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的口罩和紅十字會“黑洞”（新浪）_風聞

原標題：特別報道 | “失蹤”的口罩和紅十字會“黑洞”

　　什麼拉長了社會捐贈物資從紅十字會的倉庫到疫情一線醫務人員手中的最後短暫的路程？又是誰奪走了醫生上戰場的武器？

　　2月1日，中國紅十字總會工作組趕赴湖北武漢，指導湖北省紅十字會、武漢市紅十字會做好捐贈款物的接收使用管理工作，確保捐贈款物使用規範高效、公開透明，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在此之前，作為武漢最早一批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武漢協和醫院已經連續多日對外表示醫療物資不夠用了。1月30日，一個叫“協和醫生Do先生”的微博賬號發文稱武漢協和醫院的物資即將用盡請求社會支援，他在發文中強調“不是告急，是沒有了”。31日，該醫院另一名醫生劉偉再次因“一線防護用品奇缺”而發微博求助。

　　公眾隨後將目光轉移到湖北省紅十字會官網於1月29日披露的一份捐贈物資使用情況表。這份統計清單顯示，在其總共發放的24.5萬個口罩中，流向武漢協和醫院的一共只有3000個未標註型號的口罩，而被媒體稱為“莆田系醫院”的武漢仁愛醫院分到了1.8萬個標註為KN95型號的口罩。針對紅十字會分配效率與分配公平性的質疑與批評聲迅速發酵。

　　《第一財經》YiMagazine在聯繫武漢協和醫院求證時，該院物資聯絡人表示1月31日下午已經與武漢市紅十字會溝通，但仍未與湖北省紅十字會取得有效聯繫，也尚不清楚對方只向協和醫院發放3000個口罩的原因。“按理説定向捐贈給協和醫院的物資應該直接寄到醫院，但實際上需要捐款人跟醫院聯繫以後，我們再去紅十字會領取。貨太多了可能存在找不到的情況，我們也不清楚是不是存在他人冒領，而且也不是每個捐贈者都會直接跟協和醫院聯繫。紅十字會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機制我們也不是非常清楚。”他表示。

　　當天晚上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的一個視頻顯示，在位於武漢市漢陽區國博中心A館的武漢市紅十字會物資接收倉門口，來自湖北省武漢市、黃岡市、咸寧市等地區的醫院相關人士均在現場焦急地等待提取物資。據視頻拍攝者瞭解，現場負責物資發放的工作人員僅根據手中的“物資調配表”發放物資，不在這份“調配表”上的醫院及機構想要”提貨“則需要自行與衞健部門取得聯繫。許多來到現場的醫院相關人士只好空手而歸。

　　前一天晚上，“醫院持介紹信到武漢紅十字會倉庫自行領取物資”的消息在社交媒體上流傳，但武漢紅十字會很快向媒體否認此事，並表示所有醫療物資的分配和發放是在武漢市抗擊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的統一協調下，根據各醫療單位的實際使用需求統一分配。分配權並不在紅十字會。

　　但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的一名工作人員很快否認了這一説法。他在31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疫情指揮部並不統一負責分配，只審核和批准三家定點機構的分配方案，也未曾修改或駁回湖北省紅十字會上報的分配方案。同時，其所在的社會捐贈組並未收到此前湖北省紅十字會披露的捐贈物質使用情況表中關於仁愛醫院、天佑醫院的口罩分配報告，具體分配情況“要問紅十字會”。

　　真假難辨的説法、缺乏可信度的官方聲明、不透明的捐贈物資去向公示、混亂遲滯的物資分配和發放流程，都在這個社會所有成員都在盡最大努力避免疫情進一步惡化擴散的當口，把整個流程中極為關鍵一環的紅十字會推上了風口浪尖。而武漢市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陳耘則在1月29日對媒體表示“對網上的罵聲感到委屈”。

　　到底是什麼拉長了社會捐贈物資從紅十字會的倉庫到疫情一線醫務人員手中的最後短暫的路程？又是誰奪走了醫生上戰場的武器？

　　繞不開的紅十字會

　　1月26日，民政部發文，指定湖北省紅十字會、湖北省慈善總會、湖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武漢市慈善總會、武漢市紅十字會作為武漢疫情捐贈物資的接收單位，除定向捐贈外，原則上服從湖北省、武漢市等地肺炎防控指揮部的統一調配。

