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顧抗美援朝（166）美國細菌戰是中國方面的造假宣傳嗎？_風聞

關注公眾號：潑墨梧桐

關注公眾號：雪菜肉絲麪加蛋

關於美軍在朝鮮戰場實施細菌戰問題，美國當局一直持否認態度，並説“這是共產黨傳統式的天大謊言”，是共產黨搞的“宣傳戰”。[1]在美國解密的有關朝鮮戰爭檔案中也沒有發現其實施細菌戰的內容。因此，國內有些學者也對美軍是否在朝鮮戰場上實施了細菌戰表示質疑。1998年1月8日，日本《產經新聞》刊載了駐莫斯科記者內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所收集原蘇共中央12份檔案摘抄件。其內容為：朝鮮戰爭期間，蘇聯顧問曾協助朝鮮方面“偽造”控訴美軍實施細菌戰的證據，而中國政府提供了關於美軍實施細菌戰的“虛假”情況。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主辦的《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1998年冬季號翻譯發表了這些摘抄件，並配有兩名美國學者的考證文章，認為這些抄件具有可信性。於是國內有的學者據此認為，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朝軍民進行的反細菌戰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中國、朝鮮、蘇聯三國政府共同發動的政治宣傳，其目的在於迫使美國改變在停戰談判中關於戰俘處理原則上的立場”。那麼真相到底如何？反細菌戰是中國方面的造假宣傳嗎？關於這個問題在筆者主編的《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三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粉碎美國的細菌戰》一章中根據中國的檔案文獻已經寫得很清楚。在此，筆者根據中國的檔案文獻再次表明如下四點。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作出美軍確係進行細菌戰的判斷是極為慎重的

1952年1月28日，志願軍第42軍第375團戰士李廣福在美軍飛機過後的駐地金谷裏雪地上發現有大量蒼蠅、跳蚤等昆蟲和蜘蛛，散佈的面積長約200米、寬約100米。隨後該團在外遠地、龍召洞、龍水洞也發現了蜘蛛和形似蝨子、黑蠅的昆蟲，面積約6平方公里。該軍認為：“此蟲發生可疑，數地同時發生，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敵人散佈的細菌蟲”，該軍衞生科無法確認這些昆蟲是否帶有病菌。①這是志願軍部隊首次發現美軍散佈的昆蟲。

志願軍總部接到第42軍的報告後，指示採取堅決措施消滅昆蟲。志願軍後方勤務司令部還要求該軍上送昆蟲標本，以培養化驗。2月6日，志願軍司令部向各部轉發了第42軍發現異常昆蟲的報告，要求各部查看駐地有無同類可疑昆蟲，各崗哨嚴密注意敵機投擲物品，發現可疑情況立即報告。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接到志願軍報告後，除了指示志願軍採取有力措施進行防疫外，還派出專家到朝鮮戰場瞭解情況、對昆蟲標本培養化驗和指導防疫工作。

從1月29日到2月17日，志願軍第42軍、第12軍、第39軍和第19兵團部隊又連續在伊川、鐵原、市邊裏、朔寧、平康、金化等地，發現美軍投撒的小蜘蛛和蒼蠅、蚊子、跳蚤、蟋蟀、螞蟻等昆蟲，密度最高的地區達每平方米1000多隻。這些昆蟲的出現比每年正常出現的時間平均提早了兩個月以上1月底到2月中旬是一年中期鮮氣温最低的季節，日平均氣温為-4℃～-6℃，2月的日平均氣温最低為-19℃～-22.5℃，這種寒冷的氣温完全不適於昆蟲的生存，並且這些昆蟲都是在美軍飛機過後發現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於2月17日下達指示，要求各部隊必須高度警惕敵人投擲細菌昆蟲的陰險行為，發現敵人投放細菌昆蟲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標本上送外，要立即採取嚴格防疫措施進行消毒撲滅，同時作出詳細報告。就在這天下午，4架美軍飛機經過平康西北下甲裏志願軍第26軍第234團陣地投下一物品，爆炸後幾名幹部當場被燻倒，周圍雪地立即佈滿蒼蠅，陣地官兵目睹了這一過程，證實雪地昆蟲系美軍飛機投擲。18日，志願軍通報全軍指出：此前各部在駐地發現可疑昆蟲，“為敵機投擲後而散佈者已無疑”，要求各部必須加強對空警戒，發現敵機投下昆蟲立即撲滅，以免蔓延。

