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為什麼會成為疫情重災區？_風聞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可能沒人能想到，温州竟然成為了湖北外省份中疫情最重的城市，形勢甚至比湖北省內一些城市更為嚴峻。

浙江省的疫情還是較為嚴重的

而其中温州貢獻了一小半比例

（浙江確診829例，温州確診340例）

2月2日，温州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發佈通告，要求每户每兩天可指派1人出門採購，成為繼湖北黃岡之後，全國第二個城市實施此舉措的城市；另外，温州樂清市官方還發布有獎舉報公告，規定民眾舉報一名從疫區到温州的人員，核實後可獲得1000元人民幣獎勵。這也成為目前全國就武漢疫情舉報可疑人員最高的金額之一。

温州已經達到了340例確診病例

（隔壁寧波102例，杭州132例）

（温州市近期疫情變化數據）

為什麼温州與武漢相隔近千里，疫情卻如此嚴重，感染了這麼多人？

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出門的温州人

都知道温州商人會賺錢。

但這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慢慢成為光明正大的現實的。

改革開放前，温州許多地區農民外出謀生，有些出賣手藝和勞動，有些則做倒賣糧油票之類的小生意。改革開放後，體制鬆綁，温州橋頭人率先將江蘇等地的紐扣批發到鎮裏賣，結果被一搶而空。聞到了市場蛋糕味道的橋頭人邁向自由，哪裏有紐扣存貨就奔向哪裏進貨，紐扣生意越做越大，並於1983年成立了橋頭紐扣市場。

此後，柳市低壓電器、金鄉徽章、蕭江塑編等專業市場如雨後春筍，開啓了温州商品經濟的進程。

然而不久後，經濟整肅運動於1982年展開，以“八大王”為首的不少温州商人被認為是“投機倒把”而落難，這給剛剛火熱起來的商品經濟潑了盆冷水；温州要造機場、修鐵路、開航線的需求也未能得到滿足，創業環境並不寬鬆。

這種情況下，很多温州企業家都離開了温州，只能到有政策支持的別處創業。

一直到1984年，温州才藉着前幾年積累起來的專業市場與家庭工廠基礎，獲得了國家層面的支持，又被列入首批全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能夠大膽走自己的路了。到了1992年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温州人抓住這一契機，掀起二次創業的浪潮。

首批全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

給了很多人很多城市改變命運的機會

雖然並不是每個城市都抓住了

這次創業的主題，是家庭工廠向現代公司轉型，並且私人投資大舉進入原本只屬於公辦企業的領域。由於温州本地地皮緊張、人力有限，温州經濟此時表現出了強烈的外向性——大批温州人集體往外地開商鋪、開辦工廠、承包工程，將温州模式撒遍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各地。

善於經商的温州人到外地開辦企業

為當地提供就業崗位

在當時也是地方政府求之不得的事

（圖片來自：草房子攝影工作室 / 圖蟲創意）

率先受到温州團體影響的當然是以浙江、福建為首的周邊沿海地帶。他們的勢力版圖也逐漸向南北的廣東、蘇滬擴張，這些東部地區經濟和交通基礎好，商業氣氛容易培養，成為了温州商人在改革開放後最先滲透的地區。

只是隨着中國改革進程的深化，温州商團的生意也呈現出了由東向西、由南向北轉移的趨勢。

雖然東北、中西部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但優質產業轉移還取決於很多其他因素，如營商環境等

這其中，武漢顯然是一個難以錯過的選項

先開發地區與日俱增的土地價格和人力成本，是温州商人內遷的內在因素。醫藥行業主要向東北地區轉移和聚集，機械行業加快向中部地區轉移，電子信息產業向中部和西部地區轉移聚集，是這幾年一個明顯的趨勢。

另一方面，東部沿海的兩大引擎長三角和珠三角都在進行“騰籠換鳥”，從政策層面也不再歡迎中低端製造業入駐，浙商諳熟的小商品、輕工業製造在本地也受到了很大的外部壓力。

沿海城市更期待發展高科技的新興產業

中低端的產業只得逐漸向內地轉移

（江蘇淮安小商品市場）

（圖片來自：華仔-賀敬華 / 圖蟲創意）

疏導這種壓力的方向有兩個。向外，是東南亞，向內，便是我國中西部地區，而湖北憑藉得天獨厚的優勢，正是全國範圍產業內遷的熱門地點。省城武漢更是成了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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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去武漢

温州市副市長表示，如今在武漢經商、就學、務工的温州人，數字在18萬左右，而温州的户籍人口也不過830萬。説武漢是温州人的第N故鄉並不為過。

從武漢沿着長江水道行進，西可上巴蜀，東能達吳越，向北溯漢水又至豫陝，經洞庭湖可以南達湘桂，因此武漢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稱。清末開埠通商之後，武漢藉着通達度，漸漸成為中國內陸的商業中心之一。

而且近代中國進入鐵路時代

武漢也因南北主幹線的存在，樞紐地位再次加強

舊社會與新社會都是“九省通衢”

改革開放以後，武漢經濟與交通建設同步發展，至今，一個武漢高鐵站就可直達我國25個省份，覆蓋了大半個中國，這就達到了出外務工人員要求的基本的“方便”。對於需要常年奔走各地獲取信息、原材料和工人的温商來説，這裏的交通條件足夠好。

