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穩定公眾情緒最好的方式是什麼？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 Vista看天下”

作者：陳光 左璐

“請湖北省紅十字會以及武漢慈善總會盡快出面，回應公眾質疑。”

1月3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在其官方微博上艾特湖北省紅十字基金會和武漢市慈善總會，並配上一張圖片，只有兩個大字：“回應”。

《人民日報海外版》憤怒之下，艾特的對象有點問題。紅十字基金會只是紅十字會主管的基金會之一，和紅十字會有關係但屬於不同的法律主體。但這家中央級媒體之所以如此強硬，是因為湖北省紅十字會在此次物資捐助問題上，飽受輿論質疑，其中一個質疑是，一批捐助給武漢醫院的口罩，大部分分配給了當地一家婦產科和不孕不育診治醫院，而且屬於莆田系，並未設有發熱門診。

經過俠客島的質疑之後，湖北省紅十字會在下午3點多在官網發佈一份聲明回應。結果，非但沒有平息質疑，反而因為聲明的落款時間，寫成了“2019年1月31日”，引發了更大的輿論風波。

此次湖北紅會的回應，令人想起了1月26日，湖北省的第一場疫情發佈會。有網友稱那場發佈會為，“教科書級失誤”，有關領導連口罩都疑似戴反了。

在這場重大的疫情中，官方信息本應與謠言賽跑，給公眾更多穩定作用，但因為發佈者的種種失誤，反而產生了相反的影響。在《公開，才有力量》一書中，公安部前新聞發言人武和平指出，**新聞發佈會是輿論引導中的“金字塔”塔頂，是政府最正式、最直接、最權威的信息公開形式。**然而，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開好一場新聞發佈會並不容易。這也是對當地政府執政能力的一次突擊檢測。

1月21日，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牀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鍾南山（中）在新聞發佈會上介紹情況。（新華社 圖）

不怕失誤，就怕失守

回顧歷史，“非典”的一大遺產，就是流言倒逼信息公開。和這次湖北省首場疫情發佈會面臨的局面類似，2003年2月11日，在當地已出現305位 “非典” 確診病例，死亡5例時，廣州市政府和廣東省衞生廳才召開首場“非典”疫情新聞發佈會。

當時，各種關於怪病的流言已四處擴散。對白醋、板藍根等藥物的搶購潮從廣州蔓延至北京。2月12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負責人仍對媒體稱，全國近期不會發生大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事實卻相反，國內外的“非典”病例不斷增加。

4月15日，世界衞生組織將新加坡、中國台灣地區、加拿大多倫多、越南河內，及疫情始爆發地區的中國廣東省、山西省及香港列為疫區。4月20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發佈會上，當時的衞生部終於宣佈實行“疫情一日一報制”。北京市公佈的“非典”確診病例數從前一天的37例增至339例，疑似病例增至600人以上。

隨着政府信息的及時公開，更多瞞報疫情的官員被問責，公眾情緒逐漸穩定。

2008年，“非典”過去五年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確立了“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公開”成為常態。《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38條規定，傳染病暴發、流行時，國務院衞生行政部門負責向社會公佈傳染病疫情信息，並可以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衞生行政部門向社會公佈本行政區域的傳染病疫情信息。公佈傳染病疫情信息應當及時、準確。

雖然政府信息公開，特別是防疫類信息公開有了制度保障，但在專家看來，面對此次武漢的疫情，有關部門的反應還是慢了。

“反應遲了，這次預警機制完全失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對本刊記者説，1月15日，武漢市衞健委通報新型肺炎情況時表示，現有調查結果表明，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現在來看，“這個要麼是專業判斷出現了巨大錯誤，要麼就更嚴重，是對信息人為的壓制。”

王錫鋅注意到，1月5號到1月12號正是武漢籌備召開湖北省“兩會”的時段，**“如果説是把這些信息給截留下來了，那這是非常大的信息管理失誤。**在覆盤時，我們要去查清責任到底是誰的？問題到底出現在哪個環節？”

《人民日報》在評論湖北紅會捐贈風波時，也提到不怕失誤，就怕失守。“大疫當前，大愛噴湧，公信力破壞容易修復難，更需經得起審視。”

“我最關注的還沒有被問到”

落實政府信息公開，除了要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外，政府官員的心態也必須要調整。

