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河紅陽 | 中國醫衞體制的未來：人命關天全民救？還是，有病無錢不給治？_風聞

如題，是從一個網文中得來。此文章《中國的傳染病是怎樣防控的》，作者徐子明。題目中的“人命關天全民救”，指我國現行的，正在武漢新冠病毒肺炎防控中發揮作用的舉國體制；“有病無錢不給治”，指文章作者徐子明先生論説的，新的防控疫病的原則。這個原則用徐先生的原話來講：

【任何傳染病的防控體系都不是「不惜一切代價」的。實際上，它也有成本顧慮。如果防疫的投入超過了疫情實際可能造成的損失，那就不必下這麼大功夫防疫。】

疫情損失，不是一個開頭就可以預見的定量，而是一個受諸多因素影響，可大可小的“因變量”。疫情損失大小，尤其受防控疫情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影響。換句話説，如果防控疫情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充足，只要不發生相關醫學研究失誤導致的方向性誤判，那麼疫情損失會隨着人力、物力、財力的充足投入大幅減小。反之，人力、物力、財力投入不足，疫情損失就會擴大，甚至於是惡性擴大。這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也就是徐子明先生所説的“成本”，或者是“防疫的投入”。

所以説，疫情損失，不到疫情尾聲，誰也無法預見疫情損失到底多大，而臨近防疫作戰尾聲時，已經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已經是一個定數了，不可改變了。這個時候，才談得上估計疫病造成的損失，核算防控疫情投入的資源。這時再去比較防控投入與疫情損失大小之比，再來後悔什麼投入過大，疫情損失不值投入，純屬腦子短路！如果舉例子的話，03年的非典，一開始連致病的病因都一抹黑，這位徐先生有什麼樣的能耐就能預估到疫情損失，再建言政府要不要投入大成本防控呢？

既然誰也不可能在疫情開初就預先估計“疫情實際造成的可能損失”，既然誰也不可能在疫情初始就預先估計到防控疫情投入多少資源就可以做到“本錢最小，得利最大”，如徐子明所説，怎樣考慮防控成本與實際損失比較，再決定該不該下大工夫防疫，實際上連邏輯都講不通！而這樣的話，落實到現實中去，那隻意味着一種情形：主政者對防控疫病的投入預先就設定了一個上限，如果觸及上限，這個疫病防控之戰就要停止。正被疫病折磨的患者不會得到任何政府的醫療救助，想要病好，想要活命，自己把餘下的救治費用扛着！扛得起醫藥費活命，扛不起醫藥費，或者死翹翹，或者受後遺症的後續折磨。

這就是有病無錢不給治！這就是徐子明先生這篇文章的“文眼”，文章的其它語句都是為這隻“文眼”張目的！為了論説這個觀點，徐子明先生可是用上了“一唱三嘆”的寫法，反覆對當下中國在抗擊、預防疫病實行的舉國體制進行攻擊與抹黑。你看他説：

【共和國早期的衞生防疫基本上是「舉國」體制的。衞生與愛國聯繫在一起，消除傳染病的目標以政治命令形式下達，動員轄區內整個社會參與，一方面勞師動眾、社會成本巨大，另一方面，對天花、結核、血吸蟲等典型危害傳統社會的傳染病也頗有效力。】

