衞健委專家組成員王廣發出院了，回答了8個問題_風聞

中國青年報 02-02 23:16

採訪·整理 秦珍子

編輯 張國

國家衞生健康委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王廣發，1月8日到1月15日曾隨專家組前往武漢工作。

在1月11日之前，這種疾病被定義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直至病原體被初步判定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1月10日，王廣發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介紹，整體疫情“可防可控”。從武漢回到北京幾天後，他本人也確診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開始接受隔離治療，直至1月30日治癒出院。

2月1日，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就公眾關心的一些問題採訪了他。

1.中青報·中青網：您什麼時候被派去武漢工作？專家的職責是什麼？當時武漢的情況怎麼樣？

王廣發：我（1月）8號晚上到武漢，9號就開始工作。街上沒什麼異常，但病人給我觸動特別大，因為（臨牀表現）真的特別像（SARS），也很有特點。但是對於“人傳人”，我們專家組始終是一種困惑狀態。

我是第二批到武漢的專家。大家分成好幾個組，任務不同。我在醫療救治組，重點關注病人的救治問題，每天很忙，工作到凌晨三四點鐘也是有的。防控需要多學科共同合作，中央、地方協同配合，有所分工。

（在武漢）這8天，武漢的街景沒什麼變化，大家該幹什麼幹什麼。我估計，那段時間是疫情的一個隱匿的發展時期，從現在看，當時可能已經有社區感染了。

其實我們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只是苦於當時，真的資料不多。我們要講科學，也不能毫無根據地發出錯誤的信息。

一家醫院去年12月肺炎患者較同期增加了17%

2.中青報·中青網：你們什麼時候判斷疫情比較嚴重了？

王廣發：我1月16號回北京的時候，就有很明確的判斷，疫情可能比較嚴重了。主要根據的是（武漢）發熱門診的情況。當時一到北京，專家組就馬上開會。我那時還沒發燒，也不知道有醫務人員感染、人傳人的情況。

我看到，發熱門診病人很多，有些病人肺部的CT片子，是非常典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這就説明，當時擁擠在醫院的這類病人，數量並不少，但是醫院還能夠應付。這是1月14號、15號我們瞭解的情況。所以我們對有些單位也提建議，一定要做好準備，提前準備，不能讓病人都淤積在發熱門診。有的醫院前兩天專門給我打電話，説多虧你們的建議，我們醫院及時把病人收到隔離病房，沒有發生醫務人員感染的情況。

另外，我當時還得到一個信息，某醫院12月份肺炎的發生率較往年同期增加了17%。當時還沒有公佈疫情，所以這不是疫情公佈帶來的影響。我當時提到，這事兒非常值得重視，我們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武漢市的華南）海鮮市場上，但怎麼肺炎多出來這麼多？而且，在我們看到的一些病例當中，有一部分和華南海鮮市場沒關係，沒任何關係。這是個強烈的提示，説明疫情可能更早就發生了。

我看到通報，泰國篩選了11000多個來自武漢的旅客，發現了一個患者（注：泰國的有關通報發佈於1月13日）。武漢的人口，我們打個折扣，2萬人裏發現1個，人口按800萬算，那也應該有400病例。但當時報告出來的病例數是41例（注：1月16日之前，武漢市衞健委通報的病例是41例），疫情肯定是被低估了。當時，我們提出了這個問題，第二天我發現，防疫的“風向”有點變了，大家開始重視。

從科學的角度認識，我們當時確實説不清楚有沒有人傳人，但從普遍的規律而言，應該注意加強防控。這點我們也提醒公眾注意自身防護。

每次處理疫情的時候，我是有思想準備的，就是有可能會被感染

3.中青報·中青網：現在，您認為自己什麼時候感染的？

王廣發：我是一個普通人，不是神，不是鋼筋鐵打，不會百毒不侵。一線的醫護人員衝鋒陷陣，我們作為國家級專家，肩負的很重要的任務是，我們要了解這個疾病，這個疫情。我們需要第一手資料，必須得來到病人牀邊，去到發熱門診。我不能走馬觀花，我要看真實的情況。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在CDC（疾控中心）發表的論文當中，那些感染的“醫務人員”包括不包括我，但我沒有海鮮市場的暴露，還被感染了，證明肯定人傳人，毫無疑問。

