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袁世凱 （共8則）_風聞

1、袁世凱科舉逸事

閒翻野史，竟在《世載堂雜憶》（劉成禹著）中讀到一則袁世凱早年不中科舉內幕的史料來。因其有趣，不厭轉述如下，聊增談資。

瞿鴻璣，字子玖，湖南善化人，清光緒二年考中進士出任學政之職，俗傳因貌似同治帝而甚得慈禧太后眷顧，一路升官至軍機大臣，權傾一時。其初任學政時曾外派河南視察科舉考試工作。當時河南官場慣例，學政來視察工作，迎送時需搭建官棚，而官棚的規格以五品為標準，分為大、小兩種。瞿鴻璣先到歸德府，當地知府甚為恭敬，以大棚規致送；接着又到了陳州府，知府吳仲懌是個老官油子，瞿鴻璣對他有點輕視，惹的吳知府很不高興，便在送別時以小棚規致送，還把這個規格作為瞿鴻璣的待遇標準通告其它各府。官場比的就是排場，瞿鴻璣對此無比怨恨，遂起報復之心。

來年科舉考試，瞿鴻璣手握點卷批示大權，凡是陳州府吳仲懌上報的州縣錄取學生一律被退回，不予授予秀才資格。在被退回的學生名單中，項城縣第一名就是袁世凱。

查袁世凱少年時曾經兩次參加科舉考試落第，功名失意，以致怒焚歷年所作詩文，憤然離鄉投奔吳長慶麾下，棄文從武，輾轉朝鮮、直隸，終於成了北洋系軍閥鼻祖，逼促清帝退位結束千年帝制，出任民國首任大總統，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代梟雄。假設當年沒有瞿鴻璣和吳仲懌這段恩怨，讓袁世凱得了科舉功名，那麼百年來中國的命運走向又該是何等面目呢？

又傳説瞿鴻璣和袁世凱同任軍機大臣時，兩人因這段早年公案彼此忌諱戒備，尋機互相傾軋。當時瞿鴻璣結黨肅親王善耆，袁世凱依靠慶親王奕劻，兩派勢力在朝廷角力相持，不相上下。一次慈禧太后召見瞿鴻璣商談國事，談及慶王時説到外間最近風傳慶王貪污，名聲有點壞，要瞿鴻璣在軍機處多負責些，瞿鴻璣揣摩上意認為慶王必定倒台，一時得意忘形，竟歸家將此語告訴老婆，老婆在與一幫官太太打牌時又透露出來。此等事關朝廷格局百官命運的內幕消息自然非同小可，官太太們立即回家轉告各自夫君，一來二去，這件事竟成了中外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徑相轉載，羣議紛紛。慶、袁因勢利導，買通英國公使，讓英使夫人入宮赴宴時故意在慈禧太后面前談及此事，慈禧問出處，答曰瞿大軍機所言，各報均已登載。慈禧愕然，立即追究泄露內情之責，終以“交通報館、賄賂言官”罪名，將瞿鴻璣免去官職，遣返原籍，肅王從此失勢，慶、袁一黨得以大權獨攬把持朝政。

瞿鴻璣為泄私憤，竟鬼使神差把一個科場落魄秀才的命運改造成擁兵挾國的梟雄，同時也讓自己位高權重的地位轉瞬灰飛煙滅，更有甚者，幾乎可以説是塑造中國近代百年曆史的“始作俑者”。而吳仲懌，這個為逞一時之快而惹惱了瞿鴻璣的陳州知府，在袁世凱顯貴後大遇提攜，步步高昇，從江寧布政使到電政大臣再到河南巡撫，以後人的眼光來看，是否是用整個國家的時代命運，換來了個人的富貴榮華呢？抑或是於懵懵懂懂之際，冥冥天意之中，做了一回撥弄神州大陸的“上帝之手”？

2、大人物袁世凱與小人物徐撫辰 

有人説歷史是人民寫就，有人説歷史是英雄開創，俱往矣，誰能説清生殺予奪者的重大決斷，究竟是一念之差，還是民意使然？但若説歷史其實往往是受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影響，你會不會覺得滑稽，覺得匪夷所思？且看《世載堂雜憶》中的一則晚清遺事，能不能讓你聞之色變，抑或莞爾一笑。

某人評價袁世凱一生，説他除了洪憲稱帝一事敗亡，其它諸多生死攸關之際均有若神助，“皆於最後五分鐘靠天成功”（語出沈小沂，其人待考）。想想日朝開戰前夕他逃離朝鮮，想想戊戌政變之中他告密榮祿，想想慈禧光緒先後賓天時，醇親王載灃攝政，一心要誅袁世凱，他倉皇潛逃天津的狼狽和最後竟以腳疾開脱的僥倖，不由人不歸諸鬼使神差。