新中國的愛國衞生運動，那是史無前例的大仁政！中國人的預期人均壽命從1949之前的35-40歲提升到偉人去世時的60以上，只憑這個就是大仁政。不過呢，在徐子明先生看來，這可不對——“勞師動眾、社會成本巨大”。那麼什麼是“勞師動眾”，什麼是“社會成本巨大”？筆者這個70後是有一些發言權的，尤其記得清楚的是每年的春、夏，居委會不時向各户散發廠裏油印的傳單，各季節最可能流行的疾病發病特徵，最基本的預防法子都在上面印着。尤其是夏天，宣傳滅殺蚊蠅、向各户居民發放“六六粉”和“敵敵畏”，督促各户用公用噴霧器在院落屋內角角落落噴藥水、撒藥粉，向公共露天廁所撒生石灰，勤掏廁所等等事項，都有居委會的人專門負責；在學校裏，也經常組織我們學生來個全校大掃除等等。所有這些動作，都有一個共同的稱謂：“愛國衞生運動”，當然還有專門的機構“愛衞會”。不過呢，這些動作和涉及到的物資，並不花多少錢，並沒有讓我們那個老國企背上什麼嚴重的“財政負擔”；同時，噴藥水、撒藥粉是舉手之勞，參與搞衞生的人也沒有累得象在私營企業一樣，回家就什麼都不想幹了。“勞師動眾”、“社會成本巨大”，我這個曾經的參與者是沒感覺的，當時的父母輩也沒有累得怨聲載道。這個徐子明怎麼能這樣胡説八道？

現在回想起來，居委會發動的那些防疫行動，就是要最普通的百姓具備最基本的防疫知識，對各季節常見的疫病有最基本的辨識。這樣的話，誰都是疫病的信息採集者、監測者，有疫情，及早從居委會開始向上彙報，儘早讓專門的醫療機構想辦法。固然，疫情襲來，誰都可能是疫情的受害者，但是，有這樣的制度在，人人都可能是免於罹患疾病的受惠者，何樂而不為呢？徐子明對這種制度的指摘，是不是要草民在疫病頻發的季節裏，因為無人組織防疫，而對疫病常識一無所知，也不懂怎樣從自己做起防禦疫病，一旦疫病襲來就找醫院？這樣看來，鼓吹醫衞疾控要遵循“與市場接軌的現代管理體系”的徐子明覺得，“萬頭攢動去醫院，頂禮膜拜向醫生”才最正常。如此，醫院可是要“大發利市”了！不過呢，病人可要算清楚兜裏有幾塊錢，花光了兜裏的錢，會被趕出醫院的。市場化的醫療嘛，都和你談買賣呢，誰跟你説啥國家救助？

對這個“社會成本巨大”該再説幾句：這位徐先生的筆下的“社會成本”説得抽象，不過對照他文章後半部分對財政數字的精細“考量”，他無非是説，為最廣大的普通百姓花錢防治疫病，要想做買賣一樣，嚴格控制“成本”。不計代價地為百姓進行防疫投入是不可接受的！應該讓百姓自掏腰包，他們收入豐厚與否不必考慮。在這裏有必要問一下徐子明：社會財富是由誰創造的？政府維持運作的財富由誰創造的？還不都是最廣大的普通百姓？治療百姓罹患的疫病，不從他們創造的社會財富里支取，還要從他們的口袋裏掏挖，那麼“節省”下來的財富拿來作甚？

在徐子明的這段話裏，還有這麼一句：

【“消除傳染病的目標以政治命令形式下達，動員轄區內整個社會參與。”】

筆者雖然與微博無緣，但是從若干微信羣、QQ羣的轉發中，對當下公知們的話術也有些瞭解。看這位徐子明先生的文章，就聞到一股公知氣味兒，在公知們的話術裏，“政治的”、“行政命令”，以及本文中的“政治命令”向來是貶低中國政府發起的公益事業的黑惡標籤，他們不管政府發起的公益事業對百姓有什麼樣的造福，他們只認這個發起者是誰，是不是政府。只要是政府發起的，無一不被指摘為“政治的”，無一不代表強制、壓迫、命令、違背民心……按着這種話術的邏輯，政府以舉國體制發起的抗擊、防禦疫病的行動，那也代表着一種惡、一種原罪。這是公知話術裏的重頭！對現在政府發動的全民救武漢，徐子明先生們實際上是“嫉惡如仇”的。

