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沙月光:台灣省2003抗擊非典背後:力挽狂瀾的公立醫院_風聞
熊猫儿-2020-02-02 12:31
這兩天,在網上看到了不少關於重大公共衞生安全問題思考的文字,尤其是對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在關鍵時刻作用的爭論。正常時期,這或許只是經濟範疇內的問題。然而在非常時期,真正能扛起社會責任,衝鋒在第一線的醫護力量幾乎全部來自公立醫院和軍事單位,這些白衣天使在疫情過後理應得到國家勳章。本文沒有任何指責私立醫院的意思,只是想對兩者在面對疫情發生時的作用反差做一些探討。如果説中國哪個省份醫療市場化腳步走在最前列?那非台灣省莫屬。但直到今天台灣省內還保留着眾多公立醫院,停住了自80年代以來的“私有化”腳步,原因何在?轉折點就是2003年非典疫情。1945年台灣光復,日據時代大型醫院由國民黨政府接收,如台大醫院。1949年國民黨潰軍敗退台灣,五六十年代,國民黨當局打造了一套自己的醫療體系,重點發展公立醫院建設,以兩家新建的大型醫院為象徵:榮民總醫院和三軍總醫院,並興建二十多家省立(署立)或市立醫院。縣一級,無論條件如何,都必須建立一座公立醫院,縣以下視條件水準,允許私人開設診所,作為醫療體系輔助,解決農村看病問題。這套體系建立後,為台灣民眾,尤其是平民羣體提供了價格低廉,相對公平的醫療服務,也體現了中國醫生救死扶傷傳統宗旨。到了1970年,台灣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財富不斷增加,催生出了另一種醫療需求:節約時間、環境優雅,設備齊全、一對一或多對一服務……這是富裕羣體的必然願望,而在公立醫院,他們無法用錢在窗口買到這種服務水平。1975年台塑掌門人王永慶出資創建私立醫院,並拿到牌照,也就是長庚醫院(長庚紀念醫院),因為他的父親叫王長庚。1976年12月1日,在台塑大樓旁邊建立的台北本院正式開業,1978年12月1日在桃園縣開設林口分院……現在已遍佈全台灣,病牀萬張以上,在大陸也開設一些分院。王永慶的長庚醫院吃了第一隻螃蟹,投資人得到了極為豐厚的回報,也帶動了台灣省內私人資本投資醫院的熱潮。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台灣當局對公立醫院態度出現大逆轉,1982年開始進行醫療市場化改革,一再鬆綁對私立醫院的限制。媒體更是不斷放大公立醫院存在的負面新聞,如醫生收紅包,採購弊案、管理落後等等,形象不是黑色的,就是灰色的,在媒體渲染下,民眾也對公立醫院產生反感。同時,台當局大幅度削減公立醫院補助,要求它們完全自負盈虧,稱要激化它們的市場活力,省立市立醫院遭到更大打擊,1992年它們的補助款還有258億新台幣,到新千年只剩下了10億新台幣。這導致十多家省市醫院不得不將公立醫院轉手給私人財團經營,如台南市市立醫院就被秀傳醫院以小吃大得到經營權。一方面是公立醫院不斷被削減補貼,另一方面是私立醫院得到各種租賃,貸款、納税、保險、醫療基金補助等優惠。台灣醫療體系以極快速度向商品化、市場化、利潤化的道路上滑去。然而長庚醫院的成功,引發了台灣島內兩極評價:正:成本控制和績效制度使醫院得到了最大利潤,為社會提供了重要服務,醫護人員收入增加,是醫院管理典範。負:長庚將企業追求效益模式帶入了醫界,將“醫術變算術”,失去了社會公益責任,醫生高尚品質被犧牲。就在台灣公立醫院被“一路棄守,空有其名”(成功大學教授,台灣公共衞生協會理事長陳美霞語)的情況下,非典爆發了。2003年3月8日,54歲台商勤某因高燒、肺炎到台大醫院急診,進入加護病房隔離治療,但沒有被認為是“SARS”病患。14日勤某妻子出現同樣症狀,台大感到問題非同小可,確認是SARS患者,由醫院副院長牽頭成立治療小組,並向台北市通報,但市政府並沒有真正重視。20日,勤某兒子也出現肺炎症狀。25日,為勤太太治療的蔡醫生被感染。3月底台大陸續收治患者11人,4月初全部康復出院。