建設交通強國的基礎是交通強省，強市

而武漢四通八達的交通也是向內招商，向外務工的基礎

（圖片來自：bluespan / 圖蟲創意）

在經濟上，武漢同樣有着吸引温州人的點。

改革開放後，位於武漢漢口的漢正街崛起，成為“全國小商品市場第一街”。此時，温州製造業剛剛起步，又遇上政治因素阻礙，那時大量温州人便被吸引到武漢去做生意，把漢正街堵得水泄不通，晝夜不停。

漢正街曾經是中國最大的批發市場

（圖片來自：老山貨 / 圖蟲創意）

此後幾十年來，武漢土地價格、人才和生產資料成本方面的優勢吸引了更多的温州商人前來，在武漢留下了濃墨重彩的數筆：

80年代，年僅16歲的羅雲遠帶着幾十元錢到武漢創業，從最初的擺攤租點到最終創建武漢盛泰商貿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開發華中地區最大的湖北現代五金機電城，盤活投資漢來廣場，提供了1000多個再就業崗位，成了武漢知名的民營企業家；

1993年，70多家温商進駐大興路鞋類專業批發市場，扎堆效應使漢正街市場東延近一公里；2004年，又在此基礎上興建銀河鞋城；2006年，温商在東西湖吳家山興建佔地1000畝的温州工業園，年產值50億元；還投資3億元打造佔地200多畝的湖北現代五金機電城……

雖然現在有更多的新式商業圈建成

但在漢正街，你能看到老武漢的生活

（圖片來自：老山貨 / 圖蟲創意）

幾十年來，温商在武漢的足跡已遍佈各個行業。不過武漢並未停止發展，經濟實力起來了，還有了更大的發展潛力。

2008年金融危機後，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的產業加速向包括武漢在內的中西部轉移，使得中西部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大大加快。武漢本身四通八達、資源成本適宜，配合政策扶持，城市競爭力和吸引力有增無減。

產業轉移成就了一批省會城市邁向“新一線”的基礎

這些城市本就匯聚了全省的資源和人才精華

加上大量資金和企業的進入

光是不斷的人口城市化就將是一段強勁的增長期

（部分省份人口及其省會人口）

武漢市GDP長期在中部城市中領先，經濟勢頭紅火；還擁有80多所高校，科教優勢名列前茅；在城市營商環境指數中， 武漢排名全國第六；在2018年綜合經濟競爭力十強城市中，武漢是唯一上榜的中部城市……

在數年之間，近千萬人堅定的認為這裏就是未來

彷彿沒有什麼可以阻擋

（光谷廣場與星河雕塑，圖片@圖蟲·創意）

温州人天然具有不安分的心，在東部內遷的經濟大潮中，他們在中西部看上了武漢，完全在情理之中。

湖北人也去温州

温州人重情義，地方人情往來繁多，在歲末吃分歲酒是很多温州兒女的過年標配。平時在武漢做生意或工作的温州人常常希望春節時分回家後常常與本地親朋好友聚上一聚，不然下次見面可能又是一年以後了。

在疫情尚未引起全國警覺時，恰逢與春節返鄉重合之際，武漢封城後的1月23日至27日的5天時間，依然有1.88萬湖北、尤其是武漢人士進入温州，平均每天3600多人進入。雖然人人無辜，但這也給温州帶來了極大的輸入性風險，正如之前温州副市長所言，“在温州發病曲線和回温人員的高潮是成正比的”。

不過病毒攜帶的高危人羣也不光是從湖北歸鄉的温州人，在温州的湖北人也是個來源。

温州人雖然愛往外跑，但在本地也培植起了有力的製造業和供應鏈體系，就業崗位不少。在户籍人口830萬的情況下，温州的常住人口高達925萬，而考慮到很多温州人長居外地的現實，外來人口比例比看上去的還要高。

不要小看了温州，雖然不是省會

但人口接近杭州，GDP則相當於瀋陽

（圖片來自：澤攝光影 / 圖蟲創意）

這是因為在長三角城市羣中心區的江蘇9市、浙江9市、安徽8市和上海27地，温州綜合實力處於中等偏上的位置。而在本地的經濟結構中，服務業仍舊有着大的發展潛力。2018年，温州市第三產業增加值總量3484.88億元，佔GDP比重58%，在發展區域醫療、健康養老、投資置業、教育、旅遊等現代服務業方面都具有較強的優勢和輻射能力。

在求職者眼中，這樣一座城市有着比滬蘇寧杭甬等地低一些的工作門檻，卻有比大多數長三角城市更好的回報，因此吸引大批中部地區人口前來務工也在情理之中。

樓盤也在向你們招手

（圖片來自：飛人影像 / 圖蟲創意）

很多人可能沒有想到，2019年時，湖北籍人口在温州創業、務工的人員的數量就已達46萬，這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春節時，有些湖北籍人民選擇留在温州，有些還會把子女從湖北各個地方經武漢中轉接到温州來團聚，這也是個不可忽視的高危傳染源。

截至2月4日17時，浙江省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829例，其中温州市340例，為浙江省確診病例最多的城市。

温州市確診病例如此多

人口流通是其中一個原因

（圖片來自：丁香醫生）

實際上，温州的疫情防控起步非常早，浙江省第一例病例就是在温州發現的。但事已至此，目前我們能做的最大貢獻，還是謹遵專家建議管好自身，不要給醫院和管理部門增加負擔。希望武漢，温州以及所有城市都能儘快渡過難關。