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中國現代防疫先驅伍連德往事_風聞

這是一篇舊文，2005年8月收錄於天涯論壇，作者ID“京虎子”。值此抗擊新冠肺炎之際，重讀此文，感懷往事，念先驅之偉岸，固抗魔之信心。對原作略有刪減，全文約2萬6千字。

　　 1910年，宣統二年，12月，清王朝的最後一個冬天格外寒冷。

　　 社稷風雨飄搖之際，滿清發祥之地關外告急，東北大規模流行鼠疫。初發於滿洲里，一個月內經鐵路已經傳到關內。吉林黑龍江兩省死亡4萬人，佔總人口2%。如此迅速的傳播，使人聯想起14世紀吞噬歐洲的黑死病。俄日兩列強更是藉此機會要挾清庭，以保護僑民為由要求獨攬防疫，企圖進一步蠶食東北，甚至陳兵相向。

　　 疫情來勢如山崩，一旦隨災民入關，將很快流行全國，後果不堪設想。防疫交與俄日，更等於交出東北主權。值此緊要關頭，清廷決定從軍中選派醫官任欽差大臣全權負責東北防疫。臨危受命出任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的，是一位年僅31歲的南洋歸國華僑，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時任陸軍軍醫學堂協辦(副校長) 伍連德。

　　 十三年後梁啓超回顧晚清到民國五十年曆史，發出這樣的感慨：“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濃縮一下這段話便是：國士無雙。

　　一 出關

　　1、有一個地方叫故土

　　 時間帶走了生命，也帶走了那些生命的痕跡，這就是我們説的塵封。那些痕跡在厚厚的歷史灰塵中，安安靜靜地流失到永恆中去，只有很少一部分由於偶然的機會才被撣去灰塵，露出那些驚心動魄，那些可歌可泣，那些慷慨悲歌。

　　讓時光隧道把我們帶回百年前的北京，在那一個點上走進往日的痕跡。1910年12月19日上午11時，北京，前門火車站。

　　 天津來的火車進站，一個一米六個頭戴眼鏡的年輕人匆匆走上站台，走出擁擠的車站。同樣擁擠的車站外面，一個車伕站在馬車邊緊張地打量出來的客人，直到看見戴眼鏡的年輕人，才鬆了一口氣。車伕走上前來，行禮：“請問您是天津來的伍協辦伍大人？”

　　 年輕人點點頭，車伕遞上一張便條，年輕人打開，內容是用英文寫的。看完以後，年輕人點點頭，邁步登上馬車：“走吧” 。車在煙塵中快速向東北方向駛去，被稱作伍大人的年輕人看着冬天的京城，思緒一下子回到三年多以前，回到一個到處是檳榔樹的温暖的島上。

　　 1907年初，在那個被稱為東方珍珠的島上，在馬來已經小有名氣的伍連德醫生私人診所裏，27歲的伍醫生看着新收到的兩份信，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一封信來自宗主國大英帝國的倫敦，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因為他參與組織馬來抗鴉片運動，邀請他去倫敦出席國際抗鴉片會議。另外一封來自他從未涉足可是夢徊的地方，中國。這封信發自天津，一位清政府的官員邀請他出任陸軍醫學院的副院長。在當時他對這位官員幾乎一無所知：直隸總督袁世凱。

　　 因為大力反對鴉片被人誣告，剛剛輸了一場官司的伍連德此時心情正處在最低潮，好像殖民地的政府和人民現在沒有人需要他，這兩封信，一封讓他心中感到寬慰，另外一封讓他看到了未來。他出生在中國的夫人更是希望他能夠接受中國政府的邀請，服務她的祖國。可是畢竟太突然，最後他決定先去倫敦，行醫積攢下來的錢已經夠太太和剛出世不久的兒子維持生活了。

　　 在歐洲的三個月期間，他順便考察了英國的軍事醫學。回到檳榔嶼後，伍連德繼續開業行醫，不久終於下定了去中國重新開始的決心。病人們聞訊趕來，希望他留下，也帶來祝福。1908年5月，伍連德一家三口啓程經香港去上海。

　　 郵輪停靠在上海港，伍連德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海關當時由外國人帶管，出其意料的是，海關官員並沒有檢疫和提問，因為清朝的法律，不管你出生在哪裏、持哪個國家的護照，只要身上流着中國的血脈，你就是中國人，從你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起，就要遵守中國的法律。

　　 在那個國弱的年代，這條法律可能名存實亡，但對伍連德來説，這是他第一次被視做中國人，儘管他一句官話都不會講。這種遊子歸來的感覺，讓他感到温暖，讓他下定了將美好年華奉獻給這片土地的決心。不管它多麼貧窮落後，不管有多少艱辛坎坷，不管有多少骯髒齷齪，可是有一點，它的胸懷是敞開的。

　　 伍連德隻身北上天津，受到陸軍軍醫學堂總辦徐華清和學堂同事的熱烈歡迎，正當他準備進京正式接受任命的時候，發生了他來到中國以後的第一場鉅變。24小時內光緒皇帝和慈僖太后相繼駕崩，宣統繼位。掌管北洋的袁世凱的失勢，而他，作為袁世凱專程從南洋禮聘回來但還沒有接到正式任命的海歸，處境十分尷尬。由袁世凱發出的邀請看來無法兑現，伍連德報國無門。

　　2、有一種東西叫血脈

　　 伍連德怎能料到，他歸國時，正是中國歷史上一段風雲變幻的時刻，而他，這位在海外長大受外國教育的歸國華僑，適應其時地周旋於風雲人物中，成為那一段歷史的見證。

　　 袁世凱隱居養壽園，一時間北洋軍人心浮動，伍連德的事情無人過問，萬般無奈，他決定自己上北京活動。

　　 伍連德，字星聯，父親伍祺學是廣東台山人，闖南洋來到檳榔嶼，經營金鋪生意，事業穩定後於32歲那年迎娶本地同鄉建築商林道解長女，16歲的林彩繁。兩人養育了11個子女，伍連德排行第八，也是最聰明的一個。１８７９年３月１０日出生於檳榔嶼。1７歲獲南洋英書殖民地唯一的英國女皇獎學金，入英國劍橋大學，成為繼學習法律的宋旺相之後第二個入劍橋的中國人。１８９９年獲得劍橋大學文學學士學位，並考取聖瑪麗醫院獎學金，入該院聽課和實習三年，成為該院的第一個中國學生。１９０２年獲劍橋大學醫學士學位。先後在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德國哈勒大學衞生學院及法國巴斯德研究所進修與研究，１９０３年以有關破傷風菌的學術論文，提前兩年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其後在新加坡從事科研研究，為殖民地首位非歐洲人科研人員，1904年回到檳榔嶼開業。1905年與黃乃裳之女黃淑瓊成親。從上學到回中國以前，他一直用Gnoh Lean Tuck這個廣東話音譯的名字，回國後開始用Wu Lien-Teh和中文名字伍連德。

　　 這份履歷加上去年考察歐洲軍事醫學的經歷，足以使伍連德勝任陸軍軍醫學堂協辦的職位。可是他現在被視為袁世凱的人，剛剛來到中國，在陸軍中誰也不認識。官場中要疏通，可是伍連德現在坐吃山空，加上剛剛延師學得幾句官話，怎麼活動得了？

　　 陸軍之外大清還有海軍，伍連德不是親族中第一個歸國報效的。伍連德母親出生後，下面一水六個弟弟，都先後被送到福建參加了急需能説英文的水兵的中國海軍。萬事開頭難，年紀最大的兩個是雙胞胎，是靠大姐也就是伍連德母親的資助入船政學堂。