　　1月27日晚，湖北省召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疫工作例行新聞發佈會。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強調，所有捐贈的物資一定要通過紅十字會，以保證捐贈物資和資金的使用能夠及時準確登記在案，統一歸口，避免在疫情防疫防治過程中，由於混亂被人鑽空子。

　　即便在明確接收單位的情況下，“鑽空子”的情況也頻頻發生。一位不願具名的志願者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有的人冒充醫院相關人員去劫物資，被發現了就説自己是紅十字會的。“政府讓紅十字會來統管合乎情理，但問題是如何有效地把幾十噸上百噸的物資撲到一線去。”他説，“有些捐贈者的物資到達以後要通過各種關係才能拿出貨給到當地醫院，還有一些志願者有私心，常常會給自己本區的醫院多分一些物資。”

　　所有捐贈物資都要通過紅十字會的初衷是為了避免混亂，但看起來，新的混亂並未減少。

　　1月31日凌晨，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宣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這個在2002年至2003年非典疫情過後才被創造出來的名詞表明瞭事態的嚴重程度。但非典時期的主要疫區城市裏並沒有武漢以及湖北省的其他城市，在應對突發性的公共衞生事件時，當地是缺乏應對經驗的——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均在非典疫情過後總結出一套自己的應對防控方案，並對醫療體系作出調整。

　　這也是讓陳耘和武漢市紅十字會感到“委屈”的地方。武漢市紅十字會只有10名工作人員，而湖北省紅十字會也只有20多個人，人手非常緊張。如果不是統計局安排了三十多個人來專門負責物資的清點登記，“一個人變成十個人也忙不過來”。而目前的情勢已經讓整個紅十字會處在超負荷運轉的狀態。1月24日，武漢市紅十字會面向社會徵集50名志願者，接聽電話增加到16部，24小時輪流轉崗。加上市紅十字會原本的11名工作人員，一共有大約60名工作人員被分配到接聽電話組、接收物資組、物資儲備組、物資發放組和後勤保障組。某紅十字會後備志願者向《第一財經》YiMagazine透露，截止到31日晚，志願者後備人員超過了280名，但大多數志願者僅經過短暫的培訓就迅速上崗，工作中的混亂無法避免。

　　《第一財經》YiMagazine在1月31日下午致電武漢市紅十字會時，對方也表示自己是下午剛到的志願者，對許多關於物資分配、捐贈明細公示及更正等情況並不清楚，只能對接捐贈事宜。

　　本地幫助企業對接物資的志願者劉武華正在協調一批由非洲塞內加爾華人捐贈的醫療物資，他描述一次面向湖北省醫療機構的捐贈流程大致是這樣：捐贈人在聯繫慈善總會後，對方會安排一名志願者去做對應的服務，包括填寫表格、建羣聯繫、確認物資等環節。捐贈人將物資從機場發回國，過完海關以後直接送達湖北省慈善總會，再由總會分撥給紅十字會按照各大醫院的需求分配調度。定向捐贈的捐贈者則需要提前聯繫相關醫院，明確贈與物資與數量，列出明細清單，緊接着再由醫院自己的志願者拿着“敲過醫院公章的證明文件”，去找紅十字會審批核實物資的捐贈人和捐贈對象，同時慈善總會也會出具相對應的證明。完整地走完這個流程，醫院才能比較順利地把貨拿出來。

　　此外，陳耘曾表示，如果是定向捐贈，在事先告知紅會，並形成文字性的正式捐贈手續之後，可以“把貨直接發給受捐單位”，這也出現在《武漢市紅十字會對社會公告第六號》文件中。但至於為什麼有大量通過中國郵政、順豐走醫療物資綠色通道運入湖北省的貨物最終是由紅十字會簽收，卻並未及時發放給定向醫院，武漢協和醫院的物資聯絡人也感到十分困惑，表示“仍需要繼續溝通了解情況”，而紅十字會方面則至今尚未就此作出正式回應。

