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華”的背後，是一段令人脊背發涼的痛史_風聞

作者|    張宏傑

來源|    史遺

電視劇《大明風華》的熱映，讓這個眾説紛紜的王朝，成為觀眾矚目的焦點。在以往的歷史書寫中，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常常被描寫為一位從社會最底層經過長期奮鬥，最終登上最高權力寶座，結束異族統治，恢復漢族“正統”，勤政清廉、勵精圖治乃至“治隆唐宋”的偉大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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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明孝陵內

至今豎立着康熙皇帝御筆的“治隆唐宋”之碑

但是，在歷史學者張宏傑看來：

從世界史視角觀察，朱元璋的統治使中國社會體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現了重大退化，導致中國從明代開始與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進，永遠失去了在人類文明中的領先地位。

在最新著作《倒退的帝國：朱元璋的成與敗》中，張宏傑揭示了一個令人扼腕是事實：

**唐宋以生機勃勃的外向型的競爭社會呈現於世界，而朱元璋統治下的明朝則是內向的、反競爭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開創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國歷史上最穩定的朝代之一，而這三百年，卻是歐洲歷史上最為動盪的階段。不過正是這些動亂，孕育了現代西方文明。黃仁宇説：“克倫威爾在馬斯頓荒原擊敗查理一世時，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國所謂崇禎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國大幅度後退，西方大踏步前進，雙方擦肩而過的時代。

本書選自本書第十章。感謝出版方授權。

01

朱元璋是個工作狂，很少娛樂和休息。

經過二十多年的“剪伐斫削、藻繪粉飾”，大明天下這座大廈的外表終於接近了朱元璋的藍圖：天下太平，四方安定，民生恢復，基業穩固。最主要的敵人蒙古已經被壓制在了一隅，天下有實力挑戰皇權的豪強勢族已被消滅，經濟迅速恢復，社會日漸穩定。全國的人口為六千零五十四萬，超過了《元史》所載元代最高的人口數字。全國的田賦收入僅米麥一項，就比元朝歲入增加了近兩倍。

這些統計數字的代價是朱元璋那顆超級大腦常年的超負荷運轉，不間斷地緊張工作持續消耗着朱元璋的健康，而晚年兩次親人去世，又使朱元璋的精神遭遇重大打擊：

洪武十五年，五十一歲的馬皇后病死，朱元璋十分悲痛。更大的打擊是洪武二十五年朱標的去世。六十五歲的老皇帝如同天塌一角，精神幾近崩潰。史載朱標去世後第三天，朱元璋“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因之大哭不止”。

第二年朱元璋大病一場，雖然從死亡線上被搶救回來，卻從此“病纏在身”，身體大不如前。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八，七十一歲的朱元璋再度病倒。一生好強的他開始還勉強撐着病體，“日臨朝決事，不倦如平日”，以為能熬過去，不想百般治療，病情始終未見好轉。遷延月餘，閏五月初十日，他在西宮卧榻上停止了呼吸。駕崩之日，他發佈了早已準備好的遺詔：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勿異。佈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所改。

朱元璋死後的第七天，皇太孫朱允炆即位，葬朱元璋於孝陵，上諡號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又上諡號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下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1538），明世宗改諡為“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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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像

02

臨終之前，朱元璋發佈了最後一道命令“責殉諸妃”，也就是命令妃嬪們為他殉葬，到地下去服侍他。這道命令，復活了在中國已經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人殉制。

殉葬是先秦時代的野蠻風習，貴族們生前鐘鳴鼎食，死後還要把生前喜歡的一切，包括美貌的侍女，都帶到墳墓中去繼續享用。墨子説：“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輿馬女樂皆具。”考古發掘戰國以前的貴族大墓，常見累累殉人白骨。

隨着人文精神的覺醒，從春秋晚期起，這種野蠻的做法就不斷遭到人們的抨擊。秦國起於西陲，在諸國中文化最為落後，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殉葬者居然高達一百七十七人，秦人因此作了著名的《黃鳥》詩，表達諷喻痛惜之意。墨子批判殉葬制“輟民之事，靡民之財”，荀子則更激烈地批判道：“殺生而送死謂之賊！”隨着文明的演進，春秋之後，人們開始大規模製造泥塑木偶代替生人陪葬，人殉現象越來越少，連最野蠻的秦國也於公元前384年正式下令廢止人殉。兩漢之後，中原王朝徹底廢除了殉葬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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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陵