2月18日，中央軍委聶榮臻代總參謀長就美軍投撒帶菌昆蟲及處理意見，呈報毛澤東並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林彪，報告中説：朝鮮前方敵人投撒昆蟲有三種：一為蜘蛛，二為蒼蠅，三為跳蚤，投撒面積甚大。“除已派專家前往現地瞭解外，現已將各種昆蟲送往北京，進行培養化驗，究竟帶何種病菌，尚需兩日後得出結論。據專家估計，以霍亂、傷寒、鼠疫、迴歸熱四種之可能性較大。如化驗證實，防疫與滅疫工作，即須火速以大力進行(總後衞生部正計劃中)，並需要蘇聯在人力物力予以援助。”

2月19日，毛澤東在聶榮臻的報告上批示：“請周總理注意此事，並予處理”；朱德還特別批示“不宜送回，以免傳染”。接到毛澤東的批示後，當晚，周恩來即擬出了反細菌戰要辦的事情，並呈報毛澤東：“主席批示已悉，現在計劃要辦的事情為：一、加緊試驗前方業已送回的昆蟲細菌，據初步化驗含有鼠疫、霍亂及其他病菌，一二日內當可全部判明；二、前送防疫隊和疫苗、粉劑及其他器材；三、先請樸憲永發表聲明(即電告)，中國外長繼起向全世界控告，以新聞輿論配合，並要美國對後果負責；四、由和大向世界和大②建議，發動世界反對美國進行細菌戰罪行的運動；五、電前方進行防疫動員，東北亦加戒備；六、將此事電告蘇聯政府，請其予以幫助。”③此6項措施得到毛澤東的批准。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已判明，美國在朝鮮投撒各種昆蟲系進行細菌戰的行動，“其目的是意圖進行恫嚇和威脅，並試驗細菌武器的效能。”④此後，即按此展開了揭露、控訴美國細菌戰罪行和進行戰場防疫的反細菌戰工作。

從1月28日誌願軍部隊首次發現美軍散佈的可疑昆蟲，到2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作出美軍系實施細菌戰的判斷、下定反細菌戰的決心，前後共23天時間，這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對此事既高度重視，也極為慎重。

決心進行反細菌戰鬥爭與朝鮮停戰談判毫無關係

朝鮮停戰談判於1951年7月10開始，至1952年2月19日，停戰談判實質性的議程中已有兩項達成或基本達成了協議，即第二項議程“確定軍事分界線以建立非軍事區”問題於1951年11月27日達成了協議；第五項議程“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於1952年2月17日基本達成協議。其餘兩項實質性議程尚未達成協議，即第三項議程“實現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問題的談判於1951年11月27日以代表團大會的形式開始，12月4日起改為以談判小組委員會的形式進行；第四項議程“關於戰俘的安排”問題的談判於1951年12月11日以談判小組委員會的形式開始。因這兩項議程的談判雙方實質性的分歧較大，至1952年1月底均無明顯進展。經雙方同意，第三項、第四項議程談判從2月6日開始暫時停止，轉以代表團大會的形式討論第五項議程。第五項議程2月17日基本達成協議後，29日，第四項議程關於戰俘問題談判小組委員會復會，繼續談判戰俘遣返原則問題；第三項議程關於停戰的安排問題談判小組委員會於4月3日復會。也就是説，至1952年2月19日，停戰談判關於戰俘安排的問題沒有達成協議，停戰的安排問題也沒有達成協議，並且談判雙方對這兩項議程分歧較大。其中關於戰俘的安排問題，從2月7日至29日，談判小組委員會休會參加第五項議程代表團大會談判期間，雙方仍舉行了參謀會議，除遣返原則外，對戰俘遣返問題各條款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

