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評唐志紅被免職：大政府小政府是個假問題_風聞

前面的文章寫得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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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再扯點淡。

　　每年的“國考”，報名者與日俱增，今年更是出現七八千人爭一個職位，實在是壯觀。據説有位校長勸學生不要逃課：“你長大了想做什麼啊？”孩子答：“想當官。”校長耐心地説：“當官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籤怎麼行啊！”

　　這可能是笑話，但實情是，當問到定點醫院收治能力牀位數量、核酸檢測能力時，守土有責的黃岡衞健委主任真的能夠做到一問三不知。所以有些人提出來，還是外國的小政府更實在。

　　先不説大政府小政府這個問題，單純從數字看，中國的官委實太多了一些。據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統計：“我們的官民之比已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1∶67，10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糧者所佔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令人擔憂！” 這番言論看似有理，實際上中國古代官少是有原因的，原因即在於開中法。自宋明以降，國家將組織社會的任務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國家更從商業、運輸和軍需供應中全盤退出，士大夫自以為無為而治，基層治理更是完全委託胥吏，完全不能負起組織人民、教育人民的責任。政治上雖然説是中央集權，經濟上卻是自由主義。官僚集團既缺乏財富統計的手段，又缺乏將財富集中起來向未來投資的機制，這在政治組織上表現為一盤散沙，從未真正掌握基層，在經濟上則表現為市場放任，放縱吏蛋豪民魚肉百姓。從而使經濟發展完全沒有組織效率，也缺乏信用手段。即使是清流，也往往流於空談。因此後人説明亡於清流。而新中國之偉大，在於它第一次形成了立足於基層，組織嚴密的社會動員機制和社會組織結構，清流們所看不起的基層幹部，才是中國復興的支柱。清流們喜歡説什麼“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卻不知這個名言的作者阿克頓勳爵所批判的絕對權力，指的不是政府，而是英格蘭銀行。

　　馬克思指出，作為國家的債權人，英格蘭銀行一面通過誘使向王室收取利息，一面又通過依託國債發行的銀行券向社會放貸。馬克思所揭露的這個空手套白狼的金融家階級，不知為何被後世翻譯成“流氓無產者”。

　　作為英格蘭銀行的學生，美聯儲把這套一魚多吃的把戲玩得更溜。而後世往往不知道它是由私人組成的，美元是私人銀行發行的。美元是以美國國債為抵押的貨幣的銀行券。美國人民永遠還不清國債，因此美元才能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一旦國債還清，美元也不能印出來了。

　　正因為銀行家是美國政府的債主，因此只要政府稍有不合意，銀行家就可以關它的門。而這在中國顯然是不可思議的。

　　大政府小政府是個假問題。相對於政府，銀行家的權力才是絕對的權力。

　　所以有專家提出“小政府大社會”的解決之道。其實我們的政府已經夠“小”的，現在還是有所進步的，前些年教育，住房，醫療，全都管不了。外交上也無所作為，什麼阿貓阿狗都敢欺上門來了。話説回來，要説“大”也夠“大”，大到買菜刀要實名，古今中外都沒有的事麼。它就有這閒心，天天跑到大街上查暫住證，掀小販們的攤子！有的地區警方還公然提出，要為知名企業家提供特殊保護。所以説問題不在於大政府還是小政府，而在於它是誰的政府。

　　一個自我組織自我監督的機構，必然會自己撈好處，也必然會不斷自我膨脹。這樣的政府，權力再小也不是好事！相反，如果這個政府是民眾的，那麼，它的權力再大，也對民眾有利，其人員與機構自然會不斷減少，直至消亡。傳説堯讓位給舜前，曾找過許由，可是許由不願接受，連夜逃了。許由不願意當官其實很好理解，那時候當官辛苦，大事小情都得公議，而且財物又不能私有，撈不着好處。如果像現在這樣，當個縣長就能配奔馳，還怕沒有人來當官？

　　嚴格地講，我們現在也不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可惜我們沒有消滅另一種私有──社會權力私有制，這就更糟糕了。在生產資料私有的社會，社會權力再集中也不能完全限制各經濟單位內部事務的自主，整個社會因此還有自動調節的補償能力。但是，如果共產不共權，人民沒有任何權利，統治者沒有任何制約。公有財產等於是權力佔有者的個人私產。權力因生產資料的公有侵入社會每個細胞，無所不及，無所不管，很少有分權狀態予以緩衝。權力佔有者的一切妄想荒謬和愚蠢就能得到最徹底的貫徹，權力私有制的危害比任何時候都嚴重。

　　在國家佔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國家不僅是上層建築，它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及“經濟家和組織者”（馬克思語），是生產關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革命勝利之初，民眾把政權交官僚集團託管。歷史的教訓表明，官僚是靠不住的，如果民眾不自己管理上層建築，不組織起來，不斷地鬥爭，不斷地革命，那麼必將被排除出政權之外，也就意味着被排除出生產資料的所有之外，也就意味着社會公有變成了官僚所有，最後變成私有制。

　　馬克思深刻指出，如果無產階級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對經濟各部門進行改造，如果不能支配生產資料，而是被資本和金融所支配，那麼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就不可避免。而且資本家還會把造成危機的原因歸於無產階級的鬥爭所造成的“社會不穩定”。如果普通民眾被排除出政權之外，被排除出生產資料的所有之外；如果資本家或者官僚集團才是真正的主人翁，那麼，無論民眾選出何等樣的總統，他也只能依靠資產階級或者官僚集團進行統治，而不是依靠民眾進行統治。法權怎麼可能超越社會生產關係呢？

　　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必定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共產黨宣言》最後説：“（共產主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後世的實踐者，因為對此認識不足，或者是出於本部門、本階層的利益的考慮，而把企業家等同於金融資本家，把私有財產等同於資本主義[割資本主義尾巴]，把市場經濟等於同資本主義，把民族資產階級等同於買辦資產階級，從而犯了很大的錯誤。

　　同樣地，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鼓吹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要把政府關進龍子裏。實質上，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裏，只有政府才有力量防止生產資料壟斷在少數人手裏。財團鼓吹限制權力，無非是為了壟斷社會生產資料。

　　如果金融受制於少數人，則少數人必定受制於國際壟斷資本；市場和生產就會受制於國際壟斷資本；如果那樣，不但民眾受剝削，民族資產階級受創更重，市場經濟也搞不成。胡雪巖可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