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已經終結的歷史鬥爭似乎正重新開啓——2019西方思想述評1 | 文化縱橫_風聞

✪ 劉擎 | 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本文由《澎湃新聞·上海書評》(shanghaishuping)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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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告別2019年，一個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紀邁進第三個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與動盪經年已久，大變局中的人們或許不再驚慌，但卻難以辨識，更無從把握自身的“時代精神”。當雲集的歐洲政要們談論着“冷戰終結”的意義，與此同時，“新冷戰”的言説已經甚囂塵上。福山所謂已經“終結”的歷史鬥爭似乎正重新開啓。但當下的現實世界遍佈着匯聚的反例：英國脱歐、美國退守、WTO上訴機制失靈，NATO成員爭議四起，經濟和政治的民族主義勃興、分離主義、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洶湧、貿易爭端的加劇，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國仍然積極推進全球化，並暢想人類的共同命運）。在過去的一個年代，我們見證了歷史方向的逆轉，分裂與離散開始主導時代潮流。人們講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歷史），而“大寫的歷史”及其目標似乎已消失隱匿。當此變局，2019年的西方思想發生了哪些變化？

本文作者自2003年起撰寫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綜述評論。本文的網絡版分為上“世界變局”、中“歐美風雲”、下“思想前沿”三篇發表，並略去部分內容和文獻註釋，由《澎湃新聞·上海書評》首發，感謝授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序言

近身的世界

告別2019年，一個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紀邁進第三個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與動盪經年已久，大變局中的人們或許不再驚慌，但卻難以辨識，更無從把握自身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可誰還會在乎老黑格爾的陳舊概念？既然歷史目的論早已被時尚思想拋棄，時間之矢也就無所謂確定的方向。

柏林牆倒塌三十週年，德國在11月舉辦系列紀念活動。福山在柏林牆遺址前接受《德國之聲》採訪，他對“歷史終結論”毫無悔意，並堅信“推倒柏林牆的精神長存”。雲集的歐洲政要們在談論“冷戰終結”的意義，而與此同時“新冷戰”的言説已經甚囂塵上。已經終結的歷史鬥爭似乎正重新開啓。

福山（左）在柏林牆紀念館

可是“End”一詞不只是“終結”還有“目標”的涵義。福山自己説過，他也是在雙重意義上將這個詞寫入他的書名，因此“歷史終結論”也就是“歷史目的論”。黑格爾和馬克思相信，時間是一個矢量，世界歷史有其方向，終將達成人類共同的目標。福山只是這個思想傳統晚近的繼承者，他認為在歷史觀的意義上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並聲稱這是中國人不太容易誤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換了馬克思確定的最終目標！這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人不會喜歡他）。現實進程中的歷史“故事”遠未終結。但福山的問題是，我們何以能就此斷定世界歷史（人類的故事）不會有共同的目標？

因為共同的目標依賴於匯聚或趨同的經驗證據，福山曾坦言他受到上世紀中葉“趨同理論”（convergence theory）的影響。但當下的現實世界遍佈着匯聚的反例：英國脱歐、美國退守、WTO上訴機制失靈，NATO成員爭議四起，經濟和政治的民族主義勃興、分離主義、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洶湧、貿易爭端的加劇，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國仍然積極推進全球化，並暢想人類的共同命運）。的確，在過去的一個年代，我們見證了歷史方向的逆轉，分裂與離散開始主導時代潮流。人們講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歷史），而“大寫的歷史”及其目標似乎已消失隱匿。

政治理論家沃爾夫（Alan Wolfe）在《新共和》發表書評，為福山的新書《身份認同》（Identity）而惋惜，斷定這是曇花一現的著作。他讚歎三十年前的那部名著，稱之為“大觀念”之作，雖然論點錯誤，卻石破驚天、足具份量。正如馬克思哪怕錯了，也不會是“次要的後李嘉圖主義者”。沃爾夫哀嘆當下缺乏大觀念著作，期盼那種能在紛亂謎團中為人辨析引導性線索的作品。

但大觀念之作再次出現了。著名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9月出版新著《唯有資本主義》（Capitalism, Alone），闡述當今世界已匯聚在同一經濟體系中，它的語彙成為世界各地的通用語言。米蘭諾維奇的論題像是打了對摺的終結論，砍去了福山版本中的自由民主制，留下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世界體系的框架。他論證指出，目前最主要的衝突與競爭匯聚在這個體系內部，只是發生在其東西兩種變體之間，“自由優績制的資本主義”（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以及“政治的資本主義”（political capitalism）。兩種形態都有各自特點的缺陷，但處在同一體系之內，它們共同的演化將塑造未來幾十年的世界歷史。這個體系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和利潤，但在社會平等和道德狀況方面相當令人堪憂，這正在侵蝕健康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政治理想。或許，目前的現狀只是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中一段崎嶇坎坷的階段，正如十九世紀粗鄙資本主義的改良過程。但這種進步可能沒有歷史必然性。

《唯有資本主義：統治世界的體系的未來》

姑且不論他使用的範疇是否恰當，米蘭諾維奇在分裂與離散的潮流中提出了一種匯聚的論述，這與人們的現實感大相徑庭。我們熟知的常識是“衝突導致分裂和離散”，“共通才會匯聚和融合”。這位經濟學大師似乎缺乏常識。

然而，人類的大歷史恰恰（主要）是一部“衝突而匯聚”的歷史，更確切地説，是一個“經由衝突，達至共通，終於匯聚”的故事。這是林肯南北戰爭和戰後重建的故事，也是歐洲經由二戰、戰後和平進程，最終走向歐盟創立的故事。

當下的衝突與離散趨勢，恰恰因匯聚本身而起。全球化過於迅即，也過於緊密地將原本相距遙遠的生活方式聯繫起來，納入同一個複合相互依賴的體系，可稱之為“近身的世界”。但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個“地球村”（麥克盧漢只説對了一半），而更像是“地球城”，匯聚的人們來自不同的“村莊”，帶着千差萬別的方言、習俗與信仰。差異讓生活變得豐富多彩（這是許多人偏愛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衝突的隱患。

疏遠的人們可以漠視差異，在遙遙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迂迴和緩衝的灰色地帶大大收縮，差異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難以調和，衝突容易加劇（從前完全無法想象，某個運動員的一條推文就足以激發抗議和反彈，掀起一場話語對抗的風暴）。於是，“脱鈎”成為一個似乎現成的選項。

但我們很難離開這個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價不可承受。正如厭惡城市的人們在踏上返鄉之路後，很快會發現記憶中的鄉村已面目全非，越來越深入地被織入了城市之網。無論在積極或消極的意義上，相互依賴的進程仍然在不斷加深。在米蘭諾維奇看來，這是唯一僅存的世界。

