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武漢封城”_風聞

       2020年1月26日晚間，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新聞發佈會上説，因為春節和疫情的影響，目前有500多萬人離開武漢。《環球日報》主編胡錫進隨即表示，武漢未能阻500萬人離開是非常嚴重的疏漏。《湖北日報》高級記者張歐亞也發微博説，武漢必須當即立斷換帥了！

一、權衡時機是公共政策選擇的焦點和難點

民意洶洶的焦點主要在“武漢封城”政策的出台時機上。

梳理一下“武漢封城”前後的幾個重要節點：

2020年1月1日，武漢衞健委通報27例肺炎疫情：初步認為是病毒性肺炎，未發現人傳人現象，宣佈“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休市整治”；

1月9日，病原檢測結果初步評估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建國表示，本次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

1月15日，武漢市衞健委稱，“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1月19日，武漢市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98例，死亡4例。國家衞鍵委公告表示：“當前疫情仍可防可控”，但新型冠狀病毒傳染來源尚未找到，疫情傳播途徑尚未完全掌握，病毒變異仍需嚴密監控；

1月20日，鍾南山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肯定存在人傳人現象，並證實已有14名醫護人員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

1月21日，國家衞健委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納入法定傳染病乙類管理，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

1月22日，湖北省政府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決定啓動突發公共衞生事件II級應急響應。

     1月23日凌晨兩點，武漢市宣佈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開始所謂的“封城；1月24日起，全市網約出租車停止運營；1月26日起，除經許可車輛外，中心城區實行機動車禁行；

     1月24日，湖北省啓動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Ⅰ級響應。至25日，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啓動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 Ⅰ 級響應，涵蓋總人口超過13億 。

     1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通知，延長2020年春節假期至2月2日，各地大專院校、中小學、幼兒園推遲開學；

截至1月27日24時，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收到30個省（區、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4515例、疑似病例6973例，現有重症病例976例，累計死亡病例106例。目前累計追蹤到密切接觸者47833人，現有44132人正在接受醫學觀察。中國大陸境外方面，香港確診8例、澳門確診7例、台灣確診5例、日本確診4例、韓國確診4例、馬來西亞確診4例、新加坡確診5例、越南確診2例、泰國確診8例、尼泊爾確診1例、法國確診3例、美國確診5例、澳大利亞確診5例、加拿大確診2例、柬埔寨確診1例、斯里蘭卡確診1例、德國確診1例。

如果武漢市提前幾天自我封閉，從武漢外出的人羣就不會那麼多，造成的損失就不會那麼大。另外，武漢市、湖北省地方官員對疫情的披露不充分，以及缺乏應急能力，被視為導致此次疫情廣泛擴散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武漢市乃至湖北省的管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太低下了。

但事實確實如此嗎？

二、武漢封城的時機選擇是公共管理中的滿意解

武漢，作為一個超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城市，作為一個九省通衢的交通節點城市，採取封城的方式防止疫病擴散，在人類發展史和城市發展史上沒有先例。採取類似封城的斷然防控措施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決策過程，武漢市封城時機的選擇體現了“兩害相較取其輕”的考慮。

首先，疫情發佈和封鎖城市不能違法。《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傳染病暴發、流行時，國務院衞生行政部門負責向社會公佈傳染病疫情信息，並可以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衞生行政部門向社會公佈本行政區域的傳染病疫情信息。”也就是説，國家對於疫情信息披露的權限的規定是十分謹慎的，僅僅在國務院授權的情況下，才能夠有可能將其下放到省級地方政府的手上，這也就是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要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的原因。

《傳染病防治法》同時規定：“封鎖大、中城市的疫區或者封鎖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疫區，以及封鎖疫區導致中斷幹線交通或者封鎖國境的，由國務院決定”。武漢市作為1000多萬人口的省會城市和東西南北加水陸空交通節點，封鎖交通必定會隔絕四方、影響全國，必須由國務院做出決斷。

從依法發佈疫情和封城程序來看，湖北省和武漢市得分可以過及格線。

其次，我們能不能把這500多萬人封鎖在武漢。封城前離開武漢的500多萬人大體可以分為三大類：外出探親旅遊的武漢市居民、返鄉過年的外地打工者、放假回家的外地大學生，其中外地打工者大約佔5成、武漢市民佔3成、外地大學生佔2成。武漢市民有市區內的住房，有自己歸屬的單位、社區，出城主要是探親旅遊，只要政府下決心，這部分人士是可以封控在武漢城內的。