由於感染率遠低於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台灣當局頓時飄飄起來,被媒體稱為“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好景不長,4月中旬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突然疫情爆發,4月22日全院職工有七人確認感染,23日又有60多人疑似感染,第一批感染者轉移到台大醫院。24日下午1點,正為漂亮答卷沾沾自喜的台北市急匆匆宣佈立即封鎖和平醫院,上千名醫護人員和病人全部被關在院中,但沒有任何配套隔離防護措施。26日,台中市出現第一例SARS死亡病例。台灣全省人心大亂,股市房市雙雙崩盤,每天都有潮水般的人羣湧向台大醫院,榮總……公立醫院醫師護士日夜無休超負荷運轉,無論是人力,物力,牀位都已大大透支。台大向各私立醫院發出轉移部份病人請求,全部被拒絕。4月28日早上9點,陳水扁當局召開緊急會議,出席者為各家醫院院長。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在最關鍵時刻展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林口長庚醫院院長在會上第一話就是: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所有私立醫院院長組成統一戰線要“置身事外”,台灣“行政部門”副領導人林信義勸他們不能這樣棄社會責任於不顧,併發出了強力威脅,這才稍稍轉變了他們的態度。5月1日,和平醫院護士長陳靜秋染病去世。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染病去世。就在公立醫院竭盡全力時,長庚醫院主任委員吳德朗卻嘲笑台大醫院是在作秀,台北市某私立醫院還掛出攬客標語:“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五月下旬,一些台灣人甚至強迫醫護人員子女停課轉學,因為他們的父母在照看病人,就會被傳染病毒,所以醫護人員子女也可能有病毒,這就是某些人口中“最有人情味”的社會。私立醫院大佬們則進行串連,並拉私立教學機構向當局施壓,要求將病人全部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他們的生意。這就是後來倉促建立“國軍松山醫院專責醫院”真實背景,為了掩蓋設立專責醫院原因,台灣還將醫院修建時間提前到了3月份。長庚醫院前面説過,它有近萬張病牀,但就是不配合防疫工作,因為每一張牀都是錢,但在法律上這樣做並不違法。7月5日世衞組織正式宣佈台灣省從感染地區除名,危機才完全解除。到了事後經濟補償,頒佈獎狀時,私立醫院跑到了公立醫院前面,頗具諷刺意味。2005台灣禽流感、2007基隆紅眼病、2012中東呼吸道疾病,包括現在,台灣社會最可靠幫手仍然是公立(署立)醫院。台灣一路棄守公立醫院,迎合私人資本利益,那麼私立醫院會因此感謝社會,擔負起非常時期社會責任嗎?答案是否定的,最終力挽狂瀾的還是公立醫院。不是説私立醫院醫護人員覺悟不高或無責任心,而是他們只是“公司員工”,為公司打工,而公司要對股東和董事會收益負責。如果要他們承擔社會責任,他們辯護者就會反過來説是因為“私有化”不夠才導致這種局面,甚至説對比沒有任何意義,私立醫院條件不如公立醫院,不能強人所難……理由一大堆,簡單一句話,就是沒能力。經過2003年這場教訓,台灣省停下了“私有化”腳步,至少是放緩了腳步。正常時期,私立醫院是社會醫療體系的有效甚至是高效補充部份,但公共衞生安全不應當以營利為宗旨,主次輕重不能顛倒。台灣省的經驗值得大陸借鑑和思考。當然,大陸人的素質和團結精神,也絕不是小島民眾所能相提並論的。我們有信心有能力一定能打贏這場“保衞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