無論從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對美軍實施細菌戰的判斷看，還是從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心進行反細菌戰鬥爭看，以及從朝鮮停戰談判情況看，進行反細菌戰鬥爭都與停戰談判毫無關係。到1952年5月初，談判的第三項議程關於停戰的安排問題基本達成協議後，在戰俘問題上的談判(主要是遣返原則問題)才陷入僵局。而在3月7日中央軍委就致電志願軍首長並談判代表團，專門指示在談判中慎重對待美軍實施細菌戰的事，這更説明反細菌戰鬥爭與關於戰俘問題的談判毫無關係。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確係按美軍實施細菌戰對待和採取措施的

從2月18日《中央軍委聶榮臻代總參謀長就美軍在朝鮮投撒帶菌昆蟲情況及處理意見的報告》、19日朱德的批示及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批示確定反細菌戰要辦的幾件事，均可看出中共中央作出反細菌戰的決定是根據戰場上自1月28日以來連續發現美軍投撒帶有病菌病毒昆蟲的報告，並按美軍實施細菌戰而採取措施的。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2月19日晚，軍委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和副總參謀長粟裕就與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軍委總後勤部衞生部部長賀誠研究確定：將國內現存的全部340萬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劑和其他防疫用具連夜裝運，三天內全部空運安東然後轉送朝鮮前線，並立即趕製1000萬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到朝鮮；賀誠負責擬定防疫計劃；章漢夫負責草擬新聞稿、社論和與朝鮮政府協調。⑤

20日上午，聶榮臻、粟裕、賀誠與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克拉索夫斯基、衞生顧問阿薩杜良舉行緊急會議，向蘇聯顧問通報了有關情況。蘇聯顧問表示同意中方的判斷和處置。阿薩杜良肯定美軍是在實行細菌戰，認為其目的可能在試探志願軍對細菌戰的防禦能力和細菌的作用。如果志願軍暴露出弱點，敵人必將對中國大量使用。蘇聯顧問建議中方必須大力進行此次防疫工作，成立由政府重要負責人領導的非常防疫委員會，處理有關防疫事宜。克拉索夫斯基責成衞生顧問阿薩杜良協助中方制定防疫計劃。聶榮臻、粟裕當場決定，由總後勤部衞生部集中力量領導此次防疫工作，與蘇聯顧問一起組成指揮所性質的機關，並於當日將會議情況及蘇聯顧問建議成立由政府重要負責人領導的非常防疫委員會一事呈報毛澤東並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彪。

21日，中央軍委發出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給志願軍和東北軍區的指示，指出：“據許多徵候看來，敵人最近在朝鮮散放的各種昆蟲顯系進行細菌戰的行動，應引起我們各級領導的高度注意。現在雖然還不能最後確定敵人所散放者為何種病菌(因需經過培養和反覆檢驗，故時間上需兩日)，但事不容遲。為爭取時間，除已令賀誠與蘇聯顧問和其他專家務於今日(廿一)提出防疫計劃外，並自昨日(廿)起已將現有鼠疫疫苗三百四十萬份、消毒粉劑九千磅及噴霧器、防疫衣物等，分三日用飛機運到安東，由志願軍留守處速轉前方。此外，在國內再趕製一千萬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入朝鮮。防疫人員除部隊的防疫隊和衞生人員應進行緊急動員外，已令東北防疫隊待命出動，並已電請蘇方派遣專家指導。現在的重要問題是必須抓緊每一分每一秒鐘的時間，進行細菌散佈區的消毒和隔離，克服麻痹大意和僥倖心理。但在部隊中則亦應特別注意不要造成驚慌和恐怖。為便於掌握敵人繼續散放細菌和我們防疫的情況，請志司⑥務應每日作一簡報。至於前方尚需何種藥品和用具，亦望隨時電告，以便籌送。”⑦同日，以毛澤東名義將這一電報有關內容發給金日成和具體主持停戰談判工作的李克農。