徐子明們的“嫉惡如仇”是怎樣的表述？在公知們的話術裏，什麼樣的機構應該發動救治疫情的行動呢？我們且看徐子明先生在文章最開頭處的一句“感嘆”：

【強社會控制的舉國系統逐漸失效，與市場接軌的現代管理體系則遠未健全。】

前半句是説：舉國體制的全民救武漢實際上已經無效了，不該用這個體制救武漢。這與其説是一種公正的觀察，不如説是一種惡毒的詛咒；後半句是徐子明們力推的、如伊甸園一般美好的，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市場化醫療制度，這樣的完全市場化才是防控疫情的最好辦法。

固然，醫療市場化還沒有完全把中國的醫衞事業全盤吞噬，但是，醫療市場化的場景我們已經看到了：作為醫療市場化的當然主角，民營醫院的表現足夠“搶眼”，請看網文：《疫情來了，北京最牛逼的私立醫院關門停診——啪啪，打了誰的臉？》。文章裏，北京最牛的民營醫院北京和睦家醫院的發熱門診停診了！當了逃兵了！徐子明千方百計貶低全民救武漢的舉國體制，可是他文章裏的善之花——頂級的民營醫院乾脆圍觀。

當然嘍，老話説，有人的捧個人場，沒人的捧個錢場，如果和睦家用大筆的捐贈給予武漢救援那也説得過去，然而，筆者鍵入“北京和睦家捐贈武漢”字樣，卻查無信息！須知和睦家是北京市衞生委101家定點醫院發熱門診名單中的一員。縱然你暫時不具備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能力，那你也該在財力上做些支援嗎！和睦家窮嗎？就文章中的信息，它的普通掛號費是四位數！

固然，和睦家不能等同於所有民營醫院，固然民營醫院中也有為抗擊疫情做貢獻的，但是，這個和睦家的表現，實在讓人對徐子明先生強推的市場化醫衞體制不敢有半分信任！

對了，説起捐贈，我在手機上看到抖音短視頻上的一些二十來歲的孩子們有讓人眼亮的表現。這些二十來歲的孩子們的捐贈，我記得兩個：其中一位，1萬；另一位，10萬，是通過四川慈善總會捐贈的。相信我繼續刷下去，還會有更多的孩子們的捐助會看到。這些善心裏包含的捐助款，對於和睦家們的大買賣來講，實在不算什麼，但是，其中的善念、關愛、熱心，和睦家們，你們能比嗎？你們現在、將來要依託的那個醫療市場化制度，能造多少顆這樣的愛心呢？？？？

徐先生在文章開頭用一幅圖牽出了一個問句。圖片呢，我略去，只敲文字：

【就在去年，曾任的世衞總幹事陳馮富珍女士在兩會上表示：“中國疾病防控能力全球領先。”不過顯然，這種領先優勢很難一直保持下去，尤其是在國內、在最近。這套體系是怎樣成為我們所看到的樣子的？為何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流行中，它表現得如此令人跌破眼鏡？】

“新冠病毒肺炎”的抗擊戰正處於緊張進行時，而且病毒不是早先見過的種類，開初的不適應總有，貶低中國的全民疾病防控體制是不是言之過早了？如果，徐子明先生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那麼，我也只好説出自己一直鬱結於心的一個疑問（設想）：

相比於03非典時期，中國的醫療市場化程度更加深了，大批的民營醫院出現，也佔用了大量的醫療資源。倘若，這些民營醫院佔用的資源被全部投入到救武漢當中，會不會有現在頻頻告急的醫用資源短缺現象？

我説這個話可不是強詞奪理，事實擺着的：病人在手術枱上，被醫生強索賬單外的醫藥費，這是誰幹的？鄰里間的家長裏短中還説了這樣喪心病狂的事情：一個很簡單的上火導致的排尿困難，到民營的男科醫院，硬被“治”成了“髒病”！諸如此類的噁心事全國都有，上了地方電視台的比比皆是！