袁世凱能夠從當時內憂外患的政治格局中脱穎而出直上青雲，除了他自身人格魅力和深諳權術之變外，與洋人的暗地支持也攸息相關，他與英國公使朱爾典的私交、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密謀，甚至簽訂“二十一條”時日人有賀長雄的奔走，都説明袁世凱其人廣得洋人青睞。而箇中原因，則發端於義和團拳匪之亂中，他冒天下之大不韙抗旨不遵，驅拳匪，保洋人，獨善一方；後堅船利炮攻克北京，滿清投降，宣佈義和團為亂民，並誅殺山西巡撫毓賢等支持義和團的大臣以謝天下。經此一役，袁世凱不但名聲大振，而且從此被洋人目為清廷中的開明官員而漸獲嘉許。

袁世凱果真如此天賦異秉、深謀遠慮嗎？此時便需小人物徐撫辰出場了。

徐撫辰，字紹五，湖北江夏人，袁世凱任職山東巡撫時，他以候補道員身份混跡山東撫衙，擔任主辦洋務文案的小吏。當時清廷倚重“刀槍不入”的義和團，對他們驅殺洋人、焚燬教堂的舉動發詔鼓勵，直至與八國公開宣戰。袁世凱在山東剛接到獎勵義和團的詔令時，立即通告全省州縣遵旨辦理，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竟連一向凡牽涉洋務文件一律均需簽字署名的徐撫辰都沒有來得及看到。徐聽説此事後即刻求見袁世凱力諫不可，袁不聽，徐乃歸家收拾行囊，留書一封，不辭而別。留下的這封書信送交袁世凱閲後，袁幡然醒悟，立即下令火速追回已下發各州縣的詔令，六百里加急來不及就用八百里加急，終於全部追回，遂毅然變更朝廷宗旨，護洋人，剿拳匪。

徐撫辰在信中剖析形勢，預言變化，言辭懇切，句句中的。其一説義和團之謬：“人言外國有你的格林炮，中國有我的紅燈照，口唸邪咒，不用槍彈，大刀一揮，洋人倒地，有此理乎？”；其二預測義和團之亂的後果：“今以一國弱昧，而服八國明強，洋人能不聯合兵隊，以陷中國，決不坐視在中國之各國外人任團匪殘殺而不問也”；其三分析當時朝廷倚重義和團的原因：“朝廷因戊戌政變，外人保護康、梁，反對大阿哥，觸皇太后之怒，端親王等乃以團匪進”，指出這並非朝廷本意而是亂臣賊子的“亂命”；其四闡明主張不遵“亂命”的理由：“將來外兵湧至，北京淪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我公以反對義和團之故，猶可盡旋乾轉坤之忠心”，意思是清廷必敗，您得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其五指出若一意孤行的後果：“如隨波逐流，我公一身功名消滅，且恐未能保其身家也”。

後來事實的演變與徐撫辰的預言如出一轍，清朝潰敗，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原來一干支持拳民的大臣或黜或誅，而袁世凱則如魚躍龍門，由北洋總督到尚書，到宮保，到軍機大臣，成就了其一代梟雄之路。

設若袁世凱身邊沒有徐撫辰，他的後半生會是何狀？中國的百年史會是何狀？千年帝制如何結束？中華民國如何開端？二十年北洋軍閥混戰史會被何等史事替代？還會不會有蔣奉化，還會不會有毛湘潭？

徐撫辰後來並沒有得到袁世凱的重用，最後默默而終。讓一個知道自己短處的人在眼前，終日如芒在背，這滋味想必絕不好受。如此看來，小人物向主子效忠也得講究時機和方式，一味死心塌地披肝瀝膽，並非一定能換來飛黃騰達富貴榮華。

3、袁世凱是否信奉“刀槍不入”？

王伯恭和袁世凱，是曾經一起跟隨吳長慶駐紮朝鮮的同事，相處多年，同憂共患，他有一段評價袁世凱的話很有意思：“袁世凱不學，其人則詭計多端，在朝鮮時，同行者皆懼與共事。”

當時官場都以科舉出身為正宗，即使軍營之中也深受“尚文抑武”風氣的影響，彼此比拼出身，袁世凱沒有功名，自然被人輕視，説他“不學”，雖語含不屑，倒也並無不當。不過“詭計多端”這個評語，卻很值得坐下來慢慢思忖，細細探究。

