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奇葩經濟學家正名“國難財”説起_風聞

1.

最近很火的薛姓經濟學家為“國難財”正名了。

薛經濟學家的理論很簡單，認為“發國難財”是市場的正常反應，不能以行政手段壓制，應該讓價格機制發生作用：高價格自然會吸引更多的商家生產和投入，自然提高商品的供給。如果人為壓低價格，商家廠家沒有動力增產，就一定會出現物資匱乏的狀況。

當下，在我生活的城市，口罩價格嚴格控制，但藥房和超市門前都有一張告示：“口罩無貨”。 

看樣子似乎被經濟學家説中了，價格扭曲導致商品匱乏。

對於老百姓來説，口罩貴總比缺貨好吧？薛教授快要説服我了。

但是仔細一想，這個推論很有問題。現在這個情況下，價格的信號功能真的能發揮作用嗎？

這次口罩的需求急劇增加，是冠狀病毒感染和地方政府處置失當，全民自我防疫的必要採購。用經濟學的話來説，口罩需求急劇增加，需求的價格彈性由大變小。

通俗地説，一個商品原來的客源固定，一夜之間變成所有人的必需品，而且大家都怕染病，理論上無論口罩價格漲多少，需求也不會明顯變小，畢竟絕大多數人還是惜命甚於惜錢。

 如果沒有政府的價格管控，商家為追求利潤極大化，囤貨維持一定高價，這個高價產生的超額利潤，就是所謂的“國難財”。

當然，要平穩發到“國難財”，商家應該要巧妙地定在一般消費者勉強接受的最高價格上，避免引起消費者眾怒，如果囤積居奇得太過分，消費者會攜手來砸你的店的。

此外，價格機制不會發揮作用的更重要的因素，是時間。

從武漢宣佈封城到現在，不到一週的時間。對於口罩市場來説，屬於意外突發性的需求增長。雖然現在的疫情嚴重，但相信沒有人認為這個急劇擴大的市場能長期維持下去——疫情終將會平息，無論幾個月。到時候口罩的商品的市場和價格彈性又會恢復到以往水平（也許會增加不少，但不會如這幾天一般地搶購）。

現有的生產能力能夠多快增產，存疑；生產出來能多快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也存疑。

而且對廠家來説，擴大生產投資，擴大多少不容易掌握，而口罩生產據我所知，並非單單增加勞動力就能增加產出的，需要增添機器設備。

擴大多了，未來商品積壓滯銷、設備閒置的風險都是現實存在的。

假如沒有國家的鼓勵和指揮，如果我是口罩企業的決策者，恐怕也很難做出增產投資的決策，別發不了“國難財”，倒把姥姥賠進去。

實際上，要解決現在這種突發事件中的商品匱乏，恐怕只有在加強物資調配上下功夫才是正道。

當然，鑑於特殊時期的物流成本，這類商品價格稍微調高一點，相信廣大羣眾也能理解，只要不太過分。

其實，商家的眼光也不會這麼短淺，關鍵時刻能夠維護人民的健康利益，吃相不要難看，這對企業形象的塑造可比花錢在廣告上大吹法螺有用多了。

光從這個角度來説，稍微有腦子的商家也不會去發“國難財”的，這不是撿芝麻丟西瓜麼？

2.

薛姓教授上趕子為“國難財”正名，如果不是存心以奇葩觀點刷存在感，那就是讀西方經濟學讀傻了的書呆子。

所謂的市場經濟、價格機制，發揮合理的資源配置的功效，是有條件的。

那就是商品的價格彈性足夠大，以及價格機制的時間成本較小。

對於這兩個論點，再舉兩個例子來解釋一下。

還記得長春長生的問題疫苗事件嗎？

本來疫苗這種藥品，是完全不具備價格彈性大、以及價格機制的時間成本小這兩個特點的。

無論是幼兒接種疫苗，還是寵物接種疫苗，如今都是國家強制規定的衞生制度，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標誌。

