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的是病毒,而不是人心_風聞
已注销用户-中国政经第一刊2020-01-30 10:41
1月27日,武漢市民在東湖綠道騎行
前兩天,一位中部地區的縣組織部長跟我説起一件事,很是讓人深思。
他的親弟弟在武漢打工多年,回到老家卻無法過年。親戚不見,鄰居到處舉報,無奈之下,大年三十獨自開車到市裏的一個小屋子裏躲起來。
弟弟年輕時在部隊當兵,做過衞生員,知道一些醫學知識,這算是徹底自我隔離了。這位組織部長過年期間一直沒見到弟弟,甚是內疚;對弟弟的遭遇,也很無奈。
他自己也忙於防疫工作,上級要求所有機關幹部下基層。該縣共有兩千多名幹部,其中一千多名要住在村裏。可是,各鄉鎮之間的道路都已被物理阻斷,所有民用車輛禁行,街上不能有行人。
並且,幹部下村後,生活、口罩等都沒法保障,幹部們心裏都嘀咕,這不是在增加感染風險麼?
然而,這都是沒辦法的事。自從1月20日武漢疫情迅速升級以來,大多數省份逐漸開啓了一級響應,農村防疫力度也越來越大。這意味着,基層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進入了“戰時狀態”,各種慌亂怕是難以避免的。
1月28日,巫溪縣某鄉衞生院的醫護人員進村做入户醫學篩查
應該説,這次動員史無前例,無論是官僚體系,還是社會,都被廣泛動員。基層的注意力都聚焦於肺炎疫情,這是好事。
然而,除了疫區有較重的治療任務外,大部分農村地區的防疫重點是在隔離從湖北和武漢返鄉人員上。一些農村基層的治理資源未必跟得上注意力聚焦的程度,防疫措施也未必切合實際。
實事求是地説,一些措施應用不當,反而會產生負面效果。農村是防疫的薄弱點,基層政府的行為對羣眾有極大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基層政府尤其需要沉着應付,防止製造恐慌。
這次河南農村地區的防疫工作因為開展得早,且措施得力,廣受輿論贊賞。因此,其“硬核”做法也被各地效仿。只是,“硬核”可能意味着措施有力,但在很多情況下也意味着簡單粗暴。
河南新鄉,村支書大喇叭硬核勸阻走親訪友者
有些舉措並不一定契合實際,很可能在增加基層負擔,妨礙防疫工作的開展。比如,封村堵路雖然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員流動,能夠有效阻斷交互感染,但這一做法卻不利於防疫工作的開展。
令人擔憂的是,基層政府在“硬核”的想象之下,層層加碼,形式主義有所抬頭。有些地方,要求摸排從湖北返鄉的人員,要像精準扶貧一樣精準。
並且,政府、公安、衞健等各個系統都要求報表。一位中部地區的鄉鎮黨委書記説,有一個表要求五分鐘之內上報,連打印都來不及,他作為黨委書記都有點懵圈,何況普通幹部。
某個鄉鎮,具體工作都還沒開展,更談不上配套資源(如必要的防護措施),但上級的督查組已經到了。鄉鎮幹部調侃,“督查組來得比肺炎還快”。
而督查組的同志並不一定了解具體情況,比如,督查組指責某鄉鎮領導説,“怎麼排查登記人員比返鄉人員還多?”鄉鎮領導只能耐心解釋,排查登記人口裏還包含了其家人等等。
在動員羣眾的過程中,各地也採取了較為“硬核”的措施。最為普遍的做法是,很多地方為了引起羣眾重視,打出了不少雷人標語。
比如,“現在請吃的飯都是鴻門宴”,“發燒不説的人,都是潛伏在人民羣眾中的階級敵人”,“湖北迴來不報告的人都是定時炸彈”等,這些標語形象生動,起到了非常好的動員作用,但客觀上也增加了羣眾的恐懼感。
網傳各地出現雷人宣傳標語
我們的調查發現,疫情開始時,在城市學習工作的年輕人源自於對科學的認知,最先戴起口罩來了。但家中的父母和爺爺奶奶並不信,直到有關信息狂轟濫炸後,老年人戴起了口罩,最後才是中年人。
我調查的華北某村,在年前就開始了防疫工作,村幹部在村口設卡檢查過往車輛。一開始,卡點的工作人員沒有任何防護,連口罩也不戴,直到村書記發現後,才重視起來。
可見,大多數羣眾的自發行為,並非源自於對肺炎疫情的科學認知,而是來自於瘟疫的民間認知,以及對未知後果天然的恐懼感。
我們發現,基層的“硬核”措施,再加上已被調動的羣眾恐懼感,使得農村防疫有了極強的社會基礎。這種恐懼感,使得羣眾加強了自我防範意識;更重要的是,還增強了隔離的效果。