2月23日，周恩來審閲由賀誠組織擬製的反細菌戰防疫計劃大綱，認為“原則可用”，同時呈報毛澤東，建議反細菌戰工作可分兩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為準備和預防階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發展的情況下，中央先在中央軍委機構內組織總防疫辦公室，領導後方進行防疫準備和在前線採取防疫措施(戰區先由聯司組織防疫指揮處，東北軍區組織防疫辦公室，各大軍區由軍區衞生部負責此項工作)，目前尚不忙在國內做大規模動員和邊境檢查。如果美國在我公開控訴後仍繼續進行細菌戰，則我將立即進入全面採取緊急措施的第二階段。當日得到毛澤東批准。[2]

2月25日，中央軍委再次向志願軍發出防疫指示，指出：“根據許多事實(許多部隊看到敵人用飛機撒下昆蟲；很多昆蟲朝鮮人民過去從未見過。且季節上亦過早。朝鮮專家的化驗報告，敵人所撒昆蟲和投擲方法都與敵人以前準備細菌戰時所研究的一樣。敵軍內在一月中旬集訓軍醫進行瓦斯、細菌、原子力等訓練等)，都肯定地證明了敵人是在進行細菌戰……因此，目前在朝鮮的防疫工作，首先應是統一對敵人進行細菌戰的認識，克服各種右傾思想(大意麻痹、僥倖和不相信敵人會撒放細菌等)。各級領導幹部和機關，必須把防疫工作當作目前部隊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務。為此，除在外交上、宣傳上中央另有佈置外，現將有關前方防疫工作的具體措施規定如下：(一)防疫工作分兩個步驟進行。第一階段即在目前前線病菌不發展的情況下，中央先在軍委機構內部由總參、總政、公安部、衞生部等派代表組成中央防疫辦公室，戰區則由聯司組織防疫指揮處，東北先由軍區組織防疫辦公室，以便分別掌握防疫的情況，交換疫情，研究和指導前方的防疫工作和後方的支援工作。如果敵人在我公開控訴它的罪行後，仍繼續散下細菌昆蟲，而前方化驗中又更加證實為傳染病菌，並不斷髮現病員和死亡，且數目又日益增多，則我們便應宣佈進入第二階段緊急措施階段。那時戰區和國內都必須組織包括各方面的防疫委員會，以加強對防疫工作的全面領導。(二)立即動員前方的防疫隊和衞生人員速將已送到前方的三百四十萬份鼠疫疫苗在部隊和防疫區居民中進行強迫接種，並進行疫區的消毒和隔離工作，此事應毫不猶豫地進行。五聯疫苗(霍亂、傷寒、副傷寒A、B及破傷風混合疫苗)，現正開始包裝，約於三月中旬可送去二百五十萬份(供黨、政、軍工作人員用)，及霍亂疫苗五百萬份(疫區和交通要道居民用)。鼠疫疫苗仍在按計劃趕製中，防毒口罩亦在佈置趕做。(三)應加強防疫的情報工作，除各級防疫組織和衞生機關必須隨時將防疫情況報告外，在戰區的適當地點必須組織若干化驗室與檢疫站，並由志衞⑧組成若干機動的化驗組和防疫隊。為此中央正在組織京、津及其他大城市的化驗專家成立若干化驗組前往志司。東北防疫隊已抽一百五十人分赴安東、長甸河口、輯安、臨江、圖們設站外，另三百五十人已集中長春訓練待命入朝。(四)指定幾個專門醫院作為防傳染的預備醫院，準備收容和隔離病人。(五)部隊中和居民中的防疫教育極為重要，必須認真地進行，但同時應特別注意不要造成驚慌和混亂。總之，我們不管敵人的細菌戰進行到何種程度，也不管有無病員發生，都必須迅速而堅決地進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猶疑和動搖，否則即易發生損失，陷於被動。至於具體措施，則請彭酌情處理並告。”⑨

根據上述決定和指示，在國內和在志願軍中全面展開了反細菌戰鬥爭。利用國內各種新聞輿論工具揭露和控訴美國細菌戰罪行的工作也同時展開。3月14日，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任，郭沫若、聶榮臻為副主任和以賀誠為辦公室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員會，統一領導反細菌戰的全面工作。