誰也不願意得病，我很沮喪，也很無奈，誰讓我趕上了。

防控廣東的新發SARS、北京實驗室泄漏引起的SARS，以及後來的禽流感、新發流感，還有云南的鼠疫、最近的內蒙古鼠疫，我都參加過。還有一些小的疫情，像某地麻疹肺炎、局部爆發的流感我都參加過。每次處理疫情的時候，我是有思想準備的，就是有可能會被感染。

我經歷了那麼多場疫情，也都是到病房去查看病人，檢查病人沒有被感染。但是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咱們上戰場打仗，哪個人能保證不會受傷？接觸的機會多，感染的機會多，我被感染，有必然性。

我到武漢第2天，就進入ICU看病人。當時我對病情還不太瞭解，（如果）只是聽別人講，那是不行的。我想看看重症病人重到什麼程度，有沒有特殊的情況。我們看了病人以後，對這個病的認識才能深化。我進去的時候正好趕上插管，我就幫了他們一下，這是高危的暴露，但我當時穿着全套防護，所以我不認為那一次近距離的接觸是讓我感染的源泉。

後來，我去了幾個醫院的發熱門診，一方面希望瞭解疫情，一方面希望幫着當地把發熱門診工作做好。其中一家醫院，進去後發現比較混亂，病人比較多，環境比較狹小。我後來得知，可能和我前後腳，那家醫院有位我認識的醫生也感染了。

記得當時在那家醫院，我看到有流感的病人，也有一看片子就是典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人，我穿了隔離衣，戴着N95口罩和帽子、手套，但沒戴護目鏡。我後來推測，在當時狹小的空間內，病人數量比較多，病毒的濃度比較高，結合那位醫生也感染的情況，當時醫護人員防護可能要升級了。專家組沒有配備護目鏡，因為一般不需要，但如果收治的病人比較多，局部病毒的濃度比較高，通風又不好，空間又狹小，在這些條件共同促進下，是有可能通過黏膜感染的。這只是我的一種推測。

回京之後的第二天，我當時在開會，覺得不太對勁，眼睛有異物感，就拿手機攝像頭看了一眼，我的眼睛發紅。接着就出現了上呼吸道症狀，鼻塞、輕度的流鼻涕、嗓子疼，接着就發燒、發冷。因為我進的發熱門診，所以我當時首先考慮的是流感。流感的傳染性比冠狀病毒肺炎強得多，可能是傳染病裏傳染性最強的，比SARS的傳染性都要高，但它的致病性並不那麼高。

我是臨牀醫生，有臨牀的思維習慣，於是把自己的情況和我當時瞭解的41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情況比對了一下。我記得（當時的診療）指南里頭也沒寫有上呼吸道的症狀，但當天我還是把自己隔離了。第二天我戴着口罩，到醫院急診室，查了一下流感病毒，結果是陰性。

流感病毒的檢測，敏感度很低，能達到60%的敏感度就不錯了。所以我覺得，陰性不能説明問題，還是按照流感去治，服用了奧司他韋，全身的症狀比如肌肉痠疼、頭疼都沒有見好，體温稍微下來點，但鼻塞、流鼻涕還存在。到了第4天，應該是1月20日，晚上又開始發燒。發病的48小時內服用抗流感藥物，應該有效。當時，我就覺得不對了，得考慮新冠病毒肺炎了。

第一時間，我給我們醫院打電話，告訴有關領導，我可能被感染，希望安排做個核酸檢測。大約晚上9點半，我到急診室採集了咽拭子，並留取了痰液。那天晚上，我頭疼得非常劇烈，根本就睡不着覺，還在發高燒。第2天，1月21號，核酸檢測結果是陽性，肺部CT顯示是典型的肺炎表現。就這麼確診了。