在這個意義上，離散並不是匯聚的反題，只是匯聚不良的應急症候。因此，“受不了你，卻離不開你”（Can’t live with you but can’t live without you）這句流俗的台詞正是我們“時代精神”的側影，我們完全可能只是處在“衝突而匯聚”的曲折進程中。是的，歷史是有方向的，但並不直線前行，黑格爾和馬克思都這樣説。

但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不會同意。他相信冷戰之後的自由國際秩序只是“大幻覺”（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暫間奏，世界再次迴歸衝突的時代，這是政治的常態。這位現實主義理論大師聲稱，在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每一次交戰中，幾乎都是民族主義獲勝。他甚至提出了哲學論證：自由主義失敗的緣由在於其個體主義的哲學基礎，但這是錯誤的哲學，因為人類“天生就是社羣動物”（他邀請了亞里士多德來點贊），必定依賴於共同體而生活。

不過，按照這位理論大師的“政治哲學”，人類至今還會生活在宗族、部落至多是封建王國的政治社羣之中。對於部落人而言，民族國家（更不用説歐盟）完全是妄想的烏托邦。如果人類可以突破部落，走向民族國家“想象的共同體”，那麼為什麼“想象”必定到此為止？為什麼民族國家是政治共同體唯一和最終的形式？米爾斯海默對當下國際衝突的洞察並沒有錯，但這是依賴特定時代條件的歷史政治學解釋，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學偽裝成一個“大觀念”。

《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

無論如何，這個時代在經驗意義上呈現出離散與匯聚的雙重性，或許很難斷言哪一種才是大趨勢。誰知道歷史有沒有方向？説不定古人説的對，歷史是循環的，而歷史的線性進步只是啓蒙哲學家的幻覺。但是，今天讓人們匯聚的力量不只是美好事物的吸引。全球氣候危機，極端主義勢力對安全的威脅，高新技術發展的多種挑戰，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所有這些都不是民族國家能夠單獨解決的問題。即使在負面的意義上，人類也分享着共同的命運。匯聚不必因為彼此喜歡，而是因為面對着無法獨自應對的共同問題，這要求在競爭中保持對話與合作。

那麼，“新冷戰”是無可避免的嗎？有人相信甚至期待“註定一戰”，因為《左傳》早就説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是，後來陸九淵又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的傳統智慧是如此豐富，讓離散與匯聚都會有據可循。但如果米蘭諾維奇是對的，如果雙方已經處在同一體系之中，那麼“新冷戰”將是一場（與舊冷戰完全不同的）“世界內戰”，這大概需要在哈貝馬斯所説的“世界內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當理解以及應對。

未來會怎樣呢？中國智慧也窮盡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高明的見解。但羅貫中沒有讀過《人類簡史》，看不清長久而緩慢的變量。在大尺度歷史的研究考察中，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發現“合久必分只是一時，分久必合才是不變的大趨勢”。

脆弱的新共識：

美國對華戰略的分歧

“你聽到的撕裂聲，是兩個巨大經濟體開始脱鈎的聲音。”名作家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感嘆着。他曾期許一個不斷“變平”的世界，而今卻驚訝於它日益醒目的摺痕。《金融時報》將“脱鈎”（decoupling）選作年度詞彙，因為“美中關係的蜕變可能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經濟事件”。

《金融時報》年度詞彙：“脱鈎”

變遷的節奏出乎意料的迅即。“新冷戰”之説不久前還像是可疑的傳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標題稱之為“聳人聽聞”），到了2019年已被許多論者當作既定的事實。

“中美國”（Chimerica）一詞的發明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間，美國人對中國力量增長的恐懼驟然上升。曾經只是少數危言聳聽者的立場，現在成為華盛頓的新正統。”他3月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文章，反省自己“讀了太多的基辛格”（作為基辛格“欽定”的傳記作者），而忽視了老朋友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註定一戰”的前景。他相信，“雖然我們未必註定要打一場熱戰，但我們肯定是走上了一場冷戰之路。”

他12月在《 紐約時報 》 的文章正式宣佈 ：“中美國”所描述的夥伴式共生經濟關係已不復存在，第二次冷戰在 2019年已經開始。他認為，新冷戰未必是壞事，肯定好過默許對方接管世界，而且還有可能緩和美國內部的政治分歧。至於美國能否再次贏得冷戰，弗格森完全沒有把握，因為今天中國帶來的挑戰遠非昔日的蘇聯能夠相比。他預期“這場新冷戰會變得更冷”，而且將會比特朗普的任期長久得多。

面對劇變的節奏，聰明的弗格森凌亂得露出了機會主義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論大師米爾斯海默則如少年般容光煥發。從其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問世以來，他一直幾乎孤獨地呼喊着“狼來了”，十八年之後終於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來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榮歸時刻，將在國際政治理論中重新壓倒充滿幻覺的自由主義理論。七十二歲的米爾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巡演”佈道：“自由國際秩序”（如其近著的書名所言）是“大幻覺”，只可能在一個自由國家主導的單極世界中短暫存活，而中國的崛起打破了單極格局，註定會導致新的競爭與衝突。

這裏沒有什麼是非對錯，而是國際政治“零和博弈”的冷酷邏輯使然，大國必定會伺機擴張，尋求區域霸權，進而引發大國間衝突。因此，冷戰後的自由國際秩序“從開始就註定失敗，因為它包含着自我毀滅的種子”。8月在澳洲“獨立研究中”（CIS）舉辦的辯論中，當被問及“新冷戰”是否會來臨，他明確回答説“我們已經在新冷戰之中了”。在著名學術刊物《國際安全》春季號發表的論文中，米爾斯海默意味深長地寫下一行小標題：“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1990-2019”，以墓誌銘的格式宣告了這個秩序的壽終正寢之年。

年底傳出消息，中美即將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這個好消息既來得太遲、似乎也不足夠好，安撫焦慮尚可卻難以振奮人心。2020年伊始，《經濟學人》推出了封面專題“兩極分離”，告誡人們，“不要被貿易協定所迷惑”，因為“地球上最大的裂變”正在發生，“兩個超級大國的分裂將會完全改變世界經濟，而代價之高難以想象”。

《經濟學人》封面專題：“兩極分離”

無論以“新冷戰”還是“脱鈎”來判定當下的勢態，都暗示着中國與美國的激烈競爭乃至對抗將成定局。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歷史見證了太多論斷，起初言之鑿鑿，轉瞬過眼雲煙。焦慮不安的時刻很容易對盤根錯節的脈絡失去耐心，並將倉促的驚人之語誤作深刻的洞見。

