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評唐志紅被免職:大政府小政府是個假問題_風聞
东莞环保料刘琅-汉使斩楼兰王,士卒上,道:勿动,汉军至,动则灭国2020-02-01 20:19
前面的文章寫得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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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再扯點淡。
每年的“國考”,報名者與日俱增,今年更是出現七八千人爭一個職位,實在是壯觀。據説有位校長勸學生不要逃課:“你長大了想做什麼啊?”孩子答:“想當官。”校長耐心地説:“當官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籤怎麼行啊!”
這可能是笑話,但實情是,當問到定點醫院收治能力牀位數量、核酸檢測能力時,守土有責的黃岡衞健委主任真的能夠做到一問三不知。所以有些人提出來,還是外國的小政府更實在。
先不説大政府小政府這個問題,單純從數字看,中國的官委實太多了一些。據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統計:“我們的官民之比已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1∶67,10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糧者所佔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令人擔憂!” 這番言論看似有理,實際上中國古代官少是有原因的,原因即在於開中法。自宋明以降,國家將組織社會的任務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國家更從商業、運輸和軍需供應中全盤退出,士大夫自以為無為而治,基層治理更是完全委託胥吏,完全不能負起組織人民、教育人民的責任。政治上雖然説是中央集權,經濟上卻是自由主義。官僚集團既缺乏財富統計的手段,又缺乏將財富集中起來向未來投資的機制,這在政治組織上表現為一盤散沙,從未真正掌握基層,在經濟上則表現為市場放任,放縱吏蛋豪民魚肉百姓。從而使經濟發展完全沒有組織效率,也缺乏信用手段。即使是清流,也往往流於空談。因此後人説明亡於清流。而新中國之偉大,在於它第一次形成了立足於基層,組織嚴密的社會動員機制和社會組織結構,清流們所看不起的基層幹部,才是中國復興的支柱。清流們喜歡説什麼“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卻不知這個名言的作者阿克頓勳爵所批判的絕對權力,指的不是政府,而是英格蘭銀行。
馬克思指出,作為國家的債權人,英格蘭銀行一面通過誘使向王室收取利息,一面又通過依託國債發行的銀行券向社會放貸。馬克思所揭露的這個空手套白狼的金融家階級,不知為何被後世翻譯成“流氓無產者”。
作為英格蘭銀行的學生,美聯儲把這套一魚多吃的把戲玩得更溜。而後世往往不知道它是由私人組成的,美元是私人銀行發行的。美元是以美國國債為抵押的貨幣的銀行券。美國人民永遠還不清國債,因此美元才能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一旦國債還清,美元也不能印出來了。
正因為銀行家是美國政府的債主,因此只要政府稍有不合意,銀行家就可以關它的門。而這在中國顯然是不可思議的。
大政府小政府是個假問題。相對於政府,銀行家的權力才是絕對的權力。
所以有專家提出“小政府大社會”的解決之道。其實我們的政府已經夠“小”的,現在還是有所進步的,前些年教育,住房,醫療,全都管不了。外交上也無所作為,什麼阿貓阿狗都敢欺上門來了。話説回來,要説“大”也夠“大”,大到買菜刀要實名,古今中外都沒有的事麼。它就有這閒心,天天跑到大街上查暫住證,掀小販們的攤子!有的地區警方還公然提出,要為知名企業家提供特殊保護。所以説問題不在於大政府還是小政府,而在於它是誰的政府。
一個自我組織自我監督的機構,必然會自己撈好處,也必然會不斷自我膨脹。這樣的政府,權力再小也不是好事!相反,如果這個政府是民眾的,那麼,它的權力再大,也對民眾有利,其人員與機構自然會不斷減少,直至消亡。傳説堯讓位給舜前,曾找過許由,可是許由不願接受,連夜逃了。許由不願意當官其實很好理解,那時候當官辛苦,大事小情都得公議,而且財物又不能私有,撈不着好處。如果像現在這樣,當個縣長就能配奔馳,還怕沒有人來當官?
嚴格地講,我們現在也不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可惜我們沒有消滅另一種私有──社會權力私有制,這就更糟糕了。在生產資料私有的社會,社會權力再集中也不能完全限制各經濟單位內部事務的自主,整個社會因此還有自動調節的補償能力。但是,如果共產不共權,人民沒有任何權利,統治者沒有任何制約。公有財產等於是權力佔有者的個人私產。權力因生產資料的公有侵入社會每個細胞,無所不及,無所不管,很少有分權狀態予以緩衝。權力佔有者的一切妄想荒謬和愚蠢就能得到最徹底的貫徹,權力私有制的危害比任何時候都嚴重。
在國家佔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國家不僅是上層建築,它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及“經濟家和組織者”(馬克思語),是生產關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革命勝利之初,民眾把政權交官僚集團託管。歷史的教訓表明,官僚是靠不住的,如果民眾不自己管理上層建築,不組織起來,不斷地鬥爭,不斷地革命,那麼必將被排除出政權之外,也就意味着被排除出生產資料的所有之外,也就意味着社會公有變成了官僚所有,最後變成私有制。
馬克思深刻指出,如果無產階級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對經濟各部門進行改造,如果不能支配生產資料,而是被資本和金融所支配,那麼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就不可避免。而且資本家還會把造成危機的原因歸於無產階級的鬥爭所造成的“社會不穩定”。如果普通民眾被排除出政權之外,被排除出生產資料的所有之外;如果資本家或者官僚集團才是真正的主人翁,那麼,無論民眾選出何等樣的總統,他也只能依靠資產階級或者官僚集團進行統治,而不是依靠民眾進行統治。法權怎麼可能超越社會生產關係呢?
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必定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共產黨宣言》最後説:“(共產主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後世的實踐者,因為對此認識不足,或者是出於本部門、本階層的利益的考慮,而把企業家等同於金融資本家,把私有財產等同於資本主義[割資本主義尾巴],把市場經濟等於同資本主義,把民族資產階級等同於買辦資產階級,從而犯了很大的錯誤。
同樣地,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鼓吹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要把政府關進龍子裏。實質上,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裏,只有政府才有力量防止生產資料壟斷在少數人手裏。財團鼓吹限制權力,無非是為了壟斷社會生產資料。
如果金融受制於少數人,則少數人必定受制於國際壟斷資本;市場和生產就會受制於國際壟斷資本;如果那樣,不但民眾受剝削,民族資產階級受創更重,市場經濟也搞不成。胡雪巖可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