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啓蒙運動怎樣促進了美國獨立？｜文史宴_風聞

文/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

美國革命與啓蒙運動密不可分。啓蒙運動這樣從歐洲影響到北美，約翰·亞當斯和本傑明·富蘭克林如何影響將來美國的國運，北美啓蒙運動與歐洲有何區別及滯後在何處，啓蒙運動怎樣導致美國革命，本文都會分解清楚。

北美革命前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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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紀60 年代，一羣倫敦人漂洋過海來到波士頓。他們原本以為自己將看到一個有着一萬六千人口的城鎮，但此時的波士頓已然是一個極富活力的現代港口城市。波士頓長碼頭的場景猶如泰晤士河兩岸：數十個錠盤錯落分佈，桅杆密密麻麻，人山人海的造船廠裏到處都是填嵌工、螺旋槳工以及修帆工的身影。

在進城的路上，這些倫敦人經過了若干酒館、數家印刷廠、一個書店、一排排精緻的木屋以及許許多多的教堂，其中多為公理會（新教教會之一，允許並尊重個人對信仰的不同理解，在教會管理上主張會眾自治）的教堂。左轉進入特萊蒙街，他們就能看到令波士頓人引以為傲的波士頓公園。孩子在那裏嬉戲玩耍，奶牛在一旁悠然地吃草，英王的軍隊偶爾會在此露營。

公園附近有一棟看似古怪，甚至是不祥的建築。那是一個兩層的亞麻“工廠”，裏面的工人多為貧困的婦女和兒童。這座特別的工廠是“鼓勵工業與窮人就業協會”於1752 年創立的，是波士頓在殖民地時期為應對社會貧困問題所採取的最大膽舉措，但它並不是一個慈善機構。商人和政府官員一方面希望藉此減少對窮人的公共財政投入，另一方面也打算從這些廉價勞動力身上攫取更多利潤。然而，這個項目在短短几年內便宣告破產。生活窘迫的婦女和兒童已經習慣待在家裏靠零活維持生計，他們並不願意進入紀律嚴明的工廠工作。

波士頓的精英向來訪者吹噓着市中心附近的花園、草坪以及瞭望台。但與此同時，大多數波士頓人仍然蝸居在光線昏暗、煙味刺鼻的屋子裏，幾根蠟燭就是他們僅有的照明工具。到了冬天，整間屋子主要依靠廚房生火取暖。家裏沒有排污管道，只能用污水桶將污物傾倒在街道中間的陰溝裏。

波士頓傾茶事件正説明波士頓繁榮

這些倫敦人或許早已對波士頓著名領袖托馬斯·哈欽森有所耳聞。他集波士頓的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於一身，成了這座城市名副其實的統治者。不僅他本人擔任了首席法官、皇家總督等要職，他的親戚同樣在馬薩諸塞政府身居高位。約翰·亞當斯認為，哈欽森家族“如此顯赫的地位”“足以支撐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專政統治”。

哈欽森對到訪的英國人禮遇有加，他將後者視為波士頓友好的子民而不是英王頑固的使者，無論對英國國教徒還是公理教徒均一視同仁。英國來訪者很難想象，眼前這位少言寡語、細心周到的地方高官正日益成為波士頓最令人討厭的人。

在波士頓，哈欽森及其同黨儼然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層級分明的社會經濟統治集團。

身處金字塔頂端的往往是哈欽森最忠實的支持者，包括批發商、船主、進出口商、頂尖的醫生和律師以及富二代。稍次一等的社會階層則由小商人、店主、手藝師傅以及船長等構成。第三個等級則主要包括各行各業的學徒工、契約工以及被僱主“買斷”的私家僕人。眾多學徒工共同構成了一個半成熟的勞動力市場，該市場為他們提供了改變社會地位的機會。

黑奴無疑處在金字塔的最底層。不僅僅在南部地區，黑奴制在北部港口城市同樣有上百年的歷史。在成功征服佩克特印第安人之後，來自馬薩諸塞的征服者將數百名被俘的印第安婦女兒童送往西印度羣島以交換當地的黑奴。儘管黑奴僅佔波士頓人口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莫大的諷刺，要知道，波士頓的教堂每週日都會高調宣稱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

年輕的教師、作家、律師等專業人才對哈欽森的統治集團及其附庸越來越不滿。在這些年輕人中，身為律師的約翰·亞當斯因其堅強的意志與勃勃的雄心脱穎而出。貌不出眾、擅於自省的亞當斯對自己的動機與目的有着非常清楚的認識，也正因如此，他對他人的動機與目的異常敏感。他在政治學、心理學以及二者對領導力的影響等問題上都有獨到的理解與體會。