看過一楨袁世凱宣誓就任民國大總統時與僚屬的合影舊照，在一羣戎裝肅立的北洋軍閥簇擁下，袁居中而立，雖然那長眉細目五短身材的樣子實在瞧不出什麼帝王之象，但虎踞鷹視，也是頗具威儀。再想想他一生所做的大事，小站練兵開中國現代陸軍之先，逼宮退位消中華千年帝制之儀，民國甫立即首任總統之位，洪憲復辟僅八十三天而亡，樁樁件件，似乎都不是能夠靠“詭計多端”便可以實現的。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是象劉邦那樣一面潑皮無賴一面大哥襟懷，四方猛士盡入吾彀，還是象曹操那樣既有雄才大略又懂權謀機變，橫槊賦詩指點江山？也許，從他的同事王伯恭在《蜷廬筆記》中記載的一則軼事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袁世凱小站練兵之初，聽説有位精通符咒的大法師能以血肉之軀抵擋槍炮，大感興趣，畢恭畢敬迎請而來，禮遇甚恭，召集將領一起檢驗法師神術，用手槍射擊竟毫髮無傷，諸將驚為天神，袁亦宣稱準備重金聘為軍中教習，傳授法術抗擊洋人。為造聲勢，又廣撒請帖邀請京津文武百官共同觀摩，於大操場上命三十人持長槍同時射擊，一聲轟鳴，法師倒地不起，賓客愕然，袁世凱解釋道：“此詐耳，絕無妨。”派人上前察看，回報説法師還睜着眼且面帶笑容，袁世凱喜曰“何如”，意思是怎麼樣，我説絕對沒問題吧。可是過了半天法師還是僵卧不起，再派人去查驗，則已經口角流血杳無氣息了，掀衣一看，身上有十七個血洞，竟然已中槍而死。

僅以此事觀之，袁世凱雖效法西洋創立新軍，但對傳統的巫蠱法術還是寄予厚望心嚮往之的。然而王伯恭揭發其中內幕説，實際上袁世凱事先已密令槍手不得瞄準只放空槍，第一次用手槍射擊時矇混過關，第二次大庭廣眾之下三十隻長槍齊發，由於槍手眾多，密令傳達不周，遂當場露餡。而所謂的“無妨”、“何如”之語，並非是他篤信法術，只是對自己事先安排的計謀有信心而已。

由此可見，袁世凱的確心有城府，狡詐多端。推究他這麼做的深意，不外乎藉此立威，來博取當時朝野物議之先，從而既以新式軍隊換改革派之名，又以神仙法術討保守派之喜，其立意之深，也許單憑“詭計多端”四字還不足以形容，但也絕脱不了“詭計多端”的干係。

所以，袁世凱是否真的信奉“刀槍不入”並無追究必要，重要的是看這個東西能否為我所用，能否助我青雲之路。他是自私的，但在官場中，追求權位往往與道德無關，最終只是為了保住身家性命。袁世凱成功了，成為那個時代既深孚民望、又唯一能夠擔當危局的人物，直到他稱帝敗亡，晚節不保。

從這件小事也可以一窺袁世凱的政治觀，他既非一味崇洋，也非食古不化，而是披着洋務、復古這兩件外衣，需要將誰穿在外面，就將另一件裹在裏面，左右逢源，翻雲覆雨，一切端視時務所需，形勢所向，隱忍中有張揚，張揚中有隱忍，真可謂“實事求是”的鼻祖。非如此，又怎能做到在北洋軍閥中總攬羣雄，在滿清政局中獨膺人望？怎能於悽惶下野之後，重新被愛新覺羅倚為樑柱？怎能身為封建王朝重臣，卻獲得死敵革命黨的一致推戴？

時人評袁世凱，説他“不學有術”，“不學”前已論及，而這個“術”，則端指權謀機變而言了。宦海沉浮，自然要講謀略，但謀略也有高下之分，高者只見其雄，若讓人覺出其詭，則不免等而下之。從“刀槍不入”這則故事來看，起初大獲成功，最後反成笑柄，竟讓人忽然體味出袁世凱一生屢次化險為夷漸入佳境、終了卻一着棋錯身敗名裂的命運來。小中見大，一事成讖，真撫卷長嘆，喟然無語。

4、袁世凱與日本

大致而言，袁世凱一生有四處受人詬病的地方，一是35歲總理朝鮮事務期間，因在甲申政變中與日本啓釁，又力主對日開戰，俟甲午慘敗，被指責為輕佻悖狂、黷兵誤國；二是39歲在戊戌變法中出賣光緒帝黨向榮祿告密，不忠不義、血染頂帶；三是56歲總統民國時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喪權辱國、民怨沸然；四是57歲改元洪憲登基稱帝之舉，被公認為倒行逆施、自取滅亡。

其中戊戌告密與洪憲稱帝基本屬於“內政”，其中的功過得失暫放一旁此處不表；倒是甲午請戰和“二十一條”，對手都是日本，結果又都以恥辱告終，這就不能不教人興起一番遐想了。