美國的對華政策將會轉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戰略嗎？這取決於對中國的認知。冷戰之後西方對於中國的發展存在三種主要的論述：崩潰論、演變論與威脅論。它們相互競爭，此消彼長地佔據主導地位。崩潰論者不相信中國會發生親西方的改變，但將賭注壓在中國發展的有限時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危機以及政治隱患，預言這種高速成長不可能長期持續，最終會走向崩潰。演變論者認為，中國在進入自由國際秩序之後，必定被這個秩序所約束和塑造，終將實現和平演化，雖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夠與西方維持互補合作、良性競爭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脅論堅信，中國強勁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場都不可能改變，因此遲早會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構成嚴重的威脅。

如今在華盛頓的精英看來，“崩潰”希望渺茫，“演變”遙遙無期，於是“威脅”便成為關於中國的主導性論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潰論和演變論雖然衰落卻沒有滅絕，若今後捲土重來也不會令人意外。

那麼，弗格森所謂的“華盛頓的新正統”是什麼呢？近兩年來，一種“新共識”在西方政界與思想界流傳：美國以往基於演變論的對華“接觸”（engagement）戰略失敗了。不斷崛起的中國並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樣，温和地融入美國創立並主導的國際秩序，而是成為挑戰這個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現在應當放棄過去温和的接觸戰略，代之以更為強硬的方式以“規制”中國，這是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理論基礎。許多評論家認為，這是當下美國分歧嚴重的兩大政黨精英之間罕見的（甚至唯一）的共識，也是美國外交界、智庫以及學術界許多人士的共識。

然而，這種共識會是可靠的嗎？老基辛格曾對共識問題有過評論。在二戰之後，美國捲入的大多數（對朝鮮、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最初都獲得了兩黨廣泛的支持共識，但“隨着戰事的發展，國內對戰爭的支持開始瓦解。然後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退出戰略變成了主要的辯論議題”。他就此總結出一個原則性的教訓，“如果進入戰爭只是為了最後有一個退出戰略，那麼當初就不應該在那裏開始。”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爾遜中心一次演講的開場白。八年之後，在中國貿易談判僵持的時刻，基辛格再度訪問北京，他這番洞見格外令人回味，對中美雙方都是如此。如果發起“新冷戰”最終只是為了停戰，那麼今天就不應該開始。

基辛格

當前華盛頓的新共識很可能是短暫而脆弱的。至少，在2019年的大量相關討論中，已經出現了許多質疑的聲音。首先，三十年來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否可以化約為單純的接觸戰略？其次，這種政策是否真的完全失敗？最後，也更重要的是，什麼才是恰當的替代性選項？在筆者看來，一個未被明述卻更為致命的反詰是：即便接觸戰略的失敗是一個事實，這本身在邏輯上並不意味着其他選項（比如“圍堵”戰略）將獲得成功，或者不會導致同樣的甚至更加嚴重的失敗。這種深層的不確定性，塑造了當前各種對策提案的競爭性、嘗試性和暫時性的基本特徵。

實際上，目前的所謂共識主要是消極性的，就是承認必須反省以往對華戰略的失誤，但並未達成關於“應當如何應對中國挑戰”的積極共識。正如藍普頓（David Lampton）所指出的那樣，當接觸政策已經不復存在，就會出現對於引導性政策的競爭。

在混亂的爭議中，我們仍然可以辨識“強硬派”與“審慎派”的不同取向，他們在如何認識與應對中國的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分歧。

強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堅定“對抗中國”，在媒體、智庫、國會和白宮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傳統的鷹派人士，也有些是幻滅後的演變論者。最近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是重啓“當前危險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這是冷戰年代旨在對抗蘇聯威脅的組織，在里根執政時期影響力達到頂峯，委員會中有幾十名成員出任國家安全顧問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等職務。但隨着蘇聯的衰落和解體，這一組織已經名存實亡，只是在2004年為防範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有過短暫的活躍期。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戰略師班農（Stephen Bannon）的策劃和主導下，這一組織再度復活，目標是針對“中國的威脅”。

班農與“當前危險委員會”

據《紐約時報》報道，班農、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前眾議院院長金裏奇（Newt Gingrich）等人出席了4月的開業典禮。當他們呼籲“警惕中國”時，全場起立鼓掌。班農宣告：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事件，百年之後，人們將因此記住我們”。文章指出，委員會認識到當今美中經濟的一體化程度，這使得來自中國的威脅不同於蘇聯。但為應對這一威脅，華盛頓政府正越來越多地求助於各種冷戰手段。

有趣的是，威脅論也可以和崩潰論發生新的聯姻。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 Larry Kudlow）在 7月 16日接受辛克萊廣播公司（ Sinclair Broadcast Group）的一次訪談中比較了中國和蘇聯，表示在貿易戰中一直有一種意圖徹底終結威脅的“潛流”。但究竟如何處理當今中國與昔日蘇聯的差別呢？破解不了這個難題，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仍是遊蕩的幽靈，無法復活為圍堵戰略的升級版本。

實際上，強硬派推動的對策方案並不那麼成功。很難説“當前危險委員會”在塑造對華政策中能發揮什麼作用，正如一位被解僱的總統顧問還能有多少政策影響力一樣可疑。班農與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是“脱鈎”戰略的始作俑者和積極推手。但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注意到，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內部，對此也存在着矛盾的觀點和聲音。副總統彭斯在10月24日威爾遜中心的演講中聲稱，“時而有人問及，特朗普行政當局是否在尋求與中國脱鈎？答案是絕無此事！”直截了當地否認這會是政策的選項。與他一年之前在哈德遜智庫發表的所謂“新鐵幕演講”對比，彭斯似乎顯露出相對温和的轉變。而國務卿蓬佩奧10月30日在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表現出比彭斯一週前演講更為強硬的基調，但在強調中美政治價值觀衝突的同時，也指出雙方存在着“共同之處”，容留了“有條件緩和”的迴旋餘地。

顯然，華盛頓仍未確立清晰一致和穩定的對華戰略。許多智庫正躍躍欲試。“國家亞洲研究局”（NBR）11月發表的報告《部分脱離》（Partial Disengagement），試圖為美國在與中國的經濟競爭中提供新的全面戰略。報告頗有新意的標題暗示着脱鈎與接觸的某種折中，但縱觀其四個要點會發現，基本取向是脱離遠遠壓倒接觸。這同樣會陷入脱鈎戰略的困境。主撰稿人之一在接受路透社的訪談中透露，他們着力傳達的要點是，美國必須聯合歐洲等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但當前外交政策卻走向疏遠和失去盟友的歧途。

《部分脱離》

NBR的報告並沒有引起多少反響。要求特朗普注重“統一戰線”的呼籲早就不絕於耳，蓬佩奧本人也曾在布魯塞爾的演講中呼喚“高尚國家的聯盟”。但強化歐美同盟的緊迫需求總是會受到“美國優先”的牽制。12月初紀念北約成立七十週年的峯會再次表明，特朗普難以達成兼顧兩者的平衡。對於這樣一個民族主義者總統來説，國際統戰事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使命，這也使他很難像強硬派期望的那樣“堅定地應對中國”。