　　 1894年那場海戰是中國人百年之痛，正因為這樣，那些風雲人物，英雄還是懦夫，活下來還是死去的，都在歷史上留下引人注目的名字。兄弟五人的老三林國裕殉國，老二則是先譽後毀。伍連德的這位在他來到中國這年剛剛去世的二舅，就是在甲午海戰中先為廣乙艦管帶，後接替方伯謙任濟遠艦管帶的林國祥。伍連德夫人的三叔黃是在甲午海戰中與管帶鄧世昌及“致遠”艦全體官兵壯烈犧牲，欽賜卹銀祭葬，贈武威將軍的黃乃模。

　　 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後，林國祥被革職，不久被重新啓用，1896年奉命前往英國監造訂購的海天、海圻兩艘巡洋艦，一共在英國待了三年。伍連德恰恰於1896年入劍橋大學，他鄉遇親，又是對自己有恩的大姐的孩子，林國祥在對伍連德關懷備至，讓少年異鄉求學的伍連德在倫敦過得非常愉快。林國祥的兩名副手也和伍連德相交甚歡，現在這兩個人都在北京。

　　 這兩位成為伍連德好友的海軍軍官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後來先後主掌中國海軍，一個叫程壁光，一個叫譚學衡。

　　 1908年的北京，對伍連德來説只有一個字：冷。不僅是因為生長在南洋的他對北方的冬天不適應，更因為前途未卜。程壁光和譚學衡的熱情使他頓覺温暖如春，兩個開始幫他尋找門路，程壁光更是專程陪同，訂做衣服、製備假辮子、遊歷北京。

　　 在兩個人的幫助下，軍機大臣、陸軍部尚書鐵良同意面見伍連德。見面之前程壁光和伍連德反覆排練如何回答。見面那天，伍連德第一次穿上官服，在程壁光的陪同下被鐵良召見。

　　 在鐵良的官邸裏，第一次面見滿清高官的伍連德，看着高個子的鐵良既緊張又覺得有些滑稽。鐵良看着裹在官服裏面的小個子年輕人，也覺得有些好笑，開始客套：今年多大了？已經有些冒汗的伍連德不知如何回答，他幹嘛問我有幾顆牙呀事先沒有排練現在不能現數。程壁光見狀連忙上前耳語，29歲，伍連德回答正確。鐵良對這種場面很開心，開始長篇大論：你的履歷我已經看過了，很好……伍連德根據程壁光的預先指導回答：是，是。你是否願意出任陸軍軍醫學堂協辦？是，是……在一連串的是中伍連德如願以償。

　　 一個禮拜後，一個厚厚的信封送到伍連德所住的客棧，裏面是鐵良簽署的正式任命。令他吃驚的是，月薪300兩，大大地超出他的意料，因為他的頂頭上司，北洋醫學堂畢業、在軍中服役15年的陸軍軍醫學堂總辦徐華清也不過月薪350兩。大喜過往的伍連德馬上寫信，讓滯留在上海的妻兒立即北上。

　　 大悲大喜的伍連德覺得這一年的事情已經是奇遇了，哪裏想到他的一生還有更多更大的奇遇。

　　3、有一類醫生叫軍人

　　 洋務運動之初，李鴻章出洋考察，發現“西洋各國行軍以醫官為最重”，於是提出“興建西醫學堂，造就人才實為當務之急”。1881年成立總督醫院附屬醫學校，開始為海軍培養艦上醫生。1893年醫院改稱天津總醫院，原醫學校歸天津總醫院管轄，1894年改名北洋醫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官辦西醫學校。

　  1902年袁世凱於天津創辦北洋軍醫學堂，任命北洋候補道徐華清為總辦，日本軍醫平賀精次郎為總教習。學制為4年，每班40人。附設防疫學堂，由日本人古城梅溪主持，教員以日本人為主，課本亦用日文，是一所日本式的醫學校。1906年由陸軍軍醫司接收，改名為陸軍軍醫學堂。錄取入學的學員，有關生活食宿均由校方無償提供。另外每人月給紋銀15兩，待遇之高，優於全國。

　　 袁世凱當初聘請伍連德，就是希望擺脱日本人的影響，將陸軍軍醫學堂改成英式學校。伍連德開始工作後，試圖和日本教員搞好關係，可是很快發現非常困難，日本人有自己的圈子。進一步觀察他大吃一驚，這些日本人只是簡單地教授一些護理常識，主要是努力培養學生成為日本在中國擴張的工具。伍連德義憤非常，這些人日本人拿着中國政府的高薪，卻步調一致地培養漢奸！

　　 在他的主持下，陸軍軍醫學堂迅速擺脱了日本人的影響，逐步成為現代化的醫學院校。開始為中國軍隊培養合格的軍醫，學生無論是從知識上還是從體質都上接受嚴格的訓練。將近三年裏，伍連德在天津默默地耕耘着，可是他的心中依然有一種澎湃，彷彿期待着一種召喚。

　　 期待已久的召喚終於出現了，1910年12月18日，一封急電遞到伍連德手上，電報發自外務府，簽署人是外務府右丞Alfred Sze，內容是請他火速進京有要事相商。當年外務府為六部之首，聯絡列強，權力極大。伍連德彷彿記得這個名字，Alfred Sze，中文名字叫施肇基，其後四十年在中國外交舞台上長袖善舞。次日伍連德趕早班火車入京，從車伕手裏接過施肇基邀請他來家裏的便條，便坐馬車前往施府。

　　 接近中午，馬車停下，一個儒雅的紳士迎出門來用英文説：伍先生我們又見面了，知道您來了三年，本該早早拜訪，可是一直在東北就職，今天才有機會。伍連德想起來了，1905年在檳榔嶼，他被引見由端方、戴鴻慈率領了清政府憲政考察團，施肇基作為隨員也在場。接着施肇基介紹他年輕的妻子，又是一個驚喜，竟然是他在天津交往甚密的唐紹儀的侄女。

　　 北京的冬天一下子温暖了，幾人在屋裏份賓主坐下後，施肇基告訴伍連德，上次見面以後對他印象極深，所以後來聽説袁世凱打算聘用專家改革陸軍軍醫學堂後，大力推薦，促成他來到中國。伍連德至此恍然大悟，原來這一切源於上次在檳榔嶼的會面。

　　 施肇基一生為中國外交貢獻頗多，其實他最大的貢獻，是公派出國考察時，不是遊山玩水吃喝嫖賭，而是認真地為國家留意人才，舉薦了一位奇才，一位國士。

　　 施肇基開門見山：最近一個月在哈爾濱，大規模急性傳染病在中國人和俄國人中間流行，死亡率極高。需要細菌學專家前去調查和控制，政府將提供所需的支持和資助。現在俄國和日本都威脅説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的話，他們將派自己的專家接管，這是政府堅決不能同意的。

　　 接下來，施肇基非常坦率地告訴伍連德，他是第二個人選。這個任務首先選定的是美國丹佛大學醫學博士、海軍總醫官謝天寶，可是謝天寶要求政府事先提供鉅款作為安家費，因為此行極有可能有生命危險。

　　 危機時刻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有捨生忘死的勇氣，儘管是軍人。謝天寶的先決條件，讓施肇基又一次想起伍連德。

　　 現在施肇基不是在下命令，只是徵求伍連德的意見。

　　 我接受這個為國家效力的機會。伍連德平靜地説。

　　 施肇基二話不説，拉着伍連德立即面見當時政府第二號人物，外務府尚書那桐。伍連德被緊急任命為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施肇基連夜準備護照，信件，電報等必需文件，並答應伍連德，有事發英文電報給他，他負責翻譯後辦理。