1952年3月1日，志願軍成立了總防疫委員會，並下達了反細菌戰防疫措施的命令。志願軍總防疫委員會是志願軍防疫領導的最高機構，以副司令員鄧華為主任，聯司副政治委員樸一禹、西海岸指揮部司令員韓先楚、志願軍衞生部長吳之理為副主任，並接受朝鮮中央非常防疫委員會的指示，統一組織領導志願軍的反細菌戰防疫工作。當日，由彭德懷、鄧華、樸一禹、甘泗淇簽署下達給志願軍的防疫命令中要求：“(一)各兵團、軍、師以及分部成立防疫委員會。各級防疫委員會以不超過5人為限，各級行政首長正職或副職首長一人為主任，衞生部長為副主任，其他有關部門選派人員參加；團、營、連按上述原則以3～5人組成防疫委員會或領導小組。各級防疫委員會的職責為：1.收集上報疫情，並研究貫徹上級防疫委員會的指示；2.檢查下級防疫衞生工作，總結防疫經驗並上報；3.檢查預防消毒器材和疫苗注射；4.密切與所駐朝鮮地方政府進行聯繫，並幫助朝鮮居民的防疫和治療工作；5.利用各軍辦的小報和舉行小型集會，進行防疫衞生宣傳工作。(二)建立疫情報告制度：1.軍以上利用最快的通信工具，每日18時向上一級防疫委員會報告新發現的疫情，收集美軍飛機或大炮投撒毒蟲地點、時間、面積、蟲類和疫病情況；2.收集美軍投撒的各種毒蟲和容器，特別注意收集跳蚤，送志願軍衞生部化驗。各兵團和軍衞生機關化驗結果及玻璃片注意保存上送。(三)防疫對策為：1.已下發的鼠疫疫苗、牛痘疫苗、斑疹傷寒疫苗、五聯疫苗，全體人員必須注射，不得有一人例外；2.以戰鬥精神撲滅蒼蠅、跳蚤、老鼠等傳染毒菌的媒介物，並須成為經常性的工作；3.保持環境清潔，必須每日打掃一次，野外廁所坑深一米以上並加蓋；4.禁止喝生水、吃生菜，送往陣地的菜飯和開水都要加蓋；5.管制水源，水井加蓋；6.伙房遠離廁所，並注意炊事員健康和伙房的清潔；7.發生急性高熱病必須立即隔離，給以磺胺服用，迅即送往醫院，其居所予以打掃消毒。”

據此，志願軍各級均成立了防疫委員會或防疫領導小組；根據作戰或駐防區域劃分了防疫責任區並建立了疫情偵察勤務；普遍進行了反細菌戰的防疫動員和防疫衞生知識教育，按規定注射了鼠疫、霍亂、五聯等各種疫苗，至6月底鼠疫疫苗注射兩次，霍亂、五聯疫苗注射一次，注射率達100%，對主要交通線兩側3華里內及部隊駐區大部分朝鮮居民共450萬人注射了鼠疫疫苗；開展了撲鼠、滅蠅、保護水源、清理駐區衞生的運動。志願軍共指定7個傳染病醫院，軍以下單位也建立了專門的傳染病醫院、醫療收治組或臨時隔離室，以收治、隔離被美軍施放菌毒傳染的病人。志願軍總防疫委員會還制定了反細菌戰個人、團體、伙房三大“衞生守約”，下發到每班2份；對2393名衞生防疫人員進行了短期訓練。

為加強志願軍的反細菌戰檢驗和防疫治療工作，國內先後向前線派出三批包括有昆蟲學、細菌學、流行病學、毒物化學、病理學、營養學等50餘名專家和數百名防疫人員，為前方提供1598.3萬人份鼠疫疫苗，651萬人份四聯疫苗，284.5萬人份五聯疫苗，32.3萬人份斑疹傷寒疫苗，80萬餘人份痢疾疫苗，滴滴涕和六六六粉共38萬餘公斤；其他消毒粉劑4.29萬公斤。[3]