《紐約時報》的文章評論説，“對於美國能夠或應該做些什麼並沒有什麼共識”。美國領導人仍然在面對兩難的選擇：“繼續接觸的道路，會使美國容易受到經濟和安全的威脅”，但走向脱離（disengagement）的道路則“可能削弱兩國經濟，甚至有一天可能會導致戰爭”。

強硬派的政策努力並不那麼成功，但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威脅論的聲音，掀起新一輪對中國的“紅色恐慌”。與此同時，中國互聯網上強勁的民族主義與反美話語也傳到美國。在這種交互的影響下，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態度正發生明顯變化。皮尤（Pew）研究中心8月13日發佈的調查顯示，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unfavorable）看法的比例從一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七躍升為百分之六十，而表示好感（favorable）的比例僅為百分之二十六，這兩項指標都創下了（自2005年開始這項調查以來的）歷史新紀錄。

皮尤中心調查數據

面對這種趨勢，許多審慎的人士表達了自己的擔憂與不滿。《華盛頓郵報》7月3日刊登一封致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的公開信，題為“中國不是敵人”，由哈佛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和前駐華大使芮效儉（Stapleton Roy）等五位中國問題專家撰寫，同時有九十五位來自學術界、外交政策界、軍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簽名聯署，其中包括十多位最具聲譽的中國研究學者。公開信表示“深為關切”美中關係的急劇惡化，認為這有損於美國和全球的利益。作者雖然對北京感到不安，但同時認為“美國的許多行動直接影響了兩國關係的螺旋式下滑”。公開信提出七點陳述，旨在糾正現行對華政策的取向。

公開信指出，美國對於中國造成的嚴峻挑戰需要予以“堅定和有效的回應”，但目前對待中國的方式根本上是事與願違的（counterproductive）。作者認為，應當避免誇大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導者的可能。中國並不是“經濟敵手或生死攸關的安全威脅，需要在每個領域予以對抗”。許多中國精英人士相信“對西方採取温和、務實和真誠合作的方式有助於實現中國的利益”，而華盛頓的敵對立場會削弱這種聲音的影響，反而助長了民族主義。

美國無法有效地延緩中國的崛起而不損害自身，如果迫使盟國與中國為敵，最終會被孤立的是美國自己而不是中國。作者建議通過與盟友合作保持威懾，並與中國共同加強危機管控來處理安全風險。同時，敦促採取競爭與合作平衡的策略應對經濟以及全球性的國際問題。最後作者指出，聯署公開信的人數之多表明，“並不存在單一的華盛頓共識——支持對中國採取全面的敵對立場。”

《中國不是敵人》公開信

這封聯署公開信受到媒體廣泛的關注，意味着反對強硬派的審慎觀點正在集結並進入公共輿論。但這並不是一時興起的立場宣示，而是來自學術界（尤其是中國研究領域）許多學者基於長期研究的見識與判斷。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國際安全》秋季號發表研究論文《秩序世界中的中國》，通過對經濟和安全等多個領域中的證據考察指出，那種判定“中國是挑戰國際秩序的修正力量”的主流觀點缺乏可靠的經驗檢測，而依據這種判斷來制定對華政策是草率的。傅高義最近在與日本學者加藤嘉一的對話中指出，那些宣稱接觸戰略失敗的美國人對中國沒有深入的理解。他們低估了市場開放和國際化對中國變遷的作用。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從不相信接觸外部世界會讓中國放棄自己的文化，但認為這會對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造成深遠的影響。

加州大學謝淑麗（Susan Shirk）教授多次指出“反華版本的紅色恐慌”是有害的，將會破壞兩國人民之間僅存的善意。她與夏偉（Orville Schell）教授共同主持完成一份關於中美關係的研究報告，題為“路線矯正”（Course Correction），在2月發佈。報告沒有迴避來自中國的挑戰及其風險，也對中國一些相關政策提出了坦率的批評，但他們反對美國轉向新的遏制政策，主張需要更新而不是放棄以往“基於原則立場與中國接觸”的戰略，建議適時調整對華政策中合作、威懾和施壓的權重分佈，以“巧妙的競爭”（smart competition）將中美關係帶入更具合作性和穩定性的軌道。

同樣，著名政論家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也主張，需要堅持“接觸加威懾”的對華戰略。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發表長文《新中國恐懼》，已經引起學術界和智庫的熱烈反響。作者指出，強硬對抗中國的所謂“新共識”源自對中國挑戰的恐慌，但這種恐慌感是嚴重誤判歷史的結果。首先是對國際自由秩序真相的誤判。這個秩序自始至終都存在例外的挑戰和破壞力量（有些甚至來自美國自身），因此從不是完美的秩序（早已有人戲稱其為“既不自由、也非國際，而且無序”）。它從未有過真正的“黃金時代”，但也沒有傳言中的那種衰退，因為其核心屬性——和平與穩定——至今仍然在發揮作用。中國就處在這個秩序中，並沒有摧毀它的意圖和能力。其次，“新共識”誤判了美國對華戰略的歷史。自尼克松時期以來，美國從來沒有奉行過單純的接觸政策，始終與威懾並用。這個戰略的宗旨也不是企圖讓中國演變為“西方式的自由國家”，而是約束中國的國際行為，就此目標而言，以幾十年的歷史尺度來評估，這個戰略並沒有失敗。扎卡里亞批評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馬拉松》中所構想的中國“意欲統治世界的秘密計劃”。從中蘇結盟到分裂，從“文革”到市場化改革至今，“如果這是一場馬拉松，它已經歷了一些奇異的扭曲和轉向”，足以終結整個“秘密計劃”。基於誤判和恐慌的對華政策註定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行的或者代價高昂的。扎卡里亞認為，如果華盛頓能夠保持冷靜，耐心繼續奉行接觸加威懾政策，就有希望將中國變成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這是更明智的政策選擇。

扎卡里亞

聯署公開信、謝淑麗等人的報告以及扎卡里亞的文章，都反映出審慎派構想另一種戰略選項的努力，實際上是對以往接觸戰略的更新改造。這種選擇試圖克服強硬派的簡單魯莽與代價過高的冒險，但也對政策制定者與實施者的判斷力和靈活性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其可行性還取決於中美雙方溝通互動的誠意與效果，因此具有較大的實踐難度。強硬派與審慎派都意識到新的挑戰，彼此的分歧與競爭在於何種戰略才具有現實可行性和有效性。

