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武漢疫情事件最後只是幾個學者背鍋，那實在是太可悲了_風聞

原創：宗城

武漢疫情事件的三個疑點

宗城

武漢疫情事件從地方擴散至全國，發展成為中國非典以後最嚴重的公共衞生性事件，它已不僅僅是醫療系統內部的問題，也成為檢驗地方治理的試金石。關於此事件的媒體分析、非虛構報道不少，集中的一個批評點是有關部門可能存在的瞞報、漏報，疫情爆發後，國務院面向羣眾鼓勵檢舉瞞報、漏報行為也可見中央政府的態度。但是，除了瞞報、漏報之外，武漢疫情事件有一些疑團仍是懸而未決、有待督察組、媒體同仁深入調查的，要梳理這些問題，不妨先從幾個時間點説起。

12月1日到1月20****日，有關部門的反應

第一個時間點是1月20日。在此之前，它是一個地區性的事件，披露這件事的媒體主要是武漢地方媒體和《財新》《三聯生活週刊》《新京報》等個別嚴肅媒體，討論它的人也還不是很多。1月20日，鍾南山院士坦誠新型冠狀性病毒存在“人傳人”情況、中央領導人要求重視疫情後，它演變為全國的大討論。隨之到武漢封城、全國多地進入最高級別預防。那麼問題在於：為什麼1月20日後，它才得到了與事件嚴重程度相匹配的報道力度，武漢政府的相關決策也才更積極，而在1月20日之前，武漢有關部門卻恪守着所謂“外鬆內緊”的策略，導致疫情蔓延？

對此，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的解釋是：“20日之前信息不透明，武漢是依法行事，無權公開；20日國務院會議給疫情定性之後，我們就主動公開了。”也就是説，20日之前，武漢市政府是知道疫情嚴重程度，但礙於審批程序，無法公開。可是令人疑惑的是，武漢肺炎第一例案例出現在12月1日，據1月20日多達50天，究竟是什麼審批程序，能夠將武漢市政府卡住50天之久，與此有關的人員，是否意識到疫情的嚴重程度？

在《柳葉刀》詳解武漢肺炎最初41個案例的論文中，首例感染患者出現症狀的日期是2019年12月1日，且在最初41個案例中，即有人傳人跡象。可是直到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衞健委才首次公開發布通報稱，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2020年1月1日，1月1日華南海鮮市場才貼出休市公告，隨後進行了徹底的環境衞生整治。（引自《財新》）

12月31日，武漢的通報仍然聲稱病毒性肺炎“未發現人傳人現象”。直到二十天後，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才證實了武漢肺炎的“人傳人”現象，且有醫護感染。

於是我們看到：從12月1號到1月20日長達50天的時間，武漢沒有對應的防疫措施，百家宴照常，大型集會依舊，而湖北省委對此亦無動於衷，省人大會議照常進行，湖北其他市鎮、鄉村沒有任何預防措施，這才使得疫情朝着可怕的趨勢蔓延。

學者為了學術利益而隱瞞事實，還是另有隱情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衞健委12月31號曾派出專家組，調查武漢肺炎的真實情況，專家組給的意見是:可防可控，不會人傳人。

可就在1月29日，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一篇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中國武漢的早期傳播》的論文裏，來自中國疾控中心等機構的研究者在分析了武漢疫情早期的425名患者數據後，發現早在12月底到1月初那段時間，和華南海鮮市場無關的患者數量就開始佔據絕對多數。病毒人際傳播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

為什麼幾乎在同一時間，疾控中心的部分專家通過樣本得出的情況，和釋放給公眾的情況並不一致？在這個時候，誅心地認為科研人員因為一己之私而罔顧公眾利益，是一個輕易但未必站得住腳的結論，因為這些科研人員同時也是公職人員，他們很清楚謊報的後果，而他們身處在這位的位置上，沒必要為了發學術論文冒如此重大的道德評價風險。

