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湖北人，我們心裏有個魔鬼_風聞

耶魯大學教授斯蒂芬·斯密什在其所著的《政治哲學》一書中，概要地説明了研究政治哲學的現實必要性。

他説：“生而為人，就意味着在一個受必然性撕扯的世界中生活，就意味着要在各種相互衝突的目標和陣營中做出艱難的、甚至是危險的抉擇。各種善好相互競爭，用今天的話説就是它們之間有着不可通約性。”

衝突、陣營、選擇，我們都很熟悉，有着豐富的經驗，但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有機會體驗艱難、危險的抉擇，感受善與善之間的不可通約。

**現在我們面對的正是一個極端情況，在疫情肆虐的反常背景下，自保需要與他人權利之間如何達致最大程度的平衡。**在市場上搶購物資、捐贈物資如何分配、患者對醫療資源的競爭，等等，都是這種艱難甚至危險的抉擇的體現。

2020年1月30日，中國鐵路青藏集團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正在搬運物資，準備馳援武漢

所謂危險，在於代價，那就是作為維繫一個共同體所必須的道德情感和價值共識，會不會被拋棄或者視若無睹。其中最為典型的表現，就是如何對待“湖北人”這一問題。

歧視，意味着危險的浮現。

探討這一問題的必要性，可能不如其它實際的抗疫措施那般急切，但輕視這一問題可能帶來的對共同體的負面影響，可能遠比疫病本身還要深遠。

1

善善對抗

英國哲學家菲利帕·福特，在1967年首次提到了那個著名的倫理學思想實驗——“電車難題”，它至今仍然是解釋社會衝突的一個著名模型。

一個瘋子，把5個無辜的人綁在一條電車軌道上，一列失控的電車正高速駛來，馬上就要碾壓他們。這時你就站在軌道邊上，可以拉下一個拉桿，讓電車換軌，糟糕的是，那個瘋子在另一條軌道上也綁了1個無辜的人。

5個，還是1個？都是無辜的人，讓誰死去？你來作出選擇。

很難，對不對？

但有人認為不難，比如一位網紅經濟學家，他説我們應該讚揚那些“發國難財”的人，因為價格引導着市場增加供給。

也就是説，把這個拉桿者從“你”換成一種社會機制，讓它自然選擇。像這樣傻乎乎的教條主義學問，數十年來聽得耳朵起繭了。疫情或者春運這種極端情況，終於讓他們所信奉的那些根本沒有現實基礎的模型，因為社會條件的簡化而具備了一定程度的契合性，他們自然要抓住機會。

那麼，如果按照完美模型，這6個無辜的人，標籤就不能僅僅是“無辜”，而必須有社會身份的識別，比如，那5個是窮人，那1個是富人，死的就是5個窮人。這就是他們的邏輯，就連他們的老祖宗之一馬爾薩斯都不會這樣理解問題，因為馬爾薩斯認為貨幣是一種特權，並不意味着公平。

他們的問題恰恰在於忽視公平——“理性經濟人”理性到了沒有任何道德負擔，也就是説，“理性經濟人”根本不是人——這可能跟不公平對他們有利有關。更為細緻的問題探討就不展開了，比如，在這種極端情況下，他們所最為宗奉的市場機制，其實已經被扭曲甚至消失，等等。

我們今天面臨的同樣是一個倫理難題，是一種善與善的對抗。具體到“湖北人”問題，電車模型要做一些修改。這“1個人”，因為它是對象，所以他的身份模糊，他就是“湖北人”；另外“5個人”，因為是主動者，他們是一個共同體，甚至是一家人。而那個拉桿的人，是從這“5個人”中掙扎出來的其中一人。

在保護誰的問題上，對於拉桿者而言，沒有疑問。然而保護“5個人”而碾死“1個人”，始終在倫理上跨不過一道坎。每一個人都想要活着，而每一個人的活着都沒有在主觀上試圖以他人的無法存活為基礎，因此兩方都是善的，但善與善之間發生了衝突。

就像在東京機場，回上海的飛機在起飛之前，一羣武漢人被發現，情況就變得複雜。非武漢人不想同機，而武漢人只想早點回家，誰也沒有想要損害誰。同機，在疫情條件下，是武漢人的自私；不同機，在常態條件下，是非武漢人的不講道理，而常態條件又意味着規則共識。

這個時候誰也沒有錯——都是“無辜”的，航空公司原本是打算按照常態規則照常飛行。這時怎麼辦？如果按照教條主義網紅經濟學家的觀點，就應該是誰人多誰飛，或者哪一方願意出更大的價錢就誰先走。但社會顯然不是這樣運行的，至少在日本不是。

