦的大街小巷，於是瘟疫高峯中，倫敦市政府開始聘用公立醫生為大眾服務，並有組織處理屍體以防情況進一步惡化。

雖然損失慘重，但社會還保持着基本的組織能力

否則就徹底沒救了

（圖片來自：wikipedia）

但民眾的恐慌情緒並不會輕易消散。市民害怕直接接觸病原體受感染，將病死的屍體草率丟在馬路旁，吸引老鼠光顧。啃食了屍體的老鼠和它們身上的跳蚤又帶來下一輪傳播。

另外，倫敦還在尚未確定源頭之時就嚴格下令撲殺所有貓、狗，然而這個決定被證明很愚蠢：真正的罪魁禍首——老鼠，數量反而因為天敵貓、狗不在而變得更加不受控。

這時候貓還是比較管用的（某些種類的狗也捕鼠）

以及鼠疫對老鼠也不友好

在路上碰到老鼠屍體要格外小心

（圖片來自：shutterstock@Croato）

另一個處理方式是，當局發出指示要在城區內不停地放火，想利用高温來清洗城市空氣使之變得潔淨；在市民層面，政府則強烈敦促民眾吸煙後吐出煙霧，希望憑這些物質抵禦細菌在市內的散播。

到1665年初冬，倫敦的死亡人數開始減緩；1666年2月，國王和他的隨從回到了家，其餘躲開的人也陸續迴歸。

1666年9月2日，倫敦發生火災，摧毀了倫敦的大部分地區。同時也有些人認為，是大火將鼠疫終止了。不過也有種説法是鼠疫在大火發生之前已基本消退。

倫敦大火中被焚燬的舊聖保羅大教堂

（圖片@Thomas Wyck）

瘟疫的爆發直接造成人口死亡近10萬，約為當時倫敦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但因鼠疫而亡的人的分佈也呈現了顯著特徵——脆弱的底層窮人是最大受害羣體。

倫敦貧富居住區域劃分較為明顯，多在西郊和城市中心的富人區疫情較輕；然而在倫敦的東、北郊和泰晤士河沿岸的貧民區，疫情則相當嚴重。如1665年，維特福瑞斯區（窮人區）與聖·鄧斯坦區（富人區）因鼠疫而死的人數之比為3：1，儼然 “窮人的瘟疫”。

除人口損失外，瘟疫也嚴重擾亂了倫敦社會，無數人流離失所，社會生產生活秩序遭到破壞，整個社會一片狼藉……

但災難平息後，人們的意識也發生巨大變化：除心有餘悸外，很多普通民眾也開始在政府宣傳下有意識地審視“人與自然”、“我與大眾”的關係，有了更高的社區、環保和公民意識。

這應該也是此後大型流行病未光顧倫敦的因素之一吧。

參考文獻：

汪新娟. 1665-1666年倫敦大瘟疫的歷史考察[D].曲阜師範大學,2011.

許志強.笛福的瘟疫倫敦[J].書城,2012(04):90-9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Plague_of_London#Preventive_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