　　在被臨時徵用為倉庫的武漢國際博覽中心A館，堆積着大量社會捐贈的物資。武漢市常務副市長鬍亞波解釋稱，其中除了部分物資是定點捐贈的以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不符合醫用標準。不過，某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的徐姓醫生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我們也會收到核查下來不符合醫用標準的口罩，比如過濾標準達到了但是帶呼吸閥，這些口罩不是完全不可以用，應急情況下非一線非重症的醫院工作人員也可以佩戴。”

　　這就是為何紅十字會成為本次民間物資運輸的輿論中心。一方面當前武漢“封城封路”，物資運送往往需要紅十字會及接收單位同時開具證明。這樣的政策是為了防止不合格的物資矇混過關，或者口罩以捐贈的名義流入市場銷售，但同時也降低了民間捐助的效率；另一方面海外捐贈物資入境需要紅十字會的接收才能減免關税，否則物資的總成本將遠超市場價。

　　但其本身運作模式的低效不但讓許多捐贈人意識到，自己的物資即便合格也無法及時到達醫院手裏，更重要的是，它似乎不能公正地分配物資到更急需的醫院手中。

　　據某基金會資深工作人員陳羽介紹，2008年汶川地震的早期也發生了許多資源浪費，但中後期就學習了經驗。在大災難面前，重要的是建立網絡，比如防控指揮部、紅十字會、衞健委、醫院之間建立數據對接，而防控指揮部、志願者與民間機構之間也要建立信息對接。此外，那時的民間社會組織可以通過掛靠騰訊公益、壹基金等來籌款捐贈進入汶川。

　　“區別在於目前的武漢被封城了，志願者無法前往現場建立數據對接，湖北本地的社會組織也不夠發達。而因為指定了接收捐贈的機構，騰訊等慈善企業無法掛靠籌款，民間物資很難有渠道送達疫區。”他向《第一財經》YiMagazine解釋説，“湖北慈善總會如果跟本土的社會組織形成合作，形成物流調配也許可行，但傳染病性質的疫情在調動更多人蔘與時需要去對這種風險做評估。而官僚系統內就會有顧慮，這是官員決策時缺乏擔當的表現。”自2001年5月，湖北省紅十字會由省衞生廳代管改為省政府分管領導聯繫。

　　繞過紅十字會

　　1月23日是一個關鍵轉折點，武漢正式“封城”。這是非典時期也沒有執行過的緊急措施，許多民間愛心人士以及海外華人華僑開始真正意識到“事情可能比非典更嚴重”。此外，這也意味着，如果在封城之前未做好充足的交通運輸備選方案，它將會變成後續民間物資運輸的主要問題所在。

　　“封城後，政府對進出武漢的車輛把控很嚴，不能隨意進出城，這導致外面的物資進不來，今早我們去送口罩的時候，很多醫療單位已經沒有口罩了。”李青曾於1月25日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他是武漢一家零售公司的供應商，擁有自己的車隊，當地疫情嚴重後，李青除了向武漢運送水果、蔬菜等商品，還自掏腰包購買口罩、防護服等物資，捐往武漢和周邊城市的醫院。後來李青也幫助一些企業將捐贈的物資送達醫院。至於為什麼沒有選擇將物資給到紅十字會，李青的回答是“紅十字會沒有那麼多工作人員去配送的，這是突發事件，他們的人員有限。”

　　李青所在的自發捐贈的小羣體成員只有不到10個人，因為不是企業所以沒有公章。他有一批口罩打算捐贈給社區衞生服務站，運送目的地有40多個地方，而他和這些社區服務站之間只有電話聯繫，“等實地跑一遍收集齊了章，恐怕都到下個月了。”李青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説。

　　要把這批物資從仙桃市運出到武漢，李青需要接收單位提供蓋章的接收條。“實際上對方收到物資後都會給我們提供接收函或者收條，而前期就讓對方蓋章太麻煩了，有的醫院也不一定願意承擔這個風險。”李青不明白為什麼政府不能通融，讓他把物資送達後再來補齊證明，“非要前期去糾結這個事兒。”但最終，李青還是集齊了接收單位證明，順利將物資送了出去。另一個同樣遇到這個問題的志願團隊則通過“其他方式”將物資順利運出，對方稱不方便透露具體的操作方式，只感嘆道“矇混過關了，像做賊似的。”