當時我也比較淡定，想過病情加重的情況，甚至想過會“去見馬克思”。但我是個臨牀醫生，生生死死見多了，心理素質還可以，那就治療吧。

我看過的肺片數不勝數，哪一天不看幾個肺片？這次我看自己的肺片，覺得在我見過的病例當中，應該是比較輕的，不排除會發展成重的。所以我比較關注自己咳嗽和呼吸困難的症狀，但是很奇怪，我在發燒最嚴重的時候一點都不咳嗽，也沒有呼吸困難。這時候，院裏開始安排我轉到地壇醫院，我就老老實實在家隔離着，等着。

其實，只要搞傳染病的防控，只要接觸病人，感染都有可能發生。現在的醫護人員防護條件好多了，仍然有可能感染，特別是在疫情集中爆發的時候，秩序混亂，人們忙碌。

我們去一線，並不因為自信不會得病，而是必須得去。比如這次去武漢，是衞健委派我去的。一般這種情況，領導打個電話，跟醫院説明一下——這個人要參加國家的疫情防控——就去了。我從來不會討價還價，因為這是應該做的。我小時候身體不好，高考填志願，父親的朋友建議我學醫，父母不反對就學了。後來有人問我後不後悔，我覺得很有成就感。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病人痊癒——躺着進來，站着出去。把人從死亡線上拉回來，這是積多大的德。

當時我們沒有看到明確的人傳人的證據

4.中青報·中青網：你們在武漢做了哪些研究？主要的關注點在什麼地方？

王廣發：當時我們實際上對疫情很警覺，關注點也是公眾的關注點——有沒有人傳人？有沒有傳染性？但我們掌握的資料是比較有限的，從有限的資料來看，當時我們沒有看到明確的人傳人的證據。

但我們也不是僅僅侷限於一份報告，因為它是二手資料，主要是當地的CDC（疾控中心）和衞健委報上來的。我們也下去看病人。我們看到的病人，是有特徵性。另外和我們過去見過的肺炎的確不一樣，和SARS有相似的地方，但總體來講，它的重症比例確實比我們在SARS期間經歷的病例要低。

我們做臨牀醫生，看的是一個一個的“人”，不是説拿個表格看病人身份。觀察這個疾病有什麼特點，找出該採取什麼策略，這是我需要做的。這個病有沒有傳染性，臨牀大夫也應該關注，但最主要的是要靠疾控部門的調查研究來判定。

大家可能不太瞭解專家的這些分工。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人傳人，但當時我們確實沒有證據，但在醫院和發熱門診的救治及門診的預檢分診已經加強了醫務人員的防護。

當時，給我們的資料是41例確診病例，這當中有兩起聚集性病例。我們請教過CDC的專家，根據兩起聚集性病例，沒法得出“人傳人”的結論，這需要流行病學專家來回答。

判斷人傳人，是一個技術性的工作，不是説一家子有兩人得了，這就是人傳人。這是一個複雜的科學的概念，反映傳染病強度的，有一個複製數，就是一個病人可以傳給幾個人，它是要經過一系列的計算，這是傳染病傳播強度一個量化的指標，不是説靠哪一個人就能夠説出來，它也應該是一個集體的判斷。

我要特別強調，不是個人去判斷疫情，而是集體一起研判，但是研判的資料，必須得是沒問題的。原始的資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沒拿到，判斷上就會失誤。

我在SARS10週年時寫道，蓋子不能捂，越捂越糟糕。對大眾也不能隱瞞，大眾有可能會恐慌，但時常經歷“低劑量的刺激”，大眾逐漸就能夠接受。絕對不能掩蓋疫情，讓專業人員都無法瞭解真實的情況。

“可防可控”不是説“不防不控”，在專家組有共識

你們不是關心我那句“可防可控”嗎？到現在我們都不能説這個病“不可防不可控”吧？只是説我們的代價很高昂，這是另一碼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很值得總結，從專家的角度來講，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