　　 第二天一早，伍連德返回天津，直奔陸軍軍醫學堂，召集畢業班學生，徵求自願和他一起去東北的。教室裏一片沉寂，幾分鐘後兩個學生站了出來。令伍連德吃驚的是，兩個人都是廣東人。儘管他祖籍廣東，可是過去三年他一直欣賞北方學生，這兩個廣東男兒讓他改變了對南方學生的印象。伍連德從中選擇林家瑞作為助手。

　　 伍連德隨後回家收拾行裝，妻子聞訊後很是擔憂，可是一直以效勞祖國的丈夫為榮的她相信自己的丈夫，默默地看着丈夫消失在漫天風雪中。

　　 火車夜宿山海關，伍連德夜不能寐。東北疫情日益嚴重，外加列強虎視眈眈，一旦不能調查清楚儘快控制，主事者唯有一死以謝天下了。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一個醫者有這麼大的權力，肩負這麼重的擔子，更何況是一位生長在化外的僑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早上，陽光照在巍峨的城樓上，伍連德想起學習中文時老師講到林則徐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精神一振，於是慨然登車。

　　 鉅變前夜的中國，北風吹雁，漫天風雪，迎着逃避瘟疫的人流，一個醫生，一個軍人，慷慨出關。

　　二 守關

　　1、飄雪的地方應該喚做天涯

1910年底的中國，千瘡百孔就象一個行將沉沒的巨輪。經過甲午戰爭、義和團，國力大傷。僅從衞生上説，當時中國的衞生狀況十分簡陋。城市衞生方面的管理體制只是初創階段。北京於1905年開始在巡警總廳下設衞生處管理城市的衞生事務，而整個北京的衞生設施，只有兩家設備簡陋的官醫院，和七、八家規模不大的由外國人開辦的醫院。京城如此，其他省市的醫療衞生狀況連簡陋都稱不上。

　　 當時中國通曉西醫的人才極為稀少，普通的診斷技術實驗設備更是無從談起，甚至起碼的驗屍和解剖實驗，都不為法律所允許。廣大的官員和民眾，缺乏科學知識，對傳染病更是一無所知，更談不上預防。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地處天北的哈爾濱爆發了死亡率極高的流行性傳染病，而這個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和這個地區的鐵路還是控制在俄國人手裏。前去調查控制的衞生官員是由外務府委派，拿着護照，坐了三天火車才到達的。

　　 1910年12月24日傍晚，哈爾濱火車站。這裏一年多以前上演過一場刺殺，朝鮮人安重根行刺伊藤博文，當時在場並處理這個案子的正是前任道台施肇基。

　　 哈爾濱道台衙門的官員在站台上四處張望，沒有注意到從前面的車廂下來兩個矮個子年輕人。兩人一下車就被凍得哆哆嗦嗦，此時氣温是零下30度。

　　 走在前面那位30出頭，右手拿着一架英國產的貝克顯微鏡。後面那位20出頭，吃力地拖着兩個箱子，裏面裝滿了各種實驗用的瓶瓶罐罐。

　　 道台衙門的官員很快發現這兩個與眾不同的人，趕了過去：“伍大人？”

　　 領先的點點頭：“是”。

　　 “於道台派我來迎接兩位。”説着從年輕的手裏接過行李，隨便一拉就要走。年輕人急了：“慢點慢點，小心”。

　　 官員指揮隨從們在一片混亂中從行李車上取回四大件行李，連人帶行李裝上馬車，送到鐵路旁的一家俄國飯店。熱水已經備妥，從北京來的兩位疲勞的客人在舒舒服服洗了熱水澡以後，享受了一頓豐盛的俄式晚餐，然後躺在軟綿綿的牀上，在温暖的屋子裏很快進入夢鄉。

　　 中國政府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伍連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就這樣渡過了在冰天雪地的第一個晚上。對這兩位廣東籍人來説，這裏應該喚做天涯吧？

　　 伍連德一覺醒來已經是早上八點，猛然想起這一天是聖誕。伍連德不是教徒，可是他夫人黃秀瓊來自天主教徒家庭。他和林家瑞匆匆吃完簡單的早餐，來到大街上，外面沒有一點節日的氣氛，因為中國人不慶祝聖誕，而俄國人的聖誕要到兩週以後。

　　 兩個人乘馬車來到道台衙門，時間剛剛九點，在門外等了半個多小時，朝廷在哈爾濱的最高級官員道台於泗興才睡眼惺忪地出現在大門口。

　　 哈爾濱道台由外務府指派，主要負責海關，現任道台是位姓於的江蘇人。當時的哈爾濱有十萬以上的俄國人和上千的日本人，俄日英法美都在此設領事館。於泗興既不會講俄語也不會講日語，實際上一門外語也不會。本來在哈爾濱就度日如年，大疫起來後更是走投無路，如果不是怕臨陣脱逃受懲處，他早就棄官而去了，伍連德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迫切希望知道疫情的伍連德發現於泗興能夠提供的情況很可憐：在哈爾濱附近有24000居民的傅家甸發生怪病，得病者發燒、咳嗽、出血然後死亡，皮膚幾天內變成紫色。

　　 詳細詢問之下，伍連德瞭解到更多的情況。這種病最早出現在滿洲里的以捉土撥鼠為業的山東移民中。有清一代，山東災害頻繁，幾乎是無年不災、無處不災。加上人口增長極快，“户口漸增，百病以人多為首。” 咸豐十年東北開禁放墾，到此時東北1800萬人中約700-800萬人是由山東人，這便是所謂的闖關東。這些捉土撥鼠的將土撥鼠處理一下，以假亂真當做水瀨皮，賣給俄國商人，再轉賣給西方婦女。他們捉到20只以後，就返回滿洲里，待在擁擠的土窩子裏面準備出貨，這種環境疾病流行很快。

　　 10月初開始出現病例，沿着滿洲里到哈爾濱的鐵路，11月初哈爾濱出現病例，傅家甸正好處於鐵路樞紐。奉天總督錫良聞訊後派遣兩名北洋醫學堂畢業的醫生前來，所做的就是把病人送往臨時醫院和提供棺材。從每天死亡一兩人到現在每天死亡八到十人，這是哈爾濱本地情況。

　　 情況介紹完以後，一直躲在衙門裏的於泗興進行了分工，他負責資金，把其他事情一股腦兒交給伍連德，包括會見俄國鐵路負責人、走訪中國醫院和傅家甸、走訪俄國醫院，然後向他本人和朝廷提出建議，把疫情立即控制住。

　　 走出道台衙門的伍連德頗有些孤立無援、任重道遠的感覺。

　　2、陰暗的角落裏鮮血如花

　　 伍連德決定先去拜訪中國方面的醫生和醫院，馬車帶着他們穿過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大豆交易市場，來到傅家甸。在這裏他們才發現瘟疫象魔鬼一樣蔓延到人們心裏，流言、恐懼、鮮血和死亡。

　　 奉天來的姚醫生和孫醫生已經恭候多時了，兩個人都畢業於北洋醫學堂。和陸軍軍醫學堂相反，北洋醫學堂是一個英式醫學院，從香港廣東福建以及天津招收會講英文的學生，用英語授課。相傳因為英國醫生肯尼斯·麥克肯澤治好了李鴻章女兒的重病，為了表示感謝，李鴻章為他辦了這個醫學堂。不過此時北洋醫學堂掌握在法國政府派來的一組醫生手裏。

　　 因為可以用英文，特別是醫學方面的交流，伍連德得以深入瞭解情況。姚醫生介紹此次流行無疑是鼠疫，到底有多少感染和死亡無法知道，因為就他們倆加上五名助手，無法檢查每個屍體，完全靠當地警察處理。病人一旦發現就送往由公共浴室改建的鼠疫房，沒有任何隔離措施。街上經常出現死屍，看來是家屬不願意有關人員進行消毒、晚上偷偷扔的，死屍被警察收集後安葬。處理病人的醫護人員和警察要求戴口罩，可是大多數情況下沒有嚴格執行。