細究起來，袁世凱的“龍興”之地不是別處，正是朝鮮。1882年朝鮮爆發壬午兵變，作為宗主國的清朝派遣丁汝昌、吳長慶率軍入朝平亂，時年23歲的袁世凱恰在吳軍門麾下，於是隨軍出征，開始了其前後12年的朝鮮生涯。因壬午、甲申兩役表現突出，至1885年離朝回國時，已從不入品級的營務幫辦升遷到五品同知官銜，同年又在李鴻章“膽略兼優、能知大體”的嘉許下一躍而獲三品頂帶，並以“通商大臣”的身份被再度委派入朝，直至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前夕潛逃回國。此時的袁世凱，國內朝野目為新晉少壯，鹹為推重，國際政壇也紛紛矚目，聲威初建，為其日後的從政生涯奠定了一個絕好根基。

袁世凱1884年在朝鮮甲申政變中挫敗日本暗中支持的宮廷叛亂，駐朝公使竹添一郎倉皇逃離回國，日本圖謀吞併朝鮮的陰謀破產，從此令日人對其深為銜恨。1894年中日關係劍拔弩張之際，身在朝鮮的袁世凱被駐紮當地的日軍嚴密監視，口岸設隘，衙署守卒，且在袁府旁邊的小山上架炮瞄準，築營看防，必欲圖之而後快。據袁克文《洹上私乘》和《三十年聞見行錄》記載，袁世凱一面向清廷告急請求回國，一面委託英國公使朱爾典設法營救，同時偽裝身患重疾，並故意延請日本醫生診治，使日人誤以為他已沉痾不起，從而放鬆警惕。待到國內同意回國的公文一到，他先是喬裝打扮乘轎出府，矇混過日軍設置的層層哨崗，然後由英使朱爾典秘密接應，登艦渡海，終於離朝潛歸。想想這期間袁世凱心中的緊張、憤懣、屈辱、焦慮，再加上駐朝十年間與日本人的明爭暗鬥，諸般新仇舊恨疊在一起，其內心深處對日本的觀感，已經可想而知了。

21年後，1915年，已成萬人之上的袁大總統與日本冤家路窄，再度狹路相逢。當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之際，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因英、德為交戰國，日本趁機藉口“英日同盟”關係大肆侵吞德國在華利益，出兵膠州灣佔領山東，同時陳兵南滿、華北、長江、福建，在其“大陸計劃”（將中國變為其領土或殖民地）的支持下海陸並進，勢在必得。而此時的中國，1911年武昌起義，1912年中華民國創立，1913年宋教仁遇刺引發“二次革命”，1915年袁世凱稱帝引發“護國戰爭”，真可謂時運多舛，自顧不暇，而且國庫空虛，根本無力開戰，面對日本大軍壓境，能奈其何？“二十一條”不過是擺在槍炮上的一柄武士刀而已，要麼挨刀砍，要麼受炮轟，中國直如一條任人宰割的俎上之魚。這時再討論袁世凱在“二十一條”簽訂過程中如何軟磨硬泡據理力爭，只能徒然更增後人心中的沉重與艱澀，因為無論如何，這都是一部喪權辱國的條約，不管袁氏在其中曾經做過多少努力，或者阻止了多少更大的損失。大勢就是如此，換誰又能夠翻轉時局？

不知此刻袁世凱是否會想起當初從日本人炮口下逃離朝鮮的狼狽，此時的屈辱與彼時的屈辱何者更甚？發跡時便已經遭遇過的對手，原以為事過境遷可以一笑泯恩仇了，卻不料在人生的頂峯時期再次遭遇，且只能直面失敗，無處迴旋。這是宿命，還是巧合？

一年之後，袁世凱盛極而衰，撒手塵寰，臨終之際給自己寫了一副輓聯：“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看來，他對日本的宿怨實在是根深蒂固，至死未休。

5、袁世凱的王道

王道與霸道，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中的兩個重要概念。通常來説，霸道指依靠軍事實力和政治權威君臨天下，有以力服人的意思；王道則指懷柔四海、以德治國，屬於萬民來賓的最高統治境界。判斷一位君主施行的是王道還是霸道，有一項道德標準很關鍵，那就是看他是否做到了“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一個國家因某種原因被消滅，取而代之的那個政權仍然扶持其合法傳人延續法統，保留貴族身份並賜以封地供養，是謂“興滅國”；一個家族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當權者應當協助尋找其流落失散的後裔，使得祭祀承續、血脈流傳，是謂“繼絕世”；一位隱居山野的賢人高士應當得到舉薦，使其才華能夠發揮匡世濟民之效而不致埋沒，是謂“舉逸民”。凡此種種，都是王道仁義慈愛、澤被蒼生的反映，是與霸道的最本質區別。

可是，縱觀中國歷史改朝換代之際，有幾家末代皇族得以保全？更多的是血濺宮廷身死名滅，斬盡殺絕免留後患。然而，目光下移至近代，忽然發現滿清消亡民國取代時，不但前朝皇室安然無恙，而且保留尊號優資供養，恍然令人有“興滅繼絕”的上古嘉德再降人間之感，而一手炮製這一王道仁政的，便是袁世凱。