我説“可防可控”，其實是説，在任何階段我們都應該堅定信心，經歷了那麼多傳染病，哪個沒防住？

實際上我們也提了很多建議，不是説“可防可控”就“不防不控”了，而是需要加強重視的。在專家組裏，這是有共識的。

從後來的情況看，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好好反思，專家傳達的信息儘量完整，大家看信息也不要斷章取義。一看到“可防可控”，就覺得好啦，萬事大吉了，可防什麼呢？大家的措施都到位，大家都重視，才能可防可控。

再比如“護目鏡”那件事，實際上我提示的是醫護人員，因為他們整天在那個地方待着，黏膜感染的機會就會多，沒想到大眾都去搶了，沒辦法，我又發了一個微博來解釋。

當然，這也在情理之中。一來有些人錯誤理解了“可防可控”，二來我是國家級的專家組成員，大家會認為，“這個人應該百毒不侵的，這麼高的專家怎麼會感染呢？”

住院時提出把新型肺炎歸為乙類傳染病等建議

5.中青報·中青網：您從武漢回北京，直到後來住院，整個疫情又有了進展。在此期間，您除了接受治療，有沒有針對疫情防控提過一些建議？

王廣發：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看到疫情的發展，其實很着急，可又被困在隔離病房。但還好，我的病情不重，雖然生病，還能繼續工作。我給各級部門提出自己對疫情的判斷，提出意見和建議，包括指南的更新、重要措施的採取。提出分類管理，多部門聯動，對武漢、武漢周邊及其他地區採取不同的防控策略，高度關注武漢周邊疫情發展，把新冠病毒肺炎歸為乙類傳染病、按甲類管理，等眾多意見建議。

再比如限制人流、重視武漢周邊地區，別讓這些地方變成疫情向外擴散的通道。

再比如，春節之後人們回京的問題，需要多部門的聯動。既要考慮到社會運行，更要關注到疾病的防控。為了疾病防控，人員一點都不流動，這不現實，國家還要運轉，物資還要生產、運送。得把握一個度。北京的工作目前看來比較紮實，病例數雖然在增多，但防控的形勢比較平穩。一個是北京市各級領導重視，一個是北京的醫療資源比較豐富，又有抗擊SARS的經驗，還有當時抗擊SARS留下來的儲備，比如小湯山醫院。

但是，千萬不能掉以輕心，我現在就比較擔心一些沒有源頭的病例，可能是社區傳染，不是輸入型的病例了。早期都是輸入型，這個人到了某地，傳給別人，這就成了本土病例。本土病例傳了三代、四代，病毒就落地生根了。不注意的話，就有可能出現第二個武漢。大城市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

羣防羣治是我們國家的優勢，但要依法依規，有的人從外地回來，不讓人進家門，這是違法。他有病，可以報告有關部門，進行隔離。沒有症狀，怎麼能不讓人回家？居家隔離14天也行啊。

北京這樣的城市，醫療資源集中，疫情不太嚴重，如果發現病例應該住院隔離，這樣最保險。但在武漢，有些病人至今還不能完全收進去。我今天給有關部門寫了建議，在武漢要研究家庭隔離的規範問題。

把病人放在家裏，得有人管他，誰來管？怎麼管？什麼情況下病人得住院？這要發揮社區醫療的作用，發揮轉診機制，要好好研究。我們的社會治理，幾個字挺簡單，涉及的內容太繁雜，不是那麼容易做。我希望出台某些政策，一定要經過深思熟慮，千萬別一拍腦瓜就出一個政策，最後一看基層，不對頭了。

像武漢那樣疫情比較嚴重、收治能力不足的，輕症病人可以在家隔離，但要判斷準確，什麼樣的病人是輕症。

現在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診斷。疫情發展到現在，確診需要核酸檢測，診斷能力不足不行啊。判斷病人能不能出院，必須是兩次核酸檢測陰性，中間相隔一天，檢測都檢測不了，病人又不敢放出院，影響了效率。此外，假陽性、假陰性，都會帶來很大的問題。