面對中國崛起的新趨勢，在“恐慌的”強硬派與“不安的”審慎派之外，過去那種樂觀而友好的“親華派”（panda huggers）已經所剩無幾。值得中國欣喜的是，畢竟還有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這樣的老朋友在發聲。新年前夕，雅克在《衞報》網站發表文章，題為“過去十年屬於中國，下一個十年亦將如此”，宣告我們將會看到“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將繼續分崩離析，同時，中國主導的國際機制影響力將與日俱增。這個過程將是不平坦的、不可預測的，有時是令人憂慮的，但最終是不可抗拒的”。自從2009年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以來，雅克先生始終站在“唱盛中國”的最前列。他的論述如此激昂與鼓舞人心，必將載入“講好中國故事”的史冊而被後世銘記。

無論如何，傳説中既成事實的“新冷戰”無法照搬舊冷戰的劇本重演。

如果接觸不再可靠、遏制無法適用，而脱鈎代價過高，那麼華盛頓的“新共識”註定是脆弱的。特朗普的矛盾在於，既不願在經濟方面脱離與中國的相互依賴，又想在技術等領域構築壁壘。兩者都符合美國利益，但要兩全其美則需要一個更傑出的劇本。在此之前，現成的只有“受不了你，也離不開你”的通俗劇台詞。

美國也很難組建一個聯合對抗中國的同盟。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最近的民調顯示，大多數歐洲人（包括百分之七十四的德國人、百分之七十的瑞典人和百分之六十四的法國人）在中美衝突中寧願保持中立。歐洲不可能割裂與美國長久的紐帶關係，但也無法承受削弱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平均每天高達十億歐元的貿易值）。很難想象在一個全面脱鈎的對峙格局中歐洲會何去何從，這也需要一個非凡的劇本。

中美貿易談判漫長而曲折的過程，預示着兩國關係可能進入一段僵持與拉鋸的時期。在新年之初，歐逸文（Evan Osnos）在《紐約客》發表長文《美中較量的未來》。他在兩國各界進行大量採訪後得出結論説，最可行的未來是“一種不穩定的共存”，這種共存建立在雙方都欲求“鬥爭而不毀滅”的關係基礎上。這是一個平庸但可信的劇本。不過歐逸文做出了警告：“對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風險是盲目，源自無知、傲慢或意識形態的偏見……為了避免災難發生，雙方都必須接受迄今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中國必須認識到為尋求掌控而過度擴張所引起的憤怒，而美國必須調整適應中國的存在。”最後他指出，美國要迫使中國回到過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現在要做的是“與中國未來的道德願景展開競爭”。

《紐約客》長文《美中較量的未來》

這就是一個近身的世界，它構成了這幕戲劇的背景，沒有誰能夠獨善其身。但這未必是一個壞消息。悲觀的展望依賴於陳腐的默認假設：文明傳統是永恆的，國民性是凝固的，因此價值、制度和組織方式是難以變革的。

但這個假設是錯誤的。回顧過去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許多驚天動地的變革在之前完全難以想象。2月中旬在中美貿易新一輪磋商之後，人民網和新華網等官媒都轉發了一篇公號文章，其中寫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結構性訴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細想想，很多何嘗不是我們深化改革開放進程中正要做的？”這是挑戰引導變革、衝突促進匯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會微觀層面的投影。

在宏觀的視野中，文明從來是彼此遭遇的，始於隔膜與誤解，經由漫長反覆的競爭和衝突，伴隨艱難的對話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轉變，最終得以匯聚在一個求同存異、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雖然遠不是“天下大同”。

或許，世界歷史在當代最宏偉的戲劇正拉開帷幕，只是沒有現成的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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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彈劾總統與政治分裂

預兆早已顯露，美國政局會經歷波瀾洶湧的2019年。從年初創下“政府停擺”最久的歷史記錄（長達三十五天），到年底特朗普成為史上第三位被眾議院彈劾的總統，伴隨着政治裂痕的日益深化，兩大政黨之間的分裂尤為突出。

彈劾總統是一項基於憲法原則的行動，實際上與黨派鬥爭的邏輯緊密交織。12月18日眾議員對彈劾案的投票幾乎完全由黨派身份所決定，民主黨主導的眾議院不出意料地通過對特朗普的彈劾。那麼，在提交共和黨佔多數的參議院審理時，彈劾指控幾乎沒有可能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的六十七張贊成票。然後，特朗普會宣告他從一場政治迫害中倖免遇難，或者粉碎了一次陰謀政變。

一場毫無懸念的彈劾行動為什麼會開啓？兩黨精英都訴諸憲政原則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也都指控對手在玩弄“黨派政治”。對特朗普“濫用權力”與“阻礙國會”的兩項指控都依據憲政語言。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在彈劾後演講抗辯説，這是美國現代歷史上“一次最倉促、最不深入和最不公平的”彈劾。他訴諸“降低總統彈劾門檻的危險性”，這是一個正當的憲政理由，但指控民主黨的彈劾企圖“蓄謀已久”卻顯得荒誕，在邏輯上一項指控是否成立與指控者是否蓄謀完全無關。更為反諷的是，他在譴責眾議院彈劾證據不足、倉促草率的同時，卻拒絕在參議院審判中傳喚證人出庭和文件調查，試圖迅速完成一次更加倉促草率的判決。

美國眾議院表決彈劾案

那麼，在黨爭如此激烈的背景下，還有希望踐行法治要求的程序與證據原則嗎？眾議院的聽證與辯論過程呈現出顯著的“後真相效應”：在民主黨議員看來“確鑿的證據”，對共和黨議員來説只是“傳言”而已。然而，“後真相效應”也與證據的品質成反比。假如累積的證據接近尼克松“水門事件”的確鑿程度，那就可能終結後真相的遊戲。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暫緩將彈劾指控呈遞參議院，以此要求參議院確立一個更充分和公正的審判程序，同時也在期待新的證據浮出水面。

《紐約時報》12月29日發表長篇報道，披露了特朗普不顧“有違國家利益”的告誡，堅持凍結對烏克蘭軍援長達八十四天的過程與內幕細節，以及在五角大樓和白宮官員之間造成的衝突與困擾，讀來驚心動魄。這也許仍然算不上最確鑿的證據，但正如《華盛頓郵報》一篇評論所指出的那樣，這會對麥康奈爾“迅速而無痛的彈劾審判”計劃造成巨大的壓力。1月6日報道，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John Bolton）表示，如果被參議院傳喚，他願意出庭作證。

許多評論者相信，彈劾爭鬥是2020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兩黨都試圖以此爭取中間選民。“FiveThirtyEight”網站發表一份綜合多家民調數據的分析報告顯示，公眾對彈劾的態度有所變化。在眾議院啓動彈劾程序之前，反對率始終高於支持率，從9月底之後支持率超過反對率並保持微弱優勢（截至新年1月3日支持率為百分之四十九點四，反對率為百分之四十六點八）。與此同時，對總統的認可率幾乎不受彈劾的影響（波動幅度在百分之二以內），截至新年1月3日認可率為百分之四十二點五，不認可率為百分之五十三（與2019年7月31日的數據完全相同）。