因此他們就進入了一個沒有多少溝通，卻無時無刻不在博弈的階段。

2

“湖北人”問題

網紅經濟學家的教條主義假設，其實是一種霍布斯狀態——人對人是狼。供給者根據條件賺最多的錢，而需求者以佔有多少貨幣為標準來決定生死。

這是一種史前狀態（當然還存在另一種史前狀態的可能性，那就是洛克和盧梭的假設），然而，現在是文明時期。他們的學問之所以興起也是得益於文明條件。文明的基本意義在於，人具備了人性，有了道德意識和共同體意識。這恰恰是自由主義在哲學上的基本觀點：自利而利人。一家失火，人人相救，否則等到自家失火，無人相救。

在疫情條件下的“湖北人”問題上，不管依據何種思想，互助都應該是一個文明限度內的選擇。現在開始來正視這一問題。

在全國各地陸續採取嚴格的人員流動控制、下沉到村居的疫情防範措施之後，湖北省外的湖北人，成為了處境最為特殊的一個羣體。這個羣體的總數以百萬計。

2020年1月26日，武漢“封城”後，行人在武漢楚河漢街上行走

這裏所説的“湖北省外的湖北人”，主要包含幾種身份：湖北籍人、從湖北這個居住地返鄉者、從湖北這個居住地外出旅行者。

他們的處境也分為幾種：1、被重點監控、盯梢，自我隔離事實上轉變為強制隔離；2，被疏遠、孤立、騷擾、敵視，武漢牌照車輛被踹、被砸，相當於被實行社會剝奪；3，流浪、躲藏、輾轉、無助，時刻置身於一個不友善的環境。

所有的反常情況都有同樣的特徵——把這羣湖北人一一識別出來，丟進社會邊緣的流浪者羣體。於是我們看到，湖北歸來的鄉親被視同仇敵，湖北出來的遊客無法找到食宿，湖北身份的旅行者被拒絕同機同車。

當然，其中也有許多友善、扶助、保護的仁慈友愛的行為發生，比如偷偷把空房子借給湖北遊客住，酒店老闆自發收留湖北同鄉，志願者和社會組織為他們提供幫助，部分地方政府如廣東徐聞縣給予來自官方的關愛，等等。

**仁慈友愛應該是社會常態，識別、疏遠與孤立才是反常表現。**本文並不認為一切識別、疏遠與孤立都存在過錯，人們行為反常的原因在於疫病恐慌讓社會本身並不處於常態。身份識別與合理限制，是疫情防控大局的要求，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發動人們自我保護，本身也是疫情防控的最根本手段。

2020年2月3日，新加坡的一名餐飲店店員身着“武漢加油”字樣的T恤在店內服務

不過，它的無限升級，乃至在局部地方和特殊場合下轉化為歧視，已經讓事情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人們把看不見的病毒這個真正的敵人人格化、可視化，把湖北人理解為鬥爭對象本身，不但錯誤，同時不利於對疫情的控制。

要糾正這一偏誤，在當前看來只能依靠強有力的政府作為。我們能做的，是去揭示它，找尋它的發生邏輯。

3

外化恐懼

如今的城市非常空曠，出門基本接觸不到幾個人，人與人之間也保持着足夠的距離；冬天的風冷而急，户外的環境完全不符合交叉感染的環境條件。但是，每一個人都戴着口罩，包括那些全天候獨自勞作的環衞工、菜農、貨車司機。這是防範意識普及的表現，本身是積極的。

作為一個觀察者，除了從中看到人們的自覺意識，還應該能感知人們的恐懼：病毒無形，誰知道它在哪一寸空氣裏飄蕩。

人與人關係的改變，正是從這一點開始。

人人戴口罩的局面的實現，主要不是因為科學認知的普及，而是因為恐懼。通過科普改變人們的行為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但通過恐懼來撬動變化則很容易。

“今年上門，明年上墳”“口罩還是呼吸機，您老看着二選一”，**這些標語都是非常有效的動員方式，但它的作用機制是激發恐懼。**恐懼的確被激發出來了，雙黃連口服液和安宮牛黃丸的脱銷就是證明。

網傳各地出現的雷人宣傳標語

有效的就是正確的，在嚴酷情勢下沒有選擇餘地。恐懼已經激發出來，行為也得到了改變，但普遍的疑問沒有解決：“恐懼對象是什麼，或者説，是誰？”這一點，就不再是有組織的官方動員所能回答的了。

