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記武漢“四類人員”信息的第一天，我失眠了_風聞

編者按

“好好活着。”

我的朋友韻白，今天凌晨三點在朋友圈裏感慨。

他是一位記者，供職於武漢某報社。疫情不嚴重之時前往東北探親，大年初一，從新聞裏發覺形勢不對，一場醉酒後獨自離去，找到民宿自我隔離——昨天是他隔離期結束的第一天，所幸，沒有中招。

惶恐散去，他投入了遠程辦公。

2月2日起，武漢開啓“四類人員”的集中收治與隔離工作，包括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無法排除感染可能的發熱患者、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昨天開始，韻白參與其中，負責部分信息整理工作。

這是他沒有預料到的工作模式。從昨天凌晨5點開始，他的電話鈴聲就沒有停止過。人們訴説着相似的故事，他此前在媒體報道里見過很多次，然而，只有在電話裏親自聽到，他才真正明白了這場疫情對於這座城市、對於生活在這裏的人們的傷害。

截至今天凌晨三點，他已經接到300多個來電。手機顯示，他還有幾百個未接電話、幾百條微信和QQ好友添加申請。

他儘可能詳細地登記着信息，也與無力感作着鬥爭。比如上午11點半，他在忙碌間得知，昨晚剛剛登記完的一位阿姨已經去世了。

以下是他的自述：

苦難是什麼

凌晨兩點，40多歲的楊女士向我打來求助電話。當時她和父親就坐在醫院走廊裏，他們來醫院整整10天了，沒有牀位。這是社區診所給的建議，耗在醫院，總比在社區強。

她是單親媽媽、獨生女，10天來，只留下6歲兒子和七旬母親在家，無暇顧及。父親已經有多日未進食，自己還是昨天早上草草吃了點早餐。

我説，“您要堅強，你倒下了可就真倒下了。”她説，在父親面前她仍然會露出笑容。電話那頭，她疲憊不堪。

明明確診，父親有時候意識已經有點模糊了，為何得不到救治？牀位，根源還是在牀位。可是，社區始終説，要經過核酸檢測確診才能夠協調牀位，而她在醫院排了好幾天，還不知道那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這是個死循環，楊把我當作救命稻草。而我，除了讓她堅強，再也説不出一個字了。

什麼是抉擇？

譚是一位醫生，更是一個兒子。

父親確診數日，仍無牀位治療，更別説氧氣瓶。他很無奈，更怕父親責怪。作為急診科醫生，他説自己會努力搶救更多的生命，來獲得上天的原諒，以及換取父親的健康。

可是，他又是如此的理智，哭訴着央求我幫幫他。凌晨一點半了，譚醫生讓我早點休息，他要去做下一趟手術了。

“如果可以，希望先救我媽媽。”李子高度疑似，在等待核酸檢測。她的母親已經呼吸困難，卻只能母女在家隔離，相依為命。

她怕母親活不過明天，我在做信息統計時，她説如果只能報一個上去，就把她的名字刪掉。

什麼是生？什麼是死？

“我是有4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電話接通，吳爹爹開頭便報黨齡。接着他説“活了68年了，也差不多了，但我不想耗死。”

吳爹爹放心不下老伴，知青時相愛，膝下無兒女，兩人攜手一起走過多年風雨。自己撒手離開倒也乾脆，可眼下老伴兒也疑似感染，這讓他如何放心得下？

登記完信息，素未謀面的吳爹爹跟我連説了5聲“再見”，我哽咽一時説不出話來。

在集中隔離酒店裏，英子覺得自己和母親是被社區拋棄的。酒店裏，什麼也沒有，連希望的火苗都在慢慢熄滅。

英子會像往常一樣給母親唱歌，逗母親開心。一轉頭，眼淚就不停地流。

在不遠的家裏，孩子，丈夫和父親還在等待着母女兩回去。收到去酒店隔離的消息時，她原本是滿懷信心的。

“我不想死去。”她告訴我。

什麼是好好活？

好好活，就是做有意義的事。

恐懼，是從4日凌晨5時到現在，我接聽到的300多求助電話裏，每一個人都流露出的共同情緒。

他們是大學老師、白領，是子女、是朋友。

有一個確診患者，他的至親、同事、朋友，還有或許在生命中幾乎快要忘記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給我打了電話，幫他作登記。

他如果知道了，肯定會十分開心，病也會好大半。

關於我

我是個普通人，也會恐懼。

我是名記者，可我羞愧於直到今天，我才對他們抱以同情。我很慚愧。

昨日立春了，我很想念坐402慢悠悠地過長江二橋。然後在五福路附近，要上一份熱乾麪、一個面窩，在街頭樹下，於素不相識的人圍坐在塑膠板凳上過早的日子。

偶爾不小心碰到了，武漢人會笑着説“冒得事”。

武漢加油，奧利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