黨派立場不僅體現在對彈劾總統的態度，也是影響政治取向的首要因素。皮尤（Pew）研究中心最近發佈的民調錶明，在美國公眾三十種政治價值的取向與分佈中，黨派分野是區分政治態度最主要的分界線，遠遠超過年齡、性別、種族與族裔、教育水平和宗教等因素的影響（12月數據）。而“黨派反感”（Partisan Antipathy）變得比以往更加強烈，也更加個人化（10月數據）。

許多人對政治分裂深感憂慮，《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布魯尼（Frank Bruni）9月25日發表文章，題為“為什麼彈劾特朗普令人恐懼”。他認為彈劾行動雖然正當，但其政治後果卻是可怕的。它將強化政治對抗和兩黨鬥爭，進一步激怒原本就易怒的特朗普，卻不可能將他罷免，這會使美國陷入完全不可預測的瘋狂狀態。而彈劾即便能揭露特朗普被忽視的罪惡，也不可能改變選民立場，因為“特朗普的本色一開始就顯而易見”。在當今政治部落主義的格局中，有人相信“看見了一道反常的彩虹”，有人確信是在“凝視黑暗”。布魯尼認為“正義之事與明智之事並不總是相同的”，暗示當下最迫切的目標是彌合而不是撕裂分歧。

彈劾是政變嗎？

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也認為“彈劾爭鬥要比你想象的更為可怕”，但做出了與布魯尼不同的判斷。他10月底在Politico雜誌發表文章，引入“政體分裂”（regime cleavage）概念，其標誌是“對於政治體制本身的基礎發生衝突”，這遠比其他政治分裂（政策分歧、左右之爭或族羣身份矛盾等）更加危險。“在面臨政體分裂的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公民和官員相信，規範、制度和法律可以被忽視、顛覆或取代”。他指出，美國已經顯示出政體分裂的徵兆：兩黨對彈劾問題相持不下，分歧已從政策領域轉變為“政治合法性”問題，在政治話語中將對手貼上“非美國、不忠誠，甚至叛國”的標籤。而將依據憲法秩序彈劾總統的行動等同於“政變”，對行政權的制約遭受質疑，立法機構職能的行使被視為非法，則是政體分裂最清晰的跡象。

佩平斯基認為，在美國政治尚未被政體分裂耗盡的情況下，更有必要認真對待這場彈劾的憲政意義。他期望經由彈劾案的考驗與洗禮，讓分裂的公眾重新肯認共同的民主政體原則、捍衞法治和維護三權分立，最終恢復憲政秩序。否則，美國有可能陷入全面的政體分裂。在那種情況下，“不可能選舉出一位能夠‘結束華盛頓的混亂局面’的總統，因為分裂的雙方都會將對方視為非法和非民主的。選民將會失去對民主本身尚存的信念。在最壞的情況下，總統及其支持者完全不對國會負責，而其反對者則徹底拒絕總統的合法性”。

這篇文章受到《華盛頓郵報》等多家報刊的關注援引，反映出對分裂危機的共同感受。幾篇評論文章都提到一種令人畏懼的前景：假如特朗普在下屆大選中失敗，特別是雙方得票率接近的情況下，他和支持者們會接受選舉結果的正當性嗎？不要忘記，甚至在2016年勝選的情況下，特朗普仍然拒不承認希拉里·克林頓獲得了更多的大眾選票（popular votes），指控那是“作弊”的結果。那麼，如果爭取連任的競選失敗，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可能走得多遠？

《新共和》11月6日發表文章，題為“民團總統”（The Vigilante President），描述了特朗普的“硬核支持者們”（hard-core supporters）已經準備以暴力對付敵手的可怕景象。特朗普自己多次含蓄地炫耀擁有這樣一羣支持者：“他們是執法人員、軍人、建築工人，為特朗普而騎行的摩托車手們……這些人都是硬漢（tough people）。”他説自己很希望他們保持和平的方式，但後來又説，“他們通常不會玩硬的，直到他們走到某個特定的地步，到那時情況就會非常糟、非常糟”。這是特朗普在2018年競選活動和接受媒體採訪中談到的。他在暗示自己留着一張威脅性的底牌。

《新共和》文章：《民團總統》

2020年的大選結果會怎樣？如果特朗普默許或鼓勵那些硬漢必須開始“玩硬的”了，那麼情況會有多糟？會發生暴動最終導致憲政危機嗎？這種前景讓人不寒而慄，卻並非不可想象。

在過去的一年間，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不斷刷新人們對總統職位的想象。比如，他會在意加拿大電視台在播放老電影《小鬼當家2》時刪去了他當年客串路人的七秒鐘片段，併為此公開指責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實際上這是電視台2014年開始常用的剪輯版本（為節省播出時間刪去了幾個無關情節的片段）。但這類“外交小事”又何足掛齒，只要想一想特朗普可以在知會五角大樓、國務院或白宮幕僚之前，直接在推特上發佈重大的國家安全決定，更不用説他連綿不斷炫耀自誇或侮辱謾罵的推文……“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今年，甚至都不是他被彈劾的原因”，《紐約客》資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 Glasser）如是感嘆。她因為每週撰寫“特朗普的華盛頓”專欄而無法擺脱“難以言表的折磨”。一位德國朋友為她提供了一個新造的德文詞來抒懷，竟然有三十三個字母之長，其簡化版是“Trumpschmerz”（特朗普痛）。格拉瑟將此選作自己的年度詞彙，寫下歲末的專欄《特朗普痛之年》。

可是，何必計較這些細枝末節？許多支持特朗普的民眾，會同時聲稱“雖然並不喜歡他這個人”。格拉瑟這樣的“白左”知識人困於自己道德潔癖的執念，因此無法理解政治評價的要義所在：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政績，而不是其個人道德操守或行事風格。

果真如此嗎？聖誕節前一週，福音派旗艦雜誌《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發表社論，呼籲罷免特朗普，引起軒然大波。社論將“道德”置於核心，指出特朗普的所作所為不僅違憲，而且“幾乎是一個在道德上迷失和困惑之人的最佳範例……對於許多不顧其污損的道德記錄而繼續支持特朗普先生的福音派人士，我們可以這樣説：記住你是誰，以及你侍奉的是誰”。