這兩天,各地都在加強對有關人員的隔離措施,較為普遍的做法是在有湖北返鄉人員的家門口貼上居家隔離的通告,並附上舉報電話。
中部某縣,武漢返鄉人員家門口被貼上了公告和舉報電話
北方某鎮的做法是,鄉鎮政府對有從武漢回鄉的13户人家,在其家門口懸掛警示標語,寓意慎入,並讓大家監督該户人不能亂跑。
我的一位同事在農村老家自我隔離,爬了一下家裏附近的荒山,結果很快就被羣眾舉報,村幹部馬上打電話讓其不要亂跑。還有一位類似情況的同事,也被羣眾舉報了,一家三口乾脆搬到山上果園與世隔絕了。
我們一家住在集鎮,為了不引起鄰居的恐懼,已自我隔離了9天,未踏出家門一步。今天上午,村幹部又在家門口貼了標有舉報電話的通告,一家人更是不敢出門。
不能不説,恐懼感是一個最好的社會安全閥。我所瞭解的很大一部分從武漢返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各種謠言。比如,我自己一家就被村民傳謠説是感染者,這也是我們自覺隔離不敢出門的最重要的原因。
河南某地,在湖北返鄉人員家門口拉起的橫幅
我一位朋友回到老家,今天也被親戚電話告知説,村裏在謠傳其已病重住進醫院了。乃至於,不用政府勸解和通告,羣眾自覺隔離了從湖北和武漢回鄉的人員。
今天太陽很好,大家都出來曬太陽,順便曬被子和衣服,他的鄰居家卻不敢開門。他的堂兄去村裏小河邊釣魚,兩位已在釣魚的村民一看到其堂兄,連魚都不要,撒腿就跑了——事實上,其堂兄並不在武漢工作,僅僅是見了朋友一面而已。
但我們可能沒預料到的是,“硬核”措施在發揮效果的同時,的確也帶來了不少後遺症。比如在被隔離人員的家門口拉上大大橫幅,這在鄉土社會中無異於一種污名化措施,必然會帶來集體排斥。
有些措施不一定合乎實際,終將會帶來羣眾的牴觸。西北某市,市委在大年初三的時候突然下文,要求所有從湖北來的返鄉人員集中到專門的場所隔離。街道和社區幹部因為有“戰時”要求,對羣眾的態度極其強硬,不容羣眾解釋。
而實際上,該市所有返鄉人員都是年底返鄉的,他們幾乎都按當地之前的要求,居家隔離了一個星期左右,有些時間還更長。這個時候再去集中隔離,除了增添羣眾的麻煩、增加交叉感染的幾率外,幾乎沒任何意義。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措施一旦“硬核”,往往不僅意味着不切實際,還可能意味着無情,導致社會分裂。這幾天,各級政府處於戰時狀態,羣眾也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中,社會形態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安徽某鎮,政府不同部門同時張貼好幾張公告
從我們的隨機調查看,相當一部分湖北返鄉人員都感覺到了社會的歧視,不少人亦體會到了基層政府的“無情”。
比如,少數基層幹部在登記排查的過程中,為了強調工作的嚴肅性和威懾性,動不動就順帶説一句,不按時報告就讓120抓去隔離,不居家隔離就網上通緝,讓派出所抓人。
凡此種種,從“戰時”的角度上説,都可以理解;絕大多數基層幹部也不是為了製造矛盾,而是為了把工作做好。但即便是“戰時”舉措,“硬核”措施也可以用羣眾接受的方式開展。
浙江寧波是個正面典型,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時也做好羣眾服務工作。比如,在登門排查時,基層幹部同時帶上口罩、消毒水等物資,並聽取被隔離人員的意見,儘量滿足其生活需求,效果就比較好。
在廣大地區,一些村組幹部和鄉村醫生利用其在熟人社會中的威望,通過拉家常的方式,也能把政策較好地貫徹下去。
由於農村有較好的社會基礎,哪怕是在治理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防疫效果也是比較樂觀的。
不過,這一社會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戰時狀態”、“硬核”措施的前提下,是以羣眾的恐懼感作為支撐的,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社會的撕裂。
當前情勢,我們在基層“戰役”上需要實事求是、考慮效果,更應該認識到:隔離的是病毒,而不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