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整個世界的危機考卷：PHEIC的誕生與運行_風聞

雖然今天大多數企業都還沒有復工，但相信昨天晚上對於很多人來説都是一個不眠夜。

關於世衞組織是否決定將新冠病毒宣佈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衞生突發事件（PHEIC）的消息，終於在凌晨公佈，隨即而來的是一串的解讀，有關PHEIC和疫區定義的區別以及宣佈PHEIC可能帶來的影響已經有了很多討論，但很多人仍然在擔憂，這一消息宣佈後中國經濟會“倒退X年”。

其實與其焦慮，我們不妨看看PHEIC這一機制的誕生始末，以及在過去幾年的執行過程中，為整個世界帶來了哪些影響。

PHEIC的誕生：是限制還是保護？

相信伴隨着海外航司停航的一些消息，普通人最擔心的就是PHEIC宣佈後，中國會遭受所謂的“疫區待遇”，進出口貿易遇冷而導致經濟損失。

PHEIC的定義是通過疾病的國際傳播構成對其他國家的公共衞生風險，並可能需要採取協調一致的國際應對措施的不同尋常的事件。其實PHEIC機制誕生最初的原因，就是為了減輕公共衞生安全帶來的損失，其中也包括經濟損失。

故事還要從2002年的非典講起。自非典開始爆發到蔓延全球，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商業活動停擺、公共衞生費用增加、貿易暫停等等一系列影響。WHO曾經給出估計，僅僅從2002年到2003年一年間，非典給整個世界帶來的經濟損失就達到了300億美元。更不必提對人類健康帶來的巨大傷害。

從理想狀態看來，發現疾病、通知其他國家、一起做好防疫措施防止病毒蔓延，是應對公共衞生問題的普遍流程。但從實際操作上來看，仍然存在着很多問題。

例如在病例剛剛出現和醫療系統確認爆發之間，通常還存有控制空間，即使是傳染性很強的疾病，也可以通過良好的控制來減少傳播性。在這樣的前提下，如果啓動了全球性的防禦機制，不僅僅是資源的浪費，也會多少會涉及病例出現國家的經濟問題。

還有一種情況是，疫情被發現和承認嚴重性後到整個國際上的關注之間出現延遲，就很有可能導致疫情進入那些反應遲緩的國家，造成嚴重後果。

因此在2005年，PHEIC機制出現了。PHEIC機制的存在，讓WHO作為一個相對更公平的第三方對全球進行“監督”和指導，讓疫情不會成為國際間經濟制裁的工具，也通過《國際衞生條例》把PHEIC的應對上升到法律層面，讓各個國家及時採取積極措施，防止公共衞生安全事件擴大其影響。

所以要肯定的是，被宣佈PHEIC對於中國來説，雖然短時間內確實會對外貿、旅遊等等產業產生影響（實際上這種影響從疫情擴散時就已經開始發生），但其本意和目的絕非限制和制裁，反而是在保護中國和整個世界的共同利益。

PHEIC十年：在質疑中成長

根據《國際衞生條例》中的決策算法，PHEIC的確定取決於四點：事件對於公眾健康的影響嚴重與否；事件是否事出意外；國際傳播風險是否巨大；國際旅行和貿易限制的影響是否巨大。這四點中佔據兩點，會員國就需要通知世衞組織。從這四點標準來看，除了疾病，化學武器的使用、污染泄露等等問題也有可能觸發PHEIC。除此之外，天花、SARS、人類流感等疾病的任何新亞種，都會被列入PHEIC中。

這也就形成了今天的情況，除了這次的新冠病毒外，世衞組織還宣佈過五次PHEIC，分別是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小兒麻痹症、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2016年的寨卡病毒和2019年再次宣佈埃博拉的PHEIC情況。

在十年間的運行過程中，PHEIC機制的本身也是在不斷的監督、質疑中發展起來的。

像2009年第一次正式啓動PHEIC就是如此。

其實從2007年起，世衞組織就在參與大型流感疫苗的研發工作。而在2009年H1N1開始廣泛流行時，過往的準備和累積發揮了作用，全球衞生當局在三個月內批准了大量疫苗的應用。但這樣的應對措施仍然受到了批評和質疑，原因是當病毒出現三天後，科學家就分離出了H1N1病毒，世衞組織在一個月後了發佈PHEIC。批評者認為明明對於大型流感早有準備，還發布PHEIC會過分造成民眾的恐慌。

而在2014年應對埃博拉時，世衞組織又被質疑反應遲緩。

當時2014年3月埃博拉確診後，世衞組織動員了疫情警報、無國界醫生建立了辦事處，但這些舉動並沒能阻止疫情傳播，直到當年8月份世衞組織才發佈了PHEIC。當時埃博拉已經造成了近1000人死亡。

最近經常被拿來做案例的“寨卡病毒”也是如此，很多人樂觀地認為，巴西在被髮布PHEIC後仍然舉辦了世界盃。但實際上國際對這種狀態並不滿意。因為對於寨卡病毒與小頭症之間關聯的不理解，即使感染人數逐漸上升，在2015年12月到2016年1月發佈PHEIC期間，國際媒體對於寨卡病毒的報道關注非常少。

其實從這五次PHEIC的發佈來看，除了第一次應對H1N1時有批評者認為世衞組織過度緊張，接下來幾次PHEIC發佈都被詬病不夠及時。當然不夠及時的原因的有很多，包括因為對病毒的陌生而導致在科研上耗費時間，又或者政治動員進程緩慢。但毫無疑問，國際上的主流聲音是在督促世衞組織儘可能及時的發佈PHEIC而降低損失。

因此這一次針對新冠病毒的PHEIC發佈也可以説是情理之中，包括在未來發生類似狀況時，理論上來説世衞組織的動作也會越來越迅速。

協作、認知、回答

可以説在過去幾次PHEIC的發佈，以及整個世界對於過往PHEIC的覆盤中，一種協作模式和認知邏輯已經開始逐漸建立起來。人們開始意識到對於經濟影響的擔憂會對國際間的政治動員產生影響，也意識到了應對疫情時醫療技術累積準備的重要性。因此PHEIC產生的影響，相比以往也存有大量的變量。這次世衞組織特意提出的對中國的信任，以及不建議對外貿、出入境進行限制，也是在舒緩PHEIC對於經濟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這時我們可以再重新審視新冠病毒被髮布PHEIC的過程：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由於動員機制出現了一定的遲緩，新冠病毒的傳播已經擴大。但樂觀的是，作為冠狀病毒，新冠病毒對於醫學界來説並不像寨卡那樣陌生。在世衞組織尚未發佈PHEIC時，國際上就對新冠有了足夠高的關注和防範，一定程度上也減緩了病毒進一步在國際間擴散的可能。因此很多分析者也提出了PHEIC對於疫情起到的正面作用，例如國際力量的幫助協作，可以幫助我們更快的找到攻克新冠的方法，也能減輕醫療物資上的緊缺問題。

其實與其考量PHEIC發佈形成的正面或負面影響，不如將這次發佈看做對於中國、世界以及世衞組織的再一次考驗，其中的考題包括：整個世界如何在全球經濟高度關聯的背景下，在疫情防治和貿易損失中找到平衡；中國又如何在特殊時期把握好產業轉型升級機會，增強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國際間從科研者到製造商如何高效協作，複製H1N1時的應對能力；面對那些經濟水平相對低下國家，又如何儘快研製出適用於他們的疫苗……這一切問題，都是由PHEIC發佈後展開的考卷。

每一個問題的回答，都有可能成為應對未來的案例。這個世界要學會應對幸運，這個世界更應該學會應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