　　一些企業在決定捐贈醫療物資時也會嘗試避開紅十字會“中轉”以提高效率。石磊為其所在的公司在7天之內採購到了幾十萬只口罩，並提前通過多個渠道與相關部門打好招呼，尋找願意前往湖北“有去無回”的物流人員運輸貨物，將這批完全符合醫用標準的物資送到了湖北省內僅次於武漢市的疫情重災區黃岡，接收單位是黃岡市疫情防護中心。“從找口罩到找物流再到找接收單位，並確保每一步都能按部就班，這個過程非常辛苦。7天時間，我和我的同事打了超過1000個電話。”石磊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説，“現在去往湖北的物流，去一個少一個，因為到達湖北返程後就要直接隔離14天，司機本身也存在感染風險，’有去無回’的，特別悲壯。”

　　劉亞出於對透明度和運作效率的不信任沒有考慮通過紅十字會來向各個城市的醫療系統輸送醫療物資，她從1月23日開始在俄羅斯採購符合醫用標準的3M N95醫用級別的口罩以及符合歐洲標準FFP2、FFP3的口罩。“之前沒有預料到疫情會到這種程度，更沒有預料到醫療物資會瞬間短缺。”劉亞是上海俄尚貿易有限公司中俄國際物流部負責人，瞭解跨境物流的相關流程和手續，為了加快醫療物資到達醫護人員手中的速度，她一邊用私人資金全款墊付採購醫療物資的費用，一邊安排物資發回，並通過自己的人脈圈尋找理想的接收單位。

　　尋找物資和接收單位都是極其耗費心力的工作。國內和俄羅斯存在五個小時的時差，俄羅斯當地的工作節奏較慢，確認每個訂單都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作為口罩行業的外行人，為了確保採購的口罩都是合格的，我做了非常多的功課和比對篩選，以及俄漢英三語翻譯的工作。”劉亞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説，在尋找對疫區有捐贈意向的企業以及慈善機構來接收口罩的過程中，她還碰到了許多想拿貨轉手賣掉的商家，“沒什麼辦法能讓這些困難變得容易一點，只是看看武漢那些醫生的照片和視頻，看看確診人數的增長數字，除了繼續找，別無他法。”

　　截至1月31日，她一共向國內運送了超過5萬個口罩，還有10萬個不同型號的口罩訂單已經下單等待交貨，接收單位包括浙江疾控中心、獅子會上海分部以及部分上海市內醫院等。一次醫療物資從採購付款、提貨發出、再空運到達國內的時間，一般在3天左右，海關綠色通道開啓後，整個流程變得更快了。為了讓醫療機構和接收單位能夠及時確認物資的資質，劉亞在採購時還會要求廠家和供貨商提供包括醫療證等在內的所有相關證件，因為俄羅斯做公證件需要2-3天耗時太久，她就在俄羅斯當地找了擁有俄漢翻譯家資質（直接為公證處翻譯文件資質）的朋友，及時將相關文件翻譯好中俄對應版本，以免在接收過程中發生時間損耗。

　　對“透明度”的不信任，同樣存在於民間捐助。起初李青加入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民間捐助羣，但最後都退羣了，只對接自己團隊的資源。“覺得（大羣）很複雜，不如幾個朋友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曾在一個捐助羣中看到，有人冒充廠家添加武漢某醫院工作人員微信，稱看到了醫院物資短缺的求助公告，告知醫生自己的廠子目前還有2000個符合標準的口罩，售價1元1個，問醫院是否願意購買。在得知醫院“目前只以接受捐贈為主”後，廠商稱自己可以捐助500個，但是自己也要找人去配送，向醫院索要車費油費200元，並提供自己的支付寶收款碼，收款後就刪除了醫院工作人員的微信。

　　楊志新是多個武漢捐助羣的羣主，曾看到過一個西雅圖留學生包機運送物資到武漢的消息，在他看來這很可能是一個假消息——包機需要至少300萬人民幣，並且需要徵得機場的同意，辦理手續就需要至少15天的時間，但現在機場沒有接收到這方面的信息。“我們驗證不到這個信息也不敢信，但不排除之後對方可自證。留學生圈子裏資源背景關係通天的人很多，可能他們有特殊手段。”楊志新説。