**朱元璋卻使中國文化出現了返祖現象。**諸宮人中，除了張美人的女兒年僅四歲需要撫養得免一死外，其他為朱元璋侍寢過的近四十位妃嬪、宮人都被迫自殺。《明朝小史》卷三載：“太祖崩，伺寢宮人盡數殉葬。”

諸妃殉葬的具體情景，史書無載。不過朝鮮《李朝實錄》中詳細地記載了明成祖去世之後妃嬪從殉的過程。明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明成祖效法朱元璋，遺命三十名宮人自殺從殉。太監先是在一間大殿外擺上了數桌食物，讓宮人吃了人生最後一頓飽飯，並與明成祖的繼承人仁宗告別，然後把她們帶到殿內。大殿之內，已經放好了三十多張“小木牀”，樑上懸下三十條結實的繩子，末端打好了一個個活結。看到這個情景，一時之間，宮人“哭聲震殿閣”，有喚爹孃的，有喊老天的，還有幾人乾脆暈倒在地。那些清醒的人被命令自己站上木牀，“以頭納其中，遂去其牀，皆雉頸而死”。幾個暈倒的，則被人抬着送到繩結中勒死。

《李朝實錄》還特別記載了一名朝鮮進獻女子韓氏的最後時刻。吃罷最後一頓飯，太監趕宮人進殿，韓氏突然跪爬到坐在殿外與她們“辭決”的明仁宗面前，痛哭失聲，説自己在朝鮮還有老母，無人養老，哀求仁宗放她回國贍養。仁宗一聲不吭，不為所動，太監上前，把韓氏拖進殿內。從朝鮮跟來的乳母也站在殿門，和她道別，韓氏把頭伸進繩圈之中，回頭看着乳母，喊道：“娘，吾去！娘，吾去！”話還沒説完，腳下的小木牀就被抽掉，轉眼之間，命赴黃泉。

明朝特重祖制，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朱元璋身後的諸妃從殉過程，與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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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像

03

復活殉葬制，表明了朱元璋對生命特別是對婦女生命的一貫賤視。

朱元璋對女人的態度有些矛盾。一方面，和所有生命力強大的人一樣，朱元璋性慾強烈，在年輕時代曾不擇手段追逐女人。《國初事蹟》記載他強娶民女的歷史：“濠州胡家有女守寡，太祖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不曾適人，太祖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請求之。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太祖納之，立為胡妃。”也就是説，在老家時，朱元璋就看上了一個寡婦，想娶她，但她母親不同意。後來朱元璋勢力更大了，對此女還念念不忘，打聽到她被軍隊挾裹到了淮安，就寫信給另一位起義軍首領，終於弄到了這個女子，這就是後來的胡妃。

在擊敗陳友諒和推翻元朝後，他將這兩處後宮的許多漂亮女子納為己有。除此之外，俞本《紀事錄》還記載朱元璋一度曾與屬下的老婆私通，並生了個私生子：“故元帥韋德成妻美，上令移居後庭，通而生子，名曰朱生。”

雖然全力宣揚禮治，但為了弄到想要的女人，朱元璋並不顧忌什麼禮法。《國初事蹟》載：“太祖選宮人，訪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進之。員外郎張來碩諫曰：‘熊氏已許參議楊希聖，若明取之，於理不妥。’太祖曰：‘諫君不當如此！’令壯士以刀碎其肉。”也就是説，朱元璋聽説熊宣使的妹妹漂亮，讓人弄進宮來。員外郎張來碩勸諫他，説此女已經許配人家了，強娶進宮，怕引起非議。這一番好心好意的勸諫，換來的是一頓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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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陵神功聖德碑

**然而另一方面，朱元璋又將底層文化中輕視女性的傾向發展到了極致。**朱元璋特別看不起歌女娼妓之流，命令她們平時必須穿着標誌身份的黑色衣飾。有一次，朱元璋賜傅友德宴，命葉國珍陪同，還撥了十多個歌妓供他們取樂。不料葉國珍喝了點酒，一高興，命令歌妓穿上華麗衣服陪坐。朱元璋聞知，在拘執了葉國珍後，又將無辜的歌妓割去鼻尖陪綁：“賜友德宴，命葉國珍陪飲，撥與歌妓十餘人。太祖令內官覘視，後國珍令歌妓脱去皂冠、皂揩子，穿華麗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壯士拘執國珍，與妓婦連鎖於馬坊，妓婦劓去鼻尖。”

開國之後，朱元璋管理後宮規矩特別森嚴。自後妃以下以至宮女，所有衣食、用具、金銀錢帛等供應，要經過重重複雜的手續領取，如果徑直到部裏領取，將處以死刑。宮人私遞書信出外，將處以死刑。妃子宮人生病，只能派人把症狀轉告給太醫開方，絕不準醫生入宮診治，否則必死無疑。為了抑制宮女的生理需求，傳説朱元璋還曾對宮女們施以幽閉之刑。《耳談》載：“傳謂男子宮刑，婦人幽閉，皆不知幽閉之義。今得之，乃是於牝（陰户）去其筋，如制馬、豕之類，使慾火消減。國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