　　 隨後姚醫生帶伍連德去傅家甸官衙面見姓陳的地方官。伍連德平生頭一次來到這種骯髒黑暗的衙門。陳一看就是個大煙鬼，叫來了警察頭目，兩個一再強調該做的都做了。伍連德只好要求如果出現新病例的話，能夠由他檢查。離開衙門，伍連德長嘆，本地官員一點不知道鼠疫的危險性，這種態度會造成鼠疫進一步擴散。

　　 兩天以後機會來了，一個嫁給中國人的日裔旅店服務員在鼠疫症狀出現的當晚死亡。伍連德火速趕到現場，傅家甸貧民窟的一棟小平房。黑暗的屋子裏，死人穿着粗糙的和服躺在榻榻米上。

　　 就是在這間貧民窟裏，進行了中國第一次人體解剖，血液、肺、脾、肝被分別取出來，放入培養液中或者浸泡在福爾摩馬林液體中，隨後死人的皮膚被重新縫合以便下葬。當時實驗室還沒有建立，只好在會館的一間平房內進行觀察培養。伍連德在顯微鏡下從器官切片中發現鼠疫桿菌，血液培養因為沒有恆温箱只好在室內放三天，鼠疫菌團出現。就是在這種現在不可想像的條件下，伍連德準確地作出了診斷。

　　 診斷結果上報北京，於泗興和陳被請到這間所謂的實驗室，平生第一次坐在顯微鏡前面。伍連德發現讓這幾位地方官員相信他們從那兩個圓筒裏看見的就是真兇比登天還難，説來説去等於對牛彈琴。雖然鼠疫桿菌已經被發現16年了，可是這幾位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哪裏有一丁點微生物學概念？

　　 伍連德隨即發電報給施肇基，向朝廷作出九點彙報和建議。

　　 1，傅家甸存在肺鼠疫流行。

　　 2，現在鼠疫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鼠到人的傳播可以排除，因此應該集中控制人羣中的相互傳播。

　　 3，與俄國政府合作對俄方管轄西伯利亞到哈爾濱的鐵路加以嚴格控制。

　　 4，在路口和冰河加強巡邏予以監控。

　　 5，在傅家甸建立更多的醫院留置病人，並建立隔離區隔離病人家屬。

　　 6，派遣大批醫護人員來哈爾濱。

　　 7，道台衙門提供足夠的資金。

　　 8，嚴密觀察中方管轄的北京到奉天的鐵路，一旦出現鼠疫，馬上嚴格控制，包括建立鼠疫醫院和隔離區。

　　 9，和日本合作監控日方管轄的大連到奉天鐵路。

　　伍連德只帶領一名醫學院的學生，在到達現場五天內便提出了合理的建議。尤其是在病源不是十分清楚的情況下，伍連德和林家瑞在傅家甸病人家中解剖、在哈爾濱普通房間裏進行細菌培養，是冒着生命危險的。而且時隔不久，這種悲劇真的發生了。

　　 謝天寶料的不錯，此行確實是出生入死。伍連德在這時也想起了謝天寶，他想到的不是謝天寶所説的死亡危險，而是想到謝天寶失去了一個報效國家的最佳機會。這就是真正的大醫，這便是真正的軍人。

　　3、我的話請你相信好嗎？

　　 鼠疫菌從恆古就存在於中亞草原上，人類歷史記載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發生於公元六世紀，使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恢復古羅馬帝國的雄心壯志付之一炬，包括他本人在內無數的人染上鼠疫。而公元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吞噬了歐洲將近一半人口。中國歷史上，從明朝萬曆年間開始華北鼠疫多次爆發，崇禎十七年春在北京大流行，促成了李自成輕易進京，也促成了滿清奪得天下。清朝自太平天國起事後，鼠疫流行進入了高潮，各地多次出現流行，其影響波及香港，甚至舊金山。1894年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國人耶爾森正是從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離出鼠疫桿菌，人類才開始瞭解這個惡魔的來龍去脈，並開始尋找治療方法。到1910年底，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治療藥物。

　　 不等北京答覆，伍連德便開始行動。姚醫生已經在傅家甸租好房屋，當時東北日本進口的化學品很便宜，可以用於消毒。在那棟樓裏，伍連德意外發現有一間實驗室，裏面有一位年輕的日本醫生。這位日本醫生受日本南滿鐵路派遣來進行鼠疫流行調查的，他醫生整天待在實驗室，所做的就是請人抓耗子，然後他解剖分析。

　　 一場科學辯論開始了，日本人強調教科書上説鼠疫是由老鼠經跳蚤的叮咬傳給人，所以他要調查本地老鼠中鼠疫流行情況。伍連德解釋這型鼠疫一開始也許經過老鼠傳播給人，現在則完全是從人傳給人，沒有老鼠或者跳蚤這個中間過程。實際上伍連德還有另外一種假設，這次鼠疫可能是西伯利亞來的俄國人傳來的。日本人一點也聽不進去，最後兩個人在那間實驗室裏各幹各的。一個是號稱東方巴斯德的北里柴三郎的學生，一個是曾經在巴斯德研究所進修的英國醫學博士，就在傅家甸的那間實驗室開始了較量。

　　 有了確鑿的診斷後，12月31日，伍連德正式造訪俄國鐵路當局負責人霍瓦特將軍。在場的還有當地俄國醫院的代表伊沙恩斯基醫生。傲慢的俄國人一開始居高臨下心不在焉地聽着，直到伍連德介紹前幾天的屍體解剖、樣品觀察和細菌培養才放下架子，甚至向他索要樣本。儘管在提供援助上沒有實質性的結果，霍瓦特將軍同意伍連德訪問俄方醫院，雖然他對中國方面能否控制這次鼠疫流行基本不抱希望。

　　 下午，伍連德馬不停蹄地拜訪各國領事，終於領略到國弱任人欺凌，俄國和日本的領事不由分説，依舊強調由本國獨立負責防疫。法國的領事對此毫無興趣，只有當他提起曾在巴斯德研究所進修時才應付幾句。英國領事的態度更讓他傷心，儘管他算是英國人，領事大人既不信任也不友好，完全不相信中國人有防疫流行病的能力。最後來到美國領事館，心力交瘁的伍連德已經麻木了。

　　 美國駐哈爾濱領事是位哈佛大學畢業生，羅傑·格林是唯一通情達理的，儘管他也不相信中國政府控制鼠疫的能力，可是他理解目前的困境，起碼能夠聽伍連德講下去並願意力所能及地提供幫助，讓伍連德感到寬慰。此人後來出任漢口領事，親歷武昌起義，最後任職洛克菲勒基金會，負責建造協和醫院和醫學院。

　　 隔日伍連德來到當地俄國醫院，負責人是年輕的猶太醫生哈夫肯，著名醫生哈夫肯的侄子。哈夫肯醫生請伍連德和他一起穿上隔離服，但是沒有口罩，然後一起往裏走，等伍連德明白過來，他們已經來到鼠疫病房。裏面有八個鼠疫患者，正在發着高燒。伍連德渾身發涼，他了解的情況這種病是通過呼吸道傳播的！

　　 哈夫肯醫生請伍連德用聽診器聽肺部，伍連德儘可能側過頭去，不直接和病人面對面。在病房裏面的10分鐘裏，伍連德緊張得能聽得到自己的心跳。出來以後，哈夫肯看出伍連德的緊張，告訴他這裏有他叔叔研製的桿菌疫苗，有十足把握不會被感染上的。伍連德欲説還休，他的話不會有人相信的，除非有血的事實，而那時候已經太晚了。

