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的是病毒，而不是人心_風聞

1月27日，武漢市民在東湖綠道騎行

前兩天，一位中部地區的縣組織部長跟我説起一件事，很是讓人深思。

他的親弟弟在武漢打工多年，回到老家卻無法過年。親戚不見，鄰居到處舉報，無奈之下，大年三十獨自開車到市裏的一個小屋子裏躲起來。

弟弟年輕時在部隊當兵，做過衞生員，知道一些醫學知識，這算是徹底自我隔離了。這位組織部長過年期間一直沒見到弟弟，甚是內疚；對弟弟的遭遇，也很無奈。

他自己也忙於防疫工作，上級要求所有機關幹部下基層。該縣共有兩千多名幹部，其中一千多名要住在村裏。可是，各鄉鎮之間的道路都已被物理阻斷，所有民用車輛禁行，街上不能有行人。

並且，幹部下村後，生活、口罩等都沒法保障，幹部們心裏都嘀咕，這不是在增加感染風險麼？

然而，這都是沒辦法的事。自從1月20日武漢疫情迅速升級以來，大多數省份逐漸開啓了一級響應，農村防疫力度也越來越大。這意味着，基層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進入了“戰時狀態”，各種慌亂怕是難以避免的。

1月28日，巫溪縣某鄉衞生院的醫護人員進村做入户醫學篩查

應該説，這次動員史無前例，無論是官僚體系，還是社會，都被廣泛動員。基層的注意力都聚焦於肺炎疫情，這是好事。

然而，除了疫區有較重的治療任務外，大部分農村地區的防疫重點是在隔離從湖北和武漢返鄉人員上。一些農村基層的治理資源未必跟得上注意力聚焦的程度，防疫措施也未必切合實際。

實事求是地説，一些措施應用不當，反而會產生負面效果。農村是防疫的薄弱點，基層政府的行為對羣眾有極大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基層政府尤其需要沉着應付，防止製造恐慌。

這次河南農村地區的防疫工作因為開展得早，且措施得力，廣受輿論贊賞。因此，其“硬核”做法也被各地效仿。只是，“硬核”可能意味着措施有力，但在很多情況下也意味着簡單粗暴。

河南新鄉，村支書大喇叭硬核勸阻走親訪友者

有些舉措並不一定契合實際，很可能在增加基層負擔，妨礙防疫工作的開展。比如，封村堵路雖然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員流動，能夠有效阻斷交互感染，但這一做法卻不利於防疫工作的開展。

令人擔憂的是，基層政府在“硬核”的想象之下，層層加碼，形式主義有所抬頭。有些地方，要求摸排從湖北返鄉的人員，要像精準扶貧一樣精準。

並且，政府、公安、衞健等各個系統都要求報表。一位中部地區的鄉鎮黨委書記説，有一個表要求五分鐘之內上報，連打印都來不及，他作為黨委書記都有點懵圈，何況普通幹部。

某個鄉鎮，具體工作都還沒開展，更談不上配套資源（如必要的防護措施），但上級的督查組已經到了。鄉鎮幹部調侃，“督查組來得比肺炎還快”。

而督查組的同志並不一定了解具體情況，比如，督查組指責某鄉鎮領導説，“怎麼排查登記人員比返鄉人員還多？”鄉鎮領導只能耐心解釋，排查登記人口裏還包含了其家人等等。

在動員羣眾的過程中，各地也採取了較為“硬核”的措施。最為普遍的做法是，很多地方為了引起羣眾重視，打出了不少雷人標語。

比如，“現在請吃的飯都是鴻門宴”，“發燒不説的人，都是潛伏在人民羣眾中的階級敵人”，“湖北迴來不報告的人都是定時炸彈”等，這些標語形象生動，起到了非常好的動員作用，但客觀上也增加了羣眾的恐懼感。

網傳各地出現雷人宣傳標語

我們的調查發現，疫情開始時，在城市學習工作的年輕人源自於對科學的認知，最先戴起口罩來了。但家中的父母和爺爺奶奶並不信，直到有關信息狂轟濫炸後，老年人戴起了口罩，最後才是中年人。

我調查的華北某村，在年前就開始了防疫工作，村幹部在村口設卡檢查過往車輛。一開始，卡點的工作人員沒有任何防護，連口罩也不戴，直到村書記發現後，才重視起來。

可見，大多數羣眾的自發行為，並非源自於對肺炎疫情的科學認知，而是來自於瘟疫的民間認知，以及對未知後果天然的恐懼感。

我們發現，基層的“硬核”措施，再加上已被調動的羣眾恐懼感，使得農村防疫有了極強的社會基礎。這種恐懼感，使得羣眾加強了自我防範意識；更重要的是，還增強了隔離的效果。