儘管亞當斯後來的名聲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他波士頓青年領袖的重要作用，但在當時，他們的影響力難分伯仲。

約翰·亞當斯的表親塞繆爾·亞當斯便是其中之一。這位波士頓工匠的兒子早年研究的是鎮民大會與黨團政治，在此期間，他深刻意識到黨派擁護者的意志對於黨派領袖的重要導向作用。

脾氣火爆的詹姆斯·奧蒂斯發跡于波士頓民粹主義的混戰，這位當權政客之子在混戰中成了反哈欽森集團的先鋒。由於同勞苦大眾建立了親密聯繫，奧蒂斯儼然成為同盟眼中的聖人、敵人眼中蠱惑人心的暴徒。這樣的關係也使他在日後的選舉中頗為受益。

約翰·漢考克是波士頓青年領袖中的異類，他本是個身居社會頂層的富商，但熱衷於同哈欽森統治集團的鬥爭。

我們在此談及這些波士頓青年領袖是為了重估馬薩諸塞地區層出不窮的革命運動的歷史性作用。**革命積極分子在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過程中形成了有效的革命團體。**他們當中有一些人在歷史長河中逐漸被世人遺忘，另一些人則僅僅被視為羣眾領袖。

隨着殖民地的人口結構越來越複雜，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波士頓人開始試圖在正在興起的北美啓蒙運動中尋找一個共同的根基。

利與弊：滯後於歐洲的啓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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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紀中期，大洋彼岸的啓蒙運動點燃了長期受制於宗教傳統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對新思想的渴求。在那個年代，儘管通訊並不發達，但是對啓蒙思想的討論卻在各城鎮迅速興起。

**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認為，無知將滋生罪惡，進而惹怒上帝。**因此，新英格蘭地區很早就有免費的男校。。在該地區，幾乎所有男性都識字。就整個北美殖民地而言，男性識字率為三分之二。

1720 年到1760 年間，北美殖民地印刷業主的數量從九個增長到了四十二個。其中，波士頓的印刷業主數量翻了一番，費城更是從一個迅速增長到九個，可見人們對可以長久流傳的書面文字的巨大需求。

此時，儘管報紙在該地區已經非常普及，但仍甚少涉及北美以外的即時信息。北美殖民地人民往往只能讀到倫敦、柏林、那不勒斯以及伊斯坦布爾幾個月前的舊聞，抑或是從英國雜誌上竊來的散文和詩歌。

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廠竭盡所能才能勉強滿足當地人對進口書籍的需求，尤其是洛克的《人類理解論》和《政府論》以及伏爾泰的《哲學通信》和《路易十四時代》等暢銷書。為了填補供需間的嚴重不平衡，報紙有時也會刊登一些章節，人們正是以這種方式在報紙上讀到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

洛克的《政府論》直到今天還值得很多人讀來啓蒙

史學家亨利·梅曾記錄，由於歐洲的啓蒙書籍在問世後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能在北美殖民地出版，因此殖民地的讀者很難及時接收到歐洲最新的思想。啓蒙運動第二階段的一些激進作品，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以及休謨的《宗教的自然史》更是在18 世紀末才傳到北美（大司馬按：這也許是好事）。

多年來，北美地區最具啓蒙特色的聲音來自約瑟夫·艾迪生在倫敦創辦的《旁觀者》，富蘭克林和一眾出版商均視其為榜樣。

艾迪生言辭柔和，憑藉温文爾雅而又不過於高深、具有進步性而又不那麼激進的文字吸引着大西洋兩岸的讀者。在北美殖民地，很少有人完全依靠寫作謀生，文人也甚少受制於贊助人的意志，因而該地區的啓蒙運動充滿民主色彩。

根據史學家唐納德·H. 邁耶的記載，啓蒙者與被啓蒙者多為自發的文學愛好者，他們往往是全職的律師、醫生、牧師、商人、工匠以及農民。在邁耶看來，這些人遠比歐洲地區的啓蒙運動參與者“更懂得現實生活，更能切中現實問題”，因此該地區的啓蒙運動也更強調知識的有用性。

即便如此，北美殖民地的啓蒙人士仍處在學習並吸納歐洲思想的階段。在北美家喻户曉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北美以外的地區同樣享有盛名。但是他在歐洲的名氣主要源自他的一系列電實驗，而不是他那詼諧的散文與睿智格言中藴含的啓蒙思想。在科學及其他一切領域，他都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一個潛心在思想中探尋其實際效用的實踐者。