　　 儘管鐵路沿線俄國人很多，達十萬之眾，可是流行並不嚴重。伍連德認為，因為他們都是政府僱員，居住條件比較好，房間的通風也比較好。由滿州里來的華人下火車後直接進入中國人居住區，很少在俄國人居住區停留。中國人的居住條件擁擠，因為氣候寒冷，屋子裏燒得格外暖和，屋裏潮濕而且儘可能不通風，這種環境最適合鼠疫桿菌繁殖，和在人羣之間傳播。這種情況不僅在傅家甸，從滿州里到山東，鐵路沿線都是這樣。而且年關將近，大批的山東人要返鄉省親。

　　 在1910年和1911年交接的時刻，在冰天雪地的哈爾濱，伍連德在異常艱苦甚至是四面楚歌的處境下為中國防守鼠疫的關隘。

　　 能夠不守嗎？

　　 守得住嗎？

　　 其實人生就如同守關，不是能不能守，會不會守，而是敢不敢守，而是心中有沒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鐵血豪情。

　　三 當關

　　1、三十六個小時能做什麼？

　　 1911年初，清政府面臨的局面十分嚴峻。

　　 東三省出現黑死病的消息隨着電報很快傳遍世界，在北京，東北的疫情每天從關外通過電報、通過逃難的人羣傳進來，緊張和恐懼在北京蔓延。駐華外交使團以自義和團運動以來所未見的強大的外交壓力，迫使清政府儘管派遣更多的醫護人員去東北。

　　 清政府在壓力下只得全力以赴，可是當時的中國，哪裏去找這麼多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醫護人員？清廷所能調動的只有陸軍軍醫學堂、北洋醫學堂和協和醫學院的力量，加上直隸、山東和東北的一些醫生。

　　 1月2日，第一批增援到了。來的只有一個人，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法國人邁斯尼。望眼欲穿的伍連德喜出望外，因為兩人都任職天津，過去相交不錯。邁斯尼到達後，一頭住進火車站對面的大飯店閉門不出，伍連德聞訊後連忙前去拜訪。

　　 在飯店的房間裏，邁斯尼臉色鐵青，伍連德以為是因為旅途勞累。閒話少説，伍連德開始介紹他的發現、採取的措施。沒想到邁斯尼根本就聽不進去，因為他在1908年率隊對唐山小規模腺鼠疫流行進行防疫，因此他認為現在還是滅鼠為主，何況在印度、香港等地都是這種情況。剛剛同日本醫生辯論完的伍連德現在又得同法國醫生辯論，而這個43歲的法國人自認為是中國的鼠疫權威。

　　 伍連德當時並不知道，在奉天停留時，不願意讓一個比他小10幾歲的中國人指揮的邁斯尼要求東三省總督錫良任命他取代伍連德為東北防鼠疫總指揮，被錫良婉言拒絕了，請他先到哈爾濱看看再説。憋了一肚子氣的邁斯尼看着這位30歲的中國人侃侃而談，心裏的火再也按捺不住了。

　　 在爭論中，伍連德試圖用微笑緩急緊張的氣氛，而邁斯尼越説越激動越走越近。突然，他雙手高舉擺出一副要掐死伍連德的架式，大喊：“你，你這個中國佬竟然敢嘲笑我，頂撞你的上司？” 伍連德怎麼也想不到兩名醫學專家的學術討論發展到這個地步，他禮貌地回答：“對不起邁斯尼醫生，我本來以為我們的談話是友好的，可是現在不能進行下去了，除了報告施肇基以外我別無選擇。”

　　 伍連德離開邁斯尼的房間，回到自己下榻的飯店，在房間裏草擬了一份發給施肇基的電文，説明了這次談話的情況，最後請辭。

　　 一天過去了，北京沒有迴音，又過了一夜。電文發出去三十六小時後，北京來了正式電報：免去邁斯尼參與鼠疫防疫的任務，伍連德繼續主持東北鼠疫防疫。

　　 三十六小時，難道北京不知道鼠疫前線分秒必爭？每一分一秒都是生命。這三十六小時裏面，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施肇基，還是施肇基，這三十六個小時是怎樣渡過的？

　　 伍連德無從知曉，施肇基在早期回憶錄裏隻字未提，但是，這三十六個小時一定是非常的緊張。

　　 一生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的施肇基畢生貢獻給中國外交事業，巴黎和會時在國內五四運動的鼓舞下，和顧維鈞等人毅然辭職，拒籤喪權辱國的巴黎和約。後來參與聯合會成立，一生建樹頗多，其中最不為人知也最大的就是在東北鼠疫流行期間作為伍連德的堅強後盾。

　　 每一個英雄的背影裏面都隱藏着另外的英雄，是他們默默地支撐着英雄前進。伍連德在回憶東北防疫時，把功勞歸功於施肇基，正象施肇基在回憶錄裏熱情讚揚伍連德，隻字不提自己一樣。伍連德認為，如果沒有施肇基這位不推卸責任，勇於擔當的上司在北京做後盾，他是不可能完成這個使命的。

　　 擔當只有兩個字，可是字字千鈞。是施肇基一力推薦伍連德，如果伍連德失敗失誤，將連累他輕則丟官重則掉腦袋。而這個時候，俄國、日本、法國的專家都因為是腺鼠疫，只有伍連德一個人堅持是肺鼠疫，這牽扯到防疫的具體措施。

　　 滿清當年弱國無外交，東交民巷來的壓力如山，伍連德和邁斯尼矛盾不可調和，牽扯到軍隊內部陸軍和海軍的關係，牽扯到外務府和軍方的關係，還牽扯到清政府和洋人的關係。施肇基一個人要周旋於洋人、將軍、大臣和滿清王爺之間，三十六個小時，施肇基一定催生白髮。他成功了。

　　 這種擔當何等可貴？施肇基和伍連德一樣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伍連德重新開始後加緊工作，此時局勢更為嚴峻。哈爾濱過去24小時內死亡達到50人，在沒有更多的增援的情況上，伍連德對此無能為力。恰恰在這時，被免去防疫任務的邁斯尼身染鼠疫。

　　 一時間哈爾濱那支小得可憐的防疫隊伍軍心渙散。

　　2、那些死去的還有人記得嗎？

　　 得知自己的任務被解除以後，邁斯尼馬上私自跑到俄國醫院，和伍連德的情況一模一樣，在沒帶口罩的情況下在同一間病房檢查了四名病人，3天以後，1月8日出現頭疼發燒等症狀，一夜未眠。哈夫肯醫生得知後馬上將他接到俄國醫院，此時已經高燒不退，咳中帶紫血，細菌檢查發現鼠疫桿菌，抗鼠疫血清治療無效，1月11日去世，離訪問鼠疫病房僅六天。

　　 事實要靠鮮血和生命來證明，伍連德的話終於令人相信了。

　　 因為一個知名的醫生死於鼠疫，當地中文和俄文報紙進行了詳細的報道，俄方對大飯店進行徹底消毒。一箇中央政府派來防疫的高級專家都死於鼠疫，現在哈爾濱沒有人安全了。

　　 伍連德一下子成了中俄日三方的唯一支柱，等他終於有時間回到實驗室，那個日本醫生不見了。也許是因為害怕，也許是因為傷了大和民族的自尊，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

　　 受震動最大的是這幾天陸續趕到的醫療人員，包括1月4日到達的邁斯尼的兩名下屬、1月6日到達的協和醫學院的吉布醫生、和方擎率領的10名陸軍軍醫學院學生，這些人剛剛趕到哈爾濱便發生這個悲劇。

　　 現在各方面唯伍連德馬首是瞻，後幾批援軍也陸續到了。從總督巡撫到道台，要錢出錢要人出人要兵派兵，俄國方面也積極配合，伍連德現在是肩負天下興亡。他首先穩定軍心，嚴格制定防護規範，並開會決定實行以下措施：