　　許多明星的後援會粉絲團甚至都表現出了極高的執行能力，從發起捐款到籌集物資並定向輸送的過程都會由這些自發羣體全程把控。一個由吳亦凡粉絲組成的名叫“吳亦凡夢想行走團”的50人規模的公益團體就成功向湖北省咸寧市結核病防治院捐贈了10萬雙丁腈手套，從1月23日開始籌劃到1月27日物資到達醫院，一共只花了4天時間。據該公益團成員毛兒介紹，團隊在跟湖北咸寧的志願者取得聯繫後，首先與接收醫院提前溝通了其計劃採購的丁腈手套是否符合醫用標準，在得到確認的答覆後，就開始動用一切力量採購物資、查詢可以通行的途經高速、尋找能去往咸寧的物流，與志願者溝通協助引導司機在疫區外卸貨，然後將物資交由志願者來負責完成到醫院的交接。毛兒表示下週三左右，還會有一批德國的3M 8810型號及FFP2和FFP3標準的口罩空運過來。

　　雖然民間組織作為多渠道運送物資目前看來是一種高效的方式，但更多問題仍然在於捐贈信息的難辨真假、各路關卡放行、醫院需求信息的對接等問題，因此，哪怕是民間力量，也需要一個有力的協調平台。

　　但湖北疫情防控指揮部與紅十字會顯然目前還無暇顧及民間力量的層面，事實上，對於物資如何高效、公正地分配，都還沒有更多的解決方案。1月31日晚間的湖北新冠肺炎疫情新聞發佈會上，武漢市政府黨組成員李強公佈武漢市紅十字會截至1月30日共接收到27筆社會捐贈的防疫急需物資，大類有口罩9316箱，防護服74122套，護目鏡80456個，還有其他的藥品和醫療器械。他在回應醫院物資仍存在較大缺口的問題時表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消耗量大於供應量，二是紅十字會在官網發佈了急需物資，但是捐贈物資和急需物資從品種、型號和標準，不是很好對應。此外，工作中也存在週轉不夠快、調撥不夠及時等問題，需要不斷改進。

　　過去一週之內，全國海關共驗放進境口罩5622.8萬個，防護服73.8萬件。但前期所有的加快速度往往都卡在了紅十字會向後分發的這一環，而紅十字會也沒有釐清手續齊全和疫情防控兩者之間的優先級。從紅十字會跟疫情防控指揮部之間的相互推諉和職責不明可以看出，作為物資分配平台，自身內部的權責分配工作還未完成。

　　而政府調配物資在這場全民關注的公共衞生突發事件中的失語，其實才是整件事情背後更大的信息不透明。財政部緊急下撥了10億元補助資金支持湖北疫情防控，並臨時徵用了全國範圍內的所有具備正規資質的口罩、護目鏡、防護服等醫療物資生產工廠，統一調配物資分發，但疫情發源地及重災區武漢乃至整個湖北省的大大小小的醫院至今仍舊普遍缺乏醫用口罩、防護服等一系列物資，第一批被劃入肺炎治療定點醫院的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仍然需要不斷藉助社交媒體向外發聲求助。

　　“醫院向社會求助看起來是很奇怪的，這種時候按理説應該是國家負責統籌物資，評估醫院需求，有缺口就及時補上，因為政府一定比民間更高效。社會NGO應該介入的其實是那些無法評估的、需要社會組織來介入的地方，比如環衞工人和快遞員等問題。”陳羽説。

　　2月1日凌晨，武漢紅十字會在其官方微博“博愛江城”上公佈了截止到1月30日的最新物資發放清單，清單顯示其對包括金銀潭醫院、肺科醫院、漢口醫院在內的重點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醫院均分配了醫用口罩、護目鏡、醫用手套等在內一系列醫療物資，但當前短缺的醫用口罩以“件”計數，並未明確公示具體數量，與此同時，始終在疫情一線醫療物資多次宣佈告急的協和醫院依然並未出現在這份清單上。

　　財聯社最早曝光，武漢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已指派湖北九州通(16.460, 0.08, 0.49%)醫藥集團，赴被臨時徵用為紅十字會倉庫的武漢漢陽國博中心分裝醫療防護物資。然後，九州通相關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解釋，“因為物資比較多，這個主要是協助紅十字會妥善管理物資，並不負責後續的分發配送。”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李青、楊志新、陳羽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