由袁世凱領銜與民國政府商定的“清室優待條件”明確規定：清帝遜位後，國號保留，民國以外國君主之禮相待，每年撥款400萬元供養；清朝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皇族暫居紫禁城，日後移居頤和園，由民國派兵保護。這些內容分明就是“興滅國、繼絕世”的完整詮釋，而這些優遇的取得，袁世凱當然居功闕偉。即使是後來他自己洪憲稱帝時，仍接受清帝以“遜清大皇帝”名義發來的賀文，單以這種王道襟懷來説，真是一下子把多少歷代開國之君都給比了下去。

説他沽名釣譽也好，説他慕古思賢也好，不可否認的是，袁的這一舉措，讓中國的近代史減少了許多血腥殺伐的暴戾氣息。須知那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一個深入民心的政治號召，“反清復明”反了二百多年終於光復成功，此時若將竊據神州罪大惡極的滿清宗室斬草除根，有理由被認為是一件順應民意大快人心的好事。但袁沒有這樣做，而是處心積慮予以保全，其良苦用心應予肯定。

當然，袁世凱不是聖人，這麼做即便有道德上的推動，更多的應該是利益方面的驅使。那麼，袁世凱行此王道，究竟能獲得什麼樣的政治利益呢？首先自然是彰顯“春秋大義”所推崇的王者風範，除此之外，可能還有三點值得一論，一曰奪法統之正宗，二曰埋君憲之伏筆，三曰正滿洲之主權。

當時的清朝，是3歲兒皇帝溥儀臨朝，44歲的隆裕太后垂簾聽政，孤兒寡婦，風雨飄搖；而袁世凱身任總理大臣之職，節制全國兵馬，儼然曹孟德再世，若一聲令下，則逼宮禪位黃袍加身直是輕而易舉之事。但他隱忍不發，一面繼續擁奉愛新覺羅氏，獲法統正宗之名，一面行挾持孤兒寡母之實，大權獨攬，制約南京的民國政府，直到與革命黨達成“我勸清帝退位、你交總統職權”的政治條件，這才軟硬兼施，終結了清朝268年的統治地位。返觀革命黨那邊，中華民國1912年1月1日宣佈成立，2月12日清帝發佈退位詔書，2月15日孫文即率文武百官拜謁明孝陵祭祀明太祖，以示自己“反清復明”、繼承明朝漢人政權的正宗身份。在這場法統之爭裏，清室皇脈自然是袁世凱可以利用的最大砝碼。

武昌起義一聲槍響，締造了一箇中華民國，與此同時，清王朝也並非冥頑不化，而是積極尋求順承形勢的政治體制改革，君主立憲便是當時實力派王公大臣非常青睞的政體，且幾乎已接近正式推行。可以想象一下，在“君臣父子”這個傳承了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環境即將變化之際，是繼續保持一個可供瞻仰的君主神位，還是驟然進入“無君無父”的民主國家，哪個選擇更適應國體民情，更符合人們的思維慣性？不難推測，時人心中，究竟共和政體能否成功尚屬未知，而留戀帝制者仍大有人在，這種情勢下，保留清室皇族，進可俟共和成功後博一個興滅繼絕的美名，退可在一旦共和失敗、重提君憲時，還能打出這張藏在紫禁城裏的王牌，繼續掌控局勢。也就是説，對於武昌起義是否真的讓河山變色，從此使中國與君憲交臂而去，與共和挽手而行，當時的袁世凱還有些狐疑不定，並暗暗為之做好了兩手準備。

滿清龍興之地，乃東三省白山黑水之間，時稱滿洲，為日、俄所霸佔。如今韃虜既已驅除，該讓他們到哪裏去？自然是回老家，雖然現在因有外國勢力盤踞糾纏而不能回去，但終究是要回去的，滿洲的主人如今是我中國治下的貴族，那麼滿洲自然是我中國的領土，這便是保留清室和滿洲主權兩件事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當時滿洲已為日、俄實際控制數十年，外有日俄對這片土地如何侵吞瓜分的密約，內有舍土割地以保鄰邦友好的媚論，掌握了滿清宗室，也就掌握了對滿洲主權的發言權，否則若驅逐則樹滿洲為敵國，若誅殺則失滿洲之民心，均不如禮遇供養更為深謀遠慮。如據史料記載，孫中山便曾經於1915年底秘密會見日本陸軍參謀長上原勇作，承諾“中國新政府可以東北三省滿洲的特殊權益全部讓於日本，……承認日本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其時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僅半年而已，袁的“無限移民絕不相讓，大連旅順租借99年可以商量”的態度顯然在主權方面，立場要更為堅定一些。

話説回來，無論袁世凱保留並優待清朝皇室有多少政治圖謀，單就這個有別於歷史上絕大部分開國之君對前朝宗室大開殺戒的王道之舉而言，一是完全有理由在春秋大義中得到褒揚，二是給中國近代史憑添了一抹温馨的人文色彩。

