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謠言與選擇性執法_風聞

近日，朋友圈中流傳一種陰謀論，即新型肺炎某國研發的生化武器。言者論之鑿鑿，其實不過是拼湊文獻，中間不乏“斷片”處。我本以為不會有人把這個當真，尤其在我國就疫情防控與各國加強協作的當口，但卻發現信者不在少數，包括官員、學者，不少還是我的長輩。

本文無意就此展開辯論，因為真理並不總是越辯越明，有時候還會模糊焦點。這裏我想繼續談談“謠言”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月初八位醫生髮布“謠言”的故事了，儘管國家疾控中心首席科學家曾光肯定他們是“可敬的”，但公安機關至今維持對他們造謠的定性。這不免讓人疑惑：如果8位醫生是造謠，那麼上述生化戰言論算什麼，是“謠言”嗎，如果是，為什麼不見有關執法部門有所行動？

誠實地説，任何“謠言”都有其真實的成分。所謂“無風不起浪”，謊言不過是對真相的歪曲，人不可能創造出一個完全沒有真相的謊言。一如這個世界上沒有本體論意義上的邪惡，所有的邪惡都只是對正義的背離。所以奧古斯丁説，即便在強盜羣體中也是講誠信的，而不可能創造出一個與誠信等良善價值根本背離的價值觀，只是對這些價值觀有所偏離，有所修正，僅此而已。

同樣地，所有的“真相”也都有其虛假的成分，“橫看成嶺側成峯”，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人的理性能力也決定了人不可能獲得對事物絕對客觀的結論。沒有百分之百的純金，也沒有絕對客觀的真相。科學家提醒我們，每天維持我們生命的水（H₂O）也不可能是純淨的，超純淨的水甚至對人體是有害的。

所以在法律中，對於謠言的懲治要從客觀和主觀兩個角度切入。在客觀上，謠言必須是一種根本性的失實，而不包括局部性失真。當然，根本性失實和局部性失真的界限並不是涇渭分明的，其中有一定模糊地帶。在我看來，如果有優勢證據證明事實存在，那麼這種言論就不能扣上謠言的帽子；如果只是單純的一種可能性，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就大肆渲染，則可認定為謠言。在主觀上，傳播謠言必須出於惡意，比如為了吸引眼球，為了流量、“10w+”而故意製造的失實言論，執法機關對此就不能置若罔聞。

我們看到，在當前對於疫情謠言的打擊中，有些地方在執法邏輯上是割裂的。一方面，對於“8位醫生”式的言論，當地警方的要求可能是必須達到絕對真實，否則就是謠言——因為新型冠狀病毒不是非典病毒，所以説武漢出現若干非典或疑似非典病例就是造謠。按照這種觀點，如果我説圓周率是3.14也是謠言，因為準確説來，圓周率根本不是3.14，而是一個無限的不循環小數。現在醫學證明，新型肺炎病毒系非典病毒近親，傳染性不遜於後者。網上有個段子諷喻此事，有人説東北虎來了，官家認為他造謠，因為最後查明不是東北虎，而是華南虎。

另一方面，對於帶有民族主義情緒的陰謀論，有關執法機關卻格外“寬容”，至少筆者沒有見過任何處理的案例。當然，如果陰謀論沒有了民族主義的加持，比如編造疫情是國內某實驗室污染泄漏所致，就很難説了。簡言之，這是典型的選擇性執法。

法從水，一個基本的含義就是執法公平如水，一碗水端平。而選擇性執法將動搖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和正義，讓法律成為某項政策、某個部門乃至某個個人的工具，不可避免導致司法權力的濫用。

對於製造或傳播謠言的處理，法律規定了行政和刑事責任。關於行政責任，《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對於傳播謠言者可以進行警告、罰款、行政拘留、吊銷公安機關發放的許可證等處罰。關於刑事責任，刑法至少有兩項罪名與謠言有關，一是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二是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前者傳播的是恐怖信息，比如編造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等恐怖信息；後者所傳播的則是恐怖信息以外的其他信息，它包括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立法者看來，傳播恐怖信息的社會危害性重於其他的虛假信息，刑罰自然也要更重。

對於武漢較早接觸疫情並“造謠”的8名醫生，公安機關採取了警告的行政處罰，並未拘留，而是讓他們繼續工作，投入一線的抗疫鬥爭。據報道，其中一名醫生不幸感染新型肺炎，病情比較危重。

而對於散佈生化威脅等恐怖信息的行為，有關執法部門至今不見動作。當然，刑罰是打擊犯罪的最後手段，不到萬不得已不應輕易使用，因此無論是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還是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都必須達到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程度才可入罪。換言之，只有當這種言論清楚且現實地危及公共利益才可以發動刑罰權。但是對於行政不法卻不需要達到類似標準，只要主觀上有惡意，客觀上認定為根本性失實的謠言，就可以進行相應的行政處罰。

任何主義，包括民族主義，都不應成為違法行為的擋箭牌。因為任何主義一旦走向極端，都會導致偶像崇拜，成為罪惡的遮羞布。

在《民族主義》一書中，斯蒂芬•格羅斯提示我們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不同——前者是積極的，它不否認民族成員不斷變化、各不相同的追求，也並不拒絕民族成員關於民族的不同理念；後者則不懂折中，世界對他們而言，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

而“當人把世界分為兩個互不相容、不斷爭戰的陣營，將自己本民族和所有其他民族對立，把後者視為自己不共戴天的敵人，就產生了與愛國主義截然不同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例如，法國民族主義包含的理念也許是，要成為法蘭西民族的良民，一個人必須憎恨英格蘭和日耳曼的所有事物，否則就並非‘真正’的法國人”。這樣的民族主義不僅表現為排外，也同樣體現為對本國不同羣體的攻擊 。

我們應該通過愛國主義來避免民族主義的偏見與仇恨。病毒的傳播，本不分民族、性別和階級，亦無法被封鎖於國境之內，也正因為如此，抗擊疫病才需要全人類的通力合作。那種他者即地獄的思維，對於疫情防控非但無益，反而有害。

在《鼠疫》一書的結尾，作家加繆這樣寫道：“鼠疫桿菌絕不會完全死亡或消失，它們能夠在傢俱或衣物裏休眠數十年。它們在浴室，地下室，行李箱，手帕和舊紙張裏耐心地潛伏着，等候着冥冥之中的指令或人類的不幸，到那時，鼠疫將會再次喚醒它的鼠羣，送它們去某座幸福的城市播撒死亡。”很多時候，人心中的狹隘、偏見與仇恨，是比鼠疫更為可怕一種病菌。

如果説謠言是對真理的偏離，那麼仇恨則是對愛的匱乏。希望我們的法律能夠告別選擇性執法，儘量多地釋放人們的愛心，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