富蘭克林與北美啓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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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富蘭克林給予了美國啓蒙運動獨特性，而且使費城成了整個運動的中心。但事實上，他本人出生在波士頓。父親喬賽亞·富蘭克林不僅是位蠟燭和肥皂製造商，還是當地一所教堂的執事。老富蘭克林最大的希望就是寶貝兒子能夠在教會謀得一席之地。

本傑明·富蘭克林自幼就在父親的小型私人圖書館裏忘情讀書，其中大部分為“神學宗教”類書籍。對此，他曾在啓蒙時代的路標性著作《富蘭克林自傳》中回憶了這段讀書經歷，並且依循時間的軌跡對自己的思想發展過程進行了一番梳理。

當時的波士頓仍處在清教神權的統治之下，實行嚴苛的道德律令。教會一再鼓吹，只有被上帝選中的那個人才能實現救贖，其餘子民只能在地獄中飽嘗苦難的滋味。

但是，當年幼的本傑明·富蘭克林開始構建自己的閲讀體系時，他很快展現出異於傳統的一面。他“口袋裏的所有零錢除了買書別無他途”，從約翰·班楊的系列小冊子到“R. 伯頓的歷史叢書；從小販那兒買會更便宜，全部只要四五十美分”。

八歲那年，富蘭克林被父親送到波士頓的拉丁學校，為今後在哈佛學習神學打基礎。然而，小富蘭克林廣博的知識、充滿懷疑態度的好奇心以及頗為叛逆的智慧決定了他不會在神學的道路上走太遠。

1718 年，父親堅持要讓十二歲的本傑明跟着一年前剛從英格蘭回來的哥哥詹姆斯做學徒，他哥哥當時剛在波士頓開了家小印刷廠。本傑明極不情願地和哥哥簽了長達九年的學徒契約。

這是一件苦差事。印刷工需要徒手組合鉛字，如老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所描述的那樣“一字一句地組合，在一頁又一頁的印刷中耗盡自己全部的力氣”。但是對富蘭克林而言，印刷過程中卻有一個額外的好處。他在自傳中回憶道，通過向書商的學徒借書，“我現在終於可以接觸到更多的書”。“夜裏，我常常在書房讀書，那對我來説是最適合讀書的時候，因為晚上借的書第二天一早就得還回去。”

同許多以他為榜樣自學成才的人一樣，富蘭克林的閲讀興趣甚為廣泛，從科學、自然哲學到以理性而非信仰為基礎的自然神論，再到洛克、孟德斯鳩等人驚世駭俗的政治哲學。富蘭克林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觀點為美國啓蒙運動定下了基調。他強調知識的有用性，認為知識可以改變人的行為。

而後，他借鑑洛克的白板説，主張用教育和經驗塑造人的思想。在他構想的新式學園中，學者用“最有用的”知識武裝自己的思想，包括學習算術、理解“自由的意義”以及瞭解“藝術的起源、製造業的興起以及貿易的發展”。在此基礎上，富蘭克林意識到研究力學的重要意義。在他看來，“力學讓人類具備了創造奇蹟的能力，節省了勞動力，推動了製造業的發展等等”。

富蘭克林的頭像印在了100美元的紙幣上

儘管在本傑明的記憶中，哥哥詹姆斯並不是一個友善的僱主，但學徒生涯仍然讓他受益匪淺。他所收穫的絕不只是對印刷業本身機械流程的瞭解。詹姆斯從英格蘭帶回一些頗具啓發意義的新書和期刊，其中就包括艾迪生的《旁觀者》。也正是從那時起，本傑明開始有意識地模仿艾迪生的寫作風格。

在本傑明的傳記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的眼中，詹姆斯是個野心勃勃的出版商，“誓要成為第一個在北美殖民地開展獨立出版權鬥爭的偉大勇士”，冒着自己的週報《新英格蘭報》被禁的風險，也要堅決抵制殖民者的審查機制，為殖民地的清教徒發聲。

啓蒙大本營與第一次大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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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傑明·富蘭克林在十七歲那年終止了與詹姆斯簽訂的學徒契約，逃往費城。在費城，他和另一個出版商一起醉心於哲學討論。在去倫敦做了一段時間學徒之後，富蘭克林再次回到費城，並於1729年成為《賓夕法尼亞日報》的主編。在他的經營下，這份報紙很快成為北美殖民地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

由此，**費城成了富蘭克林的大本營。在他的努力下，費城逐漸成為北美殖民地啓蒙運動的中心。**富蘭克林吸收了歐洲啓蒙運動的核心思想，強調人類理性的偉大力量。他主張以理性為基礎，不僅要對既有的思想保有懷疑態度，還要繼續探索出一條通往真知的道路。