採取這些措施後，前方很快控制了疫情發展。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國將細菌戰的範圍擴大到中國東北地區，中共中央按預定部署進入反細菌戰全面採取緊急措施的第二階段。

3月4日，周恩來召集聶榮臻等有關負責人開會，討論部署東北及沿海地區全面進行反細菌戰防疫的措施。5日，毛澤東在聶榮臻和粟裕關於反細菌戰措施問題與蘇聯顧問商談情況的報告上批示：“照辦。應嚴重注意這個問題，應用一切有效辦法，進行防疫工作”。[4]經蘇聯駐中國軍事總顧問與蘇聯政府協商後，3月11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請蘇聯增派一個“能在複雜天氣及夜間條件下作戰的一個蘇聯噴氣式驅逐機師(兩個團)進駐中國東北”，擔任攔擊散佈細菌之敵機。[4](p.17)3月12日，斯大林覆電毛澤東，同意增派一個噴氣式驅逐機師進駐中國瀋陽地區。同日，中央軍委決定，為防止細菌和病疫的傳播，除在志願軍部隊中和東北地區進行消毒、注射、化驗和必要的隔離外，對鐵路交通也急需管制。規定：“(一)凡由朝鮮進入東北和由東北進入關內的車輛，必須進行消毒，鴨綠江各口岸車站和山海關均分別設立防疫檢驗站，專門負責來往車輛和人員的消毒和注射。(二)凡由關內進入東北和朝鮮的人員，均須強制注射。凡由東北進入關內和由朝鮮進入東北的人員中，發現有疫狀時，應進行隔離治療。(三)凡非十分必要的物資應暫停運回，必須運入朝鮮的物資應妥為包裝。(四)凡非十分必要的人員和部隊，應暫停來往和減少調動。(五)凡疫情嚴重的車站與地段，車輛經過時應禁止停車和裝卸。”

3月16日，成立了山海關防疫總指揮部。19日，周恩來以中央防疫委員會主任名義，向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各大軍區及志願軍等發出《反細菌戰指示》，對全國反細菌戰防疫工作的防疫對象、區域劃分、各區任務、緊急措施、防疫運動、研究工作、宣傳工作、防疫組織等8個方面，作出全面部署。規定朝鮮為疫區，東北為緊急防疫區，華北、華東、中南沿海地區為防疫監視區，華北、華東、中南內地及西北、西南為防疫準備區。在疫區的主要任務為繼續進行衞生偵察，普遍實行預防注射，殺滅媒介動物，指定醫院準備收容傳染病人，有疫情立即報告，進行疫區封鎖。在緊急防疫區應加強對朝鮮國境江口檢疫工作，嚴格交通管理；進行衞生偵察，在重要城市、交通線上敵人散佈昆蟲區域實行普遍預防注射。在防疫監視區應加強與緊急防疫區之間交通要口的檢疫工作，嚴格交通管理，重點進行預防注射，並應與防空部隊協同監視敵機活動。對防疫運動提出12項工作，要求各區根據不同情況，有選擇、有重點的進行。在防疫組織上，除東北已成立防疫委員會外，要求華北、華東、中南各大行政區和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各省及所屬縣、市、區、村有關負責同志參加，分別成立防疫委員會，以利防疫工作的進行。華北、華東軍區各成立1000人的防疫隊，華南軍區和北京、天津、上海三個城市各成立500人的防疫隊，關內沿海各省成立300人的防疫隊，所屬各縣成立30人的防疫隊，並組織必要的防疫預備隊等。指示要求各地區和有關部門立即實行，並將進行情況隨時上報。