文革時期接種疫苗的宣傳畫

國家法律強制，你若在上面攫取利潤，老百姓接種免費還是不免費本質都一樣——無非就是利潤來自於老百姓直接給錢或是老百姓交的税（財政撥款），有區別嗎？合適嗎？

消費者的反饋快，時間成本小，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才能發揮作用，比如一家飯館味美服務好，口碑就會很快做出來，反之，倒閉也很快。我所在城市成都，餐飲業的競爭就很激烈。

但疫苗這玩意，會有什麼即時的反饋？你能想象，頭天媽媽帶孩子去打疫苗，第二天就在社交羣裏發言：“各位寶媽，昨天我家寶寶接種了XX疫苗，回來神清氣爽，既不尿牀，也不怕被狗咬，強烈推薦哦~”

疫苗生產只需要標準化，又沒有差異化競爭的空間，卻交給追求利潤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這種市場化只能説是很“騷”的操作了。

另一個例子，就要講歷史了，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光緒年間的大饑荒：丁戊奇荒。

這次饑荒持續四年，波及長江以北數省，估計一千萬人餓死，其中山西省受災最嚴重。

造成這次災難的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大旱之外，清政府開禁鴉片種植，是不能忽視的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清代中後期鴉片輸入造成了中國白銀大量外流。清政府為了扭轉這個趨勢，想了一個“餿主意”：放開國內的罌粟種植，以“土藥”代替洋鴉片，按現在的話就是“進口替代”。這樣既能減少國內癮君子們把白花花的銀子送給外國鴉片商，而且還能抽這個利潤豐厚產業的税，可謂一舉多得。

1859年，清政府頒佈《徵收土藥税釐條例》，將國內的鴉片種植合法化。

在高利潤的引誘下，又無新開闢的土地資源，山西農民把原先種糧的土地改種罌粟，甚至達到“棄田之半以種罌粟”的地步。

“土藥”給農民帶來了不小的收入，自產的糧食不夠怎麼辦？沒事，向外地、外省買。

四海昇平的時候，商路通暢，山西農民很開心，外省產糧地也很開心，顯示出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優越性。

但是，大旱來了，惡果也來了。

糧食和鴉片這兩個商品，價格彈性完全不一樣。雖然鴉片癮來了直犯困，但飯一頓不吃餓的慌，幾天不吃就要見閻王。

於是山西省鴉片價格崩盤，糧食價格飛漲。清代中國糟糕的物流運輸條件，更助長了外來糧食的成本——更何況外省也是大旱，糧食自己吃也不夠。

假如按市場機制，一種商品價格高漲，生產者為追求利潤，會擴大這種商品的生產。

但一般糧食是春天播種，秋天才能收穫，種滿罌粟的土地，也不可能短時間換成小麥蜀黍。這就是糧食價格機制的時間成本。

這種價格和時間成本，歷史證明，有幾百萬的山西人沒有能力承受。

以前有位著名的茅姓經濟學家大力抨擊18億畝耕地紅線，認為是計劃經濟的落後政策。本人雖然認為18億畝這個數字可以商榷，糧食市場可以一定程度發揮價格機制，但紅線就是紅線，耕地變成水泥地，資源不可逆，這種條件下，怎麼能完全交給市場呢？歷史殷鑑不遠啊……

（網上流行一句話：都怪袁隆平讓你們吃太飽。其實現代中國人告別飢餓，可以説是工業化的綜合成果，而袁院士所代表的糧食品種改良，只是其中一個功臣。除了農田開墾、水利、農用機械、化肥等，很多人忽略了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作用——只有高效的交通運輸降低物流的成本，也就不會出現古時候隔一座山，一邊糧食吃不完、另一邊鬧饑荒的情形）

3.

最後多説兩句。市面上流行的經濟學讀物，尤其是熱門的普及讀物，我也翻過不少，都是圍繞着市場機制怎樣發揮作用、配置資源來講很多通俗的案例。他們不是沒有提及“市場失靈”這個概念，卻很少詳細闡述。

而價格機制達到經濟學家們所説的資源配置功能，是需要時間的，這個時間的長短，中間產生多少社會成本，這個成本誰來承受？好像時間成本這個概念很少有西方經濟學家願意納入他們的理論體系。

也許，資本主義的奧秘就在沒有説出來的“時間成本”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