《今日基督教》：你在侍奉誰？

蘇利文（Andrew Sullivan）對此評論説，“終於，有福音派媒體以簡潔的語言説出了真相”。他所指的真相是：“品格很要緊”（character matters）——不僅在道德的而且在政治的意義上是重要的。“這一直是保守派的原則，卻在崇拜的騷動中被拋之不顧。”蘇利文自詡為“歐克肖特式的保守主義者”，年輕時曾擔任《新共和》主編。這位立場多變的知名評論家，12月在《紐約》雜誌網站發表犀利的文章，筆鋒直指政治家的品格議題。

在蘇利文看來，正是巨大的品格缺陷，使一位出色的競選者在勝選後錯失良機，併成為猖獗獨斷的總統，最終走向被彈劾的命運。2016年競選時期，當其他候選人還在繼續“殭屍般的政治和經濟”陳詞濫調，特朗普卻通達了“許多美國人的積怨和焦慮”，因此脱穎而出。想象一下，如果他能在這個基礎上制定總統議程，通過一項基礎設施建設的法案，結合對中產和工薪階層的税收減免，他會獲得很高的支持率並輕鬆獲得連任。如果他能有一毫秒的謙遜，承認自己作為新手會犯錯，或者能有一丁點的寬宏大量，奇蹟就會發生。即使到今天，如果特朗普承認，現在意識到他與烏克蘭總統的電話涉嫌“越界”，那麼我們會身在一個不同的世界。

然而，所有想象中的“如果”都沒有發生，蘇利文就此總結出兩個核心教訓：第一，“特朗普主義在這個國家擁有真正的支持基礎”，包含着一些必須回應的需求；第二，特朗普本人完全沒有能力回應這些需求，“他是一個如此不穩定、惡毒、具有破壞性的自戀者，以至於威脅到整個政府體制”。因此，這場彈劾在根本上事關特朗普的品格：“他是如此深刻和獨特地不適合他擔任的職位，如此蔑視他曾宣誓要捍衞的憲政民主，他的核心品格是如此敗壞，以至於他與法治之間的衝突會引發危機，只是簡單的時間問題。”對於這樣一個人置身於橢圓形辦公室的事實，“如果我們的民主制度還尚存一絲生命，那麼彈劾是不可避免的”。

特朗普不可能在參議院的彈劾審判中被罷免，而且他還有可能在2020年大選中獲勝再執政四年。民調顯示，在登記的選民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無論如何都不會投票給特朗普，同時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會無條件地投票支持他，還有百分之十七的選民將對比權衡民主黨的候選人來決定自己的投票。這個比例結構在過去一年中幾乎保持不變，甚至在幾個“搖擺州”也是如此。多數專家預計，在2020年11月將會有一場旗鼓相當的激烈競爭。

民調顯示的美國大選預測

共和黨當中始終存在一個反對特朗普的少數派，他們曾在2016年呼籲“絕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現在發起了反對特朗普連任的“林肯計劃”（the Lincoln Project）。12月18日，四名保守派精英聯名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題為“我們是共和黨人，我們決心擊敗特朗普”。他們聲稱自己仍然堅持“保守派（或古典自由派）”的立場，雖然與民主黨人存在許多政策分歧，但“我們共享的對憲法的忠誠，要求一種共同努力”。他們發起林肯計劃的目的，是要阻止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對法治、憲法和美國精神的傷害”。

很難估計林肯計劃會有多少影響。共和黨建制派對特朗普的疑慮與不滿由來已久，但在2016年大選前，他們就決定接受一項“與魔鬼的交易”，因為這個闖入共和黨的政治素人給出了難以拒絕的回報，不只是共和黨內無人匹敵的選民支持率，而且在更深遠的意義上，是對美國聯邦法院系統轉向保守派的決定性改造。

馬庫斯（Ruth Marcus）在其新著《最高的野心》中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中，很早就公佈了一份保守派法官的名單，他預告在當選後將從中提名聯邦法院的法官。對於保守派來説，這是一個具有誘惑力的承諾。而且特朗普兑現了這個承諾，執政三年多以來，在共和黨掌控的參議院支持下，他提名並通過任命了一百五十八名保守派的法官進入聯邦各級法院，包括兩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四十四名聯邦巡迴法院法官，以及一百十二名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相比之下，奧巴馬兩屆任期內只任命了五十五名巡迴法院法官。

因此，無論特朗普是否會被罷免或能否連任，他已經留下了史無前例的、將會影響美國政治幾十年的政治遺產。

歐洲

新的雄心與危險

巴黎聖母院在大火中傾覆，這個四月成為歐洲“殘忍的季節”，混合着“記憶與慾望”，交織為無數緬懷的詩文。

明星哲學家萊維（Bernard-Henri Lévy）適時地獻上一篇頌詞（Ode），他在旁徵博引與詞不達意之間費力尋思，寫下這一象徵性事件的啓示：“燃燒中的巴黎聖母院提醒我們，我們歷史和遺產的脆弱，我們建成的事物並不牢靠，以及千年歐洲作為藝術故鄉的有限性。”至於如何面對未來，萊維引用雨果的名言作答——“時間是建築師，但人民是工匠”。

巴黎聖母院大火

這是告慰卻不是回答，因為“時間”這位建築師已經隱匿了那幅藍圖。曾經召喚人心的“歐洲精神”，曾在柏林牆倒塌之後鼓舞了千萬人“重返歐洲”的夢想，以及歐洲一體化的實踐，如今都變得面目不清、前景不明。

彷徨的歐洲，在歐盟整體目標與成員國各種訴求之間左右搖擺，也在中美紛爭的大變局中難以抉擇：美國正在疏離的盟友，或者中國的潛在新夥伴，或是更具自主性的歐洲。這種格局深藏着悖謬的陷阱，它呼喚心懷使命感的政治家登場，引領歐洲開拓未來，但同時將會以過於嚴苛的考驗摧毀他們。

默克爾深知這種考驗的分量，她即將在2021年秋季卸任。馬克龍顯示出責無旁貸的雄心，他對歐洲的危機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嗎？《經濟學人》11月9日刊登封面報道《馬克龍看世界》，並在網站上發表對他長篇訪談的全文。

馬克龍坦言，英國脱歐的曲折過程、美國在戰略上的背棄以及歐盟事業進展的舉步維艱，“這在五年之前都是難以想象的”。他深信，歐洲正處在“懸崖的邊緣”：“存在相當大的風險我們將會在地緣政治的意義上消失，或者至少我們將不再掌握自己的命運。”而走向懸崖的命運始於1990年代，從那時開始，歐盟專注於市場的擴張與規制，卻逐漸失去了自身的政治目標。這在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下，造成了一種永遠穩定的幻覺。但隨着美國從歐洲和中東的逐步撤退（始於特朗普就任之前），連同其新的保護主義，歐洲的脆弱性便暴露無遺。他警告説，“當世界從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轉向由實力強權政治所決定的秩序，歐洲正面對近乎生死存亡的時刻。”在美國背棄和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如果歐盟不能將自己理解為一種全球勢力，那麼將會消失”。