我這幾天在反覆跟有關部門反覆提推動快速診斷方法。但這些技術進入臨牀之前，需要立項，研發產品，進行臨牀研究，要做很嚴謹的科學評價。

快速篩查一旦可用，會大大改善防控疫情的窘境。也許很快，我正在推動。

另外，我很關注重症和危重病人的救治，所以我們還有個項目是專門針對重症病人、降低死亡率的。

大家要團結起來

6.中青報·中青網：您對目前疫情的判斷？

王廣發：我沒有特別仔細地分析數據，但是我看到湖北乃至全國的疫情，確診病例的增幅似乎在下降。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趨勢，説明我們前期的工作可能起效。其實根據當時SARS留下的經驗，病人收進去了，傳染源控制起來了，傳染病就控制住了。

我現在估計，這場疫情的出現，可能更早。當我們突然警覺起來時，實際上已經有很多病人了。這是將來需要總結的。

眼下，只要我們的措施到位，大家各負其責，把工作做好，把把該收的病人收進去，把該隔離的病人隔離起來，我相信疫情會下去的。可能需要的時間要長一點，有希望，但艱難。

7.中青報·中青網：這次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學者有不少相關論文陸續發表，比如1月24日《柳葉刀》雜誌在線發表的曹彬教授為通訊作者的一項研究，以及1月29日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題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的論文，這兩篇您讀過嗎？

王廣發：曹彬教授當時跟我打了招呼，讓我看了論文，署了我的名。但我不是那篇論文的責任作者，也沒有從頭到尾參與資料的收集。那裏面很多是針對初期一些病例的觀點，現在病例多了，論文中一些觀點未必是正確的。

CDC的論文我就不清楚了，400多個病例，我甚至不知道里麪包括不包括我本人。我不清楚那篇論文產出的過程。但是我覺得，從一個方面來講，總結經驗是很重要的。歷次的疫情防控，第一位都應該是實際的工作，我並不反對寫論文，重要的是，我希望在論文發表之前，專家層面有一個充分的分享，這樣才有利於疾病的防控。大家綜合判斷疫情需要很多資料，這些資料應該在發表論文之前就呈現給大家，這是必要的。

8.中青報·中青網：您對公眾有什麼建議？

搶口罩、消毒液還有雙黃連口服液，這些消息可以説層出不窮。其實犯不着去這麼緊張。你宅在家裏，或者跑到郊野公園，沒有近距離接觸人，戴什麼口罩？露天的情況下，保持一定的距離，比如説1米5以上，也不需要戴口罩。飛沫傳播也不會飛太遠，近距離接觸傳播，只要把握好了，及時戴口罩，也不是特別容易傳。

當然，要是去醫院，就要警惕，那是另一種環境。只要不是有人朝你身上吐痰，不至於出去晃一圈或者去趟醫院診室回來就要換件外套。我自己是沒那麼多外套。

疾病防控要講科學，要理性，一些過度的無意義的措施，沒有必要。現在鍵盤敲幾個字，一下子全世界都知道。信息傳播的速度快，好處多，但謠言的傳播也變快了。

我推薦大家看一看WHO的網站，有中文版，對公眾有一些建議，寫得是挺好的。美國CDC網站，對公眾和專業人員都有一些建議，語言上也比較簡潔，沒有講複雜的道理。對大家研判疫情有幫助。

得了一場病，我對這個病就有了更直接的體會。少一些爭論，多幹一些實事，如果疫情控制不下來，我們每個人都會受害。當務之急是大家都得行動起來，嚴防死守，科學、依法防控。整天唱高調，什麼事都不幹，對疾病防控沒有絲毫意義。所以我覺得這個階段，最主要的可能還不是究責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團結起來，把疫情控制住，然後我們去總結經驗，總結教訓，及時改進我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