來勢洶洶的疫情如果處在醫療完全市場化的情形下，相信隨行就市天價買命的事例會刷爆媒體版面！更相信市場化的醫院門口，有病無錢莫進門的事例也會刷暴各類媒體的版面！

不過老話説：秦檜還有仨朋友，民營醫院也不是沒有擁躉，看圖：

這家醫院，乃是一個代表，代表一大堆私營醫院在各縣、鄉鎮、村大肆宣傳免費體檢、免費專車接送、無病免費檢查、有病免費住院，拉上所謂病人去醫院住院治療。住院者只要拿上參保的新農合醫療本或醫保卡、户口本、身份證就可以免費住院。這是民營醫院為社會獻愛心嗎？錯了！這些私營醫院拿這些證件套取鉅額國家新農合資金！這樣的醫院，可是某些貪便宜的低素質公民的好朋友，不花錢治病，這個便宜多多佔！

在搜索引擎上鍵入“私營醫院套取”字樣，一下子會跳出兩個熱門詞組，如圖

怎麼樣，這就是某些私營醫院的“身份證”！這裏頭的信息量大了去了。再略微一找就有如下信息：

再找：

還找：

作為中國醫療市場化催生出的新生事物，作為中國醫療市場化理所當然的主角，私營醫院從出現的一開始，就在中國醫衞領域裏頻頻製造麻煩！徐子明先生奢望的“市場接軌的現代管理體系（醫療市場化）”就靠着這幫“主力”撐持？我就想啊，遇上當下這樣的救武漢，這些私營醫院要發多大的國難財？！

當然，醫療市場化還有公立醫院參與，但是，接踵而來的一個惡果似乎全被公營醫院承接了——醫患衝突：醫鬧，傷害、殺害醫務工作者。這些都是因為醫療市場化後，公營醫院也不得不走上了高價治病的邪路。患者出了高價看病，就要對診治結果有高期望，治療效果如果低於心理預期，那就有怨氣、戾氣，醫患矛盾就要爆發，就要有如上惡果！相比之下，私營醫院這樣的醫患衝突就聽説的少，為什麼？來來來，我們看新聞：

咱再接着看：

繼續看：

相信，只要再繼續找，這樣的新聞還會有更多。你説私人醫院都和黑道混在一起了，等閒刁民也不給招惹啊。再者，真想治病活命，誰相信私人醫院啊？還不都去公立醫院？醫患糾紛幾乎都出在公立醫院裏，不奇怪！

市場化的醫療，一旦遇上大的瘟疫爆發，指望得上嗎？

接着看徐子明先生的“一唱三嘆”：

【非典之前，國內的「大疫」中引發關注最多的，可能是1988年上海的甲肝爆發。甲肝的烈度不高，多數情況下並不致命，之所以情形嚴重是因為傳播迅猛，短時間內感染了20多萬人。在《傳染病防治法》尚未出台的情況下，當時的上海堪稱效率一流。上海徵用了中小學、旅館等場所，幾天內一共增加了11.8萬張臨時牀位，患者全部免費治療。甲肝是真正「舉全市之力抗病」的最終迴響。最後，這場疫戰花掉10億元，相當於當時上海每年衞生經費的五倍；感染29萬例，只有31例死亡。】

花了上海市五年的衞生費用和甲肝作戰，可是，這個敵人的能耐也只是“感染29萬例，只有31例死亡”，1988年的10億人民幣PK31人死亡，按徐子明先生的説辭衡量，這樁買賣做的虧了，虧大發了。他用這個事例論説他的觀點：“如果防疫的投入超過了疫情實際可能造成的損失，那就不必下這麼大功夫防疫”——不該花10億人民幣。問題是，29萬例的感染，31人死亡的疫情損失，是在上海市政府砸進10億人民幣之後的結果，反推一下：上海市政府如果只投入2億元的一年衞生費用，感染與死亡人數又是多少？更進一步，按着徐先生的“成本”角度考慮，上海市政府只在一年衞生費用裏支出一部分，上海的這場甲肝爆發，又會導致多少人感染、死亡？這個，徐先生能不能做一個文章估計一下損失？