除了對結髮妻子馬皇后一直保持着尊重以外，朱元璋對於其他宮人妃子，稍有不滿，就舉起屠刀。《紀事錄》載，洪武年間宮廷內有大量浣衣罪婦，專門為宮內人服務。有一次朱元璋聽説她們中間有人與外面相勾結通消息，遂將五千多人——包括看守她們的守門人——都剝了皮：“上疑其通外，將婦女五千餘人，俱剝皮貯草以示眾，守門宦者如之。”

甚至對那些服侍他多年的妃子，也不例外。有一次太監在御河中發現了一個墮胎的嬰兒，朱元璋懷疑是楚王朱楨之母胡充妃（即那位被他強逼成婚的胡氏）所為，遂親手持刀將她砍死，然後把屍體扔到荒郊野外，聽任野狗啃食。楚王聞聽，千里迢迢奔喪來到京師，到處尋找母親的屍體也沒找到，最後只好拿着母親生前用過的一條練帶回去了。

另一次，朱元璋因為一件小事，大發雷霆，魯王之母郭寧妃、唐王之母李賢妃和伊王之母葛麗妃三個人同時被殺死，朱元璋還不解氣，命人將三具屍體混裝在一個大筐中，胡亂埋於太平門外。事情過後，靜下心來，朱元璋又有些後悔，命人把幾個妃子挖出來正式安葬，不料天氣炎熱，挖出的三具屍體已經腐爛，分不清誰是誰，只好在屍坑上面堆了三個墳丘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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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明城牆

04

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樣，從世界史視角觀察，朱元璋的統治使中國社會體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現了重大退化，導致中國從明代開始與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進，永遠失去了在人類文明中的領先地位。

十四世紀的明朝，與歐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紀的歐洲特別不幸：黑死病掃蕩了歐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歐動盪不已的“百年戰爭”也始於這個世紀，因此人們稱這是歐洲的“黑暗時代”。在中國，朱元璋卻締造了一個很長的和平時期，“華胄重光”，生產恢復，東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亂的表象下面，卻湧動着兩股方向相反的歷史暗流。

在歐洲大陸，從十四世紀起，漫長的、死氣沉沉的中世紀開始支離破碎。由於教皇和國王們忙於爭權打仗，無暇管理地方事務，許多城市從封建統治中脱離出來，獲得了獨立。這些城市居民集資向國王們購買了自治權，可以組織自己的市政廳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當時的一句俗話所説，“城市的空氣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裏，人們不再向國王、貴族們卑躬屈膝，他們投身於商業和企業，用自己的雙手和頭腦為自己創造財富，用財富來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自信和獨立，這種自信和獨立是歐亞大陸其他任何地區所沒有的。”這些城市的本質就是一個大公司。“所有的商業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業船隻也就是海軍。”這些城市一出現就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十二年之後的1380年，威尼斯打敗熱那亞，成為歐洲海上霸主。從此之後，資本主義因素在封建社會的縫隙中像黴菌一樣逐漸生長，很快推垮了日趨腐爛的舊體制，使歐洲社會迸發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相反的事情在發生着。朱元璋統治的原則就是全面的社會控制，把每個社會成員的一舉一動都嚴格控制在政府權力之內，以杜絕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大村莊，取消了多元和層級發展的可能，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獄規，則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

如果把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視作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意外，那麼明朝作為一個漢人政權，直接繼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稱他的奮鬥目標是“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恰恰相反。

宋朝是一個非常富於“現代”因素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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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局部）

大部分人認為中國的極盛期出現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認為是一個衰弱的朝代。然而從經濟角度來看，唐朝與宋朝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拿國家財政收入來比較，宋朝的國家財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額的三倍。

更具説服力的是財政收入的構成。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農業税是國家收入的主體，而宋朝時，工商税收佔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農業税只佔百分之三十。這説明宋朝的財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對農民剝削，而是工商業繁榮、生產力提高的結果。

孫隆基在《鳥瞰中國千年史》中説，宋朝鋼鐵工業高度發達，大型企業通常會僱用數百名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廠聘用工人數多達八千人。“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一年為例，達年產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宋朝採礦業發達，信州鉛山的一個銅礦就有十餘萬礦工。煤已經成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數百萬户，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礦冶、造紙業、制瓷業、絲織、航海業也高度發達，長江兩岸，貨棧林立，廣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遠航阿拉伯、馬來亞、新加坡和日本。作為經濟發達的一個標誌，宋朝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時年鑄幣量五百萬貫，而唐朝極盛的玄宗朝年鑄幣不過三十二萬貫。宋朝還發明瞭紙幣，出現了銀行和支票這類非常“現代”的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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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圖》（局部）