最難封鎖的是其他兩類人。外地打工者的親人在故鄉，打工的企業都已放假，人員構成最為複雜，組織性紀律性不高，與城市的聯繫也不很密切，即使封城他們也很可能想盡千方百計出城。到那時，浩浩蕩蕩的摩托車、電動車出城大軍將會把城市封鎖線衝擊得千瘡百孔、七零八落。這樣做只會增加防控壓力，而且容易激化社會矛盾。

武漢擁有全國最多的84所大學、100多萬大學生，是擁有在校大學生數量最多的城市。2003年防控非典，全國封閉各所大學時正值4月上課期間。2020年1月，武漢各大學已經完成期末考試，絕大多數大學生已經訂票，準備回那個幾個月都沒有回的家。設想一下，一個大學生背後至少有三個家庭、牽扯十多個家人，如果100多萬大學生放假卻回不了家，讓全國各地1000-2000萬人在那裏牽腸掛肚，我們的社會能和諧安定得了嗎？

在1月23日宣佈封城的時候，允許500多萬人從武漢提前離開，是一種政治智慧。在封鎖城市時機的選擇上，不與羣眾對抗，不與民意對抗，可以再加10分。

第三，我們能不能對這500多萬人進行隔離管理。綜合國內外的研究發現，新型冠狀病毒不像現在發現的其他流感，沒有直接抑制病毒的特效藥，其發病的潛伏期一般是2-10天，最長14天之後就可以解除隔離。因此，對於全國大多數地方來説，最好的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方法就是春節期間“外防傳入，內抓隔離”，具體措施就是層層宣傳發動“杜絕走親訪友，做好自我隔離 ”。

按照國務院安排，2020年春節1月24日至30日放假調休。國務院辦公廳1月27日又發佈緊急通知，春節假期延長到2月2號，推遲學校開學。這樣，從武漢1月23日“封城”到2月3號正好是11天，在全國大範圍地進行11天以上的醫學觀察，絕大多數潛伏期的新型冠狀病毒攜帶者會顯現出來、接受治療，其他人就可以解除隔離。經過2個潛伏期、2×14天的循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就有望在全國層面上基本控制住。

讓500多萬人離開武漢，而不是封鎖在武漢城裏。讓500多萬人分散到全國各地，利用基層的力量督促他們做好自我隔離。“大禹巧治水，宜疏不宜堵”，再加10分。

三、鼓勵擔當激勵創新的制度建設是公共管理的最優解

説武漢封城的時機選擇比較好，絲毫沒有為武漢市、湖北省“洗白”的意思，他們的工作不可能、也遠遠沒有做到完美。達到公共管理中的“帕累托最優”，至少還要做到：

首先，信息要公開。重大疫情不是政府、醫院在背地裏偷偷努力就能消滅的，它必須動員全社會最普通民眾一起配合，如果總是強調內緊外鬆，民眾不知情，就起不到集合全社會力量的作用。疫情信息確實要依法披露，但是“當真相還在穿鞋的時候,謠言已經跑遍了大半個世界”，我們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是智者，我們只能相信“謠言止於公開”。要全面地信息公開，第一時間就公開，牢牢抓住輿論的主導權。

其次，幹部要敢擔當。2003年2月18日，北京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宣佈，在來病例組織切片裏發現了典型的衣原體。當天下午，鍾南山明確提出非典致病的根本原因不是衣原體，而是一種病毒。過後，有朋友悄悄問他：“與官方意見不同，你就不怕判斷失誤嗎？有一點點不妥，都會影響你院士的聲譽。”而鍾南山卻反駁道：“科學只能實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則受害的將是患者！”如果領導幹部不願意承擔風險和責任，那你到那個位置上不純粹是浪費資源嗎？！

最後，制度建設是關鍵。鄧小平提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個人的能力素質再高，如果制度不支持，他也不會幹成大的事業。各種制度出台了一大堆，但能用、管用、好用的政策不多，這是導致遇事畏難退縮、不思進取的重要原因。只有真正為擔當者擔當的制度才會鼓勵幹部勇於擔當、敢於擔當，只有切實為創新者託底的制度才能激勵幹部習慣創新、創新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