　　 1、將傅家甸分為四個區，每區派一位高級醫生，配備足夠的助理員，挨户檢查。發現患者，馬上送往新建的防疫醫院，親屬送往隔離區，進行消毒，情況每日上報。

　　 2、配備警察協助挨户檢查。

　　 3、從長春調1160名官兵協助維持秩序，嚴格控制人員出入。

　　 4、培訓600名警察協助醫務人員進行鼠疫防疫。

　　 以上措施在緊鑼密鼓中落實，後幾批增援也到了。包括協和醫學院的阿斯普蘭德醫生和斯坦豪斯醫生以及三名學生、陸軍軍營學堂的侯醫生以及10名學生、以及其他各單位派來的14名醫生，伍連德現在可以施展身手了。

　　 當地政府也開始十分重視，道台於泗興提供資金和房屋，吉林巡撫陳昭常也率領省裏官員前來視察，要求所有地方官員無條件聽伍連德調遣。陳昭常帶到哈爾濱的隨員中，有一位後來鼎鼎大名：廖仲愷。

　　 可是局勢依然越來越糟，死亡人數從每天40，到60，最後達到183人。伍連德和醫療人員在失望中頑強堅持。此時，他突然發現還有更危險的因素沒有考慮到。

　　 一月底，伍連德來到墳地，眼前的情況令他目瞪口呆。由於死亡人數太多，沒有足夠的人手，加上天寒地凍挖土困難。大批的棺材就停放在露天，由於都是政府提供的廉價棺木，死人的肢體露在外面。他粗粗一數，足有兩千個棺材。由於哈爾濱的冬天十分寒冷，鼠疫桿菌可以在室外存活好久，這個墳場就是鼠疫桿菌的天然冷藏櫃。而且一旦有老鼠出沒，鼠疫就可以傳給老鼠，再有老鼠帶到全城，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會化為烏有。

　　 伍連德把當地的所有官員請到墳場，看一看這個令人吃驚的場景。他建議馬上火化屍體，可是在1911年的中國，甚至當時的世界，人死入土為安，怎麼可能焚燒？伍連德建議上報朝廷請求批准，在場的所有人一致同意。伍連德給北京發電報請朝廷下旨，同樣的電報抄送陳昭常，上面有所有地方官員和名流的簽名。在這個可以説是最不可能的建議上，這些官員士紳們無一退縮地和伍連德站在一起，共同承擔道德上的責任，今天想起來，依然能讓人熱血沸騰！

　　 電報發出去了，大家望穿秋水。一天過去了，毫無音訊。又一天過去了，還是毫無音訊。

　　 伍連德他們已經絕望了。

　　 你有沒有經歷過絕望？你是否有勇氣在絕望中執着？

　　3、冥冥中或許是天佑中華

　　 第三天下午，外務府來電，聖旨，照伍連德的建議辦。這時正是年三十，1月30日。

　　 滿清政府在這次鼠疫大流行中尊重專家建議，甚至衝破世俗偏見，所表現出的開明，在今天看來也令人欽佩。

　　 伍連德火速召集200名勞工，於次日早上開始準備，每一百個棺材一堆，一共22堆澆上煤油。中國農曆大年初一，下午兩點，醫療人員和官員們被邀請來觀看歷史上第一次大型焚屍。焚燒一連進行了幾天，一里方圓的棺材才焚燒乾淨。在俄國人居住區和長春也同樣採用焚燒的措施。

　　 新年了，傅家甸兩萬多人生活在鼠疫的恐懼之中，整個地區毫無生氣。為了振奮人心，鼓勵大家，伍連德讓民眾大放鞭炮，爆竹聲聲，傅家甸一個月以來總算有些人的氣息。

　　 而恰恰是在這焚屍的火光和爆竹聲交織的正月初一，1月31日，鼠疫死亡數第一次下降。連伍連德本人都感覺：難得是天意？難道冥冥中天佑我中華？

　　 接下來的一個月裏，醫院和隔離區內進行嚴格消毒，包括人員進出和信件報告，四個區佩戴不同顏色袖標，不得相互走動，徹底杜絕了傅家甸和外界的來往。從1月31日起，死亡率逐日下降。1911年3月1日這個伍連德終生難忘的日子，哈爾濱第一次無人死於鼠疫，鼠疫的流行中心被成功控制了。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哈爾濱，因公殉職的有一名醫生，就是法國人邁斯尼，一名醫學院學生、4名護理人員、53名警察和救火隊員、69名救護人員和63名士兵。其中護理人員和救護人員死亡率最高，分別為44.4%和46%。兩個月內，其慘烈只能用前赴後繼來描述，那些捐軀的人們還有人記得嗎？

　　 中國從來不缺少英雄，在每一個需要的時刻，都留下平凡的人們的慷慨悲歌。伍連德記下了其中幾位。徐世明，26歲，在傅家甸新建的鼠疫醫院工作。儘管很好地按規定防護，可是由於一個被感染而未發病的醫院雜役給他倒茶時咳出的血濺到茶內而感染，於2月8日與這個雜役同日病故。在發病以後徐世明依然堅持工作，直到伍連德強迫他休息。

　　 剛從蘇格蘭在奉天的蘇格蘭長老會使團醫院的醫生傑克森負責在山海關和奉天之間的擁擠的三等車廂中發現病人、將他們暫時隔離在車站骯髒而空氣污濁的小旅店，然後一起送回奉天的隔離病房，這期間要密切監視以防病人逃跑。傑克森於1月23日發病，25日病故。發病那天他剛剛完成遣送幾百名患鼠疫的勞工到奉天鼠疫醫院的任務，就在那天晚上，超過100名患鼠疫的勞工從醫院逃跑，一週以後奉天鼠疫死亡率突然暴增。這便是依舊出現在政府網站的“哈爾濱市百年大事記” 裏面所謂：“對工人進行所謂的身體檢查，以防疫為名，迫害中國人”。

　　 隨着居民的逃離，這種可怕的瘟疫也隨之蔓延到東三省，乃至天津、北京和濟南。清政府完全採納伍連德的建議，東北至京師的沿線設立了層層防疫站，直隸保定防疫局、郵傳部、步軍統領衙門在保定、長辛店、通州等地也設立了防疫站，對來往車輛隨時查驗。在京師各關廂外設檢查站，對於來自疫病發生地的步行者，勒令先在關廂住宿，待實行檢驗後，始准入城。

　　 北京城內，衞生警察隊在內外城廣泛地發佈告示，宣傳防病防疫，動員市民清掃衞生，捕捉老鼠，杜絕病源。由衞生警察隊督飭清道伕役，認真掃除街道、清理垃圾，消滅老鼠，並由衞生警官隨時稽察。在內外城分設臨時防疫事務總分局四所，於永定門外設防疫室、隔離室、防疫出診所。內外城官醫院添置防疫藥品、器具。並要求在京的外國醫院改為時疫醫院，接納病人。

　　 北京實行疫病報告制度，凡內外城有患病者，立即報告防疫事務局，立即派醫生前往檢驗。如果發現有嫌疑，立即將病人送往防疫病室，原住房屋封閉消毒，並將該處阻斷交通，家人和鄰居送往隔離室。這期間病故者，也必須經醫生檢驗與鼠疫有無關係。嚴密防止間接傳染。旅店飯館茶樓市場等場所，都令衞生警察逐日檢察。

　　 在直隸特設臨時防疫局，患病的百姓，統由衞生局辦理。由紳商們設立的臨時防疫會等捐資輔助。省會保定，也特設臨時防疫局，專省城防範，附近各府州縣遇有疫情，即由臨時防疫局派醫生前往處理，並要求所屬防疫專局嚴加處理。