網絡作者“Jiangpub”在《中國的大宋，世界的美國》中則説，從某種意義上説，宋朝在世界上第一個採取了類似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王安石則是世界上第一個試圖對全國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專家。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財政收入供養數量眾多的軍人，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等，宋代的中國都已經出現，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國比較歷史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説：“本書的假設是：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啓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夥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麼成果。”

在“現代”化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基礎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實現了突破。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不殺大臣”，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學藝術作品裏，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氣息和個人尊嚴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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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聽松風圖》

然而，朱元璋創造的明朝卻在宋朝的座標下實現了全面“大躍退”。黃仁宇説，“明朝之採取收斂及退卻的態度者，也可以説是在王安石新法失敗後的一種長期的反動”。明代的經濟發展遠遠不及宋代。宋真宗時代，國家財政收入為一億六千萬兩白銀，而據黃仁宇計算，明王朝在1570到1580年間，平均每年財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萬兩，不過是宋朝的百分之十九。更主要的是，農業税佔明朝政府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工商雜税只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二。這個數字告訴我們，相對宋代，明朝的經濟結構是何等落後。

宋代經濟奇蹟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做了皇帝之後，朱元璋敏鋭地意識到了商人財富的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因此在他的統治下，中國幾千年來的抑商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他屢屢説：“農桑為衣食之本。”在他看來，只有實實在在出產了糧食和棉花的活動，才是勞動。他説：“上古時代，每個男人都耕地，每個女人都織布，所以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從人們學會了經商，學會了享受，農桑之業廢。……所以，要讓天下人都吃飽飯的關鍵在於禁止商業。”

他規定，商人外出經商，必須經官府嚴格審核，發給通行證才行。如果沒有通行證隨便外出，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遊食之罪”，重則殺頭，輕則發配到邊疆地區。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國所有的商業經紀人和中間商，只允許最低限度的商業活動存在。商人被列為社會上最低一層，想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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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款《清明上河圖》（局部）

宋代財政收入早就實現貨幣化，朱元璋卻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幾百年，恢復了低效率的實物徵收制和勞役制。“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地向村民徵取。”“全國蓋滿了此來彼往短線條的補給線，一個邊防的兵鎮，可能接收一二十個縣份的接濟；一個縣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機構繳納財物。”“萬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用黃仁宇的話來説，洪武型財政的特點就是“缺乏眼光，無想象力，一味節省，以農村內的經濟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產……不顧投資為來日着想”，“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經濟發展不平衡，部分地區經濟高度發達，江南領先於華北，東部發達於西部，由此帶動全國經濟成長。朱元璋則始終崇尚平均主義，防止局部地區經濟領先發展，強迫領先地區向落後地區看齊。宋代貨幣高度發達，明時則抑制鑄幣業，有時甚至禁止金銀及銅幣交易。據估計整個明代鑄錢量不超過千萬貫，這不過相當於北宋兩年的造幣量。因為缺乏貨幣，無法交易，許多小商小販失業，“1544年竟至因‘錢法不通’人民倒斃於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國，從海外貿易中獲得了巨大財富。但明朝實行嚴格的閉關鎖國措施，非但不準國人出海，對外國進行“朝貢貿易”的數量也限得極低。孫隆基説，“明代中國從蒙古世界系統中擺脱出來，有如二十世紀共產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世界秩序斷裂一般，都不免做出背對世界大勢的自然反應。中國從唐末已開始走向海洋，但如今這個新走向變成‘離經叛道’，並被算在‘外族’蒙古的頭上，而新冒現的鎖國心態則被説成是‘華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開創的明朝，賤視大臣的程度創了中國歷史之最。皇帝一不高興，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褲子一頓棍打。

**唐宋以生機勃勃的外向型的競爭社會呈現於世界，而朱元璋統治下的明朝則是內向的、反競爭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開創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國歷史上最穩定的朝代之一，而這三百年，卻是歐洲歷史上最為動盪的階段。不過正是這些動亂，孕育了現代西方文明。黃仁宇説：“克倫威爾在馬斯頓荒原擊敗查理一世時，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國所謂崇禎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國大幅度後退，西方大踏步前進，雙方擦肩而過的時代。

當然，相比於滿清的閉關鎖國，徹底開歷史倒車，朱明的統治還是要強上百倍的。

來源：《倒退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