為應對這種危險，馬克龍認為需要確立“歐洲主權”：這是歐洲戰略性的集體能力，以捍衞歐洲的利益（包括安全、隱私、人工智能、數據、環境、工業和貿易等等）。困難是顯著的：歐洲內部的分歧、英國脱歐造成的困境、德國聯合政府的功能失調與經濟疲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僵局……所有這些障礙以及他對時局的黯淡分析，似乎都未能動搖這位總統的信心，“一種神奇的而且無疑是過度的對自己可以有所作為之能力的信心”。

《經濟學人》封面：馬克龍

這種信心並非毫無基礎。馬克龍是具有宏大視野且精力充沛的外交家，上任以來對五十多個國家進行了一百零一次訪問（包括兩次出訪中國），他能從容不迫地應對特朗普的威懾，並積極調整和促進與莫斯科以及北京的關係。畢竟，他領導的法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也是一個核武大國，其軍事影響力從歐洲延伸到太平洋地區，而且法國目前的經濟發展也相對平穩。就國內政治而言，馬克龍及其政黨擁有強大的行政權力，並在議會中佔據多數席位。他的國內聲望也開始恢復，支持率仍然不高（百分之三十四），但至少回到了“黃背心”抗議運動之前的水平。

馬克龍正積極推動“歐洲干預倡議”（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這是多國（包括英國）組成的聯盟計劃，以便在危機中共同行動。他還提到了德國倡導的“歐盟防務合作協議”（pesco），以及用於資助軍備研發的歐洲防務基金（金額高達一百三十億歐元）。所有這一切都是“為輔助北約而設計的”。他對北約“腦死亡”的批評引起了軒然大波，但這表明在集體安全問題上他與默克爾的觀點相近：歐洲人“可以依靠他人的時代已經結束”。

馬克龍的“歐洲主權”抱負可能實現嗎？《經濟學人》在導引文章中提出了諸多質疑。以防務為例，二十七個歐盟成員國很難一致同意去建立一個功能完備的武裝力量。波蘭與波羅的海國家對於疏遠美國而尋求與俄羅斯緩和的想法心存警覺，而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正陷入自身的內部困境，無暇顧及一個宏偉的全球願景。

的確，歷史上很多次要讓歐洲成為全球性勢力的呼喚最終都落空了。馬克龍的歐洲理想很容易受到批評，被視為哲學家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位四十一歲的年輕總統堅信，這一次必定有所不同。他實際上在懇請歐洲的政治同僚們想象：“如果堅固的美國同盟不復存在，歐洲如何能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繁榮興盛？”馬克龍值得一個嚴肅的回應。英國在痛苦的思考後做出了選擇：面對紛亂複雜的局面，決定抽身而出。“脱歐”並不是脱離歐洲，而是擺脱歐盟體制的束縛，以某種“光榮孤立”的姿態與歐洲大陸保持有彈性的距離。三年多以來反覆推倒重來的方案，曲折多變的辯論、談判和拖延，已經讓英國人精疲力竭。不堪忍受的人們終於被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競選口號擊中：“搞定脱歐！”（Get Brexit Done）

約翰遜的競選口號：搞定脱歐

12月12日的議會選舉成為英國保守黨新的高光時刻，以三百六十五個席位獲得下議院的絕對多數，這是1987年以來保守黨取得的最大勝利。工黨作為第二大黨在選舉中失去了六十個席位，遭受了1983年以來最慘重的失敗。脱歐淹沒了其他許多政策議題，是工黨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工黨領袖科爾賓（Jeremy Corbyn）本人“不可信任”的輿論形象也舉足輕重，這也不只是右翼媒體對他“污名化”的結果。科爾賓在脱歐問題上猶疑不決，在黨內未能有效整合激進左翼和中左立場的成員，在黨外也難以凝聚已經多樣化的親和工黨的選民。工黨的競選方案包含從環境到醫保的眾多議題，顯得龐雜混亂而焦點不清。在根本上，布萊爾和布朗的“新工黨”改革路線，在受到金融危機的重創之後一直未能真正復甦。近十年來，工黨試圖重新調整自身的意識形態定位，但在構想左翼的社會經濟政策方面缺乏真正具有創造性的突破，這是工黨面臨的更深層也更困難的挑戰。

約翰遜在勝選演講中宣告：脱歐是“英國人民做出的不可辯駁、不可抗拒、無可爭議的決定”。雖然這位首相併沒有兑現最初承諾（完成脱歐的期限從10月底被推遲到新年1月底），但無論如何他不再會陷入反覆辯論的泥沼。約翰遜做出了新的承諾，在2020年底之前達成與歐盟新的自由貿易協定，而大部分專家和外交家都對此表示懷疑。

過去的難題並沒有消失，約翰遜像特蕾莎·梅一樣承諾了脱歐的三項目標：（1）英國所有地區離開歐盟單一市場和關税同盟；（2）愛爾蘭島內，不設置愛爾蘭共和國與（屬於英國的）北愛爾蘭地區之間的邊境檢查；（3）英國內部，不在北愛爾蘭和其餘地區之間（愛爾蘭海兩岸）設置貿易邊界。但是，這三項目標在邏輯上無法同時達成，有學者稱之為“脱歐三重悖論”（The Brexit Trilemma），也是讓脱歐方案久拖不決的難點之一。

真正解決這個難題需要至少放棄其中的一個目標。如果堅持兑現脱離單一市場和關税同盟的承諾，就必須要麼阻隔南北愛爾蘭（在歐盟體系下）已經享受的自由通行，其代價是北愛爾蘭的民族主義反彈；要麼在愛爾蘭海設置邊界，這將損害英國主權的完整性。

約翰遜並沒有打破三重悖論的魔咒，他目前的方案是對北愛爾蘭地區做出特殊的複雜安排：將關税同盟與單一市場分開處理，讓北愛爾蘭與英國共享關税區，但仍然與愛爾蘭共和國留在單一市場，因此在愛爾蘭海設置了海關檢查。彭博社的新聞評論説，這是讓北愛爾蘭在兩個體系中“各站一隻腳”。

北愛爾蘭在兩個體系中“各站一隻腳”

北愛爾蘭的內部分歧由來已久，在宗教信仰上有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有堅持歸屬英國的聯合派（Unionist），以及主張整個愛爾蘭統一的民族主義派（Nationalist）。彼此間長期的衝突在歐盟體系中得到了有效的緩解，但重新被脱歐議程激活。

議會選舉之後，利物浦大學湯戈（Jon Tonge）教授在《外交政策》發表文章指出，約翰遜的權宜之計沒有消除脱歐與愛爾蘭和平難以兼容的憂慮。近年來北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要求愛爾蘭統一的呼聲逐漸強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