但是，對於他而言，理性絕不是被懸置在象牙塔中的文物，而是真正能夠將思想轉化為生產力的巨大力量，一個表現就在於，它帶動了街邊商店、咖啡屋以及客棧的繁榮。究其本質，理性是民主的。

理性化的過程也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不斷進步的過程。在《印刷商辯白書》中，富蘭克林談到自己對北美殖民地出版印刷市場的一些看法：“印刷商堅信，當人們持有異見時，雙方的不同觀點都應該被公眾知曉；當真理與謬誤公平較量時，真理總能戰勝謬誤。”

1727 年，富蘭克林與十一個夥伴在費城組建了自己用以變革的工具—“共讀社”，創建成員包括上釉工、補鞋匠、公證人、辦事員等等。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這些人常常聚在一起討論哲學、政治、科學、商業等話題。這些討論使得費城的啓蒙運動明顯具有多樣性、世俗性、包容性和實用性等特點。他們對相互溝通的強調也進一步充實了富蘭克林對啓蒙運動的設想。

“共讀社”最突出的成就在於它創建了美國第一個收費圖書館，富蘭克林本人也向這座圖書館捐獻了不少私人藏書。在此基礎之上，他還主持創建美國哲學學會，艾薩克森將其稱為“殖民地間的共讀社”，致力於“在北美殖民地傳播有用的知識”。

為了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富蘭克林在1751 年創建費城學院。1765 年，該學院創立了美國曆史上第一所醫學院。此外，他還出資籌建費城第一所醫院，將那些有志於將費城建設為美國醫療中心的學生送往愛丁堡大學繼續學習。

他非常認同蘇格蘭啓蒙運動所提出的“常識”原則，與包括大衞·休謨在內的蘇格蘭啓蒙領袖交往甚密。由此，**富蘭克林在新舊大陸的啓蒙運動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樑作用。**休謨毫不吝惜對他的讚美：“北美殖民地為我們帶來了金、銀、糖、煙草以及染料等好東西，但你是北美第一個真正的哲學家，一個用思想吸引我們的偉大人物。”

1774 年夏末，當天賦異稟的律師兼學者約翰·亞當斯作為第一次大陸會議的代表抵達費城時，他被這座城市的繁榮與文明程度震驚了。在這座由富蘭克林一手締造起來的城市面前，從未離開過新英格蘭的亞當斯覺得自己像個十足的鄉下人。

第二任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

“髒兮兮、灰撲撲、疲憊不堪”的亞當斯及其他來自馬薩諸塞的同僚出席了費城方面為他們舉行的歡迎儀式，富蘭克林的朋友本傑明·拉什醫生亦在其中。在他看來，亞當斯的穿着舉止平淡無奇，“言談冷漠且保守”。初次見面，與會各方都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

由於英國議會最終通過了《強制法案》，作為回應，北美殖民地決定召開第一次大陸會議。然而，沒有人對其他人在核心問題上的態度有充足把握，也沒有人知道這次會議最終會導向什麼樣的結果，儘管這一結果很有可能將決定北美殖民地的命運。

第一次大陸會議實質上具有發動叛亂的性質。亞當斯心裏明白“已無退路，無論生死，我個人的命運都將和這個國家緊緊聯繫在一起，而我的決心不會改變”。

隨後，亞當斯受邀前往費城的城市酒館，在這個“全美最文雅的酒館”裏，他享用了“有生以來最精緻的”一次晚宴。亞當斯原本緊張的情緒逐漸得到緩解，他非常享受那個夜晚漫長而愜意的政治對話。

第一次大陸會議召開時，本傑明·富蘭克林還在倫敦與英國政府進行收效甚微的談判。面對英國政府與北美殖民地人民間不斷激化的矛盾，富蘭克林一貫主張通過調解的方式化解矛盾，他甚至將波士頓傾茶事件斥為魯莽的挑釁行為。然而，隨着英國政府對北美殖民地的態度越來越強硬，他開始有發動叛亂的念頭。

1774 年1 月，富蘭克林在倫敦的調解工作跌入冰點。受帝國樞密院的邀請，他前往一個名為“戰場”的大廳。那裏擠滿了歡呼嬉笑的人羣。根據一位在場人士的描述，富蘭克林就像一頭“被咬的公牛”，受到了“大量惡毒的攻擊”。對此，富蘭克林選擇優雅地保持沉默，但在隨後的幾天，他時刻面臨被逮捕的危險。

幾個月後，**第一次大陸會議在費城的木匠廳召開。會議決定，不再對英國的高壓政策保持沉默。**北美殖民地人民將會對英國殖民者説些什麼呢？

這裏有「文史宴」更多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