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一點公共政策思考_風聞

          公共衞生政策，還是任何公共政策的決策，民意肯定是個考量因素，是需要，和應該考慮在內的。對民意，民心要做出合理，正當，恰當的回應。但是，公共決策不應該跟着民意轉，跟着民意跑。因為，民眾的構成非常複雜多樣，民眾的知識結構，教育水平，人生閲歷，對國家和公共事務的認知參差不齊；利益和利害關係也不同。不同的人，不同的羣體有時會利害相抵。當然，看待公共事務的立場和角度就會非常不同。而公共政策決策，譬如這次冠狀病毒感染引起的公共衞生政策決策，涉及非常複雜的專業知識（譬如，流行病學，微生物學，傳染病學，臨牀醫學，經濟，政治，法律，甚至國際政治，國際博弈和競爭等等），很多人不但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有些連基本的知識儲備，經驗，思想能力可能都不夠，是否有能力分析重大，複雜的社會公共議題，是值得商榷的。當然，這本身就是一種民意和民情，是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中需要考慮的。

        就好比是一個人生病，其診斷和治療方案，需要徵求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的意見，而不是民眾投票或者民意來決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投票，民意式“民主”，七嘴八舌，民眾大辯論，其作用和意義在公共政策和治國理政上是非常有限的。這種“民主”的適用範圍需要加以限定。我的思考是，公共政策決策，需要專業人士，社會精英主導的，多種社會力量，和社會層次參與的公共政策決策模式。

        中國古代是王權，加士大夫執政集團，加鄉紳和民間自治，加民心民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中國古代的帝王，是國家，族羣的代表和象徵，具有凝聚國家，族羣，和延續文明的重大意義，在這一點上，所有人類文明中可能大同小異。另外，中國古代的帝王和歐洲不同是，中國的帝王基本上來源於中國民間（開國帝王多數來自民間，其後代是繼承製。如果治理無效，在中國文明中，被認為失去政權合理性和正當性，而被後一個朝代取代），他們基本上繼承中國文明。而且，由於中國文明的開放性（非一神教，非宗教性），中國文明，文化，和政治制度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合理成分而不斷演化。中國文明，和民眾授予帝王管理國家的權利（政權的程序正當性），同時，中國民眾，和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思想制度，譬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得民心，順民意”，等等思想都對王權在思想理念和歷史事實中起着限制和制約作用。實際參與國家治理的大部分是儒家士大夫執政集團，這樣一個集團，本身就來源於中國民間（不是歐洲的世襲貴族），接受中國社會文化的陶煉，再經過科舉制度體系，進入治國理政階層，他們和民間社會基本聯繫密切，他們收集民意，他們的政策建議，需要，應該，也會某種程度上反應民意，民心和民情。錢穆先生説，説中國古代的政治是獨裁專制制度，是説不通的（尤其在和西方對比的語境下説不通）。

        今天的中國，基本延續了傳統的精英治國，和賢能政治這個模式和複雜體系，所謂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協商民主等等。對中國這樣一個高度複雜的超級大國，具有明顯的有效性，和優越性。弱點，不足當然有很多，這是任何文明，文化，國家，族羣都存在和難免的，是人類共通的問題。

      中國文明，文化，和社會政治制度，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至少是最成功的之一。當然，很多方面需要改進，很多方面需要做深，做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