即便防控動員已經下沉到社區，人手還是極其有限，確保人們在行為上符合動員目標，不要聚集娛樂，不要四處亂跑，已經非常困難，不可能有餘力去全面、科學地回答認知問題。何況，即便是工作人員自身，也未必具備科學認知。

病毒是看不見的，對於多數人來説也是難以理解的。**人們恐懼，而又不知道恐懼的對象何在，恐懼就會積存和深化。**任何時代，消除心理恐懼都是人類非常重要的生存選擇問題，它會迫使人們採取各種方式去對抗。

一個重要的對抗方式就是把恐懼外化，尋找一個多少可以聯繫起來的實體作為攻擊目標。就像在過去的歐洲，人們經常把無法理解的災難歸結於女巫的存在，從而把一些人認定為女巫並予以排斥甚至消滅。

少量發生的歧視湖北人的行為，正是這一心理邏輯的結果。在病毒面前，人是無力的，但在人面前，人是有力的。如果我們能把病毒這一無形之敵，轉化為人這樣的有形之敵，那麼解除恐懼，就有了一種實體承載。正如人走夜路，害怕有鬼，但不那麼怕人，如果我們所擔心的鬼被證明是一個人，恐懼就大幅度解除了。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些對湖北人的識別、孤立、驅趕、敵視行為，主觀上其實是一個心理恐懼的外化和減輕過程。**不可否認，它客觀上對防控疫情有效，但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體現人道精神的救濟措施作為後續，那麼整個社會就必須在正義和道德上付出代價。**共同體意識事實上崩解了，在人的道德情感和權利尊嚴方面獲得的共識，也被特殊的背景所否認。

4

轉 化

拒絕和湖北人同機同車，拒絕和他們同住一間酒店、拒絕和他們有任何形式的接觸，這些行為都是可以理解的，不但在邏輯上可以理解，在情感上也可以理解。

只需要一個反問即可擊潰任何形式的義正辭嚴：“換做是你你願意嗎？”

自保，乃至自私都沒有錯，理智總能夠讓人們找到一種互相諒解、互不損害的解決方案。不過，在這一問題的交鋒中，多數聲音並不理智，表現為一擁而上，譴責湖北人到處跑，是不負責任的施害者。

春節前大量人口流出武漢，無疑是造成嚴峻疫情的重要原因，這一後果的責任歸因也是非常清楚的。流出武漢以及湖北的個體，事實上也是措施滯後的受害者。

如果人們真的從公共利益（裏面包含個人利益）出發，那麼合乎理智的選擇就是想盡辦法讓這些人安定下來，食宿得到供應，不必到處流浪，從而減少病毒繼續散播的可能性——只是可能性，並不是每一個武漢人、湖北人都是病毒攜帶者。

然而多數情況下都不能在複雜問題上對大眾寄予希望，消極的現實就是，“湖北人”在四處碰壁的條件下不斷地遷移和接觸，客觀上與把抗疫戰爭局部化的目標相背離。

這時我們又再回到電車難題。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選擇之所以艱難，是因為可能的受害者都沒有身份識別，只是一個簡略的“無辜者”。

如果能夠進行身份識別，那麼選擇難度就會下降，如果你是那個拉桿的人，而一條鐵軌上是你的親人或朋友，你的選擇就變得簡單，因為你把選擇交給了直覺反應，正如網紅經濟學家把選擇交給市場一樣。儘管，這些選擇沒有一種意味着公平。

在“湖北人是病毒的主動散播者，是不負責任的施害者”這一大眾普遍觀念的引導下，歧視行為就變成了一種直覺反應了，軌道上綁着的其中一方，就因為他們不是“無辜者”而被選擇作為犧牲者。如果人們在心理上認為一方的遭遇是應得的，那就不再存在拉桿問題上的心理障礙。

然而倘若我們做出這樣的選擇，它的結果很可能是負面的。

一是，無助於提升公共利益——在外的“湖北人”被逼得到處流浪，接觸更多的人。公共利益的實現，許多情況下確實要以人們的自私行為作為發動機制，然而這一界限不可掌控，它在多數情況下都會滑向它的反面。一個自發的“密探社會”會讓人人自危，於是就收穫了第二個負面效果。

二是，無助於增長個人利益——在對歧視、隔離、排斥、敵視的恐懼指引下，“湖北人”的必然反應就是隱瞞籍貫、來路乃至發熱、咳嗽等症狀，以圖獲得更加人道主義的對待。

在這種情況下，問題發生了轉化，從一個正義的實現問題，轉化為一個權利的壓制問題，結果也發生了轉化，從大局上的有效防控，轉化為以鄰為壑的局部自保。

政府強有力的人道主義支持措施，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因為它是普遍性的，並不針對“湖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