　　 經過嚴密的防疫措施，北京天津的疫情情況大為好轉。保定因防疫措施得當，沒有發現染疫之人。由於阻斷了疫區的交通，各種防疫措施處理的好，使直隸疫情不十分嚴重，上海基本上沒有出現疫情。

　　 在不到四個月之內，一次死亡人數達６萬之多、震驚世界的烈性傳染病，竟然銷聲匿跡，使指揮這次防疫的伍連德名揚環球。

　　 和許多海歸一樣，伍連德也是回來做官的，應該説也是衝着高官厚祿的。但是在國家人民需要的時候，他沒有退縮。國家高薪養士，為的就是用士一時。一夫當關的伍連德所做到的就是實踐了一句話：人以國士待我，必以國士報之。

　　 關，就在那裏，刀，便在手中，就看你是否敢當。

　　四 封關

　　1、那桂冠閒了一千五百年

　　 1910-11年的冬天驚心動魄，防疫鼠疫過程中每一個措施如果失誤的話就會全盤皆輸。在伍連德率領下，那支臨時組建的防疫隊伍在疫情中心哈爾濱傅家甸付出巨大犧牲，直接接觸病人的護理和救護人員最為慘烈，將近一半人員殉職。這些無名英雄生命的代價，就是在不到兩個月內完全控制了疫情中心鼠疫的流行。

　　 在這期間，清政府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在整個華北按伍連德的建議進行防疫，成功地控制鼠疫的擴散。俄國方面也積極配合，在阻止鼠疫在俄人居住區流行的同時，控制鼠疫經西伯利亞鐵路的傳播。其他各國包括日本對這次流行也十分重視，在華的外國醫生和醫學生，更是義無反顧志願去疫區參與防疫工作，多人殉職。當地的中醫也勇敢地主動醫治鼠疫病人。這一場從西伯利亞到上海南北幾年裏的國際抗鼠疫行動，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成功的傳染病控制行動，至今控制未知傳染病的辦法依然是參照伍連德的方案。

　　 伍連德，這個在那一刻為半個世界目光所關注的不知名的軍醫，因為在這幾個月中沉着冷靜，判斷準確，領導有方，隻手擎天，隨着鼠疫流行的消失而名揚環球。

　　 1911年3月初，正在哈爾濱繼續指揮防疫的伍連德收到施肇基電報，清政府決定在4月初奉天召開國際鼠疫會議，請伍連德立即移交工作，赴奉天籌備這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學術會議。伍連德連夜召集會議，決定由此前成功主持長春的防疫工作的北洋醫學堂校長全紹清接任防疫總管。

　　 伍連德隨即趕到奉天籌備這次國際會議，不久施肇基也從北京趕來，擔任會議總負責。４月2日，萬國鼠疫研究會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在奉天召開。日本、英國、美國、俄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奧地利、墨西哥和中國等１１個國家的微生物學權威參加此次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因為發現鼠疫桿菌等致病源被稱為亞洲微生物學第一人的北里柴三郎任副主席。

　　 除了在奉天開會以外，科學家們還帶領的試驗設備，實地進行研究驗證。各國專家對東北抗鼠疫行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人被稱為鼠疫鬥士。當時全世界的鼠疫專家，包括髮現鼠疫桿菌而以東方巴斯德自許的北里柴三郎，都衷心地把這個桂冠帶到伍連德頭上。將近一百年，再沒有第二個人敢用這個稱號。48年後，伍連德自豪而坦然地用它作為自傳的名字。縱觀1500年人類抗鼠疫歷史，這個稱號伍連德當之無愧。

　　 清政府論功行賞，伍連德功在社稷。1911年4月，學部奏請給醫官伍連德醫科進士學位：“該員在英國堪伯裏志(劍橋)大學校內之意孟奴書院肄習格致醫學，光緒二十五年畢業，考試取列優等，得學士學位，又往法國巴黎帕士德學校肄業，得有碩士學位，三十一復得博士學位，又赴各地研究霍亂各病症並著有醫學各書等因……於研究情形極有心得，為英美醫員所讚賞，聲名籍甚”，奏請賞給醫學進士學位，得旨依議。

　　 有趣的是，張冠李戴的清朝學部官員還真有特異功能，伍連德在1919和1926年兩次主持防疫霍亂流行，只是那時候已經沒有清王朝了。

　　 5月初，朝廷授伍連德陸軍藍翎軍銜並在紫禁城接受時為攝政王的醇親王的接見，而後被任命為外務府總醫官。俄政府封賜他二等勳章，法政府亦給予榮譽銜。

　　 在北京期間，他受到負責內政的肅親王的召見。一年前，肅親王剛剛審理完汪精衞謀刺攝政王一案，説明攝政王對汪精衞從輕發落。曾欲慷慨歌燕市的汪兆銘，最後成了漢奸，白白辜負了少年頭。

　　 伍連德回國時，肅王兒子在香港學習英文的老師林文慶是伍連德的連襟，曾寫信請肅王關照伍連德。上次在京謀求任命時，他也拜見過肅親王。在這次抗鼠疫行動中，肅王對伍連德支持很大。此次再見面，肅親王希望伍連德留在北京，出任衞生署署長，負責全國的衞生和醫院。

　　 伍連德謝絕了這個任命，當時他希望能夠專心與醫學研究，特別是鼠疫研究。他要重返哈爾濱，因為他知道鼠疫的關隘還沒有封住，鼠疫還有捲土重來的可能，他要回去封關。

　　2、那柄劍磨了十年

　　 1911年5月的第二週，伍連德以外務府總醫官的身份回到哈爾濱，陸軍軍醫學堂協辦的職位依然保留。

　　 回到哈爾濱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海關一起制定了建立北滿洲里鼠疫防疫局的方案。總部計劃設在哈爾濱，在滿洲里、齊齊哈爾等處設立分支。計劃完成後，先上報外務府，然後由駐華外交使團批准。因為這個方案要使用海關收入，根據辛丑條約，庚子賠款要從關税及鹽税中扣付，那筆鉅款經過11年還遠遠沒有還清。

　　 在此期間，伍連德來到滿洲里，實地考察了土撥鼠的捕獲情況。走訪當地的旅店，獲得了寶貴第一手資料。就在他返回哈爾濱等北京回覆的時候，流言四起，在俄國境內土撥鼠大批死亡。剛剛放下心來的東北又開始恐慌，伍連德又一次處於風暴中心。

　　 正因為這個流言，地方官員趕緊在哈爾濱到滿洲里地區建立鼠疫醫院，鼠疫防疫局的經費暫時解決了。伍連德火速返回滿洲里，會同俄國專家一起進行調查。儘管中俄雙方早就下令禁止捕捉土撥鼠，可是偷獵現在十分嚴重。而且為了逃避關税，走私猖獗，控制起來非常困難。伍連德隨即進入俄國境內進行調查，並深入蒙古草原，風餐露宿。他發現在俄方自1905年起就有散發的鼠疫病例，證實了他的推斷，鼠疫是從俄方傳過來的，而且他認為鼠疫可能自古就存在於中亞大草原上。這次調查的結果當年八月由他在倫敦的國際醫學大會上發言並發表在著名的LANCET雜誌，成為伍連德第一篇重要研究論文。

　　 伍連德返回中國後，繼續在哈爾濱抓緊鼠疫防疫局的建設。武昌的槍聲響了，遠在哈爾濱一心在鼠疫防疫上的伍連德沒有太過關注，慢慢地京城也有動盪了，已經把家安在北京的伍連德有些擔心。正在這時，朝廷下令他和駐德公使梁鎮東，清華大學校長唐國安組成三人代表團，赴海牙參加國際鴉片會議，簽署了國際鴉片公約。就在他返回中國的途中，中華民國誕生了。伍連德一下子處於尷尬的境地，因為他是清朝的公派人員，現在那個朝廷不在了。