公安部原新聞發言人武和平記得，他剛入行時，有次區分局局長召開緊急會議，部署各轄區民警立即調查是否發現了一號病和二號病。武和平詢問這到底是什麼病時，遭到局長訓斥。派出所所長馬上給他補了一節保密教育課，再三叮囑“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兒”。他這才明白，一號病是鼠疫，二號病是霍亂。

2007年8月14日，時任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在回答記者提問。（新華社 圖）

“因此，不難理解，在‘非典’疫情已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時，一些官員還以國家的名義，信誓旦旦説假話，公然掩蓋真相。”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公開，才有力量》中，武和平寫到。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專家起草小組組長周漢華也曾提到，上世紀90年代末，他剛接觸相關課題時，項目名字都不敢叫“信息公開”，而是“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管理”。

“我們這個信息公開有個通病，”王錫鋅説。“**有可能是公開的，老百姓不需要，老百姓需要的，可能是別的。**發佈會的問答環節，如果（公眾最關心的問題）沒時間回答，成為一種常態，這會透支發佈會制度的公信力。”

“我最關注的還沒有被問到，”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家衞生應急體系建設指導專家王宏偉也在關注武漢疫情相關的政府新聞發佈會。他想知道，為什麼在武漢疫情初期，沒有采取及時有效措施，但至今沒在發佈會上看到。

“這些問題比較尖鋭，我們有什麼樣的經驗和教訓，我覺得這樣的問題應該去問。”王宏偉説。他關注的另一個“消失”的問題是，武漢醫生、牀位，醫療物資之間不能互相匹配，這反映出應急措施有些什麼缺陷？ 

像口罩、防護服等應急防疫物資的使用需求有較大的波動性，可能長期不會被大量使用，但遇到特殊情況時，需求量往往會暴增。王宏偉認為，這種波動性應由政府通過戰備儲備來進行平復，但這次疫情反映出相關物資儲備是不足的。

“我覺得新聞發佈會最大的挑戰在於，有一些你還沒有想清楚的問題，恰恰是記者需要提問的，這要考驗新聞發言人隨機應變的能力。”王宏偉説。

隨着網絡發展，疫情數據等信息都會及時在網上更新，新聞發佈會的核心早已不是公佈信息，而是解釋數據背後的東西，回應公眾對疫情和防疫政策的疑惑。但為何很多時候，新聞發言人無法給出公眾滿意的答覆？

穩定公眾情緒最好的方式

“信息是瞬息萬變的，國家根據疫情變化制定政策也需要一個過程。有時，國家還沒有拿調子，決策者還沒有下決心，（發佈會上的一些問題）也是正在思考的事情。我們也要理解新聞發言人，他們是政府的嘴，他説出去的話要非常嚴謹，因為覆水難收。”王宏偉對本刊記者説。 

2004年1月16日，衞生部、世界衞生組織非典防治聯合專家組組長、流行病學專家布賴曼博士在廣州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説，包括廣東在內的中國各地已經在切斷非典傳播途徑、嚴格隔離接觸者和控制非典擴散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今後中國不會再出現像2003年那樣的非典疫情。（新華社 圖）

新聞發言人武和平長期給各級官員培訓如何和媒體打交道，他總結，策劃成功發佈會的重點是，將上級的意圖、媒體興趣和公眾關注有機結合。相對應的，新聞發佈會問答環節也有“三大忌”：最忌詰問未被授權回答的問題，最忌尚不知悉的內容，最忌沒有既定的答疑口徑。

他推薦的應對措施是，表示關注，事後答覆，轉移鋒芒，留有餘地。必要時，可以“據我所知”來回復，將個人與組織分割，自擔風險。

“作為一個新聞發言人，最主要的一點，要把握政策。” 王宏偉説。

發佈會成員一般由政府職能部門負責人，涉事單位代表，和第三方權威部門專家組成。至於政府官員，王宏偉介紹，一般副手比一把手更合適。因為“如果説錯了，一把手還可以進行糾正或補充，還有餘地。”

“信息的公開、發佈很重要，但是信息的流通跟競爭同樣重要。” 王錫鋅説。“（政府）發佈是單向的，目前主要還是沒有信息的競爭。”這也涉及政府應如何對待流傳甚廣，但未被證實真偽的信息上。

“穩定公眾情緒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時的、充分的，誠懇的信息公開，把二者對立起來完全是錯誤的。只有把疫情信息説清楚了，大家才能防得住它，捂住了信息，等於是在放任這些病毒傳播，這是犯罪。”王錫鋅説。“2003年，我們是交了很高的學費，這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個人兩次在同一個地方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