至3月底，除西南地區外，全國各大行政區和沿海各省市都成立了防疫委員會；除志願軍已組織防疫隊外，在國內共組織129個防疫大隊，2萬餘名防疫人員；在瀋陽、北京、天津、青島等地設立了細菌研究中心；蘇聯派來流行病學、細菌學、昆蟲學、動物學等專家9人，在東北協助檢疫工作；在東北地區國境線上、海港、交通要道設立檢疫站66個，並在山海關設立了防疫總指揮部，負責過往人員、車輛、物品的檢疫和消毒；4月中旬，在東北地區完成480萬人的疫苗注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華東、中南、華南地區也進行了重點注射。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傳染病的發生和流行。至1952年冬，志願軍共確診和疑似與美軍細菌戰有關的傳染病患者384人，死亡126人。⑩此外，筆者接觸過許多當年曾經歷過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的志願軍老戰士，他們一聽有人説美國沒有在朝鮮實施細菌戰、反細菌戰是中國的造假宣傳，情緒非常激動，問，“誰説的，這純屬胡説八道。當年我就親自在雪地裏撲滅過美軍飛機布撒的昆蟲。”

這些充分説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確係按美軍實施細菌戰對待和採取措施的，當然也組織了揭露和控訴美國細菌戰罪行的宣傳運動，説反細菌戰是中國的造假宣傳，是完全不顧歷史事實，是毫無根據的。儘管美國當局一直否認實施細菌戰，且沒有公佈有關檔案，但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布撒帶有病菌病毒的昆蟲是鐵的確鑿事實。

當時加拿大的和平大會主席、曾在中國當過22年傳教士的文幼章博士訪問中國時，在瀋陽附近進行了實地調查瞭解，於1952年4月25日在倫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以他親眼所見指出，美國不但在朝鮮而且在中國進行了細菌戰，並聲援中國人民的反細菌戰鬥爭。幾十年後，在他過世之前囑託他的兒子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文忠志)寫一本有關美國在朝鮮戰爭中進行細菌戰的書。史蒂芬?艾迪科特自費到美國和中國收集有關資料和訪問當事人，並通過中國有關部門找到筆者，就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細菌戰事進行了座談。他説他到美國去收集這方面的資料，“雖然沒有抓住老虎，但已抓住了老虎尾巴”，得知美國官方的檔案部門有十幾箱與美軍在朝鮮進行細菌戰有關檔案沒有解密。他遵從父親的囑託，根據收集到的有關材料和訪問，撰寫完成《美國與細菌戰：來自冷戰早期和朝鮮的秘密》一書，1998年11月由加拿大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

關於對日本記者收集原蘇共中央檔案抄件的看法

1998年1月8日，日本《產經新聞》刊載了駐莫斯科記者內藤靖夫所收集的、但未得到證實真偽的原蘇共中央關於朝鮮戰爭期間美軍實施細菌戰問題是中國、朝鮮、蘇聯“偽造”的“虛假”情況的12份檔案摘抄件，其大致內容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後，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貝利亞於4月21日向蘇共中央負責人馬林科夫和蘇共中央主席團提交備忘錄，稱他在國家安全部的檔案中發現了一份1952年3月朝鮮社會安全部顧問格魯霍夫和朝鮮外交部顧問斯米爾諾夫向蘇聯國家安全部部長伊格納季耶夫呈送的報告，稱蘇聯駐朝鮮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沒有得到蘇共中央批准的情況下，支持朝鮮方面在“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到朝鮮調查前，偽造疫區，偽造了被傳染的人員，編織關於美國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證據。貝利亞隨即要求拉佐瓦耶夫、格魯霍夫和曾任朝鮮人民軍衞生部顧問的謝利瓦諾夫就此作出説明。

此三人在隨後提交的書面材料中稱：1952年2月，朝鮮政府接到了中國政府關於美國正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的通報，於是搶先發表聲明，控訴美國實施細菌戰，而實際上其根本不擁有美國實施細菌戰的證據。