　　 最後梁鎮東掏腰包給他買了一張西伯利亞快車的二等車票，正是在這次旅行中，他遇見了一位皮膚黝黑不會説一句中文、英文也有口音的來自英屬西印度羣島的特立尼達、打算去中國發展的華裔律師EUGENE ACHAM。在十天的旅行中，兩人成了好友。回京後，伍連德不僅向時任民國交通總長的施肇基推薦，還根據發音給他取了箇中國名字。這個名字後來為袁世凱所恨、為孫中山所喜、為蔣介石所嫉妒、為日本人所痛恨，曾任京報主編、孫中山英文秘書、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死於日本人的軟禁、為新中國承認為烈士而歸葬八寶山：陳友仁。

　　 民國以後，伍連德繼續抓緊鼠疫防疫局的建設。這時才得知駐華外交使團否決了鼠疫防疫局的經費預算。外交部不願接手，他只好自己活動。他走訪英法美德領事，費勁口舌，最後終於獲得他們的同意，鼠疫防疫局經費每年審核一次，直到1917年，鼠疫防疫局的長期預算才落實下來。這次的經歷使伍連德深感仰人鼻息的苦痛，也是促使他力主收關的一個主要原因。

　　 1913年6月，伍連德終於和袁世凱見面了，距離袁邀請他出任陸軍軍醫學校協辦已經六年。袁世凱聘請他為大總統侍從醫官之一，但是不必待在北京。伍連德繼續在哈爾濱等待，等待着下一次鼠疫出現。幾年過去了，除了一些零星的病例，沒有鼠疫大的流行，人民開始鬆懈了，可是伍連德沒有，他認定鼠疫一定會捲土重來。

　　 1917年底，山西鼠疫流行，伍連德奉命趕赴現場，負責防疫。由於有上一次的經驗，這場奪去16000人生命的鼠疫很快被控制住。

　　 1920年底，預料中的鼠疫第二次爆發終於出現了，這對伍連德所建立的鼠疫防疫系統是個真正的考驗。十年磨一劍，就在這時出鞘。和十年前流行整個東北以至華北，死亡60000人相比，這次流行僅僅限於西伯利亞和北滿洲里，死亡數為6500人。

　　 幾百年一次的鼠疫高峯，就這樣被封住了。防疫人也付出了慘烈的代價，除了第一次抗鼠疫時的前赴後繼，第二次抗鼠疫依然有犧牲。伍連德的助手之一、協和醫學院畢業生、主管逐户檢查的阮德毛醫生於1921年2月殉職。伍連德也經歷喪子之痛，三子伍長明六個月時在天津去世，當時他正在西伯利亞調查鼠疫。

　　 要想收穫就得付出，每一次成功都有代價，都有默默無聞的英雄。

　　3、要封的還有別的關

　　 鼠疫是國家規定的甲型傳染病，俗稱一號病。這一類傳染病還有一個二號病，那就是被稱作十九世紀世界病的霍亂。霍亂這個詞自古有之，原來是指急性腹瀉。19世紀因為通商的緣故，霍亂弧菌引起的死亡率極高的急性腸道傳染病傳人中國，共計46次流行，其中十次大流行。從此霍亂這個詞就成為這種烈性傳染病的專用名詞。日本侵華時候，日文根據英文音譯的“虎烈拉” 更為抽象、更為恐怖。

　　 1919年8月，哈爾濱出現霍亂病例，是由去上海的人帶來的。從一開始的幾例，很快就擴散開來。正值夏天天氣炎熱，霍亂傳播很快。如果在過去，疫情肯定如脱繮之馬。正因為有鼠疫醫院，在霍亂開始時便及時收留病人。

　　 哈爾濱的霍亂流行持續上升，8月15日單人死亡創新高為227人。日本方面由於在哈爾濱沒有相應的醫院，只好求伍連德，將部分病人送到鼠疫醫院。由於鼠疫醫院防護措施好，治療及時，死亡率僅在14%，另外一家新的霍亂醫院病人死亡率為18%。而日本醫院為56%，三家俄國醫院為33%、58%和67%。如此顯著的差異讓俄日雙方不得不虛心學習。

　　 這場135000人染病，死亡4500人的霍亂，使伍連德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為下兩場大霍亂的防疫打下了基礎。

　　 1926年，霍亂在遠東大規模流行，由於建立了早期預防措施、居民和醫療人員密切合作、中日機構的合作、對病人及其家屬的教育以及氣候的原因，整個滿洲里地區死亡1500人，哈爾濱死亡僅280人。此次中方醫院死亡率17%，俄方醫院分別為35%和65%，日方的病人全部送中方醫院。這次霍亂的防止中病死率的再一次顯著差異，顯示了鼠疫防疫局的優勢，使日俄徹底服輸。

　　 1932年霍亂又一次大流行，全國24個省的23個、366個大城市的312個出現病例，將近10萬人發病，死亡31000人。此時在上海任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的伍連德負責上海防疫。此時上海有超過3百萬人，從五月底到九月底，經過4個月的不懈努力，上海的霍亂死亡率僅7.4%。值得一提的是，英法租界裏面的外國人的病人死亡率為30%。事實再一次證明，在伍連德領導下，中國方面利用相對落後的醫療設備，處理數倍甚至數十倍的病例，取得了洋人醫院所不敢想象的成績。

　　 這些鐵的證據，使當時的中國烈性傳染病防疫工作和伍連德本人站在世界的前列。這些被遺忘的歷史在重新被發現的時候，不知能不能讓現在那些自以為是的科學家們慚愧？

　　 每個人都在等待機遇，都渴望成為英雄。可是真正的英雄要敢於擔當，肯踏踏實實的努力，以為祖國為人民效勞為最大的樂趣和畢生的目標。

　　 就傳染病流行來説，每個時代都有挑戰，都有要封的關。封關，不僅僅是靠着一個勁地喊狼來了，不僅僅靠先進設備、足夠的資金和人力，更要靠主事者的信心、勇氣和責任感。從伍連德以降，中國一代代的防疫人就是在簡陋落後的條件下，靠着信心靠着勇氣靠着責任感，一次又一次地慷慨封關。

　　五 收關

　　1、奠基

　　 1916年5月，伍連德被緊急召入京，和其他大總統侍從醫官一起為袁世凱治病。大總統府裏亂成一團，這羣醫官裏面只有兩名西醫，大多數是中醫。這個説內火上升，那個説陰陽失調，第三個説腎衰，伍連德作出尿毒症的診斷但是治療上不用他。袁家每個夫人都能發表意見，最後袁的馬伕也要説幾句。各種藥涼的熱的包括寒食散都用上了，這樣的結果只能早早給袁世凱送終。

　　 黎元洪繼任後，伍連德依舊被任命為大總統侍從醫官，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東北鼠疫防疫局上。

　　 伍連德本人對中國的醫學教育一直非常的關注，1913年參加在倫敦召開的國際醫學大會和在水牛城召開的國際學校衞生大會後，他向民國提交“中國醫學教育” 建議書，其中包括建立國家醫學會。經過兩年的籌備，中華醫學會成立，顏福慶任會長，伍連德任秘書。1916年舉行的中華醫學會第一次大會上，伍連德被選為會長。並在第二屆大會上連任。

　　 中華醫學會頭幾任會長可以説實至名歸。顏福慶是耶魯醫學院畢業的亞洲第一人，在醫學屆桃李滿天下。伍連德之後，後面幾位都是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部出身的滬上名醫：俞鳳賓、刁信德和兩次為陳賡秘密治重傷、有中國醫界之柱石之稱的牛惠霖。然後是曾任協和院長、衞生署長、為梁啓超主刀切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