這兩天，各地都在加強對有關人員的隔離措施，較為普遍的做法是在有湖北返鄉人員的家門口貼上居家隔離的通告，並附上舉報電話。

中部某縣，武漢返鄉人員家門口被貼上了公告和舉報電話

北方某鎮的做法是，鄉鎮政府對有從武漢回鄉的13户人家，在其家門口懸掛警示標語，寓意慎入，並讓大家監督該户人不能亂跑。

我的一位同事在農村老家自我隔離，爬了一下家裏附近的荒山，結果很快就被羣眾舉報，村幹部馬上打電話讓其不要亂跑。還有一位類似情況的同事，也被羣眾舉報了，一家三口乾脆搬到山上果園與世隔絕了。

我們一家住在集鎮，為了不引起鄰居的恐懼，已自我隔離了9天，未踏出家門一步。今天上午，村幹部又在家門口貼了標有舉報電話的通告，一家人更是不敢出門。

不能不説，恐懼感是一個最好的社會安全閥。我所瞭解的很大一部分從武漢返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各種謠言。比如，我自己一家就被村民傳謠説是感染者，這也是我們自覺隔離不敢出門的最重要的原因。

河南某地，在湖北返鄉人員家門口拉起的橫幅

我一位朋友回到老家，今天也被親戚電話告知説，村裏在謠傳其已病重住進醫院了。乃至於，不用政府勸解和通告，羣眾自覺隔離了從湖北和武漢回鄉的人員。

今天太陽很好，大家都出來曬太陽，順便曬被子和衣服，他的鄰居家卻不敢開門。他的堂兄去村裏小河邊釣魚，兩位已在釣魚的村民一看到其堂兄，連魚都不要，撒腿就跑了——事實上，其堂兄並不在武漢工作，僅僅是見了朋友一面而已。

但我們可能沒預料到的是，“硬核”措施在發揮效果的同時，的確也帶來了不少後遺症。比如在被隔離人員的家門口拉上大大橫幅，這在鄉土社會中無異於一種污名化措施，必然會帶來集體排斥。

有些措施不一定合乎實際，終將會帶來羣眾的牴觸。西北某市，市委在大年初三的時候突然下文，要求所有從湖北來的返鄉人員集中到專門的場所隔離。街道和社區幹部因為有“戰時”要求，對羣眾的態度極其強硬，不容羣眾解釋。

而實際上，該市所有返鄉人員都是年底返鄉的，他們幾乎都按當地之前的要求，居家隔離了一個星期左右，有些時間還更長。這個時候再去集中隔離，除了增添羣眾的麻煩、增加交叉感染的幾率外，幾乎沒任何意義。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措施一旦“硬核”，往往不僅意味着不切實際，還可能意味着無情，導致社會分裂。這幾天，各級政府處於戰時狀態，羣眾也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中，社會形態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安徽某鎮，政府不同部門同時張貼好幾張公告

從我們的隨機調查看，相當一部分湖北返鄉人員都感覺到了社會的歧視，不少人亦體會到了基層政府的“無情”。

比如，少數基層幹部在登記排查的過程中，為了強調工作的嚴肅性和威懾性，動不動就順帶説一句，不按時報告就讓120抓去隔離，不居家隔離就網上通緝，讓派出所抓人。

凡此種種，從“戰時”的角度上説，都可以理解；絕大多數基層幹部也不是為了製造矛盾，而是為了把工作做好。但即便是“戰時”舉措，“硬核”措施也可以用羣眾接受的方式開展。

浙江寧波是個正面典型，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時也做好羣眾服務工作。比如，在登門排查時，基層幹部同時帶上口罩、消毒水等物資，並聽取被隔離人員的意見，儘量滿足其生活需求，效果就比較好。

在廣大地區，一些村組幹部和鄉村醫生利用其在熟人社會中的威望，通過拉家常的方式，也能把政策較好地貫徹下去。

由於農村有較好的社會基礎，哪怕是在治理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防疫效果也是比較樂觀的。

不過，這一社會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戰時狀態”、“硬核”措施的前提下，是以羣眾的恐懼感作為支撐的，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社會的撕裂。

當前情勢，我們在基層“戰役”上需要實事求是、考慮效果，更應該認識到：隔離的是病毒，而不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