6、袁世凱稱帝

1915年12月13日，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宣佈廢除共和政體，實行帝制，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年號洪憲，自任皇帝；1916年3月22日，宣佈廢除帝制，重歸共和，前後總共歷時83天。同年6月6日，袁世凱病死。

關於袁世凱稱帝，史家論述頗多，有狼子野心説，有被迫擁戴説，有鬼迷心竅説，有嘗試國體説，不一而足。其間譭譽褒抑，我們不去參評，倒是平心靜氣坐下來，探究一下在那風起雲湧的大時代下，袁世凱這個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可能是一件既生動有趣、又前事可鑑的事情。

袁世凱一生有兩個重要身份，一是滿清重臣，一是民國總統，兩個身份的轉換過程中，曾經有三年罷官歸隱的經歷。這裏面應當有大玄機在。

1901年（光緒28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病死，當時袁世凱是山東巡撫，慈禧太后下令由他代理李鴻章的職務，同時賞加“太子少保”銜，這也是“袁宮保”這一名號的由來；1902年正式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閣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成為位同宰輔的一品大員，達到其身為滿清重臣身份時期的頂峯；1908年，光緒、慈禧先後辭世，溥儀登基，醇親王載灃為攝政王，一心想要誅殺袁世凱，幸有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和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張之洞勸諫，改為“開缺回籍養痾”，被強行免去一切職務，逐回河南老家養病。故事便應從這裏講起。

此前的袁世凱，一面以機巧幹練、務實進取大獲當權者賞識，一面又趨時逢迎、投靠權貴博取王公貴族好感，從而換來頂帶花翎，一路官運亨通。這個時候，他心裏想的應該還是如何建功立業、封妻廕子，做一個青史留名的忠臣良將，絕不會有絲毫篡逆之心的。否則，載灃想要殺他時，他也不會聽到消息後木然回家，面對老婆孩子哭哭啼啼手足無措，然後倉皇跑到天津試圖躲進租界避殺身之禍。以其當時權位之重，如果早有不軌之心，進可調兵遣將給清廷來一個變生肘腋，退可挾兵自重演一場逼宮兵諫的大戲，斷不會如此狼狽。

等到黯然回鄉，自命“洹上釣叟”悠遊林泉的時候，痛定思痛，想富貴如浮雲、吉凶太無常，年少時科舉不第一怒焚書，後在“大澤龍方蟄，中原鹿正肥”的報國之心感召下投筆從戎，直到名重朝野權傾一時，耗盡半生心血換來的富貴榮華，竟然一夕之間化為烏有，連身家性命也險些搭送，其間的因果由來，真該好好反省思量一下了。

可以推斷，袁世凱的不臣之心，便在此時埋下了種子。看他退隱洹上時寫下的兩首詩：

《登樓》

樓小能容膝，檐高老樹齊。

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

《自題漁舟寫真》

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

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無盤石，嘆息神州持缺甌。

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

在洹上村的三年，是袁世凱點撿半生得失的三年，是參悟“成王敗寇”潛規則的三年，是思索應該如何更好保護自己的三年，是圖謀養精蓄鋭、一舉定乾坤的三年。他身在山野而心繫廟堂，卻不再是思圖東山再起報效朝廷，而是開始用平北斗、太行低、小王侯的王者氣勢來體察天下大勢了。《登樓》詩中沉鬱闊大的漢魏遺風，是不是説明他的心思已經隱隱上接千年之上的梟雄曹操，是不是説明他也和曹操一樣，暗暗下定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負我”的決心？

1911年，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凱。隨後，他擁兵不前，放任革命黨坐大；促成遜位，而成無冕之王；恩威並用，奪民國總統之位；鼓譟中外，終圓大皇帝之夢。試想，如果沒有載灃留給他的那次任人生殺予奪的驚心動魄，沒有洹上三年對“我命終應操之在我”的澈然醒悟，這一切還會這樣發生嗎？然而大幕剛剛拉開，袁世凱的個人生命卻告謝幕，於是神州大地羣龍無首，頓時陷入軍閥混戰的黑暗年代。

權力誘人，卻往往得之忽焉，失之忽焉，那些不世之雄便試圖更進一步，去操持權力之柄。卻不知歷歷青史早已殷鑑，這條不歸路通常功在己身，禍及子孫，而袁世凱命祚不永，竟興亡繫於一身，也算是梁武帝蕭衍之後“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千古第二人了。但又怎知這不是袁氏子孫的福氣呢，他的兒子袁克定、袁克文均以壽終，他的孫子袁家騮是美國高能物理領域的巨匠，衣錦還鄉。設若袁世凱能夠看到這些，他是應該感到欣慰，還是會懊悔沒有給兒孫傳下一個萬乘之尊的帝位呢？