徐先生在這裏舉這個例子，有點像吃饃的笑話：某人吃了4個饃沒飽，吃了第5個以後飽了，於是嘟嘟囔囔：早知道，就買這第5個饃吃了。

我們還看徐先生的“一唱三嘆”：

【非典結束之後，有研究者（如梁爭平等）統計了某些疫區城市數據，發現非典綜合各項因素，可以影響到地方財力的10%。以太原市為例，非典留下的收支黑洞加起來約為2.2億元，市裏事先預算中的預備資金僅有2000萬，縣級調度一度出現問題，只好用其他專項資金來填坑。】

在這裏徐先生用太原市抗擊非典後的收支不平衡做例子，接茬論説全民救武漢的舉國體制是如何的不應該。在這段話裏，有這麼一個恐怖的詞彙：“收支黑洞”。這個話我們還是要設問一下，如果沒有短期超常規的財政支持，按着徐子明先生的“成本（控制）”角度，對防非典的資金設置“天花板”，有多少人得不到救治，這位徐先生有概念嗎？有多少人會死亡徐先生有概念嗎？在死亡的人中，青壯年勞動力要死亡多少徐先生有概念嗎？在我國世紀初就步入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下，喪失青壯年勞動力對我們這個國家意味着什麼，徐先生要接受掃盲嗎？2.2億元也好，10%的地方財力也罷，都只是短期的緊張，對於有20-40年勞動時長的青壯年勞動力來講，他們在這些年中創造的財富就堵不住你説的“黑洞”？這可是要證據的，你有嗎？

徐先生不就是要老百姓自己花錢，成全醫院收高價掙錢嗎？中國底層百姓的基尼係數過0.4的大有人在，你們力推隨行就市的醫療市場化……遇上了武漢的這場大瘟疫，你們打算把誰逼死呢，還是要把這個國家逼上絕路？？？

隨行就市在大疫流行時高價治病總算還在治病，如北京和睦家那樣的，乾脆不給治，你怎麼收拾？！

徐子明為了污衊抹黑全民救武漢的舉國體制，連太原市的“非典黑洞”都能查找出來，這先生藉着“成本（控制）”指摘全民救武漢如何的不該，就是要把舉國體制從醫衞領域裏驅逐出去。如果真如他願，舉國體制被驅逐在這裏被敲開一個缺口，那麼，舉國體制在其他領域裏就不能被驅逐出去？舉國體制就不能被徹底廢止？可不能讓他們開這個口子！

這個舉國體制一直在發揮作用凝聚人心，使百姓對政府保有最基本的信任：在“前天”，救過1998長江流域大洪水、03廣東非典；在“昨天”救過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樹大地震；在今天正在全民救武漢；還有明天、後天……我們都需要這個舉國體制凝聚人心共度時艱！這個舉國制度實際上代表着一種國家層面的“託底”承諾——百姓們有了大事國家管！百姓有指望！這個制度一旦被動搖了，那就代表着國家不管老百姓，老百姓只好各走各路，各管各！14億中國人大部分要變成叢林獸！這樣的情形一出現，我們這個國家該何處去，怎麼想那可怖情形都不為過！

回到徐先生文章的“文眼”——有病無錢不給治，這裏頭實際上充斥着的就是叢林法則。有錢就有命，沒錢那就不配活着！或者説，人命是可以用錢的多少算計的，徐子明是在建議政府拿錢去量度人民壽命的長短！中國古語“人命關天”，難道徹頭徹尾地錯了？人之為人，最基本的做人權利就是生存權，但是現在疫病爆發之後，徐子明先生居然寫出這篇堆滿了叢林法則的文章，我建議徐先生把這篇文章的題目改改——《論叢林法則在未來中國醫衞領域中的獨尊地位》，不知徐先生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