**真正應當追問的是：**如果疾控中心的學者早在1月初就知道存在人傳人的情況，那麼到底是哪一步受阻，使得武漢衞健委直到1月10日給出的論調依然是：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為什麼耽擱了20天后（1月1日到20日），才通過鍾南山確定肺炎存在人傳人的狀況？

這個現在還沒有定論，所以還不能確定説，就是誰的責任。輿論現在把炮火對準疾控中心的學者，彷彿這些學者應該為事件後果買單，但是，如果這次全國性的衞生事故只是由幾個學者背鍋，那實在是太可悲了。

中國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監測信息系統的表現情況如何

與此同時，2003年SARS疫情之後，國家花重金建立了中國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監測信息系統，本來是為了預防重大疫情發生、地方瞞報漏報的，但在此次武漢疫情中，它的表現卻值得商榷。

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在接受《經濟觀察網》採訪時説：“這套網絡直報系統‘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橫向覆蓋全國，縱向‘到鄉鎮衞生院的電腦裏都可以看到這個網絡系統’，只要發現傳染性病例、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醫院都要直接在這套系統上報告病例，各級疾控部門都能第一時間瞭解情況。中國疾控中心更是有一組人專門監測、每天寫分析報告。並且，一旦發現不明肺炎在一個地方超過5例，就自動觸發核查機制：由中國疾控中心派人去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病人的訪視、採取樣本。”但在此次武漢疫情中，這一套監測信息系統在某些環節似乎出了問題，導致中國疾控中心也沒有在第一時間得知疫情擴散，沒能阻止患者人數的爆發性增長。

假設這個應急機制運行正常，它是可以彌補地方部門的決策失誤的，只可惜沒有如果，一切都為時已晚，如今我們在做的是事後的補救，而不是事發的第一時間撲滅，當東京的學者感嘆於中國科研人員在此方面的努力時，有關部門的決策之緩慢、審批程序之繁瑣顯得更加刺眼。

和這些情況同樣閉眼的，是即便疫情已經擴大為全國事件，中央下派了督導組調查，依然有一些部門拖沓、滯後，把人命當玩笑。比如:當中央督察組來到黃岡，詢問黃岡衞健委負責人相關情況時，負責人卻是一問三不知。這樣滑稽的場面被央視報道了出來，當時，督查組問：“這個醫院房間總量能接待多少人？”黃岡市衞健委主任唐志紅:“（沉默）” 黃岡市疾控中心主任陳明星説：“118。”唐主任卻説：“我記得是200左右……”督查組追問：“到底多少？”二人依舊含糊其辭。堂堂一個地方衞健委的主管負責人，對於定點醫院的收治能力和具體牀位數量卻並不太清楚。

這位主任在不久後就被免職了，但還有多少尸位素餐的官員僥倖於暗處，如果沒有武漢疫情這樣的突發事件，沒有督察組的來臨，他們是否依然高枕無憂，日復一日消耗着羣眾的耐心？我們看到，在諸多一刀切的決策背後，暴露的是湖北地方部門在治理水平上的缺失。

因此，在武漢疫情爆發後，筆者曾在日誌裏説：武漢病毒性肺炎事件不只是天災。它是一次珍貴的、甚至可以説代價慘痛的、一次面向整個社會的“教學課”。在這堂課上，我們學習的是本該在十七年前就學會的知識，我們複述的，是當年的人們，用生命總結出的經驗和教訓。它所説的，一言以蔽之，無非是科學防治、公開透明八個字，但就是為了學會這八個字，我們的社會付出了不可計量的代價。而唯有真正上好這堂課，徹查事件的源頭，進行制度與觀念的補救，才是對死者最好的告慰。而不是一次次遲到的悔恨、總結，事了之後又重蹈覆轍。

我們缺少的不是讚美，而是誠實，不是英雄主義，而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正如《鼠疫》所説：“這一切裏面並不存在英雄主義。這只是誠實的問題。與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