7、袁世凱殺人 

清末官場有“三屠”之説：“士屠”張之洞，因他奏廢科舉，斷了士子做官之路；“官屠”岑春煊，因他在廣東大整吏制，導致無數人丟官棄爵；袁世凱則是“民屠”，這主要指的是他任山東巡撫時，在境內大肆殺剿義和團拳民，以致民間流傳歌謠曰“殺了袁黿蛋，我們好吃飯”，可見其殺戮之烈。

考袁世凱第一次殺人，當是1882年朝鮮爆發“壬午兵變”、他隨軍進駐朝鮮平亂之時。當時袁世凱年僅23歲，軍中職務是營務幫辦，屬於不入品的下級軍官，因在兵船達到朝鮮搶灘登陸時表現英勇，被授權負責督察軍紀。清軍到了附屬國難免驕橫，一夥士兵公然搶劫朝鮮百姓財物，被當地族長告到統領吳長慶處，吳長慶又羞又怒，當即傳令召袁世凱責問，不料袁世凱直接提了七顆人頭進帳面見，稱此七人搶劫民財，已按軍紀當眾斬首。於是族長拜服天朝軍威，清兵也被此強悍手段震懾，一時軍紀肅然。

設想一下，縱然再天賦神武，如果沒有強烈的正義感在胸膛裏激盪，很難想象23歲的青年能夠如此決絕地一鼓氣殺七個人。不知七顆人頭落地之際袁世凱做何觀感，興奮？忐忑？崇高？陰忍？不過，畢竟這件事的是非比較容易判斷，我倒更傾向於給他一個讚許的評價，即使是以七個同樣年輕的生命魂歸異國為代價。

1899年末，時年40歲的袁世凱受命出任山東巡撫，隨同一起達到濟南府衙的，還有他一手操練的7000人新式陸軍。當時，義和團在山東已經鬧得比較兇了，前任巡撫毓賢就因為處理不好拳民與洋人的矛盾，被外調山西，而袁世凱甫一接任即態度明確地發佈《查禁義和拳匪告示》，稱“倘再目無法紀，恃眾抗官，大軍一臨，玉石俱碎”，由此走向始以曉諭解散為主、終靠強力鎮壓剿殺的“民屠”之路。這一殺，直接殺出了兩個後果：一是義和團被迫出走山東，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北上直隸，至1900年6月，雲集北京的義和拳民已近十萬，騷亂之中，終於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德國外交使節克林德被槍殺於路途的事件，導致八國聯軍入侵京津，最後以簽訂恥辱的《辛丑條約》而告終；二是在清廷“保衞神團”的詔令下，袁世凱抗旨不遵，加入由鐵路大臣盛宣懷、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發起的“東南互保”倡議中，東聯閩浙西接四川，一起抑拳撫洋，終使京津淪喪之餘而半壁中國無恙，避免了八國鐵蹄進一步向全國踐踏之虞。史載袁世凱在山東北界遍立“此山東境”的界碑，八國聯軍橫衝直撞，但一見此界碑即勒馬回師，頗有“保境安民”之效。

雖然義和團驅洋人以排外，殺教民以恐內，終致抗清軍而成亂，但大肆屠戮究非仁義之舉。在此之前，袁世凱並無治理一方的施政經驗，絕大部分時間都身處軍隊之中，軍隊講求秩序井然、令出必從，想來初為封疆大吏的袁世凱急於立威地方，於是面對治下的亂局與洋人的施壓，情急之下不免簡單照搬行伍習氣。另一方面，也須考慮到小站練兵之後一支新式軍隊面世，亟需一個一試鋒芒的機會來檢驗成效，並藉此宣揚政績。所以，袁世凱獲得“民屠”這個稱號的緣由，固然有他對怪力亂神的不屑，再深究一步，不難發現其中還交織着軍人作風以及挾兵自重、仗勢欺人的“軍閥”意氣。

基本上，這時的袁世凱剛剛開始從軍人向政客的轉型，他的從政經驗都沿襲自行伍之中，殺人可能還是他唯一能夠運用自如的施政手段。也許其後的“東南互保”可以讓他在同氣連枝、借力打力的政治手腕中初步體會到經世治國之道，可惜的是，他的官運實在太好，向政客的轉型尚未成熟，1901年末便被擢升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直接進入最高權力圈，700余天的轉型生涯草草結束，從此要以他尚顯稚嫩的政治經驗去正對風暴中心的激流與暗湧了。這會不會留下什麼隱患呢？不知此後在天津駐節時創立警察制度，在民國主政時建立特務體系，乃至到最後草率登基敗亡，有沒有因最初轉型不徹底而產生的陰影在他內心深處作祟？能否就此推斷，正是這一後遺症成為導致他整個政治生命最終功虧一簣的“蟻穴”？