貝利亞由此認定，伊格納季耶夫蓄意扣押了格魯霍夫等人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報告，使得蘇聯的國際形象因為支持中朝政府的控訴而受到嚴重傷害，要求蘇共中央主席團做進一步調查。蘇共中央主席團於4月24日作出決議：鑑於拉佐瓦耶夫未經授權擅自行動，立即將其調離駐朝鮮大使和朝鮮人民軍總顧問的崗位，剝奪將軍軍銜，並予以起訴；重新確定蘇聯政府關於美軍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官方立場，並將這一變化通知中國和朝鮮；鑑於伊格納季耶夫“錯誤和不誠實的行為”，取消其蘇共中央委員資格，並責成有關部門追究其責任。伊格納季耶夫隨後被免去了中央書記職務，調任巴什基爾州委書記，而貝利亞則重新執掌國家安全部門的大權。

5月2日，蘇聯部長會議給駐中國和朝鮮大使館發出指令，要求通知毛澤東、金日成：“蘇聯政府和蘇共中央被誤導了。在新聞媒體中廣泛傳播的美國人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報道是基於荒謬的證據。對美國人的指控是虛構的。”

6月2日，由莫洛托夫、赫魯曉夫、貝利亞主持的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將伊格納季耶夫開除出蘇共中央。

以上就是日本《產經新聞》駐莫斯科記者內藤靖夫收集的蘇共中央檔案文件抄件的大致內容。美國學者將抄件中所描述的這些內容，視為中朝對美國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控訴完全是謊言的證明。

究竟應如何看待日本記者收集的原蘇共中央的這12份檔案？有如下三個因素必須考慮：

一是1953年6月底，即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將伊格納季耶夫開除出蘇共中央的20多天後，貝利亞就被逮捕，隨後又被處死。以非法和非人道手段取證、製造一系列所謂的“反黨集團”冤案是其被處決的重要原因。伊格納季耶夫則作為“遭受貝利亞迫害的人員”之一，被恢復了蘇共中央委員資格。

二是在日本記者所公佈的原蘇聯檔案中，不包括貝利亞所提到的1952年3月格魯霍夫、斯米爾諾夫致伊格納季耶夫的報告。這份報告的內容到底如何，至今不清楚。

三是日本記者所得到的12份原蘇聯檔案，與其他已經公佈的前蘇聯朝鮮戰爭檔案不同，只有手抄件，沒有見到原始文獻，並且是摘抄，不是全文照錄。同時，這些檔案的真實性從來沒有得到俄羅斯方面的正式認可。美國《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在發表這一批抄件時專門指出，在正式的檔案文獻公佈前，這批文件的真實性將始終受到懷疑。

因此，在俄羅斯沒有公佈完整的原始檔案文獻之前，在中國檔案文獻能夠證明這些檔案抄件的內容之前，任何對這些檔案真實性的判定都只是一種推測，而不能形成確切的結論。不能也不應該盲目相信這些檔案的內容，更不能依此作出否定美軍在朝鮮戰爭中曾實施細菌戰的結論。中國的檔案文獻和親歷者的證詞，以確鑿的證據證明，美國確在朝鮮戰爭中實施了細菌戰，這是實實在在的事實，絕非編造出來的謊言。

註釋：

①《第42軍給志願軍司令部的報告》，1952年2月2日。

②“和大”指中國人民保衞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世界和大”指世界和平大會理事會。

③周恩來關於反細菌戰要辦的事情給毛澤東的報告，1952年2月19日。

④《中央軍委關於反細菌戰問題給志願軍和東北軍區的指示》，1952年2月21日；《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美帝細菌戰宣傳應注意的事項》，1952年3月7日。

⑤《聶榮臻、粟裕關於蘇聯顧問對反細菌戰問題意見給毛澤東主席並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副主席的報告》，1952年2月20日。

⑥志司，即志願軍司令部。

⑦《中央軍委關於反細菌戰問題給志願軍和東北軍區的指示》，1952年2月21日。

⑧志衞，即志願軍衞生部。

⑨《中央軍委關於反細菌戰防疫工作給志願軍的指示》，1952年2月25日。

⑩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編寫委員會編《戰爭簡史》，1956年，第77頁。

【參考文獻】

[1][美]馬克?克拉克：《從多瑙河到鴨綠江》，台灣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189頁。

[2]《周恩來年譜(1949-1976年)》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頁。

[3]《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277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