所以説，升官太慢，固然抑鬱；升官太快，未必便佳。前事可鑑，深足為戒。

8、袁世凱的哭 

野史閒篇裏，看到幾則關於袁世凱哭的軼聞，覺得很有趣，也頗能映襯這位亂世梟雄的性情，不妨拿來説一説，聊博一笑。

第一個哭，與他的大姨太沈氏有關。説1880年袁世凱21歲的時候，由於科舉無望，不得不輾轉北京、南京、上海求出路，一無所獲，不料卻在煙花柳巷中尋到了一位紅顏知己。原來袁世凱流落上海，孤獨無着，便來到一間青樓妓館排遣煩悶，恰遇一名江蘇籍的沈姓女子，兩人言語投機，相見恨晚，沈姑娘良言勸導，一面稱讚袁世凱氣度不凡，應振作精神求取功名，不能自甘沉淪埋沒七尺之軀，一面解囊資助路費激勵袁世凱繼續尋求前程。袁世凱大為感動，遂一洗萎靡之態，與沈姑娘灑淚而別再度啓程，終於在奔波廣東、天津、山東一番鑽營後，於1881年投入淮軍統領吳長慶麾下，開始踏上其建功立業之路。等到在朝鮮剛剛立穩根基，不忘舊恩的袁世凱便立即將這位風塵奇女子接到朝鮮納為姨太太（袁世凱已於1876年娶於氏為妻並生子克定），善加寵護，成就了滾滾紅塵裏的一段佳話。

第二個哭，是1898年戊戌變法事件中，袁世凱向直隸總督榮祿告密，導致變法失敗，光緒被囚，六君子被戮。傳袁世凱夜奔天津密見榮祿時，長跪不起大哭失聲，狀極悽烈。這一哭，也使他從小站練兵的温處道、候補侍郎（光緒拉攏他時賞賜的官銜）這些虛職中，一振而為武衞右軍統領，正式手握兵權，並於次年升任山東巡撫，成為統治一方的封疆大吏。

第三個哭，發生於1912年清帝遜位前夕，他規勸垂簾聽政的隆裕太后順應形勢主動下台。當時清室孤兒寡母當政，南京民國已告成立，而朝中無棟樑可倚，民間又一片通電勸退之聲，袁世凱入宮覲見，陳述時局飄搖大勢已去，30多歲的小寡婦聞言不禁六神無主哭哭啼啼，6歲的宣統小皇帝懵懂無知，這副景象在他眼裏便是皇太后坐着哭，一個老頭跪在地下淚流滿面陪着哭，氣氛是既悽惶又詭異。

這三次哭究竟史上是否實有其事自然很難考證，畢竟或卿卿我我、或密室同謀、或深宮內院，又是無關宏旨的一時失態之狀，即便是真有，怕也不會有正史去記載這種小事。我倒是寧可相信袁世凱真的曾經哭過這三次，如與沈氏分別時的哭，想想異鄉落魄青樓買醉之際，忽逢妓女勵志良言且慷慨贈金，這宛如紅拂傳奇一般的故事竟落在自己頭上，如此情深意長的紅顏知己怎不叫人在臨別之際為之黯然銷魂，為之傷心欲泣？又如告密榮祿時的哭，當此“首鼠兩端”處境、唯求“戴罪立功”的生死攸關時刻，似乎也只有涕淚交流才能充分體現出悔、忠、憂、懼等諸般交織在一起的複雜情緒，以一名弱者的姿態博取主子的憐愛與信任；再如對隆裕太后的哭，閲歷如此豐富的總理大臣講起時局都會絕望到老淚縱橫的地步，寡居深宮的一個女人難道還能有起死回生的招數嗎？此一哭自然勝過千句規勸。

雖然當時情境或許真會有這三哭，但在後人眼中卻又有別樣意義存在。袁世凱這三哭或真或偽或詭，第一個哭徑可歸為小兒女態無需深究，而後兩個哭卻都發生在家國大事之際，用哭來解決政治，而且竟然運氣上佳均收奇效，這就不免讓人撫卷長嘆了。政客每臨大事，應以臨危不懼、運籌帷幄為正道，背水一戰或釜底抽薪已經等而下之，何況學婦人之狀哭哭啼啼？雖也能取抱雌守弱、以退為進的一時之效，然而終究難免詭術之譏。由此也可以做出推測，袁世凱從布衣一路青雲至宰相，固然有其不世之雄的秉質在，其中也不乏情急之下以哭抵擋這種權術機變手腕的幫襯，但是投機取巧可以哄得過君主卻哄不過黎民，當他總統民國乃至君臨天下的時候，這類手段就全無用處了，堅忍沉毅、持重淡定這些當國主政者必須具備的素質恰恰是袁世凱的軟肋，於是他黔驢技窮連出昏招，終於導致眾叛親離，身敗名裂。“細節決定成敗”，真是一句無所不在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